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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是东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起人和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二次南下东江，唤起东江人民抗日的斗志和义举，领导东江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他那爱家爱国的精神和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影响和激励着东江人民。在他的召唤、组织和指挥下，东江地区的抗日烽火在迅猛燃烧，抗日队伍迅速地发展壮大，抗日呼声如汹涌的浪涛，震撼着华南地区，令中国人民欣喜，令日本侵略者震惊，令国民党顽固派胆寒。
叶挺—这位东江骄子，回到自己家乡的时间虽然仅有短短的数十天，但已为家乡的抗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发起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15日，叶挺为向华南父老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并为筹措新四军军费、物资，从汉口乘机到香港。在香港逗留几天后，即抵达广州发动和开展抗日救亡的统战和宣传工作，通过《救亡时报》等报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他说：“对待日本侵略者挑起的侵略战争，必须实行坚决抗战，只有坚持抗战，国家民族才有前途，如果一味求和，屈膝退让，只会使人民沦为亡国奴！我是一个军人，只想怎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绝无放弃抵抗的理由。”简短的一番肺腑之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表明了他那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叶挺的发动和影响下，东江地区包括爱国华侨纷纷投入抗日救亡激流之中。香港惠阳青年会即以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名义，组织一批有志青年回到东江地区的惠阳淡水，在惠阳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争取国民党当地驻军的支持，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抗日武装做准备。随后，惠阳的淡水常柏田、坝岗、周田、茶园、坑梓等地民众抗日武装纷纷成立，其他地方东莞、博罗、宝安、河源等地也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从此揭开了东江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帷幕。
2月上旬，叶挺怀着兴奋、愉悦的心情离开广州，返回抗日前线。
出任东路游击指挥领导东江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12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突然登陆大亚湾，企图通过霸占华南地区以形成与东北的南北夹击呼应。粤省军政当局错判军情，怠忽职守，国民党守军主力大部溃逃，三道防线形同虚设，惠阳（含惠州镇）、博罗、增城相继失陷，广州也随之失守。南粤大地日寇横行，铁蹄之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辜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摧残。
这时身在抗日前线的叶挺，一方面不满副军长项英对自己的排挤，意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另一方面也渴望返回南粤，带领家乡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从9月30日叶挺去电延安转项英的电词：“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可见其在新四军难以施展才华的那种无奈和对家乡抗日局势的挂念之情，不久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10月下旬叶挺离开军部，南下香港后，获悉故土亲人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返回家乡，带领父老乡亲一道抗击日寇。当时国民党第四战区及广东省政府等机构已迁往粤北曲江一带。但是，珠江三角洲和东江地区一带的爱国青年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正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以至抗日武装，英勇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之中。如东莞地区成立了以王作尧为队长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叶挺的家乡惠阳地区以曾生为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在组建中；增城地区成立了以阮海天为指挥的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三区常备队等等。叶挺在香港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等人表示自己返回广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得到了廖承志等人的支持。
11月下旬，叶挺和廖承志、曾生在香港新新酒家商讨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事宜，决定尽快打开东江抗日局面。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及粤东南特委书记梁广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正忙于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苦于缺乏军事方面的领导骨干。他们都为叶挺返回广东参加抗日而感到高兴并表示十分欢迎。并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引荐。当时余汉谋正因“指挥失当，失守广州”被蒋介石“革职留任”的处分。余汉谋曾在粤军与叶挺共事过，素仰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见叶挺返回广州抗日，更是喜出望外，认为将有利于自己摆脱困境，便当即委任他为广东东路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负责统管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加以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其实，副总指挥一职是一记虚名，一无场部，二无机构，三无武装。
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叶挺很清楚前面的路多么崎岖艰险，但为了抗日，他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意图，毅然肩负起东江游击指挥的重任，旋即投入到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谋划和组织之中。中共粤东南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迅即抽调了数十人枪交给叶挺，带到宝安深圳组建总指挥部。时东莞的莞城、太平、石龙，宝安的南头，惠阳的惠州、淡水等地均已相继沦于敌手。深圳亦一度沦陷，成为日军据点。叶挺身边虽只有几十人枪，但他毅然选择了在敌占区深圳开展工作，在深圳鸿兴楼设立了总指挥部；并随即设置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以开展工作，扩大影响，安定民心，同时向散处辖区的东江各地的国民党散兵及地方团队发出通令，要他们前来接受统一指挥，参加抗日。
为了加强和充实叶挺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和粤东南特委决定以曾生为总队长正在组建之中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以王作尧为大队长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等部拨归东路游击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作为叶挺所统管的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叶挺为动员抗日，组建抗日武装及收编各地武装而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对于前些时候因日军进攻广九线而撤退到香港的一部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队员，叶挺通过有关方面，动员他们迅速归队。曾生遵照叶挺和廖承志的指示，亦带领四五十名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团员回到沙头角，与周伯明带领的武装队伍会合，回到叶挺家乡惠阳秋长周田村一带，并于1938年12月2日在育英楼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为了进一步收编整顿流散在东江一带的国民党士兵及地方团队，叶挺亲自前往宝安龙华等地，会见当地一些团队头目，要其接受收编，参加抗日。当他获悉有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溃散于香港、沙头角一带时，即指示曾生尽快收编。并与廖承志、曾生等人一起会见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军队温淑海旅刘永图团第三营营长麻玉标，鼓励其协助收编流散的国民党士兵。
1938年12月10日，经廖承志介绍，叶挺在香港与华侨领袖人物何友逖会面，商讨由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与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共同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回家乡参加抗日救国。何友逖一向十分敬仰叶挺，在叶挺的勉励下，更加积极地动员广大侨胞从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日事业。叶挺还对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副团长刘宣交待一道任务，要他在香港动员300到500名青年回来，组织一个教导营，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叶挺的意愿是尽快发动群众和华侨等力量在短时期内建成一支上万人的抗日部队。同年12月24日，叶挺又与张文彬、廖承志联合署名，请示中共中央从新四军抽调干部，支援东江游击队，发展东江战斗力量。
叶挺收编组建东江抗日武装初具战斗力后，便主动出击，英勇抗击日军。叶挺与张瑞贯、谭邃三部，分三路围攻石龙。谭师推进东莞横沥桥头，保安旅长吴道南、东路特务营袁虾九由龙岗、大沙圩攻克东莞茶山。另一路为叶挺所部由博罗罗浮山抄攻石龙。12月28日深夜，便衣队攻进石龙，将日军后方节节遮断。增城、从化之间，31日起发生激战。日军野村、福田、高桥等部队在太平场、榕树涌损失惨重。1939年元月6日增城为人民抗日武装克复。日军退守新塘、大帽山、石滩。同日石龙镇内发生巷战，莞龙公路桥炸断，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夺取了节节的胜利。中共粤东南特委在向省委和中共中央报告称：“叶挺组建的抗日部队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队伍，（在东江地区）英勇抗击日寇。叶挺任职，地方上太平了。”
从1938年12月24日，张文彬、廖承志和叶挺三人共同署名向中共中央报告广东各地抗日武装部队及其活动情况发去的电文：“现在东江一带敌情又急，东江方面国民党民团保安队次第被敌歼灭，东江只有我们游击队独存，西江方面发展条件亦甚顺利。现在，在我们把握下，部队计有：东江梁曾部惠阳人民游击大队300人；东莞东宝惠边游击中队200人；中山别动队300人……”可见东江抗日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之迅猛，短短数十天叶挺在张文彬、廖承志等人及粤东南特委的支持下便拉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颇具战斗力的队伍。
正如后来王作尧在《东江一叶》的回忆录中这样称颂叶挺在东江地区的威望：“东南特委带来了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叶挺将军回到广东来了，担任东路守备区游击指挥部司令，在深圳设立指挥部。目前特委已经派了一些干部去办公，组织了武装队伍担任警卫。这个指挥部不但统一领导曾生同志和我们这边两支队伍，还将把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统统管起来，用于抗日战争。我们这一辈人，只要稍微关心时局，谁不知道叶挺将军的大名？他是北伐时铁军的名将，破敌如摧枯拉朽的常胜将军。抗战开始，他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如今，在华南局势紧张的时刻，他回到了被敌人占领的家乡—东江地区。可以设想，凭他的威望，一定能够带动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他振臂一呼，富有革命传统的东江人民，必然会奋起响应，踊跃相随，组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游击大军—一支新的‘铁军’”。可见叶挺在东江的影响和号召力。
抗敌精神永存抗日烽火不灭
叶挺在东江的抗日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叶挺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进行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已令其十分不安。他十分害怕叶挺在华南组成的抗日部队，到时又会变成一支“新四军”，给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构成一个新的障碍，因此必除之而后快。为此，他责令余汉谋即撤销对叶挺在东江的任命，迫使叶挺离开广东。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即电廖承志等人，将中央要叶挺返回新四军的意图转告叶挺。此时，叶挺在东江正如鱼得水，实舍不得离开，但深明大义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结束了广东东路游击指挥部的工作，移交中共粤东南特委。叶挺离开东江前夕，将他一直佩带在身上的白金钱牌三号左轮手枪和两匹白马交给警卫队员蔡国梁，请他转送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总队长，以此表示鼓励。后吴有恒又将手枪赠送给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曾生。曾生配用这支手枪，直至全国解放之后。
12月下旬，叶挺指挥部武装人员何与成与李燮邦警卫连70余人和蔡国梁率领的香港九龙淘化罐头厂警卫排18人先后来到惠阳坪山，编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组成第一中队和特务队，成为东江抗日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1939年1月下旬，叶挺离开东江前往重庆，并由周恩来陪同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继续领导抗日。
叶挺离开东江之后，家乡人民谨记叶挺“抗战到底”誓言，在叶挺抗敌精神鼓舞和影响下，东江地区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曾生、王作尧率领东江纵队孤悬敌后，成为华南抗日的一面旗帜。
他那爱家爱国的精神和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影响和激励着东江人民。在他的召唤、组织和指挥下，东江地区的抗日烽火在迅猛燃烧，抗日队伍迅速地发展壮大，抗日呼声如汹涌的浪涛，震撼着华南地区，令中国人民欣喜，令日本侵略者震惊，令国民党顽固派胆寒。
叶挺—这位东江骄子，回到自己家乡的时间虽然仅有短短的数十天，但已为家乡的抗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发起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15日，叶挺为向华南父老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并为筹措新四军军费、物资，从汉口乘机到香港。在香港逗留几天后，即抵达广州发动和开展抗日救亡的统战和宣传工作，通过《救亡时报》等报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他说：“对待日本侵略者挑起的侵略战争，必须实行坚决抗战，只有坚持抗战，国家民族才有前途，如果一味求和，屈膝退让，只会使人民沦为亡国奴！我是一个军人，只想怎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绝无放弃抵抗的理由。”简短的一番肺腑之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表明了他那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叶挺的发动和影响下，东江地区包括爱国华侨纷纷投入抗日救亡激流之中。香港惠阳青年会即以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名义，组织一批有志青年回到东江地区的惠阳淡水，在惠阳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争取国民党当地驻军的支持，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抗日武装做准备。随后，惠阳的淡水常柏田、坝岗、周田、茶园、坑梓等地民众抗日武装纷纷成立，其他地方东莞、博罗、宝安、河源等地也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从此揭开了东江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帷幕。
2月上旬，叶挺怀着兴奋、愉悦的心情离开广州，返回抗日前线。
出任东路游击指挥领导东江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12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突然登陆大亚湾，企图通过霸占华南地区以形成与东北的南北夹击呼应。粤省军政当局错判军情，怠忽职守，国民党守军主力大部溃逃，三道防线形同虚设，惠阳（含惠州镇）、博罗、增城相继失陷，广州也随之失守。南粤大地日寇横行，铁蹄之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辜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摧残。
这时身在抗日前线的叶挺，一方面不满副军长项英对自己的排挤，意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另一方面也渴望返回南粤，带领家乡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从9月30日叶挺去电延安转项英的电词：“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可见其在新四军难以施展才华的那种无奈和对家乡抗日局势的挂念之情，不久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10月下旬叶挺离开军部，南下香港后，获悉故土亲人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返回家乡，带领父老乡亲一道抗击日寇。当时国民党第四战区及广东省政府等机构已迁往粤北曲江一带。但是，珠江三角洲和东江地区一带的爱国青年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正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以至抗日武装，英勇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之中。如东莞地区成立了以王作尧为队长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叶挺的家乡惠阳地区以曾生为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在组建中；增城地区成立了以阮海天为指挥的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三区常备队等等。叶挺在香港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等人表示自己返回广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得到了廖承志等人的支持。
11月下旬，叶挺和廖承志、曾生在香港新新酒家商讨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事宜，决定尽快打开东江抗日局面。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及粤东南特委书记梁广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正忙于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苦于缺乏军事方面的领导骨干。他们都为叶挺返回广东参加抗日而感到高兴并表示十分欢迎。并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引荐。当时余汉谋正因“指挥失当，失守广州”被蒋介石“革职留任”的处分。余汉谋曾在粤军与叶挺共事过，素仰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见叶挺返回广州抗日，更是喜出望外，认为将有利于自己摆脱困境，便当即委任他为广东东路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负责统管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加以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其实，副总指挥一职是一记虚名，一无场部，二无机构，三无武装。
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叶挺很清楚前面的路多么崎岖艰险，但为了抗日，他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意图，毅然肩负起东江游击指挥的重任，旋即投入到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谋划和组织之中。中共粤东南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迅即抽调了数十人枪交给叶挺，带到宝安深圳组建总指挥部。时东莞的莞城、太平、石龙，宝安的南头，惠阳的惠州、淡水等地均已相继沦于敌手。深圳亦一度沦陷，成为日军据点。叶挺身边虽只有几十人枪，但他毅然选择了在敌占区深圳开展工作，在深圳鸿兴楼设立了总指挥部；并随即设置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以开展工作，扩大影响，安定民心，同时向散处辖区的东江各地的国民党散兵及地方团队发出通令，要他们前来接受统一指挥，参加抗日。
为了加强和充实叶挺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和粤东南特委决定以曾生为总队长正在组建之中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以王作尧为大队长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等部拨归东路游击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作为叶挺所统管的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叶挺为动员抗日，组建抗日武装及收编各地武装而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对于前些时候因日军进攻广九线而撤退到香港的一部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队员，叶挺通过有关方面，动员他们迅速归队。曾生遵照叶挺和廖承志的指示，亦带领四五十名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团员回到沙头角，与周伯明带领的武装队伍会合，回到叶挺家乡惠阳秋长周田村一带，并于1938年12月2日在育英楼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为了进一步收编整顿流散在东江一带的国民党士兵及地方团队，叶挺亲自前往宝安龙华等地，会见当地一些团队头目，要其接受收编，参加抗日。当他获悉有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溃散于香港、沙头角一带时，即指示曾生尽快收编。并与廖承志、曾生等人一起会见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军队温淑海旅刘永图团第三营营长麻玉标，鼓励其协助收编流散的国民党士兵。
1938年12月10日，经廖承志介绍，叶挺在香港与华侨领袖人物何友逖会面，商讨由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与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共同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回家乡参加抗日救国。何友逖一向十分敬仰叶挺，在叶挺的勉励下，更加积极地动员广大侨胞从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日事业。叶挺还对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副团长刘宣交待一道任务，要他在香港动员300到500名青年回来，组织一个教导营，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叶挺的意愿是尽快发动群众和华侨等力量在短时期内建成一支上万人的抗日部队。同年12月24日，叶挺又与张文彬、廖承志联合署名，请示中共中央从新四军抽调干部，支援东江游击队，发展东江战斗力量。
叶挺收编组建东江抗日武装初具战斗力后，便主动出击，英勇抗击日军。叶挺与张瑞贯、谭邃三部，分三路围攻石龙。谭师推进东莞横沥桥头，保安旅长吴道南、东路特务营袁虾九由龙岗、大沙圩攻克东莞茶山。另一路为叶挺所部由博罗罗浮山抄攻石龙。12月28日深夜，便衣队攻进石龙，将日军后方节节遮断。增城、从化之间，31日起发生激战。日军野村、福田、高桥等部队在太平场、榕树涌损失惨重。1939年元月6日增城为人民抗日武装克复。日军退守新塘、大帽山、石滩。同日石龙镇内发生巷战，莞龙公路桥炸断，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夺取了节节的胜利。中共粤东南特委在向省委和中共中央报告称：“叶挺组建的抗日部队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队伍，（在东江地区）英勇抗击日寇。叶挺任职，地方上太平了。”
从1938年12月24日，张文彬、廖承志和叶挺三人共同署名向中共中央报告广东各地抗日武装部队及其活动情况发去的电文：“现在东江一带敌情又急，东江方面国民党民团保安队次第被敌歼灭，东江只有我们游击队独存，西江方面发展条件亦甚顺利。现在，在我们把握下，部队计有：东江梁曾部惠阳人民游击大队300人；东莞东宝惠边游击中队200人；中山别动队300人……”可见东江抗日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之迅猛，短短数十天叶挺在张文彬、廖承志等人及粤东南特委的支持下便拉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颇具战斗力的队伍。
正如后来王作尧在《东江一叶》的回忆录中这样称颂叶挺在东江地区的威望：“东南特委带来了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叶挺将军回到广东来了，担任东路守备区游击指挥部司令，在深圳设立指挥部。目前特委已经派了一些干部去办公，组织了武装队伍担任警卫。这个指挥部不但统一领导曾生同志和我们这边两支队伍，还将把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统统管起来，用于抗日战争。我们这一辈人，只要稍微关心时局，谁不知道叶挺将军的大名？他是北伐时铁军的名将，破敌如摧枯拉朽的常胜将军。抗战开始，他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如今，在华南局势紧张的时刻，他回到了被敌人占领的家乡—东江地区。可以设想，凭他的威望，一定能够带动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他振臂一呼，富有革命传统的东江人民，必然会奋起响应，踊跃相随，组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游击大军—一支新的‘铁军’”。可见叶挺在东江的影响和号召力。
抗敌精神永存抗日烽火不灭
叶挺在东江的抗日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叶挺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进行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已令其十分不安。他十分害怕叶挺在华南组成的抗日部队，到时又会变成一支“新四军”，给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构成一个新的障碍，因此必除之而后快。为此，他责令余汉谋即撤销对叶挺在东江的任命，迫使叶挺离开广东。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即电廖承志等人，将中央要叶挺返回新四军的意图转告叶挺。此时，叶挺在东江正如鱼得水，实舍不得离开，但深明大义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结束了广东东路游击指挥部的工作，移交中共粤东南特委。叶挺离开东江前夕，将他一直佩带在身上的白金钱牌三号左轮手枪和两匹白马交给警卫队员蔡国梁，请他转送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总队长，以此表示鼓励。后吴有恒又将手枪赠送给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曾生。曾生配用这支手枪，直至全国解放之后。
12月下旬，叶挺指挥部武装人员何与成与李燮邦警卫连70余人和蔡国梁率领的香港九龙淘化罐头厂警卫排18人先后来到惠阳坪山，编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组成第一中队和特务队，成为东江抗日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1939年1月下旬，叶挺离开东江前往重庆，并由周恩来陪同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继续领导抗日。
叶挺离开东江之后，家乡人民谨记叶挺“抗战到底”誓言，在叶挺抗敌精神鼓舞和影响下，东江地区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曾生、王作尧率领东江纵队孤悬敌后，成为华南抗日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