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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讲述了美国民谣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故事,他在本土籍籍无名,在南非却成为年轻人反抗极权、冲破种族隔离政策的精神动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话说这位罗德里格斯,因为唱片销量极低,被公司解约,回到家乡底特律,成为一名低收入重体力劳动者,干些拆房子、装修的工作。若在现代之中国,那绝对是文艺青年沦为“屌丝”的悲剧。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屌丝”,却坚持过有尊严的生活,还把这尊严和对生活的希望,传达给自己的孩子——经常带女儿们参观博物馆,看毕加索。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倒尊严与体面,多年以后,当南非寻圣者找到罗德里格斯时,他们并没有失望——那个昔日的先锋,现在瘦弱的老人,身上仍然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不是“屌丝”的气息。
前一段,冯小刚狠狠地批了“属丝”这个词。他发微博:一会讲中文的老外问我:“屌丝”是什么东西?我答:就是JB毛,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老外困惑,问:为什么你们的电视和报纸大量使用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在赞扬。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外彻底蒙了: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我们那虽然言论自由,但媒体绝不敢用这么恶心的词形容弱势群体。
这条微博引发了两极评论,有人认为冯小刚完全不懂这一流行词汇中的自我解嘲,想把底层人士开自己玩笑的权利都剥夺;有人觉得这词粗鄙至极,本不应该流传。
中国民众有自谦甚至自轻自贱的传统,以前自称草民、贱民,后来自称屁民,“屌丝”发明后,自我解嘲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屌丝”一词,固然有着玩笑的色彩,可也交织着自嘲、自我矮化与自我麻木。其背后,是对表面神圣庄严的一种反抗和解构,也是对合理生活欲求而不得的绝望。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流行话语。
太多人自认“屌丝”的时代,是粗鄙的时代。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即著文指出: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而现在,这个病愈加沉重。
多年以前,体面、尊严、斯文,在“大老粗”面前,不是被踏入尘土,就是沦为自轻自贱。嘲弄知识分子,鄙视文明的传统,并没有随着这个国家的改革而断绝,甚至高考热,现在看来,不过是现在公务员热的前传——人们真正想得到的,不是知识、文明和服务人民的机会,每个人都在下一盘功利主义的大棋。
在真正的文明不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丛林规则和粗鄙的举动便茂盛起来。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和母亲可以破口大骂: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国人也可为一桩桩小事,在飞机上大打出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生活的粗鄙化尾随相生。3月底,佛山一辆货车司机投诉遭到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和交警的殴打。执法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矢口否认。不料,货车上的视频装置分明拍下殴打的过程。还有什么比公然撒谎、糊弄公众更粗鄙的?更往前,“表叔”的教训,是让一些领导干部把名表藏起来;“房姐”事发后,公权力关闭了通过名字查询房产信息的通道。还有什么比权力的傲慢更加粗鄙的?当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野蛮无理,人们却无能为力时;当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则不能建立时,体面就不再成为追求,丢脸也成了随意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那种“强者愈粗,弱者愈鄙”的粗鄙,它如同病毒一股,自我复制,不断扩散。
而很多年以前,还不是这样。
1966年9月3日的凌晨,翻译家傅雷和妻子,不堪折磨,在家中自缢。为防止踢倒凳子影响楼下的邻居,他们在地上垫上厚厚的棉被。
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的体面与教养,都已变得遥远陌生。而对体面与教养的摧残,或是开启“席丝”时代的遥远的推手。
话说这位罗德里格斯,因为唱片销量极低,被公司解约,回到家乡底特律,成为一名低收入重体力劳动者,干些拆房子、装修的工作。若在现代之中国,那绝对是文艺青年沦为“屌丝”的悲剧。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屌丝”,却坚持过有尊严的生活,还把这尊严和对生活的希望,传达给自己的孩子——经常带女儿们参观博物馆,看毕加索。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倒尊严与体面,多年以后,当南非寻圣者找到罗德里格斯时,他们并没有失望——那个昔日的先锋,现在瘦弱的老人,身上仍然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不是“屌丝”的气息。
前一段,冯小刚狠狠地批了“属丝”这个词。他发微博:一会讲中文的老外问我:“屌丝”是什么东西?我答:就是JB毛,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老外困惑,问:为什么你们的电视和报纸大量使用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在赞扬。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外彻底蒙了: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我们那虽然言论自由,但媒体绝不敢用这么恶心的词形容弱势群体。
这条微博引发了两极评论,有人认为冯小刚完全不懂这一流行词汇中的自我解嘲,想把底层人士开自己玩笑的权利都剥夺;有人觉得这词粗鄙至极,本不应该流传。
中国民众有自谦甚至自轻自贱的传统,以前自称草民、贱民,后来自称屁民,“屌丝”发明后,自我解嘲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屌丝”一词,固然有着玩笑的色彩,可也交织着自嘲、自我矮化与自我麻木。其背后,是对表面神圣庄严的一种反抗和解构,也是对合理生活欲求而不得的绝望。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流行话语。
太多人自认“屌丝”的时代,是粗鄙的时代。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即著文指出: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而现在,这个病愈加沉重。
多年以前,体面、尊严、斯文,在“大老粗”面前,不是被踏入尘土,就是沦为自轻自贱。嘲弄知识分子,鄙视文明的传统,并没有随着这个国家的改革而断绝,甚至高考热,现在看来,不过是现在公务员热的前传——人们真正想得到的,不是知识、文明和服务人民的机会,每个人都在下一盘功利主义的大棋。
在真正的文明不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丛林规则和粗鄙的举动便茂盛起来。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和母亲可以破口大骂: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国人也可为一桩桩小事,在飞机上大打出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生活的粗鄙化尾随相生。3月底,佛山一辆货车司机投诉遭到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和交警的殴打。执法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矢口否认。不料,货车上的视频装置分明拍下殴打的过程。还有什么比公然撒谎、糊弄公众更粗鄙的?更往前,“表叔”的教训,是让一些领导干部把名表藏起来;“房姐”事发后,公权力关闭了通过名字查询房产信息的通道。还有什么比权力的傲慢更加粗鄙的?当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野蛮无理,人们却无能为力时;当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则不能建立时,体面就不再成为追求,丢脸也成了随意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那种“强者愈粗,弱者愈鄙”的粗鄙,它如同病毒一股,自我复制,不断扩散。
而很多年以前,还不是这样。
1966年9月3日的凌晨,翻译家傅雷和妻子,不堪折磨,在家中自缢。为防止踢倒凳子影响楼下的邻居,他们在地上垫上厚厚的棉被。
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的体面与教养,都已变得遥远陌生。而对体面与教养的摧残,或是开启“席丝”时代的遥远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