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企业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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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食品行业,我有以下观点:第一,每个食品行业都有无数“潜规则”,业内习以为常,被媒体捅破就是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终究会被引爆,只是不知道何时引爆,炸伤哪家企业。第二,食品行业的问题是中国固有的社会形态决定的,并非仅仅是行业的问题,但被媒体或公众送上“审判台”的往往是知名企业。第三,食品企业是整个中国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守门人”,产业链的所有问题,最终会传递和积累到食品企业。第四,行业知名企业(如三鹿)垮台了,行业可能更不安全了。第五,中国目前的消费习惯助长了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了“不良消费习惯”与食品安全问题共生的现象。
  为什么说食品安全问题是由中国的社会形态决定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有三个:一是农业;二是养殖业;三是食品添加剂。农业和养殖业是食品产业链的源头,管不住源头,就无真正的食品安全可言,而全面管住这两个行业几乎不可能。
  影响农业安全问题的主要是农药,影响养殖安全问题的是饲料。
  世界上最大的6家农药企业占世界份额的80%左右,而中国有约3000家经过审核的农药企业(还有大致相同数量的未经注册审核的农药企业),这已经是巨大的不安全因素。
  农业和养殖业太分散了,养殖业基本上以农户为单元,饲料企业则多达1.4万多家,而美国只有300家,日本只有20多家配合饲料企业。中国的养殖业的监管能够做到以户为基本管理单元吗?如果做不到,源头的安全问题如何控制?
  农业和养殖业,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都是分散的,中国目前的监管还无法满足这么分散的监管问题。瘦肉精和三聚氰胺就是“猪贩子”和“奶贩子”的杰作,他们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
  中国的食品标准总体来说并不低,是基本与国际接轨的。但标准的执行率非常低,既有监管不力的原因,更有小企业“打游击”式生产的原因。
  农业和养殖业的分散,以及农药和饲料业的分散,这是中国的基本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是由中国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态决定的。只要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解决,食品行业源头的问题就极难解决。
  因为食品产业链前沿分散且难以监管,于是,作为终端的食品企业成为监管对象。他们除了自己不犯错,更要成为前沿犯错的“守门人”。无论三鹿的三聚氰胺还是双汇的瘦肉精事件,都是他们作为“守门人”守门不严的结果,并非他们恶意所作。
  为什么说中国消费者的不良消费习惯形成了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共生”现象?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挑选食品时往往有专挑有害食品的倾向,比如,买水果专挑个大色好的,其实这可能是使用激素的结果。那些不使用激素的果农反而被淘汰了。再比如,某食品正常的颜色是白色,消费者反而认为质量不好,专挑那些颜色鲜艳的产品,其实这是添加色素的结果。
  消费者不良的消费习惯,形成了对守法厂商的“逆向淘汰”,那些使用有害物质的厂商反而获生,这种共生现象如果不解决,守法厂商就难以出头。
  上述这番言词很容易被误解为替不良厂商辩解,其实,这只是指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最常被提及的有两项:一是政府监管;二是厂家的社会责任。
  在食品安全问题非常普遍的社会环境,如果承担社会责任的结局是被“逆向淘汰”,那么,这种社会责任就无法坚守。
  如果坚守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的发展,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坚守社会责任。怎样把坚守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这是企业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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