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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婶躺在床上等死，她那些在世的早就分门立户另过的儿女都赶回来守着。
经历了初开始的哀痛，延长期的煎熬，现在孩子们已经大体能接受至亲辞世的噩耗，甚至多少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
堂嫂和堂姐们忙得不可开交——散落在各个村庄的亲眷们都陆续赶在上午过来张望，一则下午去看病人是不吉的，二则也能在当天赶回去。两个堂嫂得轮流负责管好中午的餐头，按顺序轮到哪家堂姐们就去哪家帮忙，安排人手一大早去街上买菜，然后洗菜做饭忙得团团转，差不多要忙一整个上午，没有个歇时。
在河边洗菜洗碗的时候，她们还要回答河对岸人好心的问询，“人好点儿了吗？”“都这样了，哪里还好得了！”“这么熬着，说不定能挺过来？”“哪里还能活过来呢！”
似乎已经不大相信奇迹，说到底还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觉着好转无望，又给拖疲了。该来的总是会来，期间的等待才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扳着手指头脚趾头计算时日，痛苦而又绝望，产生多少有些疯狂和忤逆的想法：怎么还不死呢？
看起来，作为病人的堂婶似乎已经榨干了孩子们的体恤，说句实在话，他们像是看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只有作为死人的堂婶才会让一家人都得到解放。这才是告别的真正意义，即使心里说什么也不能轻易放下一个人，也要在墓碑上郑重其事地刻下她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死亡的气息在村子上空盘旋萦绕，并且越来越凝重，不仅郁积在活人的心头，连狗子都感受到了。平时村里哪户人家来个把客人，因为陌生，狗子们都会狂吠不已；现在络绎不绝地有生人拥进村来，它们倒都沉默着，好像和死亡这件不祥的事情悄悄达成了协议。
连狗子都不叫的村子总是让人不安的，这意味着要出事。床上的堂婶在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还能四处走动的母亲却越来越紧张。以前只要天气不十分糟糕，她原是要在村里走走的，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在自己门口晒太阳显得落寞冷清，总不如人多的地方那般扎堆热闹。现在她被迫把两根脚杆都盘在了家里，因为我们都建议她在家安老本分地歇歇，倒是觉得受到局促了。
堂叔叫武志红，我们的父亲叫武青松，两个人是供着同一个爷爷的堂兄弟，两家又是隔壁邻舍，要说这也算疏远哪里还有什么更亲近的亲眷，要说处得有多亲热却也是仅限于红白喜事的来往走动了。早些年子女们还互相在初一早上给堂婶和母亲拜年，现在也两免了，不过是看到了尊喊一声，说一句过年好，身体健康之类。
堂婶和母亲是年少妯娌处到老，都说舌头和牙齿再好也有咬着的时候，两个女人隔壁住着，生活中的细小摩擦免不了，日积月累就把之间的关系框出了个大致轮廓。再好也好不成一个人似的，再恶也恶不成天生死对头，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顺气了互相串个门谈点闲天，生罅隙了远远看见也会绕路走。年轻时可能还会扯着副喉咙大声地吵架，年纪大了最多背后讲两句轻描淡写的闲话，言者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无心，听者即使耳朵塘里不舒服，也不至于揪着证人兴师问罪，三面六对那样顶真。这些耳畔风心里气说过去就过去，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生活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一开始堂婶刚觉察出不舒服，母亲还带着嫂子她们去看望过，提着一只蹄髈，拎着点水果，这也是人之常情，总不能空着一双手去。亲人们都以为只是一场小病小灾，人老了身体总会出点状况，没想到变得凶险起来，虽然熬了一段時间，就只怕是大限已然临近。
因为去看过一次，母亲的人情算是尽到了，如果堂婶真的走了，再去吊丧不迟，那已是另外一层的礼节；现在堂婶人虽病重，却是不宜再去，因为母亲年纪也大了，年老的人看望垂死的人，总归是不吉利，也担心堂婶生的是恶病，会过到不相干的人身上，那就更是要注意了。这么说起来，两个嫂子不让母亲在这个节骨眼上外出在村上散步溜达，也是怕她撞上了不洁之物，这是其一；第二呢，考虑到来看望堂婶的人，一多半也都是母亲的下小辈，自然要顺便来看看母亲这个老长辈，毕竟抬抬脚就到的事情。母亲若不在家，让客人摸个冷大门，或者要累客人久等，都是失礼。
于是，堂婶躺在床上等一拨拨亲眷来了又去，母亲则坐在椅子上等一拨拨亲眷来了又去。这些人先去看视堂婶，再来张望母亲，仿佛揭示了某种神秘的关联，说到底母亲早晚也会环缩在床上，接受客人们的看视，和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逐一告别。
母亲是四下活动惯了的人，何况守在家中等待亲眷上门，这与堂婶躺在床上候着人去看视，中间实在也没有多大区别，让她很是难过，浑身不自然。
说起来也难免母亲会有这种想法，在乡下老人都是和儿女分开过的，所不同的是，无非是有老伴还是一人零过，食宿能够自理还是需要旁人服侍照应。堂婶和母亲都是寡居多年，抛开儿女的孝心不提，两个人的境况是相差无几的：都是一人蜷缩在一个小屋子里，空间狭小，不过是一床一灶一桌而已，平时一人走动尚且转身不便，若同时进来几个人便立觉拥挤，光线也顿时黯淡下来。堂婶躺在床上还不觉逼仄，母亲身体好好的，总不能躺在床上待客，当客人来了，她不是坐着，就是站着，这样一来屋子更是填满了。
在那段时间，不管是村人还是客人，嘴里说的最多的就是堂婶，好像迫不及待要开始缅怀堂婶的一生，虽然堂婶尚未瞑目，可是这段将死未死的过渡期恰能提供预习，没有什么比这种缅怀更残忍，也更容易让人满足。
与此同时，多少往事沉渣泛起，有的和堂婶息息相关，有的和堂婶八竿子打不着，既有死去经年的旧人，也有活得好好的生者，陈谷子烂芝麻，檐上草锅底灰，都被翻拣出来。床上垂死的人奄奄一息，正对应着坟墓里的鬼蠢蠢欲动，地上的生者在为一个人送行，地下的亡灵也正在准备着迎接新成员。白天光强阳气重，还不觉得瘆人，一入夜阴风四起，人的汗毛孔就都竖了起来。那些辞世的人似乎都借机跑回到村子里四下逡巡，这可比清明节或腊月里祭祖时要吓人得多。
也许是说故往之事太多且次数太过频繁，每个人都好像被带到了一种情境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张口闭口说的都是和死亡相关的事情，这难道不奇怪吗？奇怪之余，恐惧感也越来越强。外公在母亲做童养媳前就因病去世，我们这些外孙男女谁都没见过外公真容，现在听到母亲回忆起当年的外公，好像他老人家此刻正栩栩如生地和我们坐在一起，不由得紧张起来。还有那些野死的人，那些恶亡的人，那些夭折的人，那些病故的人，那些自尽的人，有些人我们只听过名字，有些人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所有这些人一起重新被语言的魔力重新召唤出来，或者血泊淋漓，或者全身湿漉，或者极尽恐怖，或者幽怨可怜。亡灵何其多哉，挤满了每户人家的每个房间，挤满了整个村子，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叠叠，也有漂浮在半空中的，用鬼眼俯视着人世这一抔小小的角落。 他们可能只是借死亡的契机现身回看人世，虽然仅此而已，却也着实让人心慌意乱。母亲觉得活人不能生活在死人中间，这让她很是烦闷忧愁。自从村里通上了水泥路，把村口的大树砍倒之后，母亲就一直觉得村子少了道重要的屏障，邪魅进村比先前更加容易；以前的老房子门楣上可以用钉子固定一块照妖镜，现在换了水泥墙铝合金门，照妖镜再也没地方悬置，脏东西也就能从容登堂入室，这些都让她没有安全感。
母亲记起家中还存放有一点石灰，于是拎了袋子，去外面路口撒石灰，被人发现拦住了。堂嫂们自然不高兴——因为按照道理，即使堂婶过辈了，也该是由她们来撒石灰，何况现在堂婶还没有咽气呢——为了这事和大嫂还争了点口角。不过问题毕竟出在母亲身上，母亲是长辈，人老糊涂，眼花耳痴，做了点出格的事情，她们也不好说重话埋怨；如果硬要说是媳妇们授意指示的，倒落得小题大做借題发挥的嫌疑。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节，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件事，大嫂受了点冤枉气，也没地方出气，干脆就把母亲送到了城里的二姐家，交代母亲在二姐家随便住多久，最好等堂婶死了出殡后再回来。二姐知道堂婶病了，但并不知道这么严重，全家人都已经在着手准备后事。大嫂说堂婶病在床上数着日子过，母亲晚上一个人害怕，二姐也是信的，都说老小孩老小孩，老人年纪大了，心理可不就像小孩子一样嘛。堂婶病了，可能挨不了多久，母亲住得不远，当然会心神不宁。作为女儿的，二姐也希望母亲能上自己家住一些时日。
这么说着，母亲就在二姐家安顿下来，大嫂自回乡下不提。倒是二姐夫心细，隐约听人说起堂婶的事情，觉得这个时候母亲离开村子不是很妥当。他跟二姐商量，想让大嫂还是赶紧过来把母亲接回乡下去。
“歇女家歇女家，什么时候都能歇，偏要这个时候，没来由被人说闲话。”二姐夫好心劝二姐。
二姐有些不高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这个女婿倒做得来事，接丈母娘来歇几天，你还要挑日子不成。”
二姐夫被戳了下，避开这个话头，只是问：“大嫂送娘来的时候，讲什么了没有？”
二姐说：“没讲什么，只讲隔壁堂婶病落床上，娘估计有些害怕，才送来住几天。”
二姐夫说：“这就是了。我听人讲了，堂婶病重得厉害，也就这几天的光景，娘糊涂，撒了点石灰在路口沿，两个房门里的媳妇又为这个事吵了点嘴皮子。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大嫂是由此才把娘打发过来的。”
二姐没考虑到这层，也缓和了语气说：“堂婶病得这么严重了？我倒是没想到。上次回去看她精神头还算健旺的。”
二姐夫说：“年纪大了的人，好只能算是一时一时的，要讲变坏呢，那就是什么也挡不住。我是担心堂婶万一有个不好……”
二姐说：“那也来得及把我娘送回去，捏一个电话叫一辆车的事，毕竟现在也方便。”
二姐夫提醒说：“到那个时辰，忙里急促的，谁有这个闲工夫呢？如果那边没及时通知到呢，到时可不能怪人家失礼。”见二姐有点被说动了，二姐夫又补充说：“不说娘应该待在村上，就是大嫂，实在也是应该去那边帮忙打打下手的。”
夫妻俩又开始劝母亲回去，讲道理给她听。二姐夫不忘开丈母娘的玩笑，说：“听人讲，你跟堂婶——我随你女喊婶婶，你喊就是弟妇——你们妯娌两个几十年不对付，都讲你是老实头人，她是厉害户头，压了你半世人生，时时处处把你气受，现在你才要逃避出来吗？”二姐拿眼色狠狠地剜二姐夫，母亲说：“没有的事。我是在家里待得不自然，但也没想出来住。”二姐夫说：“我知道这是你大媳妇出的主意。初衷是好的，但于礼不合。毕竟人死为大，堂婶万一百老归天，你想想你们这个家门还有几棵老桩桩头在，你那个时候怎么能不在场呢？不说堂婶和你也只是不十分亲热，总还是妯娌伙，就算是隔壁邻舍，遇到这样的大事，也不能抬起屁股跺跺脚就走的。你现在听你大媳妇怂恿，做出这样的表率，这下好了，以后她们的关系，自家门内，房门里面，这些堂兄弟也好，堂姊妹也好，该拿什么尺子来量呢？听我一句劝，老丈母哎，去到堂婶床边坐坐，我估计啊，现在还能让她想张嘴开口讲话的，还能和她说上几句话的，也就你们几个为数不多的老的了。”母亲说：“我也不会讲话，不知道说什么好。”二姐夫说：“有就讲点，没有就是在床边坐坐，陪陪堂婶，也是好的。”
就这样，大嫂前脚跟刚把母亲送到二姐家，后脚跟又得把母亲从城里接回乡下来，白出了几张车票钱。二姐夫说的那番大道理大嫂也能听进去，她只是人在气头上做事不过脑子而已，都是吃饭米泔水长大的，不可能水米不进，大的人情世故还是懂的。村里人看到大嫂和母亲婆媳两个人上一天才进城，隔天又望见她们回村，都竖大拇指，点评说：“青松老婆做事还是蛮考究的，不得已要出门一趟，在外面也不肯多住几天，只歇一夜就回来了，还不是因为志红老婆的事。她们虽然是堂妯娌，台面上做得倒比嫡亲姊妹还要漂亮，算是给后小辈做了榜样出来。”
几个嫂嫂都心知肚明，免不了脸臊发热。自此，两个嫂嫂也主动去帮堂嫂们打点下手，逢到有长辈竟然亲自过来问候堂婶，堂嫂们也会把母亲延请过去一起吃饭作陪，年纪大的人坐在一起才有话说。老人们的身体好像都长缩了，坐在一张桌子上，腰不直背也驼，慢慢地往嘴里划拉米饭，小口地喝汤，不咸不淡地聊一些故人往事。
难得的安宁祥和，好像被下午的阳光带进堂屋心里，堂嫂和堂姐们就在阳光下忙碌着。阳光通过一扇小窗，也照彻堂婶栖身的小屋。堂婶半躺在她的床上，垫高了枕头，只为了能望见西墙上贴着的耶稣像。灰尘在阳光下浮游跳跃，好像被阳光赋予了生命，暗处空间里想必同样充满着灰尘，但它们都蛰伏着，只等阳光降临，也便欢欣鼓舞。堂婶是耶稣的信徒，对于死亡，她这会儿并不感到畏惧，甚至身体的痛楚也大大减轻了，这完全是因为耶稣的仁慈和爱。堂婶心里默默念着耶稣的名，静静地仰望着墙上的画张，这个降临到中国南方农村小屋进驻一个年老农妇心房的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同样在受难，在怜悯地看着她，就好像有一大束阳光倾覆光顾她的病床。堂婶内心重归宁静，她开始祷告。事实上，自从她信教之后，她无时无刻不在祷告，为着自己，也为了她的儿女。 几天之后，堂婶走了。在她弥留之际，母亲过去相陪着坐了很长时间，她们还特意掩上了门，没有人听到她们的谈话。在那样一个密闭的狭小空间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着另一个油尽灯枯的老人，交流着后者留在人世最后的秘密。堂婶的一大圈儿女、外甥男女、孙儿孙女们，都守在外面，他们等待着。
母亲走出来，告诉他们，“都进去吧，跟你们的娘说说话。”孩子们于是簇拥到了堂婶的床前。这样的场景在人世再难重现，代之以的只能是一块墓碑。堂婶将会留下一块墓碑，上面是她和堂叔的红色的名字（因为死后与堂叔合葬一处），下面是一排排子孙的黑色的名字。红色意味着已死，黑色意味着在生。在墓碑上孩子们的名字排列在父母名字的下面，就好像堂婶生前被子女们最后簇拥的那一幕。
母亲说，她与堂婶就算是彻底和解了。
堂婶是信教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前来吊唁的人用鞠躬代替了磕头，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悲伤毫无节制地泛滥。亲人们聚在灵堂前，喝酒打牌，并没有如传统葬礼那样大放悲声。过去很久，母亲还会谈起堂婶的葬礼，言语之间，终于还是觉得信教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要知道，在堂婶初信教的时候，堂婶和母亲一度势同水火，看似要真的断绝来往呢。
母亲和堂婶先后脚嫁过来，父亲是一个农民，堂叔则因伤刚刚退伍。
由于能领一笔伤兵抚恤金，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这笔钱不能吓死人，但也不算少，堂叔一家的日子自然过得比较顺心。等到承包到户，乡里又鼓励搞副业创收，父亲和母亲的吃苦耐劳终于派上了用场，竟然在八十年代率先成为了村里的万元户，受到广播表扬。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堂叔的抚恤金金额一直没有增长，很快就聊胜于无，父亲受到万元户虚名的蛊惑，野心勃勃想要挣更多的钱，也栽了大跟头。
就这样，堂叔和父亲的人生高峰来得早，谢幕得也快。等到改革开放，基本就没他们什么事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折腾，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要发挥余热也被无情拒绝。那几年，堂哥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皮具厂，开始几年还算风光，后面由于各种原因开始走下坡路，根本无力止住颓势；大哥高中毕业后下海做生意，第一年差不多就挣了父亲一辈子的钱，可惜好景不长，一朝倒霉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
对于这些事——丈夫和儿子们挂在嘴上的事业，母亲和堂婶作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完全插不上话，暂时获得成功的时候没人想起来要表彰她们的功劳，事败之后所有的压力却一股脑儿压在她们身上，加重了她们的苦劳，她们不得已要拼死累活，试图把各自的家庭从一团泥坑里拉回正轨。
作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妇，堂婶和母亲牢记一句话，“不识天有饭吃，不识人没饭吃。”男人们的失败，她们简单归因为没有碰到好人。对于一辈子只在几个村子里走动的女人来说，她们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五公里，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些村子上的所有人几乎都能认识，好人坏人自然一目了然，这句话对她们当然很适用；但男人们时不时去镇上去城里喝酒，甚至到更远的城市和那里的人打交道，认识的人既多且杂，遇到坏人遭受蒙骗的几率就非常大。她们只能怀着惊恐，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从床上爬起来，在灶前虔诚地磕头，嘴里衔着一根稻草，向“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灶神菩萨默默祈祷，希望这个家庭能避开所有的坏人，多交好运，少摊坏运。
在那段时间，她们极其相似的一个任务是生孩子。母亲生了大哥，堂婶生了大堂哥；然后那边是大堂姐、二堂姐、二堂哥和小堂姐，这边是大姐、二姐、小姐、二哥和我，就这样堂婶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如果不是突然刮起来的计划生育风，堂婶说不定还会再生一个。
孩子们一连串掉落到地上，嗷嗷待哺，让她们苦不堪言，无暇他顾。孩子们一溜排地在风中成长，两个母亲也在暗暗较劲。是的，暗暗较劲，明里可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一开始她们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成为更出色的那一个，对丈夫失望之后，她们把眼光放到了孩子们身上，期待着儿子们能够有出息，女儿们能够有好归宿。
父亲和堂叔均是异常顽固分子，战场上的枪子炮弹，农地里的稻尖麦芒，都没有让他们有所改变，他们坚信，男娃子要闯，女娃子要囥；男娃子要摔打，女娃子要娇养。虽然在这样的农家，娇养是万万谈不上的，而是变相为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不给读书，上学最多念到三年级，学会读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要被强逼着退学回家，割草放羊养猪；又比如说不让去外面抛头露面，那段时间姐姐们本来都有机会去镇子上的新兴工厂上班，却全被堂叔和父亲拦在了家里，只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再比如说他们坚决反对自由恋爱，认为那是败坏门风，所有被姐姐们吸引来的青年都被轰出门去。
因此，姐姐们都只上了一两年的学，勉强认得几个字，除了小堂姐，其他五个姐姐都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的。虽然母亲们都希望女儿们有个好归宿，但却丝毫没有发言权，决定权握在父亲和堂叔手上，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出昏招，至少在母親们看来，是把女儿们稀里糊涂地扫地出门。
大姐和大堂姐年纪相仿，先后许配了人家，由此开始，母亲和堂婶寄望于女婿能给自己争光。从老大姑娘，再到老二姑娘，母亲和堂婶可以说勉强战成平手，虽然每个人偶尔都会略占上风，但时间一长，总体是拉平的。这种均衡让母亲和堂婶得以维持住妯娌之间的一团和气，甚至不时碰撞出友谊的火花，在一方黯然失色的时候，另一方会给予真诚的劝慰，虽然有可能完全只是担心对方会就此完全退出这种小比赛，不想让本已乏善可陈的生活进一步失色。
这种默不作声的攀比终于在小堂姐身上戛然而止。按理说，小姐结婚之后，就会轮到小堂姐，只不过小堂姐比小姐矮了六岁，嫁人结婚还要等上好几年，这让堂婶怅然若失，觉得母亲已然占了上风。让堂婶更受打击的还在后面，小堂姐在十六岁的时候竟然跟邻村一个小伙子私奔了，不说这个小伙子年龄比小堂姐大好多，单单这种让父母颜面扫地的举动，就让堂叔暴跳如雷，让堂婶噤若寒蝉，不敢在堂叔面前提起这个小女儿。
这个时候，堂婶更需要母亲的安慰，因为只有在母亲面前，她才能坦承对小堂姐的埋怨和挂念。这种情况下，两个女人还有什么好斗的呢，她们差不多结成了同一阵营，母亲想方设法，甚至撺掇父亲也能相帮着说两句好话，以软化堂叔那颗坚硬冷酷的心。 堂叔始终没有松口，也许他内心早就已经松动了，谁知道呢？小堂姐弃家出走之后，堂叔很快病倒了。战场上落下的旧伤一直影响着堂叔，年轻时就不能干田头的重活，年纪大了之后更是变成病秧子药罐子，到哪都要扶着一根拐棍。受到小堂姐的刺激，堂叔竟然一病不起，很快辞世，这实在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父亲一直以为，一个小病不断的人是用这种方式分摊了得大病的可能性，可以活得更长久，因而总是暗暗羡慕堂叔糟糕的身体。
堂叔似乎是用死亡这种方式默许了家庭和小女儿的和解，小堂姐最终还是得以出现在了堂叔的葬礼上，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后面跟着畏畏缩缩的丈夫。
小堂姐这么年轻就生孩子这件事对堂婶的打击，超过了堂叔的去世。堂婶当初也是在十六岁头上嫁给堂叔的，但那个年代的女人普遍早嫁，开怀也早，她完全没有想到小堂姐在若干年后重复了自己的老路。堂婶自觉在众人三户面前抬不起头，和母亲再也无心恋战。更何况，小堂姐虽然得到了家庭成员的谅解，但兄弟姊妹之间已经生下了深深的隔阂，纵使堂婶在中间一心周旋，也不过只是勉强维持住一母同胞表面的亲热而已，这让堂婶伤透了心。
在乡下，婆媳关系是永恒的主题。如果哪一家的婆媳好到像母女那样贴心，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反常的，是做婆婆的前世修来的福，并不敢奢望这样的福气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自家媳妇能够不无故挑衅，就要念阿弥陀佛了。话说回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婆媳关系不融洽甚至愈加恶化，双方都存在问题。如果不幸儿子有两个以上，而且都讨到了媳妇，大儿媳好比东风，二儿媳好比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做婆婆的好比墙头草一样左右为难前后不是人；如果有四个儿子的，那就更悲惨，东西南北风齐全，每天生活在风言风语中，这种局面下想要家和万事兴谈何容易。诸如媳妇怎么挑刺找茬，把娘家人当宝，把婆家人当草，儿子如何忤逆，有了老婆便全然忘了娘。这种心酸苦楚只能找同病相怜的人哭诉，即使对方嘴口不严，转身就去挑拨离间，让自己家里婆媳关系更加恶化，也容易捏着把柄扳回一阵来，好歹能让自己气顺一些。蟹有蟹道，虾有虾路，婆婆们凑在一起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媳妇们自然不是吃素的，也会心照不宣互通消息。这种家长里短，通过三两人的口耳相传，虽然难免夸张失实，造成无事生非，但总还在可控范围里，没有完全地破坏家庭的平和，不至于鸡犬不宁、鸡飞蛋打。
等到我们的父亲也去世后，堂婶和母亲的相处趋向和睦，她们身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年轻时受过大苦，生育好几个孩子，丈夫的去世让她们成为寡妇，上了年纪的她们像吃水过深的船，饱经风霜，老态龙钟，难堪风雨，行将翻没。无数个晚上，同病相怜的她们会互相串门，反正住处离得也近，转个身就到了，说些媳妇们的坏话，说些死鬼丈夫的往事，直到睡觉的时间到了，她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主人还不忘把门大敞开，以便让泻出门外的光照亮客人回去的路。
这段让人愉快的时光维持了两三年，随着大堂姐丈夫的去世，大堂姐步堂婶的后尘，也成为了寡妇，堂婶开始逐渐疏远母亲，好像两个人再也找不到聊天的兴趣了。并非没有共同的话题，而是两个人渐渐互相嫌弃，母亲受不了堂婶一天到晚长吁短叹，老是埋怨自己命不好，连带着儿女们也多灾多难；堂婶也觉得母亲一天忙到晚，是自找苦吃，不懂得享福。在堂婶看来，三个女儿有条件也愿意照顾娘家，两个媳妇做事也有分寸，并不会太过分，母亲的命比起她来是好多了，完全可以不用这么操劳，坐着享福，也不会饿死。
堂婶确实被各种揪心事围绕着。
大堂姐又结了一次婚，堂婶看不出新女婿有什么好，至少在她眼里大大逊色于前一个女婿，但大女儿有一双儿女要抚养，没得挑，只能认了。
二堂姐夫据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了很多钱，二堂姐回娘家，每次都哭诉，要离婚，让堂婶心痛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小堂姐像生老鼠一样，又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夫妻俩合力勉为其难地拉扯着一窝孩子，生活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为这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儿，堂婶真是操碎了心。
大堂嫂和堂婶个性不合，平时都不怎么说话，连带着孙子也和奶奶日见疏远，让堂婶心里很不是滋味。
二堂哥和二堂嫂婚后在城里谋生活，难得回来，堂婶也实在是见不得二堂嫂光鲜的打扮，又听说儿媳妇还去溜冰场跳舞，总觉得这个媳妇是留不住的，心里堵得紧。
加上年轻时经受的各种罪和累，堂婶的身体越来越差，生病六痛时，身边又没有一个嘘寒问暖的人，堂婶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有时深夜一个人摸黑去堂叔坟上哀哭，不免又要被村人暗地里笑话，遭到媳妇公开的埋怨。
这种种事情和情绪相催，堂婶急需找到一个慰藉，要不然怎么活得下去，于是在别人的指引下，她信教了。
堂婶信教，简单而又奇怪。
说简单是因为根本无需堂婶准备什么，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几乎没有积蓄，但只要人走进教堂，和教友们坐在一起，内心虔诚地做礼拜就可以了——在堂婶身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快要崩溃绝望的老妇人身上，从来都不会缺少虔诚；说奇怪是因为堂婶一开始对耶稣确实一无所知，而在她信教多年后，她对她的主的认识依然似是而非，就好像当年她嫁给堂叔，对堂叔也是一无所知，生活多年之后，对堂叔的认识也是一团模糊。
不管怎么说，堂婶通过信教找到了依靠，她的病差一点不治而愈，心情也开朗了很多。至于堂姐们生活如何，堂嫂们态度怎样，她似乎统统看开了，虽然面对主的时候，她说不定是要为这些暗自祷告的。
不仅风雨无阻周复一周地去镇上做礼拜，堂婶还联络了一帮教友，有的是同村的，有的是邻村的，都是住得比较近的，她们定期轮流在每个教友的家中集会，唱经，做祷告，显得非常热闹。
堂婶成了积极分子，开始在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中间宣扬教义，发展教徒。
母亲是她第一个极力发展的对象，无奈母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像堂婶那样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做礼拜上，她还要养活自己，深觉还有能力避免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母亲不愿意入教，生活中却很迷信。在堂婶看来，向死去的亲人或者神仙祈祷好运是可笑的，人怎么能向这些东西祈祷健康、平安和财富呢？只有上帝是万能的。在母亲看来，无论是死去的亲人，比如自己的父亲和丈夫，还是家里的各路神仙，像门神、灶神和六神，都是能够保佑一家老小的，母亲对耶稣一无所知，怎么会向这个耶稣低声下气地祈祷呢？
于是，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互斥对方为迷信，觉得对方的行为又蠢又坏，简直不可理喻。看见母亲在外面焚香烧纸，堂婶就会绕得远远的；在堂婶唱经的时候，母亲同样也从来不愿意走得更近。
母亲和堂婶的各种小把戏，她们的较劲，她们的和睦，她们的怄气，不过是她们为了让自己的人生不至于偏航而设置的小小坐标而已。她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來陪她们走完人生。抛开大同小异的经历，她们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映像，互为参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她们乐此不疲呢？也许在她们心里，早就再清楚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空中楼阁，而她们经营在意的一切无非镜花水月，人生难免山穷水尽，人世间的些微差别不过是殊途同归。
责任编辑 吴佳燕
经历了初开始的哀痛，延长期的煎熬，现在孩子们已经大体能接受至亲辞世的噩耗，甚至多少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
堂嫂和堂姐们忙得不可开交——散落在各个村庄的亲眷们都陆续赶在上午过来张望，一则下午去看病人是不吉的，二则也能在当天赶回去。两个堂嫂得轮流负责管好中午的餐头，按顺序轮到哪家堂姐们就去哪家帮忙，安排人手一大早去街上买菜，然后洗菜做饭忙得团团转，差不多要忙一整个上午，没有个歇时。
在河边洗菜洗碗的时候，她们还要回答河对岸人好心的问询，“人好点儿了吗？”“都这样了，哪里还好得了！”“这么熬着，说不定能挺过来？”“哪里还能活过来呢！”
似乎已经不大相信奇迹，说到底还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觉着好转无望，又给拖疲了。该来的总是会来，期间的等待才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扳着手指头脚趾头计算时日，痛苦而又绝望，产生多少有些疯狂和忤逆的想法：怎么还不死呢？
看起来，作为病人的堂婶似乎已经榨干了孩子们的体恤，说句实在话，他们像是看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只有作为死人的堂婶才会让一家人都得到解放。这才是告别的真正意义，即使心里说什么也不能轻易放下一个人，也要在墓碑上郑重其事地刻下她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死亡的气息在村子上空盘旋萦绕，并且越来越凝重，不仅郁积在活人的心头，连狗子都感受到了。平时村里哪户人家来个把客人，因为陌生，狗子们都会狂吠不已；现在络绎不绝地有生人拥进村来，它们倒都沉默着，好像和死亡这件不祥的事情悄悄达成了协议。
连狗子都不叫的村子总是让人不安的，这意味着要出事。床上的堂婶在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还能四处走动的母亲却越来越紧张。以前只要天气不十分糟糕，她原是要在村里走走的，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在自己门口晒太阳显得落寞冷清，总不如人多的地方那般扎堆热闹。现在她被迫把两根脚杆都盘在了家里，因为我们都建议她在家安老本分地歇歇，倒是觉得受到局促了。
堂叔叫武志红，我们的父亲叫武青松，两个人是供着同一个爷爷的堂兄弟，两家又是隔壁邻舍，要说这也算疏远哪里还有什么更亲近的亲眷，要说处得有多亲热却也是仅限于红白喜事的来往走动了。早些年子女们还互相在初一早上给堂婶和母亲拜年，现在也两免了，不过是看到了尊喊一声，说一句过年好，身体健康之类。
堂婶和母亲是年少妯娌处到老，都说舌头和牙齿再好也有咬着的时候，两个女人隔壁住着，生活中的细小摩擦免不了，日积月累就把之间的关系框出了个大致轮廓。再好也好不成一个人似的，再恶也恶不成天生死对头，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顺气了互相串个门谈点闲天，生罅隙了远远看见也会绕路走。年轻时可能还会扯着副喉咙大声地吵架，年纪大了最多背后讲两句轻描淡写的闲话，言者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无心，听者即使耳朵塘里不舒服，也不至于揪着证人兴师问罪，三面六对那样顶真。这些耳畔风心里气说过去就过去，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生活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一开始堂婶刚觉察出不舒服，母亲还带着嫂子她们去看望过，提着一只蹄髈，拎着点水果，这也是人之常情，总不能空着一双手去。亲人们都以为只是一场小病小灾，人老了身体总会出点状况，没想到变得凶险起来，虽然熬了一段時间，就只怕是大限已然临近。
因为去看过一次，母亲的人情算是尽到了，如果堂婶真的走了，再去吊丧不迟，那已是另外一层的礼节；现在堂婶人虽病重，却是不宜再去，因为母亲年纪也大了，年老的人看望垂死的人，总归是不吉利，也担心堂婶生的是恶病，会过到不相干的人身上，那就更是要注意了。这么说起来，两个嫂子不让母亲在这个节骨眼上外出在村上散步溜达，也是怕她撞上了不洁之物，这是其一；第二呢，考虑到来看望堂婶的人，一多半也都是母亲的下小辈，自然要顺便来看看母亲这个老长辈，毕竟抬抬脚就到的事情。母亲若不在家，让客人摸个冷大门，或者要累客人久等，都是失礼。
于是，堂婶躺在床上等一拨拨亲眷来了又去，母亲则坐在椅子上等一拨拨亲眷来了又去。这些人先去看视堂婶，再来张望母亲，仿佛揭示了某种神秘的关联，说到底母亲早晚也会环缩在床上，接受客人们的看视，和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逐一告别。
母亲是四下活动惯了的人，何况守在家中等待亲眷上门，这与堂婶躺在床上候着人去看视，中间实在也没有多大区别，让她很是难过，浑身不自然。
说起来也难免母亲会有这种想法，在乡下老人都是和儿女分开过的，所不同的是，无非是有老伴还是一人零过，食宿能够自理还是需要旁人服侍照应。堂婶和母亲都是寡居多年，抛开儿女的孝心不提，两个人的境况是相差无几的：都是一人蜷缩在一个小屋子里，空间狭小，不过是一床一灶一桌而已，平时一人走动尚且转身不便，若同时进来几个人便立觉拥挤，光线也顿时黯淡下来。堂婶躺在床上还不觉逼仄，母亲身体好好的，总不能躺在床上待客，当客人来了，她不是坐着，就是站着，这样一来屋子更是填满了。
在那段时间，不管是村人还是客人，嘴里说的最多的就是堂婶，好像迫不及待要开始缅怀堂婶的一生，虽然堂婶尚未瞑目，可是这段将死未死的过渡期恰能提供预习，没有什么比这种缅怀更残忍，也更容易让人满足。
与此同时，多少往事沉渣泛起，有的和堂婶息息相关，有的和堂婶八竿子打不着，既有死去经年的旧人，也有活得好好的生者，陈谷子烂芝麻，檐上草锅底灰，都被翻拣出来。床上垂死的人奄奄一息，正对应着坟墓里的鬼蠢蠢欲动，地上的生者在为一个人送行，地下的亡灵也正在准备着迎接新成员。白天光强阳气重，还不觉得瘆人，一入夜阴风四起，人的汗毛孔就都竖了起来。那些辞世的人似乎都借机跑回到村子里四下逡巡，这可比清明节或腊月里祭祖时要吓人得多。
也许是说故往之事太多且次数太过频繁，每个人都好像被带到了一种情境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张口闭口说的都是和死亡相关的事情，这难道不奇怪吗？奇怪之余，恐惧感也越来越强。外公在母亲做童养媳前就因病去世，我们这些外孙男女谁都没见过外公真容，现在听到母亲回忆起当年的外公，好像他老人家此刻正栩栩如生地和我们坐在一起，不由得紧张起来。还有那些野死的人，那些恶亡的人，那些夭折的人，那些病故的人，那些自尽的人，有些人我们只听过名字，有些人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所有这些人一起重新被语言的魔力重新召唤出来，或者血泊淋漓，或者全身湿漉，或者极尽恐怖，或者幽怨可怜。亡灵何其多哉，挤满了每户人家的每个房间，挤满了整个村子，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叠叠，也有漂浮在半空中的，用鬼眼俯视着人世这一抔小小的角落。 他们可能只是借死亡的契机现身回看人世，虽然仅此而已，却也着实让人心慌意乱。母亲觉得活人不能生活在死人中间，这让她很是烦闷忧愁。自从村里通上了水泥路，把村口的大树砍倒之后，母亲就一直觉得村子少了道重要的屏障，邪魅进村比先前更加容易；以前的老房子门楣上可以用钉子固定一块照妖镜，现在换了水泥墙铝合金门，照妖镜再也没地方悬置，脏东西也就能从容登堂入室，这些都让她没有安全感。
母亲记起家中还存放有一点石灰，于是拎了袋子，去外面路口撒石灰，被人发现拦住了。堂嫂们自然不高兴——因为按照道理，即使堂婶过辈了，也该是由她们来撒石灰，何况现在堂婶还没有咽气呢——为了这事和大嫂还争了点口角。不过问题毕竟出在母亲身上，母亲是长辈，人老糊涂，眼花耳痴，做了点出格的事情，她们也不好说重话埋怨；如果硬要说是媳妇们授意指示的，倒落得小题大做借題发挥的嫌疑。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节，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件事，大嫂受了点冤枉气，也没地方出气，干脆就把母亲送到了城里的二姐家，交代母亲在二姐家随便住多久，最好等堂婶死了出殡后再回来。二姐知道堂婶病了，但并不知道这么严重，全家人都已经在着手准备后事。大嫂说堂婶病在床上数着日子过，母亲晚上一个人害怕，二姐也是信的，都说老小孩老小孩，老人年纪大了，心理可不就像小孩子一样嘛。堂婶病了，可能挨不了多久，母亲住得不远，当然会心神不宁。作为女儿的，二姐也希望母亲能上自己家住一些时日。
这么说着，母亲就在二姐家安顿下来，大嫂自回乡下不提。倒是二姐夫心细，隐约听人说起堂婶的事情，觉得这个时候母亲离开村子不是很妥当。他跟二姐商量，想让大嫂还是赶紧过来把母亲接回乡下去。
“歇女家歇女家，什么时候都能歇，偏要这个时候，没来由被人说闲话。”二姐夫好心劝二姐。
二姐有些不高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这个女婿倒做得来事，接丈母娘来歇几天，你还要挑日子不成。”
二姐夫被戳了下，避开这个话头，只是问：“大嫂送娘来的时候，讲什么了没有？”
二姐说：“没讲什么，只讲隔壁堂婶病落床上，娘估计有些害怕，才送来住几天。”
二姐夫说：“这就是了。我听人讲了，堂婶病重得厉害，也就这几天的光景，娘糊涂，撒了点石灰在路口沿，两个房门里的媳妇又为这个事吵了点嘴皮子。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大嫂是由此才把娘打发过来的。”
二姐没考虑到这层，也缓和了语气说：“堂婶病得这么严重了？我倒是没想到。上次回去看她精神头还算健旺的。”
二姐夫说：“年纪大了的人，好只能算是一时一时的，要讲变坏呢，那就是什么也挡不住。我是担心堂婶万一有个不好……”
二姐说：“那也来得及把我娘送回去，捏一个电话叫一辆车的事，毕竟现在也方便。”
二姐夫提醒说：“到那个时辰，忙里急促的，谁有这个闲工夫呢？如果那边没及时通知到呢，到时可不能怪人家失礼。”见二姐有点被说动了，二姐夫又补充说：“不说娘应该待在村上，就是大嫂，实在也是应该去那边帮忙打打下手的。”
夫妻俩又开始劝母亲回去，讲道理给她听。二姐夫不忘开丈母娘的玩笑，说：“听人讲，你跟堂婶——我随你女喊婶婶，你喊就是弟妇——你们妯娌两个几十年不对付，都讲你是老实头人，她是厉害户头，压了你半世人生，时时处处把你气受，现在你才要逃避出来吗？”二姐拿眼色狠狠地剜二姐夫，母亲说：“没有的事。我是在家里待得不自然，但也没想出来住。”二姐夫说：“我知道这是你大媳妇出的主意。初衷是好的，但于礼不合。毕竟人死为大，堂婶万一百老归天，你想想你们这个家门还有几棵老桩桩头在，你那个时候怎么能不在场呢？不说堂婶和你也只是不十分亲热，总还是妯娌伙，就算是隔壁邻舍，遇到这样的大事，也不能抬起屁股跺跺脚就走的。你现在听你大媳妇怂恿，做出这样的表率，这下好了，以后她们的关系，自家门内，房门里面，这些堂兄弟也好，堂姊妹也好，该拿什么尺子来量呢？听我一句劝，老丈母哎，去到堂婶床边坐坐，我估计啊，现在还能让她想张嘴开口讲话的，还能和她说上几句话的，也就你们几个为数不多的老的了。”母亲说：“我也不会讲话，不知道说什么好。”二姐夫说：“有就讲点，没有就是在床边坐坐，陪陪堂婶，也是好的。”
就这样，大嫂前脚跟刚把母亲送到二姐家，后脚跟又得把母亲从城里接回乡下来，白出了几张车票钱。二姐夫说的那番大道理大嫂也能听进去，她只是人在气头上做事不过脑子而已，都是吃饭米泔水长大的，不可能水米不进，大的人情世故还是懂的。村里人看到大嫂和母亲婆媳两个人上一天才进城，隔天又望见她们回村，都竖大拇指，点评说：“青松老婆做事还是蛮考究的，不得已要出门一趟，在外面也不肯多住几天，只歇一夜就回来了，还不是因为志红老婆的事。她们虽然是堂妯娌，台面上做得倒比嫡亲姊妹还要漂亮，算是给后小辈做了榜样出来。”
几个嫂嫂都心知肚明，免不了脸臊发热。自此，两个嫂嫂也主动去帮堂嫂们打点下手，逢到有长辈竟然亲自过来问候堂婶，堂嫂们也会把母亲延请过去一起吃饭作陪，年纪大的人坐在一起才有话说。老人们的身体好像都长缩了，坐在一张桌子上，腰不直背也驼，慢慢地往嘴里划拉米饭，小口地喝汤，不咸不淡地聊一些故人往事。
难得的安宁祥和，好像被下午的阳光带进堂屋心里，堂嫂和堂姐们就在阳光下忙碌着。阳光通过一扇小窗，也照彻堂婶栖身的小屋。堂婶半躺在她的床上，垫高了枕头，只为了能望见西墙上贴着的耶稣像。灰尘在阳光下浮游跳跃，好像被阳光赋予了生命，暗处空间里想必同样充满着灰尘，但它们都蛰伏着，只等阳光降临，也便欢欣鼓舞。堂婶是耶稣的信徒，对于死亡，她这会儿并不感到畏惧，甚至身体的痛楚也大大减轻了，这完全是因为耶稣的仁慈和爱。堂婶心里默默念着耶稣的名，静静地仰望着墙上的画张，这个降临到中国南方农村小屋进驻一个年老农妇心房的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同样在受难，在怜悯地看着她，就好像有一大束阳光倾覆光顾她的病床。堂婶内心重归宁静，她开始祷告。事实上，自从她信教之后，她无时无刻不在祷告，为着自己，也为了她的儿女。 几天之后，堂婶走了。在她弥留之际，母亲过去相陪着坐了很长时间，她们还特意掩上了门，没有人听到她们的谈话。在那样一个密闭的狭小空间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着另一个油尽灯枯的老人，交流着后者留在人世最后的秘密。堂婶的一大圈儿女、外甥男女、孙儿孙女们，都守在外面，他们等待着。
母亲走出来，告诉他们，“都进去吧，跟你们的娘说说话。”孩子们于是簇拥到了堂婶的床前。这样的场景在人世再难重现，代之以的只能是一块墓碑。堂婶将会留下一块墓碑，上面是她和堂叔的红色的名字（因为死后与堂叔合葬一处），下面是一排排子孙的黑色的名字。红色意味着已死，黑色意味着在生。在墓碑上孩子们的名字排列在父母名字的下面，就好像堂婶生前被子女们最后簇拥的那一幕。
母亲说，她与堂婶就算是彻底和解了。
堂婶是信教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前来吊唁的人用鞠躬代替了磕头，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悲伤毫无节制地泛滥。亲人们聚在灵堂前，喝酒打牌，并没有如传统葬礼那样大放悲声。过去很久，母亲还会谈起堂婶的葬礼，言语之间，终于还是觉得信教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要知道，在堂婶初信教的时候，堂婶和母亲一度势同水火，看似要真的断绝来往呢。
母亲和堂婶先后脚嫁过来，父亲是一个农民，堂叔则因伤刚刚退伍。
由于能领一笔伤兵抚恤金，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这笔钱不能吓死人，但也不算少，堂叔一家的日子自然过得比较顺心。等到承包到户，乡里又鼓励搞副业创收，父亲和母亲的吃苦耐劳终于派上了用场，竟然在八十年代率先成为了村里的万元户，受到广播表扬。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堂叔的抚恤金金额一直没有增长，很快就聊胜于无，父亲受到万元户虚名的蛊惑，野心勃勃想要挣更多的钱，也栽了大跟头。
就这样，堂叔和父亲的人生高峰来得早，谢幕得也快。等到改革开放，基本就没他们什么事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折腾，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要发挥余热也被无情拒绝。那几年，堂哥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皮具厂，开始几年还算风光，后面由于各种原因开始走下坡路，根本无力止住颓势；大哥高中毕业后下海做生意，第一年差不多就挣了父亲一辈子的钱，可惜好景不长，一朝倒霉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
对于这些事——丈夫和儿子们挂在嘴上的事业，母亲和堂婶作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完全插不上话，暂时获得成功的时候没人想起来要表彰她们的功劳，事败之后所有的压力却一股脑儿压在她们身上，加重了她们的苦劳，她们不得已要拼死累活，试图把各自的家庭从一团泥坑里拉回正轨。
作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妇，堂婶和母亲牢记一句话，“不识天有饭吃，不识人没饭吃。”男人们的失败，她们简单归因为没有碰到好人。对于一辈子只在几个村子里走动的女人来说，她们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五公里，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些村子上的所有人几乎都能认识，好人坏人自然一目了然，这句话对她们当然很适用；但男人们时不时去镇上去城里喝酒，甚至到更远的城市和那里的人打交道，认识的人既多且杂，遇到坏人遭受蒙骗的几率就非常大。她们只能怀着惊恐，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从床上爬起来，在灶前虔诚地磕头，嘴里衔着一根稻草，向“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灶神菩萨默默祈祷，希望这个家庭能避开所有的坏人，多交好运，少摊坏运。
在那段时间，她们极其相似的一个任务是生孩子。母亲生了大哥，堂婶生了大堂哥；然后那边是大堂姐、二堂姐、二堂哥和小堂姐，这边是大姐、二姐、小姐、二哥和我，就这样堂婶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如果不是突然刮起来的计划生育风，堂婶说不定还会再生一个。
孩子们一连串掉落到地上，嗷嗷待哺，让她们苦不堪言，无暇他顾。孩子们一溜排地在风中成长，两个母亲也在暗暗较劲。是的，暗暗较劲，明里可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一开始她们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成为更出色的那一个，对丈夫失望之后，她们把眼光放到了孩子们身上，期待着儿子们能够有出息，女儿们能够有好归宿。
父亲和堂叔均是异常顽固分子，战场上的枪子炮弹，农地里的稻尖麦芒，都没有让他们有所改变，他们坚信，男娃子要闯，女娃子要囥；男娃子要摔打，女娃子要娇养。虽然在这样的农家，娇养是万万谈不上的，而是变相为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不给读书，上学最多念到三年级，学会读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要被强逼着退学回家，割草放羊养猪；又比如说不让去外面抛头露面，那段时间姐姐们本来都有机会去镇子上的新兴工厂上班，却全被堂叔和父亲拦在了家里，只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再比如说他们坚决反对自由恋爱，认为那是败坏门风，所有被姐姐们吸引来的青年都被轰出门去。
因此，姐姐们都只上了一两年的学，勉强认得几个字，除了小堂姐，其他五个姐姐都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的。虽然母亲们都希望女儿们有个好归宿，但却丝毫没有发言权，决定权握在父亲和堂叔手上，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出昏招，至少在母親们看来，是把女儿们稀里糊涂地扫地出门。
大姐和大堂姐年纪相仿，先后许配了人家，由此开始，母亲和堂婶寄望于女婿能给自己争光。从老大姑娘，再到老二姑娘，母亲和堂婶可以说勉强战成平手，虽然每个人偶尔都会略占上风，但时间一长，总体是拉平的。这种均衡让母亲和堂婶得以维持住妯娌之间的一团和气，甚至不时碰撞出友谊的火花，在一方黯然失色的时候，另一方会给予真诚的劝慰，虽然有可能完全只是担心对方会就此完全退出这种小比赛，不想让本已乏善可陈的生活进一步失色。
这种默不作声的攀比终于在小堂姐身上戛然而止。按理说，小姐结婚之后，就会轮到小堂姐，只不过小堂姐比小姐矮了六岁，嫁人结婚还要等上好几年，这让堂婶怅然若失，觉得母亲已然占了上风。让堂婶更受打击的还在后面，小堂姐在十六岁的时候竟然跟邻村一个小伙子私奔了，不说这个小伙子年龄比小堂姐大好多，单单这种让父母颜面扫地的举动，就让堂叔暴跳如雷，让堂婶噤若寒蝉，不敢在堂叔面前提起这个小女儿。
这个时候，堂婶更需要母亲的安慰，因为只有在母亲面前，她才能坦承对小堂姐的埋怨和挂念。这种情况下，两个女人还有什么好斗的呢，她们差不多结成了同一阵营，母亲想方设法，甚至撺掇父亲也能相帮着说两句好话，以软化堂叔那颗坚硬冷酷的心。 堂叔始终没有松口，也许他内心早就已经松动了，谁知道呢？小堂姐弃家出走之后，堂叔很快病倒了。战场上落下的旧伤一直影响着堂叔，年轻时就不能干田头的重活，年纪大了之后更是变成病秧子药罐子，到哪都要扶着一根拐棍。受到小堂姐的刺激，堂叔竟然一病不起，很快辞世，这实在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父亲一直以为，一个小病不断的人是用这种方式分摊了得大病的可能性，可以活得更长久，因而总是暗暗羡慕堂叔糟糕的身体。
堂叔似乎是用死亡这种方式默许了家庭和小女儿的和解，小堂姐最终还是得以出现在了堂叔的葬礼上，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后面跟着畏畏缩缩的丈夫。
小堂姐这么年轻就生孩子这件事对堂婶的打击，超过了堂叔的去世。堂婶当初也是在十六岁头上嫁给堂叔的，但那个年代的女人普遍早嫁，开怀也早，她完全没有想到小堂姐在若干年后重复了自己的老路。堂婶自觉在众人三户面前抬不起头，和母亲再也无心恋战。更何况，小堂姐虽然得到了家庭成员的谅解，但兄弟姊妹之间已经生下了深深的隔阂，纵使堂婶在中间一心周旋，也不过只是勉强维持住一母同胞表面的亲热而已，这让堂婶伤透了心。
在乡下，婆媳关系是永恒的主题。如果哪一家的婆媳好到像母女那样贴心，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反常的，是做婆婆的前世修来的福，并不敢奢望这样的福气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自家媳妇能够不无故挑衅，就要念阿弥陀佛了。话说回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婆媳关系不融洽甚至愈加恶化，双方都存在问题。如果不幸儿子有两个以上，而且都讨到了媳妇，大儿媳好比东风，二儿媳好比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做婆婆的好比墙头草一样左右为难前后不是人；如果有四个儿子的，那就更悲惨，东西南北风齐全，每天生活在风言风语中，这种局面下想要家和万事兴谈何容易。诸如媳妇怎么挑刺找茬，把娘家人当宝，把婆家人当草，儿子如何忤逆，有了老婆便全然忘了娘。这种心酸苦楚只能找同病相怜的人哭诉，即使对方嘴口不严，转身就去挑拨离间，让自己家里婆媳关系更加恶化，也容易捏着把柄扳回一阵来，好歹能让自己气顺一些。蟹有蟹道，虾有虾路，婆婆们凑在一起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媳妇们自然不是吃素的，也会心照不宣互通消息。这种家长里短，通过三两人的口耳相传，虽然难免夸张失实，造成无事生非，但总还在可控范围里，没有完全地破坏家庭的平和，不至于鸡犬不宁、鸡飞蛋打。
等到我们的父亲也去世后，堂婶和母亲的相处趋向和睦，她们身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年轻时受过大苦，生育好几个孩子，丈夫的去世让她们成为寡妇，上了年纪的她们像吃水过深的船，饱经风霜，老态龙钟，难堪风雨，行将翻没。无数个晚上，同病相怜的她们会互相串门，反正住处离得也近，转个身就到了，说些媳妇们的坏话，说些死鬼丈夫的往事，直到睡觉的时间到了，她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主人还不忘把门大敞开，以便让泻出门外的光照亮客人回去的路。
这段让人愉快的时光维持了两三年，随着大堂姐丈夫的去世，大堂姐步堂婶的后尘，也成为了寡妇，堂婶开始逐渐疏远母亲，好像两个人再也找不到聊天的兴趣了。并非没有共同的话题，而是两个人渐渐互相嫌弃，母亲受不了堂婶一天到晚长吁短叹，老是埋怨自己命不好，连带着儿女们也多灾多难；堂婶也觉得母亲一天忙到晚，是自找苦吃，不懂得享福。在堂婶看来，三个女儿有条件也愿意照顾娘家，两个媳妇做事也有分寸，并不会太过分，母亲的命比起她来是好多了，完全可以不用这么操劳，坐着享福，也不会饿死。
堂婶确实被各种揪心事围绕着。
大堂姐又结了一次婚，堂婶看不出新女婿有什么好，至少在她眼里大大逊色于前一个女婿，但大女儿有一双儿女要抚养，没得挑，只能认了。
二堂姐夫据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了很多钱，二堂姐回娘家，每次都哭诉，要离婚，让堂婶心痛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小堂姐像生老鼠一样，又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夫妻俩合力勉为其难地拉扯着一窝孩子，生活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为这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儿，堂婶真是操碎了心。
大堂嫂和堂婶个性不合，平时都不怎么说话，连带着孙子也和奶奶日见疏远，让堂婶心里很不是滋味。
二堂哥和二堂嫂婚后在城里谋生活，难得回来，堂婶也实在是见不得二堂嫂光鲜的打扮，又听说儿媳妇还去溜冰场跳舞，总觉得这个媳妇是留不住的，心里堵得紧。
加上年轻时经受的各种罪和累，堂婶的身体越来越差，生病六痛时，身边又没有一个嘘寒问暖的人，堂婶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有时深夜一个人摸黑去堂叔坟上哀哭，不免又要被村人暗地里笑话，遭到媳妇公开的埋怨。
这种种事情和情绪相催，堂婶急需找到一个慰藉，要不然怎么活得下去，于是在别人的指引下，她信教了。
堂婶信教，简单而又奇怪。
说简单是因为根本无需堂婶准备什么，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几乎没有积蓄，但只要人走进教堂，和教友们坐在一起，内心虔诚地做礼拜就可以了——在堂婶身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快要崩溃绝望的老妇人身上，从来都不会缺少虔诚；说奇怪是因为堂婶一开始对耶稣确实一无所知，而在她信教多年后，她对她的主的认识依然似是而非，就好像当年她嫁给堂叔，对堂叔也是一无所知，生活多年之后，对堂叔的认识也是一团模糊。
不管怎么说，堂婶通过信教找到了依靠，她的病差一点不治而愈，心情也开朗了很多。至于堂姐们生活如何，堂嫂们态度怎样，她似乎统统看开了，虽然面对主的时候，她说不定是要为这些暗自祷告的。
不仅风雨无阻周复一周地去镇上做礼拜，堂婶还联络了一帮教友，有的是同村的，有的是邻村的，都是住得比较近的，她们定期轮流在每个教友的家中集会，唱经，做祷告，显得非常热闹。
堂婶成了积极分子，开始在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中间宣扬教义，发展教徒。
母亲是她第一个极力发展的对象，无奈母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像堂婶那样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做礼拜上，她还要养活自己，深觉还有能力避免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母亲不愿意入教，生活中却很迷信。在堂婶看来，向死去的亲人或者神仙祈祷好运是可笑的，人怎么能向这些东西祈祷健康、平安和财富呢？只有上帝是万能的。在母亲看来，无论是死去的亲人，比如自己的父亲和丈夫，还是家里的各路神仙，像门神、灶神和六神，都是能够保佑一家老小的，母亲对耶稣一无所知，怎么会向这个耶稣低声下气地祈祷呢？
于是，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互斥对方为迷信，觉得对方的行为又蠢又坏，简直不可理喻。看见母亲在外面焚香烧纸，堂婶就会绕得远远的；在堂婶唱经的时候，母亲同样也从来不愿意走得更近。
母亲和堂婶的各种小把戏，她们的较劲，她们的和睦，她们的怄气，不过是她们为了让自己的人生不至于偏航而设置的小小坐标而已。她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來陪她们走完人生。抛开大同小异的经历，她们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映像，互为参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她们乐此不疲呢？也许在她们心里，早就再清楚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空中楼阁，而她们经营在意的一切无非镜花水月，人生难免山穷水尽，人世间的些微差别不过是殊途同归。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