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仁顺的《众生》里，一共描写了十二位人物。从同学到长辈，从病友到暗恋者，从艳丽时尚的少女到遭车祸横死的姑妈，从辛苦的煤矿工人到隐秘的拉皮条者，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作者童年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形象而鲜活地存在着。
　　 我们不妨将小说视为“70后”一代的历史书写：从“后革命”或“革命后”时期的波澜中，打捞起普通人的面相，将他们的情、爱、欲、生、老、病一一道来，也就勾勒出了那个年代诸多意味深长的变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一个依然推崇革命英雄的时代。但英雄到底是真是假，因何而死，尚有待评说。宋惠玲的故事堪称一则解构小品。十四岁的她手持红宝书不慎落水而死，众人慨叹欣羡地奉她为“英雄”，通过插图和版画对她献身的场景反复进行追忆。而实情是，红宝书中夹着五斤粮票，书落入水中，宋惠玲怕挨打才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去追赶红宝书。这个“英雄”故事带着强烈的新历史主义意味。这种叙事方式在今天自然不足为奇，但小说所涉及的象征性物象及它对人们的巨型辐射却使得一个时代的记忆回光返照。
　　 在七十年代，人们关于伦理和道德的价值判断常常是单纯而保守的，同时又臣服于更为强大的一家之主的力量。马小兵因父亲出轨和报假案而遭到了女同学的鄙视;单莉因移情别恋被第N个男友割喉而死;丁婶在上夜班的路上被强奸了，丁叔无法报警也无处出气，只能狂揍丁婶;外地知青孙伍沉陷于对女明星的单恋中不能自拔，他向本地妻子提出离婚，遭到岳母持刀追赶，之后被母女俩送进了精神病院。作为在那个保守年代出轨的另一个样本，儿科医生陈大夫的故事则展现出了别样的质地与结局：他医术高明，与护士有染。退休后自开诊所，护士情人一直跟着他。于是，陈大夫、作为药剂师的妻子与护士情人构成了令人惊叹的相安无事的“三人行”。由于陈大夫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使得这种奇特的关系自带平衡和自我修复的力量。
　　 “70后”总被认为与历史擦肩而过，缺乏历史观与历史感，这种看法实为偏颇，因为这一代在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中从未缺席。在徐则臣、李浩、魏微、盛可以、黄咏梅、肖江虹等人的小说中，均可隐约见到历史的一呼一吸，一起一伏。它潜在而深刻地挪移着、修改着主人公的命运。比如劳动模范王长荣的故事。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是煤矿光荣榜上的劳动模范。在通常的叙事逻辑中，这样的人物会在某次矿难中舍己救人，或为保卫公共财产而牺牲。但王长荣却那么诚实而普通地一直活着，而且与时俱进地运用自己的特长，在改革开放后指导儿子当起了煤老板，赚得盆满钵满，富甲一方。再比如张福，这个农民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不在田里，总是在路上，谁都看得见他。”到了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扫黄打非”。张福也被“扫”了出来。原来他手下有一队姑娘，由他安排与各色男人交易。他的记忆力惊人，对交易对象和具体时间、情况了如指掌，证据确凿地抖出了一大堆名字，其中不乏体面人物和年老长者，导致不少家庭解体，闹得鸡飞狗跳。他在监狱中听闻这个结局后表示满意，认为自己没有虚度一生。
　　 在这里，依然通行着民间的某些信念。对于善恶、贫富、生死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自有一套看似豁达实则古老而宿命的逻辑。王长荣家发财后，儿子儿媳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人们对此并不意外，他们的理解是，一个劳模家里有那么多钱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才会出意外。这意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纠偏，也对众生倾斜的心思来了一次深刻的检阅。
　　 “二哥”的故事则带着逸出时代和世俗的异质气息。他患有严重的过敏症，如普鲁斯特只能在封闭空间里小心翼翼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稍有劣质物品或者空气包围他，他便会发病。这是一种与老百姓生活相去甚远的“富贵病”。“细瘦身材，白白净净，头发自来卷儿”的他和他的病都像是庸常生活中的异类。因此，当他病死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仿佛一直在等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掷地有声地砍落了下来。异质被清除，生活回归正常。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反讽和反思呢？
　　 小说名为“众生”，自然有“芥子须弥”“微尘三千”之意。在微小的个体中镌刻着时代的印迹，琐屑的细节里携带着历史的呼啸。在简洁轻盈的叙事里，涌动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变迁。当金仁顺用“小城畸人”和“米格尔大街”式的方式提取出少年时代的记忆时，她就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触摸到了时代缓慢、悠长而伤感的心跳。这是往昔的再现与还原，也是知天命一代对自我生命来路的清理与沉思。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