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娃书读得迟。7岁的时候，我才背起书包对父亲说：“爸，我要走了。”
　　乡考之后，我就离开村子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读初中，这是一段去时完全下坡、回时完全爬坡两头都黑的路。父亲为我舂米磨面，备足一个星期的口粮，说：“村口有几条不识字的狗，专门咬那些识字的人。”于是常常脚跟脚地把我送到那排柴篱笆村口。我站在篱笆墙外说：“爸，我要走了。”父亲就站在篱笆墙内，两眼有些茫然和空落，却努力地从底层衣兜里拿出几块钱，实实地摁在我的手心上说：“家里不宽裕，节约着用。”然后就左手扶篱，右手搭眼，一直看着我走远。我这一去，要到周五的下午至黑的时候才能回到家。如果周五天黑了我还不到家，父亲就会急得放下手里的活计，顺着我上学的山路穿过那片鹰飞鼠跳、蛇行狼藏的密林对着山下奔跑和呼喊：“仨儿——到哪里了？”暗夜沉沉，星眼眨眨，父亲的喊声有时候隔着山梁传来，我就用鸟叫的口哨声远远地应答父亲；有时候，父亲的喊声就在眼前，我就用狼的叫声应答父亲，父亲就拍拍胸脯说：“儿啊，你吓死我了。”不管是真吓着，还是假吓着，父亲都拉扯着手袖揩干我额上的汗粒，接过我的背包扛在肩上，边走边递给我一个煮熟的洋芋、烧熟的包谷，或者半绿半白来不及弃土的萝卜。
　　父子的感情，一周一次是不是太少？
　　然而，比这更少的还在后头。初中毕业，我考到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州府读高中去了，“爸，我要走了”也由一周一次变成半年一次，甚至有时候还要延迟到一年才能够说一次了。好在父亲在州府兼了一个闲职，时不时地到州府来开会，遇上周末，我还能跟父亲出去走走，从父亲身上去感知一点点乡息。每次出去，父亲都要亲自把我送回到学校门口，我站在学校门里说：“爸，我要走了。”而父亲就站在学校门外，点点头，目送我走入校园。
　　本以为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有家了、有孩子了，我就可以回去多陪陪父亲，可回老家待不过三五天，我又以工作忙、朋友约、孩子上学、那边的老人等等一番番理由和父亲说“爸，我要走了”。我与父亲总是聚短离长，甚至就连说声“爸，我要走了”也是越来越少，我离父亲越来越远了，远得即使父亲没有一点病痛的时候也够不着。
　　2012年的春天，经过组织推荐、考察，我当上自治州的一名政协委员。父亲极为高兴，可一贫如洗，身无长物，他把自己曾经在政协会议上穿了二十年的麻布花衣递到我的手上说：“穿上它，到政协会议上为民建言。”我接过父亲的花衣，穿在身上，站在父亲面前说“爸，我要走了”的那一刻，父亲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用力扯了扯我身上皱皱褶褶的衣服，陪我走了很远一段路才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他平生最为高兴的神色，目送着我下山、走远。
　　父亲七十七岁那年的一个早晨，他用颤抖的声音在电话里说：“仨儿，你娘刚才就丢下我们走了……”我气喘吁吁地闯进家门的时候，老屋土院早已聚集了泣不成声的人群。见到我，一向硬朗决绝的父亲一下子就失去了自制力，不知所言：“仨儿，我没有把你娘留住等你回来……”然后，就在亲戚朋友面前双手掩面地失声痛哭，无法自持。在泪海里办完母亲的丧事，亲戚朋友就像风吹落叶，纷纷离去，擠拥的老屋土院顿时空寂下来，形单影只的父亲坐卧不宁，对着母亲长久病卧而今空落落的那张床滞目凝神，凝神滞目。他忽而走过去拍拍母亲的床，把母亲的床平了又平；忽而走出门去，像丢了魂似的东张西望，似乎是在等待外出劳作的母亲回来。我说：“爸，别这样，我娘真走了……”父亲似乎听清了我的话，从屋外走回屋里，继续在母亲的床边这里摸摸，那里拍拍，然后说：“你娘只是穿戴漂亮地出门做客去了，我在家里等她……”情到深处，我的眼泪破帘而出，瀑湿了双襟。
　　母亲走后，父亲努力去扮演着母亲的角色，洗菜做饭、收碗刷筷、喂鸡唤猪……艰难地给我们维系这个日渐苍凉的家。拜别父亲回到自己的小家里没有几天，女儿也背起行李对我说：“爸，我要走了。”
　　那一刻，我也只能挥一挥手，去做女儿前行的风帆。毕竟，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又都是孩子的父母。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