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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操的时事诗亦可称为诗史，但和杜甫的诗又不相同。由于阶级的差距，曹操的“史”多是记录统治阶层，朝廷内部的矛盾，而杜甫的“史”则以民间疾苦和自己的遭遇为主。这样一来，曹操的视角就更加宽阔，政治倾向也截然不同。
【关键词】曹操；时事诗；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曹操、曹丕、曹植被后人称为“三曹”，以此确立了三人在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地位，“三曹”中又以曹操的四言诗成就与影响最大，代表着文人四言乐府诗的最高成就。除了四言诗外，曹操的五言乐府诗同样闻名遐迩。生于乱世的曹操是“建安风骨”的先行者，他的诗歌不仅记录时事，而且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中关于曹操的时事诗的创作突破了汉乐府诗的规范，加入了个人的感情，表达了自己对战争中百姓的怜悯和对各方诸侯争名夺利的鄙视。看曹操的时事诗会发现，其形象与《三国演义》里那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贼截然不同。诗中，曹操感情细腻、悲天悯人，讽刺了反董联军的“利己主义”和外戚何进的愚蠢，同时，记录了战争中疲惫的士兵和在生死之间游走的百姓。所以，笔者欲借此文讨论曹操时事诗的叙事特点，分析其叙事手法、反映的时事及其中的思想感情。曹操的时事诗较为有代表性的如《薤露行》，记录了何进、董卓欺压君臣，搅乱国家；《蒿里行》记叙了混乱的局势，各怀鬼胎的诸侯，以及自己的悲伤；另外，还有《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冬十月、土不同）等，这些诗均是以时事叙述为基础进行评价和议论的，同时，时事叙述部分又使得曹操的评价更加深刻，让整首诗读起来或有一种凄惨、悲凉的末世感，或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英雄气概。
当代人对于曹操诗歌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上至曹操文学成就的成因，下至曹操诗歌对后世的贡献。张丽锋曾就前者进行研究，认为曹操的诗歌成就在于“时势造英雄”，她在论文中说到：“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它的发展同当时的思想比较解放有直接的关系，更与之前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所指的“思想”是汉安帝后道家思想对儒学的解构。笔者认为，对儒学的解构使得作为“正统”的皇帝以一种被动的、急待被拯救的状态出现在曹操的时事诗歌当中，这也为东汉末年各诸侯拥兵自重提供了理由。同时，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成就了曹操的“诗史”，正是“频繁的战乱直接催生了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这类关注时事的史诗性的实录”。然而，贾名党却提出了与张丽锋相反的看法，他在论文中写道：“曹操渴望先秦儒家所宣倡的‘太平盛世’，其诗文作品倾力倾情歌颂儒家理想主义社会图景。”并认为“曹操推尊儒家经典，信守儒家的诗学精神”。筆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曹操政治家的身份，曹魏政权本就“取之不当”，胁迫天子更不是孔孟之道。贾名党只是借《对酒》《关山度》来论述曹操的“大道之行”，却忽视了曹操的统治地位和对话语权的掌握。此外，关于曹操诗的贡献有张风平的《浅析曹操的诗歌贡献》，他就曹操的四言诗进行研究，认为“曹操的四言诗打破了汉代重骈偶的和每隔八言要叶韵的常格，用韵自由，同时注入时代的重要内容和个人独特的审美情思，使四言诗这种旧体诗再次大放光彩”。曹操时事诗中的四言诗——《土不同》《冬十月》皆如张风平所言，但曹诗中内含时事的诗歌大多为五言，既然是分析曹诗之贡献，对五言诗的讨论也是不可少的。在艺术、思想方面，曹操的时事诗有着“寄托鲜明的现实关怀”“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评价。傅刚曾在《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中以《薤露行》为例，写到，曹操将自身的慷慨之气“通过诗歌形式提炼为鲜明的文学风格，从而形成为建安风骨的主要内容”。因此，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容，曹操的时事诗都有着很高的造诣。接下来，笔者将运用历史传记式研究方法和叙事学讨论曹操的时事诗，以五言诗《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以及四言诗《土不同》为典型，由外而内地针对曹诗的时事叙事、叙事方法和诗中所体现的时代话语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汉末诗史
曹操的时事诗亦可称为诗史，但和杜甫的诗又不相同。由于阶级的差距，曹操的“史”多是记录统治阶层，朝廷内部的矛盾，而杜甫的“史”则以民间疾苦和自己的遭遇为主。这样一来，曹操的视角就更加宽阔，政治倾向也截然不同。
曹诗《蒿里行》中有“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这一段便揭示了反董联军内部何进心怀鬼胎。此诗做于献帝初年，董卓挟持皇帝迁都长安，焚烧洛阳皇宫，引起各地诸侯不满，他们聚集起来商讨讨伐董卓的事。曹操认为应该“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是，各路诸侯因自身利益瞻前顾后，拒绝和曹操一同前往，最后曹操遭遇董卓部将徐荣，战败。这首诗包含了作者对各路诸侯的愤怒。《蒿里行》前两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道出了诸侯集结的原因，然而，各位义士的心却盯着“咸阳”，这里的“咸阳”代指长安，可理解为对权力的渴望。各方势力均有自己的私心，袁绍、韩馥试图立刘虞为皇帝，淮南袁术称帝，刘岱、乔瑁自相残杀，因此便有了“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而最后曹操结尾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道出民间的疾苦，社会的分崩离析。将百姓悲惨的景况与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相比，大有“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之感。
董卓焚烧洛阳皇宫后，曹操行军路过看到了洛阳城惨状后写下了《薤露行》。诗中“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均为对时事的描写，其中夹杂了曹操对何进和董卓的评价，讲述了外戚何进妄图诛杀十常侍，结果反被杀害，后董卓进京祸国殃民、迁都长安、焚烧洛阳皇宫。《薤露》最后后两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则为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
另外，《苦寒行》也是曹操具有代表性的时事诗。诗中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来表达其率军亲征高干时的行军之苦。诗里呈现出的恶劣环境侧面的反映了战争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有趣的是，这首诗不但反映了历史，同时，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曹操本人。
【关键词】曹操；时事诗；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曹操、曹丕、曹植被后人称为“三曹”，以此确立了三人在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地位，“三曹”中又以曹操的四言诗成就与影响最大，代表着文人四言乐府诗的最高成就。除了四言诗外，曹操的五言乐府诗同样闻名遐迩。生于乱世的曹操是“建安风骨”的先行者，他的诗歌不仅记录时事，而且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中关于曹操的时事诗的创作突破了汉乐府诗的规范，加入了个人的感情，表达了自己对战争中百姓的怜悯和对各方诸侯争名夺利的鄙视。看曹操的时事诗会发现，其形象与《三国演义》里那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贼截然不同。诗中，曹操感情细腻、悲天悯人，讽刺了反董联军的“利己主义”和外戚何进的愚蠢，同时，记录了战争中疲惫的士兵和在生死之间游走的百姓。所以，笔者欲借此文讨论曹操时事诗的叙事特点，分析其叙事手法、反映的时事及其中的思想感情。曹操的时事诗较为有代表性的如《薤露行》，记录了何进、董卓欺压君臣，搅乱国家；《蒿里行》记叙了混乱的局势，各怀鬼胎的诸侯，以及自己的悲伤；另外，还有《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冬十月、土不同）等，这些诗均是以时事叙述为基础进行评价和议论的，同时，时事叙述部分又使得曹操的评价更加深刻，让整首诗读起来或有一种凄惨、悲凉的末世感，或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英雄气概。
当代人对于曹操诗歌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上至曹操文学成就的成因，下至曹操诗歌对后世的贡献。张丽锋曾就前者进行研究，认为曹操的诗歌成就在于“时势造英雄”，她在论文中说到：“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它的发展同当时的思想比较解放有直接的关系，更与之前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所指的“思想”是汉安帝后道家思想对儒学的解构。笔者认为，对儒学的解构使得作为“正统”的皇帝以一种被动的、急待被拯救的状态出现在曹操的时事诗歌当中，这也为东汉末年各诸侯拥兵自重提供了理由。同时，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成就了曹操的“诗史”，正是“频繁的战乱直接催生了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这类关注时事的史诗性的实录”。然而，贾名党却提出了与张丽锋相反的看法，他在论文中写道：“曹操渴望先秦儒家所宣倡的‘太平盛世’，其诗文作品倾力倾情歌颂儒家理想主义社会图景。”并认为“曹操推尊儒家经典，信守儒家的诗学精神”。筆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曹操政治家的身份，曹魏政权本就“取之不当”，胁迫天子更不是孔孟之道。贾名党只是借《对酒》《关山度》来论述曹操的“大道之行”，却忽视了曹操的统治地位和对话语权的掌握。此外，关于曹操诗的贡献有张风平的《浅析曹操的诗歌贡献》，他就曹操的四言诗进行研究，认为“曹操的四言诗打破了汉代重骈偶的和每隔八言要叶韵的常格，用韵自由，同时注入时代的重要内容和个人独特的审美情思，使四言诗这种旧体诗再次大放光彩”。曹操时事诗中的四言诗——《土不同》《冬十月》皆如张风平所言，但曹诗中内含时事的诗歌大多为五言，既然是分析曹诗之贡献，对五言诗的讨论也是不可少的。在艺术、思想方面，曹操的时事诗有着“寄托鲜明的现实关怀”“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评价。傅刚曾在《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中以《薤露行》为例，写到，曹操将自身的慷慨之气“通过诗歌形式提炼为鲜明的文学风格，从而形成为建安风骨的主要内容”。因此，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容，曹操的时事诗都有着很高的造诣。接下来，笔者将运用历史传记式研究方法和叙事学讨论曹操的时事诗，以五言诗《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以及四言诗《土不同》为典型，由外而内地针对曹诗的时事叙事、叙事方法和诗中所体现的时代话语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汉末诗史
曹操的时事诗亦可称为诗史，但和杜甫的诗又不相同。由于阶级的差距，曹操的“史”多是记录统治阶层，朝廷内部的矛盾，而杜甫的“史”则以民间疾苦和自己的遭遇为主。这样一来，曹操的视角就更加宽阔，政治倾向也截然不同。
曹诗《蒿里行》中有“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这一段便揭示了反董联军内部何进心怀鬼胎。此诗做于献帝初年，董卓挟持皇帝迁都长安，焚烧洛阳皇宫，引起各地诸侯不满，他们聚集起来商讨讨伐董卓的事。曹操认为应该“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是，各路诸侯因自身利益瞻前顾后，拒绝和曹操一同前往，最后曹操遭遇董卓部将徐荣，战败。这首诗包含了作者对各路诸侯的愤怒。《蒿里行》前两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道出了诸侯集结的原因，然而，各位义士的心却盯着“咸阳”，这里的“咸阳”代指长安，可理解为对权力的渴望。各方势力均有自己的私心，袁绍、韩馥试图立刘虞为皇帝，淮南袁术称帝，刘岱、乔瑁自相残杀，因此便有了“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而最后曹操结尾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道出民间的疾苦，社会的分崩离析。将百姓悲惨的景况与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相比，大有“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之感。
董卓焚烧洛阳皇宫后，曹操行军路过看到了洛阳城惨状后写下了《薤露行》。诗中“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均为对时事的描写，其中夹杂了曹操对何进和董卓的评价，讲述了外戚何进妄图诛杀十常侍，结果反被杀害，后董卓进京祸国殃民、迁都长安、焚烧洛阳皇宫。《薤露》最后后两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则为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
另外，《苦寒行》也是曹操具有代表性的时事诗。诗中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来表达其率军亲征高干时的行军之苦。诗里呈现出的恶劣环境侧面的反映了战争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有趣的是，这首诗不但反映了历史，同时，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曹操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