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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十五年前，我刚留校那会儿，在文学界的一次活动中，一位老前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代表们在会议间隙时，站成一排小便。那时的小便池不是现在这样的单间，而是沿墙展开的一条水沟，人多了便在这沟边站成了一条流水线。本文要说的这位诗人，这天也在这条流水线上，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一个作业点。做这种事本来是各自为政，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人都免不了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偏偏这位诗人旁边站的一位老兄这时候的注意力就不集中。就在他无意间偏头朝旁边溜一眼的瞬间，突然发现，他身边站的这个人长得像他曾经见过面的一个叛徒，于是便向保卫部门报告了。你想想看，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混进来这么一个人，放在平时，也不敢掉以轻心，何况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解放战争还没有全部结束，敌我情况那么复杂，万一真的是混进了一个坏人，后果将不堪设想。上面对这件事自然高度重视，但处置的方法似乎还算平和，没听说闹出什么动静。到底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防范措施，现在自然是不得而知，就是在当时，除了经办这件事的人，恐怕也没有更多的人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这个被告发的诗人，从此就不受重用，在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又不断接受审查，却又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让他去放牛了事。“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依旧是个查无实据，这才让这位诗人重操旧业，该干吗干吗，还像从前那样写诗作文教学生。
我说的这位诗人，年纪大的读者大约知道就是毕奂午。关于毕先生的这个故事，坊间虽有不少传闻，也有不少版本，但见诸正式的文字记载却不多。即便在有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也大多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不敢细说。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点：首先，因为这件事毕竟是一个传说，没人亲眼得见，也不可能亲眼得见。其次，是这种事在某些时候比较敏感，不好随便乱说。再次是，这毕竟不是什么文人雅事，说出去于当事人不好。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即便是跟毕先生比较接近的人，也没有谁去求证，这件事于是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
笔者有几次也想当面问问毕先生，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当然，在公开的文字记载中，也不是绝无蛛丝马迹可寻，有的甚至说得还很直白，比如跟毕先生交往甚深的学者李辉就说：“五十年代初毕先生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颇为重要，曾担任参加全国文代会湖北代表团的副团长。在出席会议期间，他上洗手间时，一个人觉得他像一个见过面的叛徒，转身就报告上去。随后，毕先生便被打入了另册。从1955年肃反到1957年反右直到‘文革’，从无证据和结论，但他却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到了‘文革’，他便每天与牛同行，成了真正的牛棚中人。”①相对于李辉，毕先生的学生辈的同事易竹贤、皮远长则说得比较隐晦：“解放以后，他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中南文联、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湖北省文化局等领导职务。1950年调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到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资料室;‘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下放’到学校农场，整整当了十年的老‘放牛娃’。”②李辉的说法，略去了我所听到的传说中的细节，但却又有细节上的问题：第一次文代会并无湖北代表团，毕先生也未担任副团长，湖北文艺界的代表属华中代表团，连团长黑丁一起，总共二十个人，是十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少的一个代表团。毕先生列名其中，自然也表示他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颇为重要”。易、皮二先生所记“1950年调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资料室”，则显然是李辉说的“打入了另册”，“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的证明。
今天的读者也许弄不明白，何以调任教授，还说“打入另册，不受重用”，今天不是有许多作家诗人都想调入大学当驻校作家吗。这只能说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须知，有一个时期，教育界亦如“广阔天地”，并不像今天这样吃香，也不像今天这样受作家诗人青睐，相反，凡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文化人，多下放到教育界，就像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要下放农村一樣。这大约也是想让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自己也接受教育。捎带着还可能有一点惜才的意思，毕竟那时人才匮乏，弃之可惜。更何况毕先生在解放前就当过大学教师，这样安排，也算是人尽其才。只是这件事，今天想起来也太过滑稽，只听说长得像某明星的，参加模仿秀，就可以大红大紫，没听说长得像某叛徒的，不管你秀不秀，就活该倒霉。
诗人毕奂午就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
二
我没见过那叛徒，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但如论长相，毕先生绝对与叛徒的嘴脸无缘。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但不真切，也无实感。等我见了真人，觉得他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依旧不失北方汉子的模样，敦实的身材，方正的脸庞，配上一副慈眉善目，活脱脱一尊弥勒大佛。只是那脸上的器官安置得稍微紧凑了些，却也便于说笑时相互照应，所以毕先生的笑总是五官齐上阵，七窍总动员，格外迷人。
那时节，我与毕先生比邻而居，都在二区的教工宿舍，他住下二区，我住上二区，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高邻。此前，我与毕先生其实并不相熟，与他相识，全是书缘。我家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门面不大，生意却好得出奇。经过十年浩劫，渴望知识如大旱之望云霓，每到周末，书店门前风从云聚，买书的师生往往一早就来排队。要是到了一批新书，那更是万众引颈，人头攒动。
这天上午，我正站在这书店门前观潮，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提着一个买菜篮子，侧身挤进人潮，眨眼间就像龙归大海，不见了身影。过了一会儿，又见这位老者从人潮中冒出那颗白发苍苍的脑袋，像潜水的泳者浮出水面。不过这回却没有入水时的那份灵活，而是怀抱着装满了新书的菜篮，艰难地在波峰浪谷中腾挪。见此情景，我赶紧伸出援手，从岸上拉了一把，把他从人潮中拽上岸来。甫一站定，他就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多谢高邻搭救。我正感纳闷，他又笑眯眯地补上一句说，我认识你，你就住坡上，我住坡下，你是我的高邻。我说，您这么大年纪，赶这份热闹干嘛，没听说前些时挤伤了一个老先生吗。他笑笑说，不是我要赶这份热闹，是我要好好学习，他要天天向上。我正想问，他是谁，他却指了指菜篮子里的书，朝我做了一个鬼脸。哦，我明白了，他是说书价天天上涨，顿时觉得这老先生十分可爱。过不了一会儿，我就知道我搭救的这位老先生是谁。因为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师生，不停地有人跟他“毕先生好，毕先生好”地招呼着，我猛然想起，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毕奂午先生。我做学生的时候，毕先生虽然没给我们上过课，但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也读过他发表在诗刊上的诗《初出牛棚告白》，当时就很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却始终无缘。我留校不久，毕先生就调到了新创办的新闻系，还是没有见着。想不到今天在这里不期而遇，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即也改口叫毕先生。毕先生对我的改口似乎并不在意，但我却分明感到，在他不变的笑容中，有一丝狡黠的微光掠过，如顽童之意外地得着赞许。 把毕先生送到他下二区的家，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典型的北方老太太，我想，这应该就是师母。后来才知道师母姓赵，听说原也是大家闺秀，解放前毕业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但现在却丝毫也看不出这些历史的痕迹。师母接过我手中的书，就像接过毕先生从菜场买回的菜一样平淡，然后转过身去，默默地给书上架。毕先生家所有能摆书的家具，都可称之为书架，岂止是这些家具，连一级一级的楼梯上，也依次摆满了书。二楼原用作卧室的房间，也被改造成了一间图书馆，一个个木质书架整齐排列，上面的书虽然摆得零乱，但却比图书馆更显阿娜多姿。我说，毕先生的书真多呀，师母说，这都是这几年买的，原来的书都被抄家抄走了。说到抄家，突然想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是当年来抄家的人，抄走了毕先生的书，还要说，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我们拿去还可以发挥作用。毕先生后来对人说，这使他想起了他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故事，说是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一个士兵失去了一条腿，有个人对他说，请把上面的靴子脱下来给我吧，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毕先生就这样失去了所有的靴子。
三
要论正规的学校教育，毕先生只有中师学历，所以，他在学校读书的时间不算太长，后来就像高尔基那样，上的主要是社会这所大学。说到高尔基，毕先生年轻的时候还真的就像高尔基想到喀山去上大学那样闯荡了一回。与他结伴同行的，是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当时叫王荣庭）。他们想去光明圣地莫斯科，结果却滞留在哈尔滨，住进了一家类似于高尔基笔下的《夜店》那样的鸡毛小店，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就是这段流浪生活，让他接触了乞丐、小偷、妓女、苦力、流亡者和白俄浪人等诸多下层民众，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挣扎。他的作品集《雨夕》中的小说，对这段生活多有反映。
毕先生虽然学历不高，但后来却被朱自清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这固然得力于巴金等人的推荐，但也与毕先生中师毕业后的一段刻苦自学不无关系。这段时间，成了“北漂”的毕先生整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遍览百科书籍。虽然过的是一口干粮一口水的生活，但却吸足了知识的营养。他后来又南下武汉，受聘华中大学，由讲师到副教授，直到最后成为武汉大学教授，靠的就是这份自学的底气。我没听过毕先生讲课，但见过他为中青年教师找资料，做辅导，他曾说过他要做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捡些枯枝落叶，供中青年教师烧火煮饭，做出美味佳肴。
有一次闲聊，毕先生突然很庄重地对我说，七十岁以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再活下去，得给自己找个理由。他后来找到的理由，是他当了一辈子教员，有许多学生和好学的青年向他提了无数的问题，有些他解答了，有些他当时没有答上来，或觉得答得不够好，需要补充和完善，他得在有生之年，了却这些宿债，这就是他给自己找到的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话倘是说说而已，也就罢了，偏偏毕先生真的就把这些没有答上来或答得不好的问题，都记下来了。那些年，他真的就一条一条地去查找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找到以后，就想办法给提问的人寄封信去，把正确答案告诉他。这些人虽然大多是他的熟人、学生，但也有失去联系，找不到地址的，或信虽寄到，人却遍觅不得。这时候，毕先生往往感到十分沮丧，感叹自己学养不深，学力不足，没能及时满足别人的求知渴望。有一次，他喜形于色地跟我讲到一个建筑方面的问题，说他找了多年，终于在一本书上找到了答案，可惜他把这个答案寄给人家，人家的家人说他已故去多年了。原来毕先生买书，不是为己而是惠人。不是为藏，而是为用。难怪他买的书遍及百科，大约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爱书的毕先生也有无书可读的時候。他曾在一封寄友人的“小简”中说：“却说我在‘四人帮’的压制与折磨之下，从事放牧劳动将近十年。又以家中藏书全部丧失，我遂成了一个既无人可谈、又无人敢谈，既无书可读、又无书敢读的痴痴呆呆的放牛老人。”③也许是对剥夺了他的读书的权利的一种变相的抗议，我也听到过一个毕先生佯装不识字的故事：说是某次政治学习，主事人让他读报，说，我们当中就数你认的字多，学问最大，你来读吧。毕先生接过报纸，倒着拿在手里，半天不出声。有人提醒他说，拿倒了，他赶紧反正过来，还是没有声音。主事者责问他道，怎么啦，是不认识字呀，还是要摆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毕先生这才慢悠悠地说，从前我是认识字的，改造了这么多年，还认识字，那我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吗。主事者无奈，只好呵斥他一顿了事。
四
因为不再做诗人，而做了“放牛娃”，毕先生就对他的名字作了一番改造，加上了一些偏旁、笔画，把“奂午”改成了“唤牛”。放牛的毕先生决无心境玩文字游戏，这样改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使其名副其实，二是大约也有向过去告别的意思，其实是含有很深的幽愤的。联想到他当年教中学的时候，调皮的学生把他写的“午睡”改成“牛睡”，竟一字成谶。一个人的命运总离不了牛的纠缠，有人说这是与牛有缘，但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牛做马”，想想也让人心酸。
成了“放牛娃”的诗人毕奂午，自然不能写诗，也不敢写诗，但他的诗心还在，诗情未泯。白天不能“俯察品类之盛” 、乱说乱动，夜晚却可以 “仰观宇宙之大”、心游万仞。深夜，虫声唧唧，月暗星稀，牛群在静静地吃草，他却在读一本“摊开在我们头上的，‘上帝’用钻石做成的字，书写在蓝色天空上的宏伟的书”。毕先生把它叫做“天书”。读这本“天书”，“夜”积月累，不但让他获得了许多天文知识，也让他“常常思索人类对天体的认识过程，试着辩认天象对农业劳动及岁月时间的关系” 。④他觉得自己犹如一边在读着屈原的《天问》，一边又在读着柳宗元的《天对》。古人在隔着时间对话，他与头上的星空，也在隔着空间对话。他在向星空发问，星空在对他絮语。命运把他放逐于一个“狭矮的牛棚”，他自己却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读“天书”的同时，他也把他心中的诗行写在星空之上。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是他经常思考和为之敬畏的，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也是因为对这“两种东西”的“思考”和“敬畏”，所以诗人毕奂午虽然自言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木头一般的呆子，但却没有进一步变成疯子。在几乎成为精神病的边沿上，仿佛有一种什么力量控制住了自己。”⑤ 走出牛棚后的毕奂午还能写诗，也得益于此。
诗人毕奂午走出牛棚之后，写过三首《初出牛棚告白》的诗，用意在向世人表明：“我尚存活，只是由‘放牛’又改业为当教师了”。也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有机会把他写在星空上的诗誊抄到纸上。他把这些诗称为“牧歌”，读着这样的“牧歌”，除了满心的苦涩，你很难想象些许的田园风光：
我天天赶着牛群，
但我不是那个田庄
或那个农场的牧人。
我受着奇怪的惩处，被罚苦役。
夜夜寄宿的牛棚，
就是监禁我的牢狱。
在这个“牢狱”里，诗人毕奂午“被逼着自己给自己编造谎言”。每天夜里，“在膝盖上摊着纸和笔”，“痴呆地、疲困地、长久地/望着那牛棚里潮湿而塌陷的墙壁”。
我见过“文革”中人“被逼着”自己给自己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但不知道毕先生是如何对待他人告发他的那段显然也是“谎言”的历史。是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是叛徒：自己当年同情和支持革命，把自己的家变成地下党员活动的掩护所，甚至把一点活命的“应变费”，也拿去交给学生地下党组织，这样冒着生命危险靠拢革命，为什么要当叛徒。说自己错投了娘胎，不该与叛徒长得太像，可自己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叛徒，长得太像，也不是自己的责任。那能说什么呢，说人家不该告发自己，那是新中国公民应有的觉悟。说这样的处理太过荒唐，但这荒唐在那年代实属平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欲哭无泪。在漫漫长夜里，诗人毕奂午就这样对纸枯坐，望着“墙壁上的破洞里露着一角蓝天”，“盼着暗夜快快地走完”。
天一亮，我将再随着牛群，
走出去，
为牛群找一块青青的草地，
也为我自己
获得一点点短暂时刻的晨曦。
也只有与牛群在大自然里一同放牧，诗人毕奂午才能得到一点精神的解放，享受一点太阳的温暖，暂时忘却满心的愤懑和悲苦：
天渐渐的亮了
景物的轮廓渐渐的分明了。
菜畦、麦垅、山坡、灌木丛……
还有你身边的牛群。
初升的太阳
伸出温柔、宽厚的手掌，
拨开浓重的雾，拂拭着牛背
又掸掉青草上的露。
我亲爱的放牧的伙伴啊，
那露珠可是你的泪？
深夜里，幽咽地悲哭，
挂在草叶上的洁白、晶莹的
辛酸而又苦涩的
一粒粒的珍珠。
五
现在大家都知道毕奂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毕奂午的诗才是当时已负盛名的作家巴金发现的，也是巴金把他带上诗坛，介绍给读者的。毕奂午那时的创作虽然不多，但却很为巴金所赏识。巴金把他的十首新诗和四篇散文编成一集，题为《掘金记》，编入自己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是该集中唯一的一本诗集。后来，又把毕奂午的几篇小说、散文和诗，编成一集《雨夕》，列入他主编的“文季丛书”。这本《雨夕》的书稿原本由另一家书店出版，因“八·一三”战火，流落到巴金手里。巴金不忍心“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就代为订正字句，交付出版，并为之写了一篇“后记”。巴金在“后记”中说：“奂午的集子我见到的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的音信。从朋友那里也探问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记着他。”⑥可见其情谊之厚。《掘金记》后来又收入诸如“文化工作丛刊”之类的丛书，闻一多生前所拟《现代诗钞》备选诗集，《掘金记》亦列名其中，可见其分量之重。
今人评价《掘金记》，认为“这部《掘金记》与何其芳的《画梦录》，当年都是蜚声文坛，受到广泛欢迎的佳作。”⑦此言不虚。论后来的名声地位，何其芳自然比毕奂午要大得多，高得多，但何其芳从青年时代“梦中的道路”走出来，却受过毕奂午的影响。何其芳说“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的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⑧读了毕奂午的《火烧的城》中的诗句：“是谁被抛弃于腐朽，熟睡/如沉卧于发卖毒液的酒家/在那里享受着梦境无涯/欢乐的甜蜜，吻的温柔谁不期待/但那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指/将推你醒来”之后，何其芳深有感触地对毕奂午说：“是的，我们不应该做梦，应该如诗中所说，让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把我们推醒”⑨。毕奂午后来在给友人的书简中也说：“只记得何其芳在准备为我选第二个集子时，他说：你的《火燒的城》一出，我也将不再画‘梦’了。”⑩
《掘金记》和《雨夕》中确有许多直面现实、金刚怒目的诗。这也是毕奂午诗文创作的主要特色。诗人毕奂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从不“画梦”，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敢张金刚怒目。无论是写农村的凋敝、农人的困苦，还是写故乡的矿工在“怀抱着煤块的岩石上撞碎”了的幸福，都是如此。即便是遭遇侵略者的炮火，也敢于面对，毫不退缩：
在我们曲折的海岸，
开来了无数的战船。
它们将我们的城认作
美好、宽阔、流乳与蜜之乐园，
……
于是战车开始在我们的郊野驰驱，
那指向着我们的炮口，
都从容地脱去炮衣。
于是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我们居室的门户
此后也须永远敞开着
一如我们的心房。
而我们却不曾离开我们的城。
我们正在青春，我们胆敢
坦然地审视那闪烁
在我们头顶的灿灿的刀锋。
艾青说他这首《火烧的城》，保持了他此前所写的《灭亡》一诗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素与有力”，刻画了“土地沦亡的痛苦”和抗争。{11}除了这些直面现实、金刚怒目的诗，毕奂午另外有一些诗，如何其芳所说，要在苦难和劳作中“寻一分意义”，读来也质朴隽永，耐人寻味： 一个鞋匠，
以麻缕维系其生命
摸索于人类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六
毕先生从牛棚出来，“改业”当教授以后，邻居问他，像他这样，放牛的当教授，工资怎么给，他说，放牛人自古就是有定价的，这价钱就是“百里奚，五羊皮”。他说的是秦穆公用五张黑山羊皮换得了百里奚这个放牛人，百里奚后来成了一代名相，帮助秦穆公成就霸业。毕先生讲这个故事，只是说自己身价不高，并没有拿自己和百里奚相比的意思。相反，他常常觉得自己拿着一份教授工资，心中有愧。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怎么也是教授呢，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才是教授。我充其量只是个“侍读”，或者“侍讲”，是侍奉学生读书的，是侍候教师讲课的。他说的陈先生，是指陈寅恪，随后又说了几个“才是教授”的名家。幸好我当时还没有当上教授，否则要当场愧死。
毕先生落实政策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最明显的标志，是从蜗居的“牛棚”，搬到一间二层的连体楼房。下二区有两排这样的连体楼房，都是武大的早期建筑，曾住过如苏雪林、凌叔华这样的名人。刚好我不久也因为调到教务处工作，从湖滨的筒子楼搬到上二区的一栋小楼里。我说，我用一个副处长换了一套住房，你放了十年牛才分到一处房子，这太不公平了。毕先生笑笑说，那不同，你是自己挣的，我是大家帮的。他说的大家帮的，是指有许多人呼吁为他落实政策，改善住房。接着，就跟我讲起了我住的那栋楼，曾经住过一个名人，就是被鲁迅骂为“昏蛋”的徐懋庸。又说了许多徐主政武大时的往事，说，这个人对教授也很不客气，逼教授下跪，整了很多人。我知道，被逼下跪的教授就住在我隔壁的那栋楼，老先生已八十多岁高龄了，想想当年的情景，真让人不寒而栗。
毕先生心善，不光对人和气，对动物也有爱心。我的两个女儿至今还记得毕爷爷家收养了很多流浪猫，一进他的家门，就见这些流浪猫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在楼上楼下自由玩耍。有时毕先生和赵师母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就像西洋画里的圣母圣婴，中国画里的送子观音，样子煞是可爱。我的两个女儿因此常常喜欢到毕爷爷家，跟这些流浪猫一起玩，还领养过一只新生的小猫崽。我们家有些小猫喜欢吃的小鱼小虾什么的，也常常拿去喂这些小猫。毕先生也跟我的两个女儿成了好朋友。
毕先生的生活十分节俭，他的工资有一大半都用来买书。我常跟他一起买书，知道他只要是想买的书，从不计贵贱，但平时买菜却要跟服务员讨价还价。有一次，我看他与菜场的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发生争执，上前一问，原来毕先生要买的那颗大白菜上黄叶子太多，毕先生认为应该少收几分钱，服务员说所有的大白菜价钱都是一样的，不能少收，最后还是我折衷买下了。毕先生把大白菜放进装书的菜篮子里，很满足的样子。那服务员却转身咕哝了一句说，没见过这样的老教授，买颗白菜也要还价。我本想回她一句，但望望她年轻的背影，又把话咽回去了。
晚年的毕先生很寂寞，他放牛的时候，除了师母与他相濡以沫，无人敢与他接近，也无人愿与他接近。出牛棚了，来看望他的亲朋故旧热闹了一阵子，复如游鱼入水，相忘于江湖，只有满屋子的书，是他不离不弃的朋友。但教学与科研，又似乎与他这位退了休的教授无甚干系，让他颇有一种惶惑之感。他曾对李辉说，他这头牛仍在拉车或推磨，只是年纪大又笨拙，走不了多远的路，也推不出多少面粉来了。有一阵子，他常跟我谈起“寿则多辱”和“老而不死是为贼”。说他已受过“多辱”，现在是偷了别人的寿在活着，所以是在做“贼”。我开玩笑说，你不是无德之人，不能称之为“贼”，他说，偷了别人的寿，是大无德，岂谓非“贼”。我那时不了解他的心境，只当是纯粹的玩笑话。后来听说他临终前几年被前列腺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才多少能体会一点毕先生所说的“老”、“寿”之苦。佛言，生苦，死苦，其是之谓乎。
关于死亡，毕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不愿像猪一样，“死在汚浊黝暗的地方”，还要忍受那些可恶的狗围着畜栏吠叫，“发出深意的讥嘲”。也不愿死于突然袭来的“各种奇异的疫疠、病灾”。他愿像成熟的果實，“随着园丁的手沉重地落地”，或像田间的稻粱，让农人脱粒后，“把饱满的谷粒填进粮仓”。再或者：
像一片绿叶也可以，
承受雨露阳光，日日夜夜，
养育树干枝条的成长。
工程完了，绿叶转成红叶的深秋也
来了，
那时，我这衰竭、枯焦，
裸露着叶脉的躯体，
将坦然地随风飘去。
毕先生去世之前，他已经成了我的高邻。我们都搬到了北三区，前后栋住着，他那一栋离山更近，地势比我这一栋要高一点。这样，我们再去书店的时候，他就不必像在二区时那样爬坡。那时节，我总是先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头顶露上来，而后才见他的身躯升出地面。只是这时的书店早搬到了校外，被人承包了，已没了“新华”二字，也不见人潮涌动的景象。
毕先生有子嗣，但似乎不常见有膝下之欢。所以我的两个女儿放学之后，常常要到毕爷爷家去玩。平时有什么特别的吃食，我爱人也打发孩子送过去。每逢大年初一，我必带着两个女儿上门拜年。1989年春节，毕先生示我一册新出的《金雨集》，是《掘金记》和《雨夕》的合集，也是毕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翻开封面，见扉页上写着“可训哂（审）正（不可外传） 奂午八九年春”。我自然是得着了一分惊喜，只是不甚明白，毕先生为何要说“不可外传”。是要我什袭珍藏，秘不示人，还是说他的生平创作不足为外人道，抑或如他的诗所说“坦然地随风飘去”，不留踪影，我至今不得其解。今人说，毕奂午是现代诗坛上的“失踪者”。你的“失踪”，已让人欲道不得，难道先生连一点雪泥鸿爪也不愿留下，连我写的这点人生片断也不可以！
注释：
① 见李辉：《我与“老八舍”的集体回忆》，《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4日。
②⑦ 见易竹贤、皮远长：《
三十五年前，我刚留校那会儿，在文学界的一次活动中，一位老前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代表们在会议间隙时，站成一排小便。那时的小便池不是现在这样的单间，而是沿墙展开的一条水沟，人多了便在这沟边站成了一条流水线。本文要说的这位诗人，这天也在这条流水线上，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一个作业点。做这种事本来是各自为政，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人都免不了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偏偏这位诗人旁边站的一位老兄这时候的注意力就不集中。就在他无意间偏头朝旁边溜一眼的瞬间，突然发现，他身边站的这个人长得像他曾经见过面的一个叛徒，于是便向保卫部门报告了。你想想看，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混进来这么一个人，放在平时，也不敢掉以轻心，何况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解放战争还没有全部结束，敌我情况那么复杂，万一真的是混进了一个坏人，后果将不堪设想。上面对这件事自然高度重视，但处置的方法似乎还算平和，没听说闹出什么动静。到底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防范措施，现在自然是不得而知，就是在当时，除了经办这件事的人，恐怕也没有更多的人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这个被告发的诗人，从此就不受重用，在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又不断接受审查，却又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让他去放牛了事。“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依旧是个查无实据，这才让这位诗人重操旧业，该干吗干吗，还像从前那样写诗作文教学生。
我说的这位诗人，年纪大的读者大约知道就是毕奂午。关于毕先生的这个故事，坊间虽有不少传闻，也有不少版本，但见诸正式的文字记载却不多。即便在有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也大多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不敢细说。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点：首先，因为这件事毕竟是一个传说，没人亲眼得见，也不可能亲眼得见。其次，是这种事在某些时候比较敏感，不好随便乱说。再次是，这毕竟不是什么文人雅事，说出去于当事人不好。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即便是跟毕先生比较接近的人，也没有谁去求证，这件事于是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
笔者有几次也想当面问问毕先生，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当然，在公开的文字记载中，也不是绝无蛛丝马迹可寻，有的甚至说得还很直白，比如跟毕先生交往甚深的学者李辉就说：“五十年代初毕先生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颇为重要，曾担任参加全国文代会湖北代表团的副团长。在出席会议期间，他上洗手间时，一个人觉得他像一个见过面的叛徒，转身就报告上去。随后，毕先生便被打入了另册。从1955年肃反到1957年反右直到‘文革’，从无证据和结论，但他却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到了‘文革’，他便每天与牛同行，成了真正的牛棚中人。”①相对于李辉，毕先生的学生辈的同事易竹贤、皮远长则说得比较隐晦：“解放以后，他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中南文联、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湖北省文化局等领导职务。1950年调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到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资料室;‘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下放’到学校农场，整整当了十年的老‘放牛娃’。”②李辉的说法，略去了我所听到的传说中的细节，但却又有细节上的问题：第一次文代会并无湖北代表团，毕先生也未担任副团长，湖北文艺界的代表属华中代表团，连团长黑丁一起，总共二十个人，是十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少的一个代表团。毕先生列名其中，自然也表示他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颇为重要”。易、皮二先生所记“1950年调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资料室”，则显然是李辉说的“打入了另册”，“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的证明。
今天的读者也许弄不明白，何以调任教授，还说“打入另册，不受重用”，今天不是有许多作家诗人都想调入大学当驻校作家吗。这只能说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须知，有一个时期，教育界亦如“广阔天地”，并不像今天这样吃香，也不像今天这样受作家诗人青睐，相反，凡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文化人，多下放到教育界，就像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要下放农村一樣。这大约也是想让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自己也接受教育。捎带着还可能有一点惜才的意思，毕竟那时人才匮乏，弃之可惜。更何况毕先生在解放前就当过大学教师，这样安排，也算是人尽其才。只是这件事，今天想起来也太过滑稽，只听说长得像某明星的，参加模仿秀，就可以大红大紫，没听说长得像某叛徒的，不管你秀不秀，就活该倒霉。
诗人毕奂午就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
二
我没见过那叛徒，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但如论长相，毕先生绝对与叛徒的嘴脸无缘。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但不真切，也无实感。等我见了真人，觉得他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依旧不失北方汉子的模样，敦实的身材，方正的脸庞，配上一副慈眉善目，活脱脱一尊弥勒大佛。只是那脸上的器官安置得稍微紧凑了些，却也便于说笑时相互照应，所以毕先生的笑总是五官齐上阵，七窍总动员，格外迷人。
那时节，我与毕先生比邻而居，都在二区的教工宿舍，他住下二区，我住上二区，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高邻。此前，我与毕先生其实并不相熟，与他相识，全是书缘。我家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门面不大，生意却好得出奇。经过十年浩劫，渴望知识如大旱之望云霓，每到周末，书店门前风从云聚，买书的师生往往一早就来排队。要是到了一批新书，那更是万众引颈，人头攒动。
这天上午，我正站在这书店门前观潮，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提着一个买菜篮子，侧身挤进人潮，眨眼间就像龙归大海，不见了身影。过了一会儿，又见这位老者从人潮中冒出那颗白发苍苍的脑袋，像潜水的泳者浮出水面。不过这回却没有入水时的那份灵活，而是怀抱着装满了新书的菜篮，艰难地在波峰浪谷中腾挪。见此情景，我赶紧伸出援手，从岸上拉了一把，把他从人潮中拽上岸来。甫一站定，他就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多谢高邻搭救。我正感纳闷，他又笑眯眯地补上一句说，我认识你，你就住坡上，我住坡下，你是我的高邻。我说，您这么大年纪，赶这份热闹干嘛，没听说前些时挤伤了一个老先生吗。他笑笑说，不是我要赶这份热闹，是我要好好学习，他要天天向上。我正想问，他是谁，他却指了指菜篮子里的书，朝我做了一个鬼脸。哦，我明白了，他是说书价天天上涨，顿时觉得这老先生十分可爱。过不了一会儿，我就知道我搭救的这位老先生是谁。因为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师生，不停地有人跟他“毕先生好，毕先生好”地招呼着，我猛然想起，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毕奂午先生。我做学生的时候，毕先生虽然没给我们上过课，但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也读过他发表在诗刊上的诗《初出牛棚告白》，当时就很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却始终无缘。我留校不久，毕先生就调到了新创办的新闻系，还是没有见着。想不到今天在这里不期而遇，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即也改口叫毕先生。毕先生对我的改口似乎并不在意，但我却分明感到，在他不变的笑容中，有一丝狡黠的微光掠过，如顽童之意外地得着赞许。 把毕先生送到他下二区的家，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典型的北方老太太，我想，这应该就是师母。后来才知道师母姓赵，听说原也是大家闺秀，解放前毕业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但现在却丝毫也看不出这些历史的痕迹。师母接过我手中的书，就像接过毕先生从菜场买回的菜一样平淡，然后转过身去，默默地给书上架。毕先生家所有能摆书的家具，都可称之为书架，岂止是这些家具，连一级一级的楼梯上，也依次摆满了书。二楼原用作卧室的房间，也被改造成了一间图书馆，一个个木质书架整齐排列，上面的书虽然摆得零乱，但却比图书馆更显阿娜多姿。我说，毕先生的书真多呀，师母说，这都是这几年买的，原来的书都被抄家抄走了。说到抄家，突然想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是当年来抄家的人，抄走了毕先生的书，还要说，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我们拿去还可以发挥作用。毕先生后来对人说，这使他想起了他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故事，说是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一个士兵失去了一条腿，有个人对他说，请把上面的靴子脱下来给我吧，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毕先生就这样失去了所有的靴子。
三
要论正规的学校教育，毕先生只有中师学历，所以，他在学校读书的时间不算太长，后来就像高尔基那样，上的主要是社会这所大学。说到高尔基，毕先生年轻的时候还真的就像高尔基想到喀山去上大学那样闯荡了一回。与他结伴同行的，是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当时叫王荣庭）。他们想去光明圣地莫斯科，结果却滞留在哈尔滨，住进了一家类似于高尔基笔下的《夜店》那样的鸡毛小店，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就是这段流浪生活，让他接触了乞丐、小偷、妓女、苦力、流亡者和白俄浪人等诸多下层民众，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挣扎。他的作品集《雨夕》中的小说，对这段生活多有反映。
毕先生虽然学历不高，但后来却被朱自清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这固然得力于巴金等人的推荐，但也与毕先生中师毕业后的一段刻苦自学不无关系。这段时间，成了“北漂”的毕先生整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遍览百科书籍。虽然过的是一口干粮一口水的生活，但却吸足了知识的营养。他后来又南下武汉，受聘华中大学，由讲师到副教授，直到最后成为武汉大学教授，靠的就是这份自学的底气。我没听过毕先生讲课，但见过他为中青年教师找资料，做辅导，他曾说过他要做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捡些枯枝落叶，供中青年教师烧火煮饭，做出美味佳肴。
有一次闲聊，毕先生突然很庄重地对我说，七十岁以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再活下去，得给自己找个理由。他后来找到的理由，是他当了一辈子教员，有许多学生和好学的青年向他提了无数的问题，有些他解答了，有些他当时没有答上来，或觉得答得不够好，需要补充和完善，他得在有生之年，了却这些宿债，这就是他给自己找到的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话倘是说说而已，也就罢了，偏偏毕先生真的就把这些没有答上来或答得不好的问题，都记下来了。那些年，他真的就一条一条地去查找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找到以后，就想办法给提问的人寄封信去，把正确答案告诉他。这些人虽然大多是他的熟人、学生，但也有失去联系，找不到地址的，或信虽寄到，人却遍觅不得。这时候，毕先生往往感到十分沮丧，感叹自己学养不深，学力不足，没能及时满足别人的求知渴望。有一次，他喜形于色地跟我讲到一个建筑方面的问题，说他找了多年，终于在一本书上找到了答案，可惜他把这个答案寄给人家，人家的家人说他已故去多年了。原来毕先生买书，不是为己而是惠人。不是为藏，而是为用。难怪他买的书遍及百科，大约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爱书的毕先生也有无书可读的時候。他曾在一封寄友人的“小简”中说：“却说我在‘四人帮’的压制与折磨之下，从事放牧劳动将近十年。又以家中藏书全部丧失，我遂成了一个既无人可谈、又无人敢谈，既无书可读、又无书敢读的痴痴呆呆的放牛老人。”③也许是对剥夺了他的读书的权利的一种变相的抗议，我也听到过一个毕先生佯装不识字的故事：说是某次政治学习，主事人让他读报，说，我们当中就数你认的字多，学问最大，你来读吧。毕先生接过报纸，倒着拿在手里，半天不出声。有人提醒他说，拿倒了，他赶紧反正过来，还是没有声音。主事者责问他道，怎么啦，是不认识字呀，还是要摆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毕先生这才慢悠悠地说，从前我是认识字的，改造了这么多年，还认识字，那我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吗。主事者无奈，只好呵斥他一顿了事。
四
因为不再做诗人，而做了“放牛娃”，毕先生就对他的名字作了一番改造，加上了一些偏旁、笔画，把“奂午”改成了“唤牛”。放牛的毕先生决无心境玩文字游戏，这样改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使其名副其实，二是大约也有向过去告别的意思，其实是含有很深的幽愤的。联想到他当年教中学的时候，调皮的学生把他写的“午睡”改成“牛睡”，竟一字成谶。一个人的命运总离不了牛的纠缠，有人说这是与牛有缘，但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牛做马”，想想也让人心酸。
成了“放牛娃”的诗人毕奂午，自然不能写诗，也不敢写诗，但他的诗心还在，诗情未泯。白天不能“俯察品类之盛” 、乱说乱动，夜晚却可以 “仰观宇宙之大”、心游万仞。深夜，虫声唧唧，月暗星稀，牛群在静静地吃草，他却在读一本“摊开在我们头上的，‘上帝’用钻石做成的字，书写在蓝色天空上的宏伟的书”。毕先生把它叫做“天书”。读这本“天书”，“夜”积月累，不但让他获得了许多天文知识，也让他“常常思索人类对天体的认识过程，试着辩认天象对农业劳动及岁月时间的关系” 。④他觉得自己犹如一边在读着屈原的《天问》，一边又在读着柳宗元的《天对》。古人在隔着时间对话，他与头上的星空，也在隔着空间对话。他在向星空发问，星空在对他絮语。命运把他放逐于一个“狭矮的牛棚”，他自己却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读“天书”的同时，他也把他心中的诗行写在星空之上。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是他经常思考和为之敬畏的，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也是因为对这“两种东西”的“思考”和“敬畏”，所以诗人毕奂午虽然自言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木头一般的呆子，但却没有进一步变成疯子。在几乎成为精神病的边沿上，仿佛有一种什么力量控制住了自己。”⑤ 走出牛棚后的毕奂午还能写诗，也得益于此。
诗人毕奂午走出牛棚之后，写过三首《初出牛棚告白》的诗，用意在向世人表明：“我尚存活，只是由‘放牛’又改业为当教师了”。也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有机会把他写在星空上的诗誊抄到纸上。他把这些诗称为“牧歌”，读着这样的“牧歌”，除了满心的苦涩，你很难想象些许的田园风光：
我天天赶着牛群，
但我不是那个田庄
或那个农场的牧人。
我受着奇怪的惩处，被罚苦役。
夜夜寄宿的牛棚，
就是监禁我的牢狱。
在这个“牢狱”里，诗人毕奂午“被逼着自己给自己编造谎言”。每天夜里，“在膝盖上摊着纸和笔”，“痴呆地、疲困地、长久地/望着那牛棚里潮湿而塌陷的墙壁”。
我见过“文革”中人“被逼着”自己给自己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但不知道毕先生是如何对待他人告发他的那段显然也是“谎言”的历史。是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是叛徒：自己当年同情和支持革命，把自己的家变成地下党员活动的掩护所，甚至把一点活命的“应变费”，也拿去交给学生地下党组织，这样冒着生命危险靠拢革命，为什么要当叛徒。说自己错投了娘胎，不该与叛徒长得太像，可自己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叛徒，长得太像，也不是自己的责任。那能说什么呢，说人家不该告发自己，那是新中国公民应有的觉悟。说这样的处理太过荒唐，但这荒唐在那年代实属平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欲哭无泪。在漫漫长夜里，诗人毕奂午就这样对纸枯坐，望着“墙壁上的破洞里露着一角蓝天”，“盼着暗夜快快地走完”。
天一亮，我将再随着牛群，
走出去，
为牛群找一块青青的草地，
也为我自己
获得一点点短暂时刻的晨曦。
也只有与牛群在大自然里一同放牧，诗人毕奂午才能得到一点精神的解放，享受一点太阳的温暖，暂时忘却满心的愤懑和悲苦：
天渐渐的亮了
景物的轮廓渐渐的分明了。
菜畦、麦垅、山坡、灌木丛……
还有你身边的牛群。
初升的太阳
伸出温柔、宽厚的手掌，
拨开浓重的雾，拂拭着牛背
又掸掉青草上的露。
我亲爱的放牧的伙伴啊，
那露珠可是你的泪？
深夜里，幽咽地悲哭，
挂在草叶上的洁白、晶莹的
辛酸而又苦涩的
一粒粒的珍珠。
五
现在大家都知道毕奂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毕奂午的诗才是当时已负盛名的作家巴金发现的，也是巴金把他带上诗坛，介绍给读者的。毕奂午那时的创作虽然不多，但却很为巴金所赏识。巴金把他的十首新诗和四篇散文编成一集，题为《掘金记》，编入自己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是该集中唯一的一本诗集。后来，又把毕奂午的几篇小说、散文和诗，编成一集《雨夕》，列入他主编的“文季丛书”。这本《雨夕》的书稿原本由另一家书店出版，因“八·一三”战火，流落到巴金手里。巴金不忍心“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就代为订正字句，交付出版，并为之写了一篇“后记”。巴金在“后记”中说：“奂午的集子我见到的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的音信。从朋友那里也探问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记着他。”⑥可见其情谊之厚。《掘金记》后来又收入诸如“文化工作丛刊”之类的丛书，闻一多生前所拟《现代诗钞》备选诗集，《掘金记》亦列名其中，可见其分量之重。
今人评价《掘金记》，认为“这部《掘金记》与何其芳的《画梦录》，当年都是蜚声文坛，受到广泛欢迎的佳作。”⑦此言不虚。论后来的名声地位，何其芳自然比毕奂午要大得多，高得多，但何其芳从青年时代“梦中的道路”走出来，却受过毕奂午的影响。何其芳说“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的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⑧读了毕奂午的《火烧的城》中的诗句：“是谁被抛弃于腐朽，熟睡/如沉卧于发卖毒液的酒家/在那里享受着梦境无涯/欢乐的甜蜜，吻的温柔谁不期待/但那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指/将推你醒来”之后，何其芳深有感触地对毕奂午说：“是的，我们不应该做梦，应该如诗中所说，让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把我们推醒”⑨。毕奂午后来在给友人的书简中也说：“只记得何其芳在准备为我选第二个集子时，他说：你的《火燒的城》一出，我也将不再画‘梦’了。”⑩
《掘金记》和《雨夕》中确有许多直面现实、金刚怒目的诗。这也是毕奂午诗文创作的主要特色。诗人毕奂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从不“画梦”，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敢张金刚怒目。无论是写农村的凋敝、农人的困苦，还是写故乡的矿工在“怀抱着煤块的岩石上撞碎”了的幸福，都是如此。即便是遭遇侵略者的炮火，也敢于面对，毫不退缩：
在我们曲折的海岸，
开来了无数的战船。
它们将我们的城认作
美好、宽阔、流乳与蜜之乐园，
……
于是战车开始在我们的郊野驰驱，
那指向着我们的炮口，
都从容地脱去炮衣。
于是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我们居室的门户
此后也须永远敞开着
一如我们的心房。
而我们却不曾离开我们的城。
我们正在青春，我们胆敢
坦然地审视那闪烁
在我们头顶的灿灿的刀锋。
艾青说他这首《火烧的城》，保持了他此前所写的《灭亡》一诗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素与有力”，刻画了“土地沦亡的痛苦”和抗争。{11}除了这些直面现实、金刚怒目的诗，毕奂午另外有一些诗，如何其芳所说，要在苦难和劳作中“寻一分意义”，读来也质朴隽永，耐人寻味： 一个鞋匠，
以麻缕维系其生命
摸索于人类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六
毕先生从牛棚出来，“改业”当教授以后，邻居问他，像他这样，放牛的当教授，工资怎么给，他说，放牛人自古就是有定价的，这价钱就是“百里奚，五羊皮”。他说的是秦穆公用五张黑山羊皮换得了百里奚这个放牛人，百里奚后来成了一代名相，帮助秦穆公成就霸业。毕先生讲这个故事，只是说自己身价不高，并没有拿自己和百里奚相比的意思。相反，他常常觉得自己拿着一份教授工资，心中有愧。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怎么也是教授呢，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才是教授。我充其量只是个“侍读”，或者“侍讲”，是侍奉学生读书的，是侍候教师讲课的。他说的陈先生，是指陈寅恪，随后又说了几个“才是教授”的名家。幸好我当时还没有当上教授，否则要当场愧死。
毕先生落实政策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最明显的标志，是从蜗居的“牛棚”，搬到一间二层的连体楼房。下二区有两排这样的连体楼房，都是武大的早期建筑，曾住过如苏雪林、凌叔华这样的名人。刚好我不久也因为调到教务处工作，从湖滨的筒子楼搬到上二区的一栋小楼里。我说，我用一个副处长换了一套住房，你放了十年牛才分到一处房子，这太不公平了。毕先生笑笑说，那不同，你是自己挣的，我是大家帮的。他说的大家帮的，是指有许多人呼吁为他落实政策，改善住房。接着，就跟我讲起了我住的那栋楼，曾经住过一个名人，就是被鲁迅骂为“昏蛋”的徐懋庸。又说了许多徐主政武大时的往事，说，这个人对教授也很不客气，逼教授下跪，整了很多人。我知道，被逼下跪的教授就住在我隔壁的那栋楼，老先生已八十多岁高龄了，想想当年的情景，真让人不寒而栗。
毕先生心善，不光对人和气，对动物也有爱心。我的两个女儿至今还记得毕爷爷家收养了很多流浪猫，一进他的家门，就见这些流浪猫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在楼上楼下自由玩耍。有时毕先生和赵师母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就像西洋画里的圣母圣婴，中国画里的送子观音，样子煞是可爱。我的两个女儿因此常常喜欢到毕爷爷家，跟这些流浪猫一起玩，还领养过一只新生的小猫崽。我们家有些小猫喜欢吃的小鱼小虾什么的，也常常拿去喂这些小猫。毕先生也跟我的两个女儿成了好朋友。
毕先生的生活十分节俭，他的工资有一大半都用来买书。我常跟他一起买书，知道他只要是想买的书，从不计贵贱，但平时买菜却要跟服务员讨价还价。有一次，我看他与菜场的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发生争执，上前一问，原来毕先生要买的那颗大白菜上黄叶子太多，毕先生认为应该少收几分钱，服务员说所有的大白菜价钱都是一样的，不能少收，最后还是我折衷买下了。毕先生把大白菜放进装书的菜篮子里，很满足的样子。那服务员却转身咕哝了一句说，没见过这样的老教授，买颗白菜也要还价。我本想回她一句，但望望她年轻的背影，又把话咽回去了。
晚年的毕先生很寂寞，他放牛的时候，除了师母与他相濡以沫，无人敢与他接近，也无人愿与他接近。出牛棚了，来看望他的亲朋故旧热闹了一阵子，复如游鱼入水，相忘于江湖，只有满屋子的书，是他不离不弃的朋友。但教学与科研，又似乎与他这位退了休的教授无甚干系，让他颇有一种惶惑之感。他曾对李辉说，他这头牛仍在拉车或推磨，只是年纪大又笨拙，走不了多远的路，也推不出多少面粉来了。有一阵子，他常跟我谈起“寿则多辱”和“老而不死是为贼”。说他已受过“多辱”，现在是偷了别人的寿在活着，所以是在做“贼”。我开玩笑说，你不是无德之人，不能称之为“贼”，他说，偷了别人的寿，是大无德，岂谓非“贼”。我那时不了解他的心境，只当是纯粹的玩笑话。后来听说他临终前几年被前列腺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才多少能体会一点毕先生所说的“老”、“寿”之苦。佛言，生苦，死苦，其是之谓乎。
关于死亡，毕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不愿像猪一样，“死在汚浊黝暗的地方”，还要忍受那些可恶的狗围着畜栏吠叫，“发出深意的讥嘲”。也不愿死于突然袭来的“各种奇异的疫疠、病灾”。他愿像成熟的果實，“随着园丁的手沉重地落地”，或像田间的稻粱，让农人脱粒后，“把饱满的谷粒填进粮仓”。再或者：
像一片绿叶也可以，
承受雨露阳光，日日夜夜，
养育树干枝条的成长。
工程完了，绿叶转成红叶的深秋也
来了，
那时，我这衰竭、枯焦，
裸露着叶脉的躯体，
将坦然地随风飘去。
毕先生去世之前，他已经成了我的高邻。我们都搬到了北三区，前后栋住着，他那一栋离山更近，地势比我这一栋要高一点。这样，我们再去书店的时候，他就不必像在二区时那样爬坡。那时节，我总是先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头顶露上来，而后才见他的身躯升出地面。只是这时的书店早搬到了校外，被人承包了，已没了“新华”二字，也不见人潮涌动的景象。
毕先生有子嗣，但似乎不常见有膝下之欢。所以我的两个女儿放学之后，常常要到毕爷爷家去玩。平时有什么特别的吃食，我爱人也打发孩子送过去。每逢大年初一，我必带着两个女儿上门拜年。1989年春节，毕先生示我一册新出的《金雨集》，是《掘金记》和《雨夕》的合集，也是毕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翻开封面，见扉页上写着“可训哂（审）正（不可外传） 奂午八九年春”。我自然是得着了一分惊喜，只是不甚明白，毕先生为何要说“不可外传”。是要我什袭珍藏，秘不示人，还是说他的生平创作不足为外人道，抑或如他的诗所说“坦然地随风飘去”，不留踪影，我至今不得其解。今人说，毕奂午是现代诗坛上的“失踪者”。你的“失踪”，已让人欲道不得，难道先生连一点雪泥鸿爪也不愿留下，连我写的这点人生片断也不可以！
注释：
① 见李辉：《我与“老八舍”的集体回忆》，《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4日。
②⑦ 见易竹贤、皮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