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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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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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0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建构研究"(2021M7019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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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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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公共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职能.但当代政府在公共风险识别和处置中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公共风险具有“测不准”特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分散风险的措施有时会导致原本分散的风险集中化.后工业社会形态下社会基础结构剧烈变迁,风险配置逻辑呈现无差别化攻击的特征,人类个体生活方式解放导致其行为负外部性的大规模扩散,是当代公共风险应对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走出公共风险应对困境,需要发挥政府集中秩序在公共风险应对中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自发秩序以构建风险庇护之网,完善市场秩序以增强公共风险应对助力,尊重专业秩序以实现公
新发现的杨昌济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所编的《修身讲义》,是研究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思想的重要资料.此书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照搬当时已出版的伦理学教材或修身讲义普遍存在的以西方伦理学为蓝本的模式,全书重点就是讲修己.此书第二个特点,就是强调青年士子修身的第一要义,即是要立志做圣贤豪杰.为此,杨昌济举了圣贤豪杰的五个特质,明确指出进入圣门的下手工夫,十分强调要理会"圣贤气象".此书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全面发展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为此,杨昌济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讲"卫生".此书第四个特点,是注意将哲学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当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新兴技术的迭代所形成的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搅动使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实验伦理学需要依赖新技术路径应对其他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道德难题,如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但实验伦理学的新技术路径自身又会负载实验方法的科研伦理困境.因此,新兴技术既产生了新的道德难题,也推动了实验伦理学研究框架的变革,二者之间可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新兴技术依靠实验伦理学获得道德合法性,实验伦理学则借助新兴技术扩展研究视野.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同情是亚当·斯密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在其定义上仍有争议,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同情是否是情感;其二,同情是否是情感理解能力.从斯密的文本看,同情是旁观者的情感,来源于想象的处境转换;然而,旁观者在同情过程中不一定会转换为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同情不是对情感的理解或理解能力,而是为评价当事人的情感是否具有合宜性提供参照.虽然否定同情是情感理解能力,但这并不代表斯密主张忽视他人的实际情感.相反,同情为有差异的个体情感创造了交流的基础,自我和他人在相互同情中达成一致,这也是道德生活的基础.斯密通过对同情概念的
"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公正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这一中西差异产生于中国传统所秉持的是自然思维,自然思维将血缘关系上的在先性不加批判地上升到逻辑关系上的优先性,而西方伦理学则在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背景下依靠批判思维建立了广阔的社会联盟和公共语境.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公共生活时代,以个人的血缘关系为中心推衍出来的孝道,虽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却越发显现其局限性,而公正作为更具公共性的道德,更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世界的主德.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
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观念和能力,通过其伦理表征引导人类的行为.技术理性主要表现为追求最大化力量和力量最大化的力量伦理、追求产出最大化和投入最小化的效率伦理、追求规则与目标一致性的计算伦理、追求永无止境增长的增长伦理,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招致诸多负面影响和伦理风险.为了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人类需要构建包括非力量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在内的新伦理.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明确区分了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概念.rational和reasonable的区分主要体现为理性之人(rational persons)和明理之人(reasonable persons)的区分.理性之人会运用理性去选择合适的目的,择取达成目的的有效手段,并努力抗拒各种干扰和诱惑,坚定执行理性反思确立的目的和手段.理性之人包含工具理性、目的理性以及意志力这三个维度.前两个维度主要关涉认知的事情.明理之人体现在认知和道德这两个维度.明理之人能够认识到人们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