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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后，张居正回乡奔丧途中，从北京到江陵迢迢数千里，盛况空前，各地文武官员无不倾巢出动，设祭迎送，靡费浩繁；有的官员甚至跪在地上呼天抢地，如丧考妣。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辅高贵奢华的“如意斋”。所谓“如意斋”，就是张居正回乡乘坐的轿车。
轿车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小憩。轿车既大且重，需三十二个壮丁抬轿，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伺候相公起居。轿车前后伴有六名训练有素的鸟铳手，这是戚继光为报首辅知遇之恩，精挑细选出来，专门为首辅回乡保驾护航的。
这座绝世奢华的轿车遭到当时无数士子的严厉指责。清朝《四库全书》编纂官纪昀认为：“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张居正确实是位颇具争议的传奇历史人物，“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以一人之力实现大明王朝的中兴，更在于缠绕他生前死后无数的恩怨是非。他既勇于革新，为帝国立下不世之功，又擅权揽政，作威作福，人们总能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有时不免流于人云亦云。而几百年来，种种离奇的说法无不影响着对张居正的褒贬评价，也展示了“三人成虎”的可怕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乡葬父时，他在途中曾给神宗皇帝上过《请宽限疏》，其中报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
依此而论，张氏的行期只有22天，返程时因适逢阴雨，走了24天，北京与江陵之间单程就将近三千里，则平均每天要行进超过130里。途中张居正还要处理政务，接见官员，拜会藩王，参加宴会，行色匆匆，即便不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并且按照每天行进10个小时计算，平均时速也要达到6.5公里，这对于单人步行来说，已是相当迅速。而32个轿夫即使个个都训练有素，抬腿起步整齐划一，扛着大轿22天就从北京一路走到江陵，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张居正是一个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显赫的地位使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无不被大家广为关注。如果他真的乘坐轿车，必然会受到给事、御史等言官的弹劾指责。可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张居正在世时，就一直有人批评他作威作福。万历四年正月，张居正的门生刘台就曾上疏弹劾他“擅作威福”。万历五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夺情”事件中，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等的集体反对。他归葬回京后，又遭到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弹劾，批评他擅权乱政，但也未提及轿子。
或许由于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都支持张居正夺情而大力打击言官，因而没人敢于在他生前拿这顶“逆天”轿子说事。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起对他的清算，墙倒众人推，“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种攻讦纷至沓来，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谋逆篡位、掘人坟墓、侵夺王府、变乱成法、专制擅权等各种有的没的罪名都被恶毒地用来攻击故首辅。种种奇闻，连不满张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当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环境。但即使此时，竟未有人拿“三十二抬大轿”这绝好的“罪证”说事，此事的确成疑。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远《雕丘杂录》有条札记格外引人注目：“野记言，江陵相予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步舆以媚之，步舆内数童子，执拂供役，无异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绢轿无异恒制，但轿傍二童子执拂步随耳。无步舆之说也。此非先祖目睹，未有不信为真者，野史讵可慿乎？”
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后人，梁清远的回忆较为可信。在他的记忆中，先祖梁梦龙亲眼目睹乃师张居正路过真定时，乘坐的轿子完全符合规格，只不过轿旁有二童子跟随，无奈后来发展成骇人聽闻的步舆，他以此质疑野史的可靠性。
这条记载鲜为人知，但却是张居正并无僭越乘轿的直接证据。梁清远的先祖正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梁梦龙，梁梦龙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为。
由于梁梦龙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向被视为“江陵党羽”，且此记载又为孤证，不免令人怀疑是否为居正开脱罪责，否则为何众多沿途目击者中唯独梁家后人为张居正喊冤？
徐学谟《归有园稿》记叙的张居正归葬途中另一件轶事或许能揭开谜团： “江陵公之归葬其父，四方赙者亦累数百万，江陵亦未尝受，即祭文俱却之。车载骡驼而归者，络绎于道，此江陵人所共见者。第其夺情之举见鄙于士论，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谓其乘丧黩货耳。”
徐学谟并未溢美居正。张居正归葬途中，各地官员为谄媚首辅，借吊唁张父之机大肆行贿，而张居正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却能不为所动。他路过河南时，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派人持礼物和祭品在边界迎接。张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封还。尽管如此，士林由于厌恶他夺情违制而不顾事实真相，想当然地认为他趁奔丧贪污敛财。
同理可推测，由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得罪不少人的利益，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士人戴上有色眼镜，乐于接受这位离经叛道当权者的负面传闻。在那些本来就与张氏有怨的文人笔下，他的缺点被无限放大甚至无中生有，使得原本简单之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野史中传说的轿车到底有欤无欤、是耶非耶，在明代历史上无足轻重，但却直接关系着张居正的为官操守和历史评价。他究竟是贪腐的能臣还是德才兼备的救时宰相，是是非非伴随其身前身后。就如同张居正身后“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场一样，张居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在“人治”的社会体制中，任何个人的功过毁誉，都会与其遭逢际遇紧密相连，既无公正可言、也无公平可待。
轿车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小憩。轿车既大且重，需三十二个壮丁抬轿，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伺候相公起居。轿车前后伴有六名训练有素的鸟铳手，这是戚继光为报首辅知遇之恩，精挑细选出来，专门为首辅回乡保驾护航的。
这座绝世奢华的轿车遭到当时无数士子的严厉指责。清朝《四库全书》编纂官纪昀认为：“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张居正确实是位颇具争议的传奇历史人物，“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以一人之力实现大明王朝的中兴，更在于缠绕他生前死后无数的恩怨是非。他既勇于革新，为帝国立下不世之功，又擅权揽政，作威作福，人们总能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有时不免流于人云亦云。而几百年来，种种离奇的说法无不影响着对张居正的褒贬评价，也展示了“三人成虎”的可怕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乡葬父时，他在途中曾给神宗皇帝上过《请宽限疏》，其中报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
依此而论，张氏的行期只有22天，返程时因适逢阴雨，走了24天，北京与江陵之间单程就将近三千里，则平均每天要行进超过130里。途中张居正还要处理政务，接见官员，拜会藩王，参加宴会，行色匆匆，即便不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并且按照每天行进10个小时计算，平均时速也要达到6.5公里，这对于单人步行来说，已是相当迅速。而32个轿夫即使个个都训练有素，抬腿起步整齐划一，扛着大轿22天就从北京一路走到江陵，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张居正是一个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显赫的地位使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无不被大家广为关注。如果他真的乘坐轿车，必然会受到给事、御史等言官的弹劾指责。可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张居正在世时，就一直有人批评他作威作福。万历四年正月，张居正的门生刘台就曾上疏弹劾他“擅作威福”。万历五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夺情”事件中，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等的集体反对。他归葬回京后，又遭到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弹劾，批评他擅权乱政，但也未提及轿子。
或许由于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都支持张居正夺情而大力打击言官，因而没人敢于在他生前拿这顶“逆天”轿子说事。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起对他的清算，墙倒众人推，“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种攻讦纷至沓来，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谋逆篡位、掘人坟墓、侵夺王府、变乱成法、专制擅权等各种有的没的罪名都被恶毒地用来攻击故首辅。种种奇闻，连不满张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当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环境。但即使此时，竟未有人拿“三十二抬大轿”这绝好的“罪证”说事，此事的确成疑。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远《雕丘杂录》有条札记格外引人注目：“野记言，江陵相予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步舆以媚之，步舆内数童子，执拂供役，无异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绢轿无异恒制，但轿傍二童子执拂步随耳。无步舆之说也。此非先祖目睹，未有不信为真者，野史讵可慿乎？”
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后人，梁清远的回忆较为可信。在他的记忆中，先祖梁梦龙亲眼目睹乃师张居正路过真定时，乘坐的轿子完全符合规格，只不过轿旁有二童子跟随，无奈后来发展成骇人聽闻的步舆，他以此质疑野史的可靠性。
这条记载鲜为人知，但却是张居正并无僭越乘轿的直接证据。梁清远的先祖正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梁梦龙，梁梦龙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为。
由于梁梦龙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向被视为“江陵党羽”，且此记载又为孤证，不免令人怀疑是否为居正开脱罪责，否则为何众多沿途目击者中唯独梁家后人为张居正喊冤？
徐学谟《归有园稿》记叙的张居正归葬途中另一件轶事或许能揭开谜团： “江陵公之归葬其父，四方赙者亦累数百万，江陵亦未尝受，即祭文俱却之。车载骡驼而归者，络绎于道，此江陵人所共见者。第其夺情之举见鄙于士论，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谓其乘丧黩货耳。”
徐学谟并未溢美居正。张居正归葬途中，各地官员为谄媚首辅，借吊唁张父之机大肆行贿，而张居正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却能不为所动。他路过河南时，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派人持礼物和祭品在边界迎接。张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封还。尽管如此，士林由于厌恶他夺情违制而不顾事实真相，想当然地认为他趁奔丧贪污敛财。
同理可推测，由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得罪不少人的利益，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士人戴上有色眼镜，乐于接受这位离经叛道当权者的负面传闻。在那些本来就与张氏有怨的文人笔下，他的缺点被无限放大甚至无中生有，使得原本简单之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野史中传说的轿车到底有欤无欤、是耶非耶，在明代历史上无足轻重，但却直接关系着张居正的为官操守和历史评价。他究竟是贪腐的能臣还是德才兼备的救时宰相，是是非非伴随其身前身后。就如同张居正身后“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场一样，张居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在“人治”的社会体制中，任何个人的功过毁誉，都会与其遭逢际遇紧密相连，既无公正可言、也无公平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