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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蒙话语中的现代小说将母亲置于现实世界的种种世俗的利害关系中，一方面，对“母亲”的传统文化角色进行解构，将其温情脉脉的几近无性别的面纱撕破，塑造出真性情的“世俗”的母亲人物谱系，还原其女人性的特质，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母性文化规范，同时，又试图寻求更深层意义上的传统“母性”，将其作为理想的精神家园，寻找 “文化返乡”的途径。
关键词：母性神话；解构；诗性重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张笛声（1977-），女，汉族，山东临沂人，西安外事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启蒙话语下现代小说中将母亲置于现实世界的种种世俗的利害关系中，一方面，对“母亲”的传统文化角色进行解构，将其温情脉脉的几近无性别的面纱撕破，塑造出真性情的“世俗”的母亲人物谱系，还原其女人性的特质，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母性文化规范，同时，又试图寻求更深层意义上的传统“母性”，将其作为理想的精神家园，寻找“文化返乡”的途径。
（一）启蒙话语中的“母性神话”的诗性重构——“母神”
中国现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人”的发现，对占统治地位的“父性文化”的颠覆，让女人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母亲”作为女人在家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重现昔日的光彩。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话语背景里的“母亲”链接了古代“母神崇拜”的传统，“母亲”和“父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背离，恰恰是启蒙话语下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现。“母亲”再度被推上神坛，顶礼膜拜。
首先，母亲是创造之神、生命之神。在启蒙话语中，“母神”的创造力被扩大，突显其对生命的创造及其原始的野性。而这种野性恰恰是被压抑、被阉割了的“父性文化”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创造力的崇尚是对“父性文化”的一种反叛。鲁迅的小说《补天》以神话“女娲补天”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崇高伟大的“母神”形象：她身体健康壮硕、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新生命的伟力和无畏无私的牺牲精神：“擎上那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1]“母神”女娲坚强地担负起造人补天——创造生命、拯救世界——的重任。正如王富仁所言：“女娲是生命的母亲，她自身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她不是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意志、没有创造能力的人。她的无法满足的欲望才使她的生命变得充盈美丽，变得辉煌壮丽，并推动她进行了伟大的创造。”[2]而这种“母神”形象所呈现出的“力”之美，暗喻“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之风，是那个时代创造力的象征。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中也塑造了富有创造力的“母神”形象：“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3]。
其次，“母神”是苦难之神。启蒙者赞美“母神”非同寻常的承受苦难的能力。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中塑造了一位不幸的“母神”：一位母亲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受尽欺凌。但到她年老的时候，子女都鄙弃她，视之为不祥，伟大的“母神”被生活无情地嘲弄、侮辱。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塑造了一位在现实中走投无路的“母神”春宝娘，春宝娘被典到秀才家，为其生育孩子传宗接代。在秋宝出生后，完成了生育“任务”的春宝娘被“遣返”回家，备受母子分离之苦。在这位“母神”身上，我们悲哀地看到崇高的生育行为沦落为现世的一种陋习。启蒙者们在启蒙理性的烛照下发现了传统封建文化在“母神”沦落悲剧中扮演的凶手角色，并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在对“母神”的悲惨遭际深表同情和愤慨的同时，他们揭露出在黑暗现实中沦落的“母神”悲剧的历史文化根源，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文化。启蒙者们以笔为钟，试图唤醒苦难而麻木的“母神”，打破“父性文化”强加在她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样，在启蒙文学话语里，苦难的“母神”就成了指证封建文化罪恶的一个证人。
再次，“母神”是慈爱之神。身处“五四”启蒙话语激流中的女性文学书写，洋溢着浓郁的“母神崇拜”情绪。在一些女作家的文学世界里，“母亲”胸怀博大、慈爱被塑造成守护生命的慈爱之神。在冰心的艺术世界里，母亲是爱的化身，她“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是生命的守护神，是宇宙中幸福世界的象征。无论孩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母亲都像“神”一样伸出双手将其拥入温暖的怀抱。正如她在《繁星》中赞美道：“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在《往事》中写道：“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4]在其问题小说《超人》中，那个目光充满慈爱的白衣妇人又成为何彬脱离虚无与冷酷的引路人，医治心灵创伤的医生。在“五四”启蒙话语中，冰心笔下的“母亲”形象隐隐传递出一种复归传统的创作心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意识中“母性”的回归。在冰心的艺术世界中，许多自然意象也成为“母神”的化身。在其诗歌中，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浓厚的“母性”色彩，其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是冰心精神家园的物化形态：“故乡的海波呵！/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4]诗行中对大海的依恋恰如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很显然，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意象，被冰心赋予了母性的灵魂。
（二）启蒙视野中的“母性神话”的瓦解——“恶母”
在现代启蒙话语中，“母神”在彰显其善良、慈爱的一面的同时，也尽显其“兽性”的黑暗恐怖，在创造生命、孕育生命的同时，也在扼杀生命、断送生命。从文化意义上讲，“母神”沦为“父神”的附庸，显示出“母神”被父性文化“异化”的、丑陋的一面。“母神”在这里成为“兽性之母”、“恶之母”，此类“母神”形象地宣布了传统文化中无性别“母神”的死亡，其精神指向由神性理想转向世俗世界。“母神”从神龛走向人间。笔者认为，这种“恶之母”文学人物谱系的创造正是“五四”启蒙话语对传统“父性文化”话语霸权最有力的一击。在现代文学传统中，“恶母”形象的大量出现不是个别的、无规律的现象。也正是“恶母”的出现使“母亲”具有了活生生的“人”的气息，闪现出迷人的人性光辉。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例证。曹禺《原野》中的焦母是集丑与恶的化身：“嶙峋的老女人，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头发大半斑白，额角上有一块紫疤，一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杖，张大眼睛，里面空空不是眸子，眼前似乎罩着一层白纱，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使人猜不透那对失去了眸子的眼睛里藏匿着什么秘密。”[5]冷且丑的外表使这位母亲身上散发出冷而可怕的气息，更可恶的是她对生命的扼杀。儿子被她视为私有财产，在她的逼迫之下变得懦弱不堪。因仇恨儿媳金子，几乎将她置于死地，最后误杀了孙子小黑子。焦母是鲜活生命的扼杀者，对别人的生命有超乎寻常的占有欲和支配欲。她在无意中站在了传统慈母的对立面上，成了充满邪恶的“恶母”。巴金《寒夜》中的汪母，表面看似慈母，实则“恶母”，她牢牢地控制着儿子，逼迫着媳妇树生，最后致使儿子悲惨死去，展示出“恶母”的恐怖与邪恶。曹禺的《雷雨》中，具有雷雨般性格的繁漪，以后母加情妇的身份牢牢控制着周萍和四凤的命运，将他们一步步逼向死亡之路，完全是仇恨的化身。这样的“恶母”人物系列与传统的“母神”形象截然不同，因而具有别样的审美意蕴。
总之，在启蒙文化语境中，“母亲”作为“神”的一面被高扬，以其无比的创造力和牺牲精神映衬了“父性文化”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凸现其神性的同时，也撩开“母亲”温情的面纱，将其人性的“恶”与“丑”曝于历史的阳光之下。“母神”降落凡尘，沾染了尘世的烟火气息，更具“母性”色彩，更人性化，因而也就结束了其无性别的历史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1]鲁迅.补天.林非编.鲁迅著作全编·故事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13；617；619.
[2]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4）[J].鲁迅研究月刊，2001，（5）：15.
[3]郭沫若.女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4]冰心.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9；151；123.
[5]曹禺：原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0.
关键词：母性神话；解构；诗性重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张笛声（1977-），女，汉族，山东临沂人，西安外事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启蒙话语下现代小说中将母亲置于现实世界的种种世俗的利害关系中，一方面，对“母亲”的传统文化角色进行解构，将其温情脉脉的几近无性别的面纱撕破，塑造出真性情的“世俗”的母亲人物谱系，还原其女人性的特质，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母性文化规范，同时，又试图寻求更深层意义上的传统“母性”，将其作为理想的精神家园，寻找“文化返乡”的途径。
（一）启蒙话语中的“母性神话”的诗性重构——“母神”
中国现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人”的发现，对占统治地位的“父性文化”的颠覆，让女人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母亲”作为女人在家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重现昔日的光彩。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话语背景里的“母亲”链接了古代“母神崇拜”的传统，“母亲”和“父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背离，恰恰是启蒙话语下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现。“母亲”再度被推上神坛，顶礼膜拜。
首先，母亲是创造之神、生命之神。在启蒙话语中，“母神”的创造力被扩大，突显其对生命的创造及其原始的野性。而这种野性恰恰是被压抑、被阉割了的“父性文化”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创造力的崇尚是对“父性文化”的一种反叛。鲁迅的小说《补天》以神话“女娲补天”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崇高伟大的“母神”形象：她身体健康壮硕、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新生命的伟力和无畏无私的牺牲精神：“擎上那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1]“母神”女娲坚强地担负起造人补天——创造生命、拯救世界——的重任。正如王富仁所言：“女娲是生命的母亲，她自身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她不是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意志、没有创造能力的人。她的无法满足的欲望才使她的生命变得充盈美丽，变得辉煌壮丽，并推动她进行了伟大的创造。”[2]而这种“母神”形象所呈现出的“力”之美，暗喻“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之风，是那个时代创造力的象征。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中也塑造了富有创造力的“母神”形象：“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3]。
其次，“母神”是苦难之神。启蒙者赞美“母神”非同寻常的承受苦难的能力。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中塑造了一位不幸的“母神”：一位母亲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受尽欺凌。但到她年老的时候，子女都鄙弃她，视之为不祥，伟大的“母神”被生活无情地嘲弄、侮辱。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塑造了一位在现实中走投无路的“母神”春宝娘，春宝娘被典到秀才家，为其生育孩子传宗接代。在秋宝出生后，完成了生育“任务”的春宝娘被“遣返”回家，备受母子分离之苦。在这位“母神”身上，我们悲哀地看到崇高的生育行为沦落为现世的一种陋习。启蒙者们在启蒙理性的烛照下发现了传统封建文化在“母神”沦落悲剧中扮演的凶手角色，并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在对“母神”的悲惨遭际深表同情和愤慨的同时，他们揭露出在黑暗现实中沦落的“母神”悲剧的历史文化根源，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文化。启蒙者们以笔为钟，试图唤醒苦难而麻木的“母神”，打破“父性文化”强加在她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样，在启蒙文学话语里，苦难的“母神”就成了指证封建文化罪恶的一个证人。
再次，“母神”是慈爱之神。身处“五四”启蒙话语激流中的女性文学书写，洋溢着浓郁的“母神崇拜”情绪。在一些女作家的文学世界里，“母亲”胸怀博大、慈爱被塑造成守护生命的慈爱之神。在冰心的艺术世界里，母亲是爱的化身，她“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是生命的守护神，是宇宙中幸福世界的象征。无论孩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母亲都像“神”一样伸出双手将其拥入温暖的怀抱。正如她在《繁星》中赞美道：“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在《往事》中写道：“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4]在其问题小说《超人》中，那个目光充满慈爱的白衣妇人又成为何彬脱离虚无与冷酷的引路人，医治心灵创伤的医生。在“五四”启蒙话语中，冰心笔下的“母亲”形象隐隐传递出一种复归传统的创作心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意识中“母性”的回归。在冰心的艺术世界中，许多自然意象也成为“母神”的化身。在其诗歌中，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浓厚的“母性”色彩，其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是冰心精神家园的物化形态：“故乡的海波呵！/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4]诗行中对大海的依恋恰如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很显然，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意象，被冰心赋予了母性的灵魂。
（二）启蒙视野中的“母性神话”的瓦解——“恶母”
在现代启蒙话语中，“母神”在彰显其善良、慈爱的一面的同时，也尽显其“兽性”的黑暗恐怖，在创造生命、孕育生命的同时，也在扼杀生命、断送生命。从文化意义上讲，“母神”沦为“父神”的附庸，显示出“母神”被父性文化“异化”的、丑陋的一面。“母神”在这里成为“兽性之母”、“恶之母”，此类“母神”形象地宣布了传统文化中无性别“母神”的死亡，其精神指向由神性理想转向世俗世界。“母神”从神龛走向人间。笔者认为，这种“恶之母”文学人物谱系的创造正是“五四”启蒙话语对传统“父性文化”话语霸权最有力的一击。在现代文学传统中，“恶母”形象的大量出现不是个别的、无规律的现象。也正是“恶母”的出现使“母亲”具有了活生生的“人”的气息，闪现出迷人的人性光辉。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例证。曹禺《原野》中的焦母是集丑与恶的化身：“嶙峋的老女人，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头发大半斑白，额角上有一块紫疤，一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杖，张大眼睛，里面空空不是眸子，眼前似乎罩着一层白纱，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使人猜不透那对失去了眸子的眼睛里藏匿着什么秘密。”[5]冷且丑的外表使这位母亲身上散发出冷而可怕的气息，更可恶的是她对生命的扼杀。儿子被她视为私有财产，在她的逼迫之下变得懦弱不堪。因仇恨儿媳金子，几乎将她置于死地，最后误杀了孙子小黑子。焦母是鲜活生命的扼杀者，对别人的生命有超乎寻常的占有欲和支配欲。她在无意中站在了传统慈母的对立面上，成了充满邪恶的“恶母”。巴金《寒夜》中的汪母，表面看似慈母，实则“恶母”，她牢牢地控制着儿子，逼迫着媳妇树生，最后致使儿子悲惨死去，展示出“恶母”的恐怖与邪恶。曹禺的《雷雨》中，具有雷雨般性格的繁漪，以后母加情妇的身份牢牢控制着周萍和四凤的命运，将他们一步步逼向死亡之路，完全是仇恨的化身。这样的“恶母”人物系列与传统的“母神”形象截然不同，因而具有别样的审美意蕴。
总之，在启蒙文化语境中，“母亲”作为“神”的一面被高扬，以其无比的创造力和牺牲精神映衬了“父性文化”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凸现其神性的同时，也撩开“母亲”温情的面纱，将其人性的“恶”与“丑”曝于历史的阳光之下。“母神”降落凡尘，沾染了尘世的烟火气息，更具“母性”色彩，更人性化，因而也就结束了其无性别的历史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1]鲁迅.补天.林非编.鲁迅著作全编·故事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13；617；619.
[2]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4）[J].鲁迅研究月刊，2001，（5）：15.
[3]郭沫若.女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4]冰心.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9；151；123.
[5]曹禺：原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