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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乃山东临淄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介重臣,很有谋略识见和工作魄力,曾推出历史上有名的 “推恩令”,为削弱诸侯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稳固汉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最终,他却成为被汉武帝拿下的一只“大老虎”,其人生轨迹和官场价值确实发人深思。
少年迥困,立志发奋图强。同很多官员一样,主父偃有一个悲摧且奋斗的童年。《史记》记载:偃好学有奇才,幼年不得志。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幼年的主父偃穷困潦倒,十分不得志,好在他也是一个有志青年,知道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发奋图强,终至有所成就,这样的人生经历可能也对他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善于钻营,一心官场之事。小时候穷困怕了,主父偃长大后也很有志气,在古代能出人头地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入仕,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施政才能和智慧。而在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那时当官主要靠推荐,给诸侯当门客等机会或地方官员逐级推荐“举孝廉”。孝武元光元年中,主父偃“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大将军卫青。卫将军乃当时名将,皇帝的近臣,但经数次推荐,主父偃却始终没有受到皇帝的接见。终于,机会来了,有一次主父偃居然见上了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他马上就展示了自己的政治识见和强烈的执政愿望。没想到竟然与皇帝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后数见,上疏言事。主父偃总算找到了“知己”,武帝也十分器重他,一年中就給他提拔了四次。
有识有才,可谓能官强吏。主父偃当官还真有两下子,善“长短纵横之术”,他针对晁错“削藩”引发“七王之乱”造成的社会震荡,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推恩令”,即“令诸侯得推恩分弟子,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也”。在当时,可谓切中实际,通过和平方式、避免诸侯坐大、加强中央集权,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改革和现实意义。后来他还建议将“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迁往茂陵(今陕西咸阳兴平),“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又一次听从了他的意见。在日后“尊立卫皇后”“告发燕王谋反”等事件中,主父偃也都立下了大功,成为权臣,事业如日中天,权力炙手可热。
不思修德,开始走向衰落。随着权力地位的提高,主父偃变得有些飘然了。因为受皇帝的宠幸,有很大的人事参劾和建议权,“大巨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意思是说:主父偃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点吧。他却坦然作答:“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说得很直白,我以前那么穷困潦倒,亲人不相认,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享受五鼎祭祀美食(和尊严),(那就贪污受贿)死后(哪怕)受五个大鼎的熬煮(指汤镬之刑),我也心甘情愿,更何况我已经老了,来日不多,我就是要倒行逆施,你们又能怎样?!如此强词夺理而又荒谬无耻的露骨言论,在历史上还真难找其二。
善于表演,回光返照作秀。应该说主父偃也没有完全糊涂,他也懂得表演,秀一把“清廉”形象。后来他被派往齐地任相,因为要去外地当官,一群“昆弟宾客”为表热情和忠心,跑到千里之外的京城隆重欢迎,并一路护送。没想到,主父偃到后齐地后,也表现得十分淡定,立即“散五百金”给这些小弟,并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这一把“秀”得很绝,也很实在,在当时一段时间内可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惨遭灭族,沦为一只“老虎”。主父偃的命运转折缘自查齐王淫乱一案,坊间据传齐王与其姊乱伦,那还了得,皇上派主父偃为齐相实际上就是对齐王进行巡查,不知怎的,这齐王畏惧自杀了。主父偃也摊上了大事,要进行责任倒查。加上赵王等人告发,很快主父偃被下狱问罪。他知道在劫难逃,对受贿的事实也全部坦白招认了,虽也作了一些辩白,说“那齐王自杀也不是我逼的”,但于事无补。最终主父偃因罪恶极大,被灭族。甚至无人敢为他收尸,“唯独洨孔车收葬之”,落得个可怜可耻的下场。
主父偃的才能应该没有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也符合历史实际,执行力强,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主要还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没能把握好“廉洁自律”这个阀门。比起那些人情说、无奈说、侥幸说、补偿说,主父偃是主动的,他深知贪腐受贿的严重后果却义无反顾、铤而走险,深刻的原因在于他好面子、爱尊严,喜欢受人尊重。“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飞蛾扑火,不顾身后的名誉,只能说他的人生账算得太短、目光短浅,就连家人也为他付出代价、蒙受羞辱,可谓害人匪浅。
而与他一同列入《史记》第五十二卷的平津侯公孙弘,就明显不一样了。他“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余。”诚内克约而外从制,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等到他以病请求退休,汉武帝则坚决不同意,并且说“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意思是说您德行很好,我不会让你退休的。最终公孙弘“善终于相位”,虽说后来他的儿子“坐法失侯”,但汉朝皇帝为了“表德彰义,率俗厉化”,仍然赐公孙弘的子孙中“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虽说搞了世袭制,但可以从中看出为官者培树优良德行的重要性。
人类的贪欲永无止境。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崇高的人品官德,势必难以成为一名合格干部。那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宁我负天下人、莫天下人负我”不修个人品德的所谓的能人大员,势必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背骂名。清代的梅曾亮说过: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盗,虽至愚者不出此也。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官有所畏,业有所成。腐败总是发生在掌权者失去敬畏之心的地方。没有敬畏,权力就不受约束,就会出现滥权、专权、弄权。
少年迥困,立志发奋图强。同很多官员一样,主父偃有一个悲摧且奋斗的童年。《史记》记载:偃好学有奇才,幼年不得志。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幼年的主父偃穷困潦倒,十分不得志,好在他也是一个有志青年,知道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发奋图强,终至有所成就,这样的人生经历可能也对他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善于钻营,一心官场之事。小时候穷困怕了,主父偃长大后也很有志气,在古代能出人头地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入仕,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施政才能和智慧。而在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那时当官主要靠推荐,给诸侯当门客等机会或地方官员逐级推荐“举孝廉”。孝武元光元年中,主父偃“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大将军卫青。卫将军乃当时名将,皇帝的近臣,但经数次推荐,主父偃却始终没有受到皇帝的接见。终于,机会来了,有一次主父偃居然见上了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他马上就展示了自己的政治识见和强烈的执政愿望。没想到竟然与皇帝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后数见,上疏言事。主父偃总算找到了“知己”,武帝也十分器重他,一年中就給他提拔了四次。
有识有才,可谓能官强吏。主父偃当官还真有两下子,善“长短纵横之术”,他针对晁错“削藩”引发“七王之乱”造成的社会震荡,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推恩令”,即“令诸侯得推恩分弟子,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也”。在当时,可谓切中实际,通过和平方式、避免诸侯坐大、加强中央集权,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改革和现实意义。后来他还建议将“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迁往茂陵(今陕西咸阳兴平),“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又一次听从了他的意见。在日后“尊立卫皇后”“告发燕王谋反”等事件中,主父偃也都立下了大功,成为权臣,事业如日中天,权力炙手可热。
不思修德,开始走向衰落。随着权力地位的提高,主父偃变得有些飘然了。因为受皇帝的宠幸,有很大的人事参劾和建议权,“大巨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意思是说:主父偃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点吧。他却坦然作答:“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说得很直白,我以前那么穷困潦倒,亲人不相认,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享受五鼎祭祀美食(和尊严),(那就贪污受贿)死后(哪怕)受五个大鼎的熬煮(指汤镬之刑),我也心甘情愿,更何况我已经老了,来日不多,我就是要倒行逆施,你们又能怎样?!如此强词夺理而又荒谬无耻的露骨言论,在历史上还真难找其二。
善于表演,回光返照作秀。应该说主父偃也没有完全糊涂,他也懂得表演,秀一把“清廉”形象。后来他被派往齐地任相,因为要去外地当官,一群“昆弟宾客”为表热情和忠心,跑到千里之外的京城隆重欢迎,并一路护送。没想到,主父偃到后齐地后,也表现得十分淡定,立即“散五百金”给这些小弟,并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这一把“秀”得很绝,也很实在,在当时一段时间内可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惨遭灭族,沦为一只“老虎”。主父偃的命运转折缘自查齐王淫乱一案,坊间据传齐王与其姊乱伦,那还了得,皇上派主父偃为齐相实际上就是对齐王进行巡查,不知怎的,这齐王畏惧自杀了。主父偃也摊上了大事,要进行责任倒查。加上赵王等人告发,很快主父偃被下狱问罪。他知道在劫难逃,对受贿的事实也全部坦白招认了,虽也作了一些辩白,说“那齐王自杀也不是我逼的”,但于事无补。最终主父偃因罪恶极大,被灭族。甚至无人敢为他收尸,“唯独洨孔车收葬之”,落得个可怜可耻的下场。
主父偃的才能应该没有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也符合历史实际,执行力强,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主要还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没能把握好“廉洁自律”这个阀门。比起那些人情说、无奈说、侥幸说、补偿说,主父偃是主动的,他深知贪腐受贿的严重后果却义无反顾、铤而走险,深刻的原因在于他好面子、爱尊严,喜欢受人尊重。“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飞蛾扑火,不顾身后的名誉,只能说他的人生账算得太短、目光短浅,就连家人也为他付出代价、蒙受羞辱,可谓害人匪浅。
而与他一同列入《史记》第五十二卷的平津侯公孙弘,就明显不一样了。他“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余。”诚内克约而外从制,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等到他以病请求退休,汉武帝则坚决不同意,并且说“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意思是说您德行很好,我不会让你退休的。最终公孙弘“善终于相位”,虽说后来他的儿子“坐法失侯”,但汉朝皇帝为了“表德彰义,率俗厉化”,仍然赐公孙弘的子孙中“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虽说搞了世袭制,但可以从中看出为官者培树优良德行的重要性。
人类的贪欲永无止境。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崇高的人品官德,势必难以成为一名合格干部。那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宁我负天下人、莫天下人负我”不修个人品德的所谓的能人大员,势必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背骂名。清代的梅曾亮说过: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盗,虽至愚者不出此也。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官有所畏,业有所成。腐败总是发生在掌权者失去敬畏之心的地方。没有敬畏,权力就不受约束,就会出现滥权、专权、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