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崔之元先生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三期)时，产生了一些想法，请批评指正。
　　第14页第一段中“just－in－time”通常译为精益生产，其主旨就是减少库存成本与资金积压，与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
　　第17页第一段讲由于“录制加重放”的数控编程法给了工人很大自主性而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其实此方法是因为标准化程度不高才被放弃，熟练工人现阶段毕竟无法取代编程的工程师。
　　同段又讲由于美国让工程师编制数控程序导致生产的不灵活，终于在七十年代其汽车和电子行业被日德打败。制造领域的人们都应明白美国的落后是因为管理层的固步自封，看不清行业发展趋势引起的，绝非因为压制工人的积极性。而且据本人所知，日本也同样是让工程师编程的。日本经济发展得比美国快，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计划经济成分比后者多，因而能在七十年代避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经济危机。崔之元先生在此对计划经济的态度有点莫名其妙。
　　第19页FMS应译为柔性制造系统，至少我们制造行业是这么译的，外行人似不应望文生义。至于该实验室与乡镇企业合作云云可能系谣传，“柔性”是以巨额投入为代价的，以国内目前情况看只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承受得起。文中赞扬的宝钢资金、技术可谓雄厚，可似乎也不甚“灵活”，连厂区内铺路用的鹅卵石也是从日本进口的！
　　同页最后一段说“后福特主义”已切实可行，不知崔先生准备如何安置那些“大量廉价劳动力”。“后福特”固然比“福特”先进，但共产主义也比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总应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才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盲目跃进年代已一去不复返。
　　该文最后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本人并未研究过毛泽东思想，不敢妄言其精髓何在。如果说他老人家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乃至诗人等，我绝对赞同；但以其五六十年代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种种表现，窃以为经济学家不当也罢。
　　本人修机械制造专业已有七年，故以上陋识多从制造工程的角度出发，见笑。
　　崔先生文中提及的FMS实验室就在本系楼内，应为CIMS实验室，CIMS范畴比FMS要大得多，在此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