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来,一些企业动员大量的人力、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下乡,努力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优势紧密结合,客观上打造了一种可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视角的治理理论因为缺乏"市场的视角"而未能有效回答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后果.选取两家企业跨界社会治理的实践作为个案研究发现,这些企业通过"企业项目制"的资源动员方式,缓和了生产目标和治理责任的张力.它们像组织产品生产一样经营乡村,在组织化乡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形塑了所在地区"生产型治理"的特征.生产型治理对社会治理能力的现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研究"(21ZDA041)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一些企业动员大量的人力、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下乡,努力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优势紧密结合,客观上打造了一种可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视角的治理理论因为缺乏"市场的视角"而未能有效回答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后果.选取两家企业跨界社会治理的实践作为个案研究发现,这些企业通过"企业项目制"的资源动员方式,缓和了生产目标和治理责任的张力.它们像组织产品生产一样经营乡村,在组织化乡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形塑了所在地区"生产型治理"的特征.生产型治理对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潜藏的风险.
其他文献
民族文学观是对文学与民族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辩证的思想张力,显示出以时间性为表、空间性为里、多元一体、边界明晰、纵深多层的民族共同体空间意识.在话语实践上,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主要借助核心概念民族性进行表述,而民族性又常常借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概念表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应当重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诗学,充分阐发其多元开阔的审美共同体意识、辩证的思想张力、包容共生的文学伦理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文艺本质论.
“考古学文化”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关键概念,自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它一直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关键概念来讨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主要作用,是用类型学方法对出土材料进行时空安排,将杂乱无章的物质文化整理得井然有序.但是,它因孤立和静态方式处理考古材料的特点,妨碍了考古学家从动态和人类行为角度重建历史的努力.目前,我国科技考古的超前和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滞后,使得科技手段与文化分析难以契合,在历史重建的许多关键问题上力不从心.因此,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需要从理论方法上加以更新,赋
中国考古学界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这与西方考古学多视考古学属于人类学不同.中国考古学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考古两部分,史前考古主要以陶器为研究对象、以类型学为基本方法,通过考古学文化探索史前历史.历史考古是关于文明形成、国家出现之后历史时代的考古,国家历史是考古的社会主体,国家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其主要物化载体是都城、帝王陵墓及其他大型国家工程遗存及其中的重要遗物等.历史考古研究必须重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历史文献的密切结合,这既是中国考古学十分重要的特色,也是它与史前考古的最大区别.
完善犯罪治理体系、提升犯罪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犯罪统计数据既是犯罪治理的成果展现,是观察测量犯罪现象的重要工具方法,又是评判犯罪治理绩效的基本依据.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的犯罪现象在内部结构上正呈现"双降"与"双升"的趋势,犯罪治理的绩效相当好.在大数据时代,因应国家治理和犯罪治理的要求,犯罪统计应基于法治主义改进其统计指标体系,基于数据互联的要求改进统计组织体系,基于数据共享的原则改进其发布和应用制度.置身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
为保护自身的网络空间安全,各国纷纷立法,由此形成了网络空间国家化趋势.然而,这一趋势越是加深,网络空间安全秩序内含的矛盾越发凸显,这源于封闭性的国家立法在面对具有跨越性的网络空间时,立法目的难以达成,而隐藏其后的则是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二元论对立思维.我国《网络安全法》中的网络数据和《数据安全法》中的数据的认知差异深受这一思维的广泛影响.为此,需回到网络空间本身的跨人格性、跨国家性与跨空间性等属性,反思我国现行网络安全立法.在明晰主权国家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确立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双重基础
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总结与归纳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策机制与模式匹配,有助于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为更长时段的国家治理调整提供思考.长期以来,我国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或新型政策体系的决策实施中,形成了国家治理中的行政主导机制,实现了较高的治理效率.新时代的政策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公众对政策问题解决、决策科学性、政府治理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以精准施政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也正在配合着政策对象的多元趋势,演化出了多方博弈机制和影响网络机制,契合了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机制的运用从单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