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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秋之交，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东西方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摧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时机已来临。对此，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决定配合中国军队对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当时流亡到四川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其助手罗哲文。
二人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其准确位置。目录由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随后被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毁掉这些目标。
据梁思成的美国好友、时为美国驻重庆新闻处的官员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极其重视人类文明成果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代表请梁思成也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成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思成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炸，因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京都、奈良的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并予以保护。
当时，此项工作是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去了，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上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疮痍，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漩涡中。
在接近战争尾声的三天之内，美国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以致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死亡2万人，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变成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相伯仲。
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的大混乱中，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都成了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人准备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中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则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形恢复。但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日本人没有料到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日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则全部得以幸免。
很多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这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梁思成一起进驻重庆的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己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奈良参加“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管谷相遇。管谷得知罗哲文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而且1944年前后正跟梁思成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
管谷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关系。”罗哲文顿时来了兴趣。管谷接着说：“据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某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的例子——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管谷这样说其实是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果然立即回忆起自己和导师梁思成在重庆的情景。当年，罗哲文和梁思成住在重庆的一座小楼里，梁思成每天都拿一捆晒蓝图纸（一种专供工程设计等用的纸）给罗哲文，让他按自己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其中有两地就是京都和奈良。”罗哲文说。
经过罗哲文与管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这和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
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对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在战争中未毁，却被大火烧了，真是太可惜了！”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报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
编辑/夏涵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当时流亡到四川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其助手罗哲文。
二人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其准确位置。目录由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随后被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毁掉这些目标。
据梁思成的美国好友、时为美国驻重庆新闻处的官员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极其重视人类文明成果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代表请梁思成也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成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思成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炸，因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京都、奈良的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并予以保护。
当时，此项工作是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去了，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上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疮痍，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漩涡中。
在接近战争尾声的三天之内，美国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以致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死亡2万人，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变成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相伯仲。
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的大混乱中，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都成了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人准备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中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则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形恢复。但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日本人没有料到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日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则全部得以幸免。
很多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这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梁思成一起进驻重庆的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己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奈良参加“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管谷相遇。管谷得知罗哲文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而且1944年前后正跟梁思成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
管谷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关系。”罗哲文顿时来了兴趣。管谷接着说：“据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某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的例子——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管谷这样说其实是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果然立即回忆起自己和导师梁思成在重庆的情景。当年，罗哲文和梁思成住在重庆的一座小楼里，梁思成每天都拿一捆晒蓝图纸（一种专供工程设计等用的纸）给罗哲文，让他按自己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其中有两地就是京都和奈良。”罗哲文说。
经过罗哲文与管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这和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
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对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在战争中未毁，却被大火烧了，真是太可惜了！”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报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