把德里达、福科、利奥塔、布迪厄和哈贝马斯放在同一套丛书之中，本身就是一件有意味的事；这五位在当今西方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相互之間差不多都曾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或针锋相对的理论质疑，而现时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整体性精神，便在这些缠绕复杂的驳难和批评中赫然凸现出来。这种整体精神为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好了一席之地，而五位思想家的影响与权力，便可以依据他们各自对这种整体精神所作贡献的大小来评价和衡量。
　　由青年学人包亚明主编的这套《当代思想家访谈录》译丛，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其所示的“访谈”二字。在当今这个由媒体所主宰的时代，“访谈”一词同国际互联网、后现代、克隆、数字化生存等等一道，似乎成了一种时髦，阿猫阿狗们，对媒体所发表的见解，不冠以“访谈”似乎就不能见出新意，这是媒体主宰时代的一种普遍症候。诚如布迪厄在《自由交流》一书中所言：“你想传播信息，但在报界却得不到任何反应。如果记者不感兴趣，那么信息就传不出去。记者成了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屏障或过滤器。……五十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五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媒体的主宰尚不足以建立起一个为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的公共领域，于是，更多人的所谓“访谈”实质上是作秀，是推销自身的形象，是制造轰动效应，而纯然不是为了表达内心的一己定见。
　　生存于媒体主宰的时代，思想大师们似乎也“难以免俗”，譬如，海德格尔为自己的一个著名辩解《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就是六十年代对德国《明镜》周刊所作的一次访谈。这套《当代思想家访谈录》，其“眼”也在于“访谈”两字。然而，由于是对自身创造性或批判性思想所作的说明或解释，这些思想家的访谈根本上也就有别于流俗的“访谈”。按照卡尔·曼海姆的看法，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的特殊职能，就在于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解释，并且垄断这个社会的世界观、圣灵知识、宗教仪式等等的建设、诠释、传播、教化等权利。就此而言，德里达、福科、利奥塔、布迪厄、哈贝马斯等思想家都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诊断和导向，而他们的访谈则成为各自思想的精致脚注和索引，这些访谈与各自学术专著的相互发明，可以使我们认识和理解他们各自的特殊性、思想禀赋、理论专长以及由此所可能产生的总体意义。从这套丛书中，我们读到了一九九二年春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的那次事件，福科生平第一次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他在被汽车冲撞后的瞬间所体验到的极度快乐，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整个德国思想传统的看法……这些访谈如行云流水，把学术的表达同具体的事实与感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我们进入这些思想家们的理论殿堂的不二法门。有鉴于此，我们才会不轻易忽视作家思想家们的书信、日记、访谈，才会看重他们的哪怕是涂涂抹抹的文字表达或片言只语的口头表述。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如果不削弱他们的理论水准，而是凭借他们的理论专长，他们能否或是否应该充当一个有战斗力的公众角色和政治角色？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而这五位当代思想家，也正是通过对自身学术思想的自主性与合法性的捍卫，才得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战斗力的公众角色和政治角色的。
　　(《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丛书，包亚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版，《现代性的地平线》，12.50元；《权力的眼睛》，14.00元；《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13.50元；《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13.00元；《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1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