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村上春树的长篇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于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东京出版。两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五日就出版了另一本书《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听书名，似乎村上又出了一部长篇。其实这是一本访谈录。问话者是日本年轻女作家川上未映子，回答者自然是村上春树。
那么，这本访谈录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容易让人误解为小说作品的名字呢？这当然和当时刚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有关。读过这部大长篇的读者想必记得第五章关于阁楼里的猫头鹰的描寫：“一只灰色的小猫头鹰静悄悄躲在房梁上面的暗处。看样子正闭目合眼地睡觉。我关掉手电筒，为了不惊动对方，特意在离开些的地方静静观察那只鸟。近距离看猫头鹰是头一次。较之鸟，更像生了翅膀的猫。美丽的生物！”关于这只猫头鹰，川上未映子在这本访谈录中认为它和《奇鸟行状录》中的拧发条鸟具有同样意义和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这是因为：“超越时态和逻辑的故事，其内部需要有不同于神的视角，需要什么也不参与的超越性存在，而猫头鹰恰恰是那样的存在。”
川上未映子同时指出：“一如密涅瓦的猫头鹰，故事中的猫头鹰起飞也总在黄昏时分。”这里可能需要多少解释一下的是，密涅瓦（Minerva）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她身旁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在黄昏中起飞就可以看见白天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光天化日下飞行的踪影。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沉思、反思的理性。川上未映子则用来比喻村上久久逼视的动笔创作长篇的最佳时分——是黄昏时分还是黎明时分无由得知——此其时也！
不过村上似乎对川上未映子关于猫头鹰的解读不以为然。他说《刺杀骑士团长》之所以有猫头鹰出现，是因为他很早以前住的房子的阁楼里有一只猫头鹰，“可爱得不得了。从那时开始，就心想迟早非让猫头鹰出现在小说里不可”。从中也不难看出两人问答之间时而有之的错位。村上在书的“后记”中指出：川上未映子把过去从未有人问过的那类问题迎面砸来，并且毫不胆怯地从各个角度反复提问，一直问到心满意足为止。“而在一个个回答那样的提问当中，我在自己心中发现了我本身迄今从未想到的意味和风景。”而那样的意味和风景，借用刚才的比喻，未尝不可以说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后看见的许许多多。于是——我猜测——川上、村上两人一拍桌子：OK，书名就叫“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这本访谈录收录了四次访谈，除了第一次（第一章），其他三次都是在村上刚写完《刺杀骑士团长》后进行的，所以难免较多涉及这部最新长篇，原作腰封广告词即是“《刺杀骑士团长》诞生秘话”。
第二次采访一开始，川上未映子就问书名从何而来。村上回答某一天——不知是走路时候还是吃饭时候——“刺杀骑士团长”忽地一下子浮出脑海，就好像从看不见的地方生出云絮，突如其来，却再也挥之不去。随即打定主意，那么就因势利导地写一部名叫“刺杀骑士团长”的小说好了。村上回忆，《海边的卡夫卡》和《奇鸟行状录》书名的产生也是如此，都是由书名启动的。
除此以外，《刺杀骑士团长》还有两个因素：《二世缘》和小说第一章第一段。《二世缘》是日本江户时期作家上田秋成（一七三四至一八0九）写的类似《聊斋志异》的志怪小说《雨月物语》中的一篇。故事主人公夜半看书，听得院子一角不时有类似钲的声音传来。第二天请人挖开一看，里面有一口石棺，石棺里有一具木乃伊。虽然浑身干得像鱼干，但手仍一个劲儿敲钲不止。后来主人公给木乃伊穿衣喝水喂食。一来二去，木乃伊恢复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娶妻生子，喝酒吃肉，所谓“开悟僧”气象全然无从谈起。前世记忆也荡然无存，只知道经营今世的世俗生活。村上说他很早就喜欢《二世缘》这个故事，一直想以此为主题写点什么。问题是，“二世缘”和“骑士团长”根本捏不到一起。如此困惑之问，村上鬼使神差地写下了第一章的开头：
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夏天，山谷深处雨一阵阵下个不停，而山谷外面大体是白云蓝天——那是海上有西南风吹来的缘故。风带来的湿乎乎的云进入山谷，顺着山坡往上爬时就让雨降了下来。房子正好建在其分界线那里，所以时不时出现这一情形：房子正面一片明朗，而后院却大雨如注。起初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但不久习惯之后，反倒以为理所当然。
周围山上低垂着时断时续的云。每当有风吹来，那样的云絮便像从前世误入此间的魂灵一样为寻觅失去的记忆而在山间飘忽不定。看上去宛如细雪的白亮亮的雨，有时也悄无声息地随风起舞。差不多总有风吹来，没有空调也能大体快意地度过夏天。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特别谈起这两段话。村上说这开头两段是某个时候早已写好的，没什么目的，同样突如其来。写完一直以“那年五月”为标题粘在电脑界面的一角置之不理。某日忽然心生一念：“啊，这么开头写文章好了！”写完半年时间里，“时不时掏出来修修改改，慢慢、慢慢打磨，看它能不能在心中存留下来。就像把一块黏土甩在墙上，看它是粘上还是掉下”。采访他的川上未映子听了有些吃惊，毕竟常见的是保存意念而不是留用某段文章。村上说他很少保存小说意念那类东西。“我是通过写文章来思考东西的人，所以写一定长度的文章这项作业是很重要的。姑且把一段文章写下来，再一次又一次修改。如此过程中，就有某种什么在自己身上自行启动——我要等待那一时刻。”这么着，加上突然浮出脑海的“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再加上类似聊斋志异的死而复生《二世缘》故事，这三个要素成了starting point（起始点），促成了《刺杀骑士团长》这部译成中文近五十万言大长篇的诞生。
看过这本由上下两部构成的长篇的读者都知道，第一部名为“显形理念篇”，第二部名为“流变隐喻篇”。何以如此名之，想必不少读者都感到费解。川上未映子也好像不得其解，于是请教村上。村上回答说，书中的理念和作为柏拉图哲学基本概念的理念毫无关联。“表达骑士团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除了‘理念’一时想不出别的词儿。灵魂啦魂灵啦，这个那个倒是很多，但哪个都不正相合适。不知为什么，单单‘理念’（idea）一拍即合。此外‘长面人’那时候也想了好多。叫什么名字好呢？最终‘隐喻’（metaphor）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别的都不合适。意象也好音韵也好，哪一个都不够到位。因此，你问精确定义是什么，我也极伤脑筋。”随即又补充一句：“字的意象、音的回响，对小说是非常紧要的。有时候高于一切，一如人名。” 难能可贵的是，村上再次提起了南京大屠杀。当访谈话题进入小说创作的政治性这一话题的时候，村上首先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相当有政治性的”。同时觉得较之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诉求，莫如以小说或故事这一形式“迎面砸过去”为好。随即这样说道：
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否定的一方备有预设问题集那样的东西。若这么说，对方就这么应付;这么驳斥，对方又这么反击——模式早已定下，无懈可击，一如功夫片。可是，如果换成故事这一版式，就能超出那种预设问题集，对方很难有效反击。因为对于故事或者对于理念和隐喻，对方还不知道如何反击好，只能远远围住嚎叫。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在这样的时代拥有百折不挠的力量……
自然而然，这要涉及“恶”的问题。村上结合二十多年前写的《奇鸟行状录》强调说：“拽出个体层面的‘恶’的，是军队那个体制（system）。国家这个体制制造了军队这个从属体制，拽出个体层面的‘恶’。那么，若问体制是什么，说到底，那不是我们构筑的东西吗？在那一体制的连锁中，谁是施害者谁是受害者就变得模糊起来。我经常感到这种类似双重性三重性的东西。”
必须说，即使在写完《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村上春树仍未能从恶的这种双重性、三重性的连环阵中破城突围，仍为之苦恼。这既是具有“沉思、反思的理性”的当代知识分子共通的苦恼，也未尝不是鲁迅当年的苦恼。村上曾在这本访谈录一再出现的《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者》中从另一角度提及鲁迅苦恼的双重性：“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故事以深刻的底蕴。”同时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性”。其实，这种双重性未尝不是体制之“恶”同国民性（个体层面的“恶”）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确终生为之苦恼。也就是说，鲁迅始终在“铁屋子”和阿Q之间奔走呼号。
对了，作为这本访谈录的活生生的现实性，村上谈“恶”的时候谈到了特朗普：“说到底，希拉里·克林顿那个人，因为只说通用于房子一楼部分的事，结果败了;特朗普只抓住人们的地下室说个没完，结果胜了。”村上进而解释说：“尽管不能说是政治煽动者，但感觉上至少像是古代的司祭——特朗普是熟知煽动人们无意识的诀窍的。于是，仿佛高音喇叭的个人电子线路就成了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的逻辑和语汇是相当反知性的，但也因之从战略上十分巧妙地掬取了人们在地下拥有的部分。”
应该说，这恐怕也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后看到的情形，亦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目的或理由。
村上春树虽然也写随笔和搞翻译，但无须说，主要以小说家闻名。在这本访谈录中，一贯低调的村上也对此直言不讳。他说自己喜欢写小说，很少外出东游西逛。每天早起早睡，夜生活几乎是零。
若问我为什么能坚持过这样的生活，因为能写小说。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写好小说。小说比我写得好的人，客观看来为数不多，世界上。……在第一线专业写了差不多四十年，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卖出去，我想我还是有两下子的。所以很开心的，写东西。想到比我做得好的人不是那么多，做起来就很开心。例如做爱也不差，可是做爱比我做得好的人，世界上肯定比比皆是（笑）。倒是不曾实际目睹……
喏，如此看来，村上感到自信满满的活计至少有两样，一是做爱，二是写小说。前者对别人没什么参考价值，不必公开研讨。这里只谈小说。村上为什么小说写得那么好？说实话，因为我也曾不自量力地想尝试写一部类似钱锺书《围城》那样的长篇小说，所以阅读和翻译当中格外注意寻找个中答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出两个。下面容我粗线条概括一下，如果哪一位看了多少受到启发，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一位小说写得有村上那么好甚至比他还好的人也不一定。
答案之一，要有巫女才能。村上认为人的意识出现得很晚，而无意识历史长得多。那么在无意识世界里人们依据什么活着呢？村上介绍说远古社会有巫女或行使巫女职责的王那样的存在。这种人的无意识比其他人敏锐，能够像避雷针接收雷电一样把自己接收的信息传递给大家。而作家可能与此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如果把无意识比作一座房子的地下室的地下室或地下二层，那么作家就应该有进入地下二层的能力，即具有巫女或灵媒（medium）那一性质的能力。“所以，就算问我作为作家有没有才华，对那东西我也是不清楚的。再说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相比之下，有没有接收那种信息的能力或资格要关键得多。”村上觉得自己是有那样的能力的。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回忆可能是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时候。因为当时他坚信分别以“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两条线交替推进的故事最后必定合为一体——这种信心即意味着具有“接收什么的魅力”。村上进而断言：“完全没有那种能力的人，写小说怕是吃力的吧！哪怕文章写得再好，小说也是写不成的。即使写得成，也找不到读者。”
这让我想起早在二00三年第一次见村上时他对我说的话。当时我问他创作《海边的卡夫卡》那样的想象力从何而来。他回答：“想象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而又返回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里所说的“那个场所”，用这本访谈录中的比喻来说，可能就是地下二层，亦即无意识世界、巫女世界、灵媒世界。
答案之二，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村上说他为了写这部日文长达七八十万字的《刺杀骑士团长》，整整花了一两年时间。假如不具有同什么战斗或者格斗那般坚定的决心，就很难把故事推向前去。“单单舒舒服服眉开眼笑地坐在桌前，那是写不来长篇小说的。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那么到底和什么决一死战呢？总的说来，决一死战的对象就是“恶”或类似恶的什么。而“恶”大体分为外在的“恶”和内在的“恶”。外在的“恶”大多是恶的象征或隐喻——在《奇鸟行状录》中，是诺门罕、绵谷升;在《1Q84》中，是“小小人”和邪教头目;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所用办法无不是以小说或故事这一形式“迎面砸过去”。要“迎面砸过去”，就要“深化故事”;而要深化故事，“就不能不触及自身一方的恶”即内在的恶。内在的恶又往往同外在的恶两相呼应。村上以《镜》那个短篇为例：学校保安夜间巡逻时，发现照在镜子里的本人居然一副狰狞嘴脸，吓得他把镜子打得粉碎，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不料第二天再去同一场所一看，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镜子。这种双重以至三重幻影暗示了“恶”的双重性以至三重性。
与此同时，村上尽管把体制视为最大的“恶”，但并不一概而论，不认为所有体制都是“恶”。“一如所有东西都有影子，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惡’都纠缠不去。它既潜伏于教育体系，又藏身于宗教体系之中。……我是铁杆个人主义者，对于那种体制的‘恶’怀有敏感的戒心。很想再写一写那种东西的形态。问题是写起来势必成为政治诉求，而这点我是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概而言之，村上的纠结在于，既有同恶决一死战的决心，又想避免使之成为政治诉求。不过相比之下，毕竟决心是第一位的。没有决心，没有和什么决一死战的决心，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无从谈起。
无须说，这同样和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目的或理由相关，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社会担当意识或使命感，及其“沉思、反思的理性”。
那么，这本访谈录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容易让人误解为小说作品的名字呢？这当然和当时刚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有关。读过这部大长篇的读者想必记得第五章关于阁楼里的猫头鹰的描寫：“一只灰色的小猫头鹰静悄悄躲在房梁上面的暗处。看样子正闭目合眼地睡觉。我关掉手电筒，为了不惊动对方，特意在离开些的地方静静观察那只鸟。近距离看猫头鹰是头一次。较之鸟，更像生了翅膀的猫。美丽的生物！”关于这只猫头鹰，川上未映子在这本访谈录中认为它和《奇鸟行状录》中的拧发条鸟具有同样意义和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这是因为：“超越时态和逻辑的故事，其内部需要有不同于神的视角，需要什么也不参与的超越性存在，而猫头鹰恰恰是那样的存在。”
川上未映子同时指出：“一如密涅瓦的猫头鹰，故事中的猫头鹰起飞也总在黄昏时分。”这里可能需要多少解释一下的是，密涅瓦（Minerva）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她身旁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在黄昏中起飞就可以看见白天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光天化日下飞行的踪影。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沉思、反思的理性。川上未映子则用来比喻村上久久逼视的动笔创作长篇的最佳时分——是黄昏时分还是黎明时分无由得知——此其时也！
不过村上似乎对川上未映子关于猫头鹰的解读不以为然。他说《刺杀骑士团长》之所以有猫头鹰出现，是因为他很早以前住的房子的阁楼里有一只猫头鹰，“可爱得不得了。从那时开始，就心想迟早非让猫头鹰出现在小说里不可”。从中也不难看出两人问答之间时而有之的错位。村上在书的“后记”中指出：川上未映子把过去从未有人问过的那类问题迎面砸来，并且毫不胆怯地从各个角度反复提问，一直问到心满意足为止。“而在一个个回答那样的提问当中，我在自己心中发现了我本身迄今从未想到的意味和风景。”而那样的意味和风景，借用刚才的比喻，未尝不可以说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后看见的许许多多。于是——我猜测——川上、村上两人一拍桌子：OK，书名就叫“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一
这本访谈录收录了四次访谈，除了第一次（第一章），其他三次都是在村上刚写完《刺杀骑士团长》后进行的，所以难免较多涉及这部最新长篇，原作腰封广告词即是“《刺杀骑士团长》诞生秘话”。
第二次采访一开始，川上未映子就问书名从何而来。村上回答某一天——不知是走路时候还是吃饭时候——“刺杀骑士团长”忽地一下子浮出脑海，就好像从看不见的地方生出云絮，突如其来，却再也挥之不去。随即打定主意，那么就因势利导地写一部名叫“刺杀骑士团长”的小说好了。村上回忆，《海边的卡夫卡》和《奇鸟行状录》书名的产生也是如此，都是由书名启动的。
除此以外，《刺杀骑士团长》还有两个因素：《二世缘》和小说第一章第一段。《二世缘》是日本江户时期作家上田秋成（一七三四至一八0九）写的类似《聊斋志异》的志怪小说《雨月物语》中的一篇。故事主人公夜半看书，听得院子一角不时有类似钲的声音传来。第二天请人挖开一看，里面有一口石棺，石棺里有一具木乃伊。虽然浑身干得像鱼干，但手仍一个劲儿敲钲不止。后来主人公给木乃伊穿衣喝水喂食。一来二去，木乃伊恢复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娶妻生子，喝酒吃肉，所谓“开悟僧”气象全然无从谈起。前世记忆也荡然无存，只知道经营今世的世俗生活。村上说他很早就喜欢《二世缘》这个故事，一直想以此为主题写点什么。问题是，“二世缘”和“骑士团长”根本捏不到一起。如此困惑之问，村上鬼使神差地写下了第一章的开头：
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夏天，山谷深处雨一阵阵下个不停，而山谷外面大体是白云蓝天——那是海上有西南风吹来的缘故。风带来的湿乎乎的云进入山谷，顺着山坡往上爬时就让雨降了下来。房子正好建在其分界线那里，所以时不时出现这一情形：房子正面一片明朗，而后院却大雨如注。起初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但不久习惯之后，反倒以为理所当然。
周围山上低垂着时断时续的云。每当有风吹来，那样的云絮便像从前世误入此间的魂灵一样为寻觅失去的记忆而在山间飘忽不定。看上去宛如细雪的白亮亮的雨，有时也悄无声息地随风起舞。差不多总有风吹来，没有空调也能大体快意地度过夏天。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特别谈起这两段话。村上说这开头两段是某个时候早已写好的，没什么目的，同样突如其来。写完一直以“那年五月”为标题粘在电脑界面的一角置之不理。某日忽然心生一念：“啊，这么开头写文章好了！”写完半年时间里，“时不时掏出来修修改改，慢慢、慢慢打磨，看它能不能在心中存留下来。就像把一块黏土甩在墙上，看它是粘上还是掉下”。采访他的川上未映子听了有些吃惊，毕竟常见的是保存意念而不是留用某段文章。村上说他很少保存小说意念那类东西。“我是通过写文章来思考东西的人，所以写一定长度的文章这项作业是很重要的。姑且把一段文章写下来，再一次又一次修改。如此过程中，就有某种什么在自己身上自行启动——我要等待那一时刻。”这么着，加上突然浮出脑海的“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再加上类似聊斋志异的死而复生《二世缘》故事，这三个要素成了starting point（起始点），促成了《刺杀骑士团长》这部译成中文近五十万言大长篇的诞生。
二
看过这本由上下两部构成的长篇的读者都知道，第一部名为“显形理念篇”，第二部名为“流变隐喻篇”。何以如此名之，想必不少读者都感到费解。川上未映子也好像不得其解，于是请教村上。村上回答说，书中的理念和作为柏拉图哲学基本概念的理念毫无关联。“表达骑士团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除了‘理念’一时想不出别的词儿。灵魂啦魂灵啦，这个那个倒是很多，但哪个都不正相合适。不知为什么，单单‘理念’（idea）一拍即合。此外‘长面人’那时候也想了好多。叫什么名字好呢？最终‘隐喻’（metaphor）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别的都不合适。意象也好音韵也好，哪一个都不够到位。因此，你问精确定义是什么，我也极伤脑筋。”随即又补充一句：“字的意象、音的回响，对小说是非常紧要的。有时候高于一切，一如人名。” 难能可贵的是，村上再次提起了南京大屠杀。当访谈话题进入小说创作的政治性这一话题的时候，村上首先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相当有政治性的”。同时觉得较之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诉求，莫如以小说或故事这一形式“迎面砸过去”为好。随即这样说道：
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否定的一方备有预设问题集那样的东西。若这么说，对方就这么应付;这么驳斥，对方又这么反击——模式早已定下，无懈可击，一如功夫片。可是，如果换成故事这一版式，就能超出那种预设问题集，对方很难有效反击。因为对于故事或者对于理念和隐喻，对方还不知道如何反击好，只能远远围住嚎叫。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在这样的时代拥有百折不挠的力量……
自然而然，这要涉及“恶”的问题。村上结合二十多年前写的《奇鸟行状录》强调说：“拽出个体层面的‘恶’的，是军队那个体制（system）。国家这个体制制造了军队这个从属体制，拽出个体层面的‘恶’。那么，若问体制是什么，说到底，那不是我们构筑的东西吗？在那一体制的连锁中，谁是施害者谁是受害者就变得模糊起来。我经常感到这种类似双重性三重性的东西。”
必须说，即使在写完《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村上春树仍未能从恶的这种双重性、三重性的连环阵中破城突围，仍为之苦恼。这既是具有“沉思、反思的理性”的当代知识分子共通的苦恼，也未尝不是鲁迅当年的苦恼。村上曾在这本访谈录一再出现的《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者》中从另一角度提及鲁迅苦恼的双重性：“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故事以深刻的底蕴。”同时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性”。其实，这种双重性未尝不是体制之“恶”同国民性（个体层面的“恶”）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确终生为之苦恼。也就是说，鲁迅始终在“铁屋子”和阿Q之间奔走呼号。
对了，作为这本访谈录的活生生的现实性，村上谈“恶”的时候谈到了特朗普：“说到底，希拉里·克林顿那个人，因为只说通用于房子一楼部分的事，结果败了;特朗普只抓住人们的地下室说个没完，结果胜了。”村上进而解释说：“尽管不能说是政治煽动者，但感觉上至少像是古代的司祭——特朗普是熟知煽动人们无意识的诀窍的。于是，仿佛高音喇叭的个人电子线路就成了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的逻辑和语汇是相当反知性的，但也因之从战略上十分巧妙地掬取了人们在地下拥有的部分。”
应该说，这恐怕也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后看到的情形，亦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目的或理由。
三
村上春树虽然也写随笔和搞翻译，但无须说，主要以小说家闻名。在这本访谈录中，一贯低调的村上也对此直言不讳。他说自己喜欢写小说，很少外出东游西逛。每天早起早睡，夜生活几乎是零。
若问我为什么能坚持过这样的生活，因为能写小说。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写好小说。小说比我写得好的人，客观看来为数不多，世界上。……在第一线专业写了差不多四十年，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卖出去，我想我还是有两下子的。所以很开心的，写东西。想到比我做得好的人不是那么多，做起来就很开心。例如做爱也不差，可是做爱比我做得好的人，世界上肯定比比皆是（笑）。倒是不曾实际目睹……
喏，如此看来，村上感到自信满满的活计至少有两样，一是做爱，二是写小说。前者对别人没什么参考价值，不必公开研讨。这里只谈小说。村上为什么小说写得那么好？说实话，因为我也曾不自量力地想尝试写一部类似钱锺书《围城》那样的长篇小说，所以阅读和翻译当中格外注意寻找个中答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出两个。下面容我粗线条概括一下，如果哪一位看了多少受到启发，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一位小说写得有村上那么好甚至比他还好的人也不一定。
答案之一，要有巫女才能。村上认为人的意识出现得很晚，而无意识历史长得多。那么在无意识世界里人们依据什么活着呢？村上介绍说远古社会有巫女或行使巫女职责的王那样的存在。这种人的无意识比其他人敏锐，能够像避雷针接收雷电一样把自己接收的信息传递给大家。而作家可能与此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如果把无意识比作一座房子的地下室的地下室或地下二层，那么作家就应该有进入地下二层的能力，即具有巫女或灵媒（medium）那一性质的能力。“所以，就算问我作为作家有没有才华，对那东西我也是不清楚的。再说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相比之下，有没有接收那种信息的能力或资格要关键得多。”村上觉得自己是有那样的能力的。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回忆可能是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时候。因为当时他坚信分别以“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两条线交替推进的故事最后必定合为一体——这种信心即意味着具有“接收什么的魅力”。村上进而断言：“完全没有那种能力的人，写小说怕是吃力的吧！哪怕文章写得再好，小说也是写不成的。即使写得成，也找不到读者。”
这让我想起早在二00三年第一次见村上时他对我说的话。当时我问他创作《海边的卡夫卡》那样的想象力从何而来。他回答：“想象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而又返回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里所说的“那个场所”，用这本访谈录中的比喻来说，可能就是地下二层，亦即无意识世界、巫女世界、灵媒世界。
答案之二，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村上说他为了写这部日文长达七八十万字的《刺杀骑士团长》，整整花了一两年时间。假如不具有同什么战斗或者格斗那般坚定的决心，就很难把故事推向前去。“单单舒舒服服眉开眼笑地坐在桌前，那是写不来长篇小说的。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那么到底和什么决一死战呢？总的说来，决一死战的对象就是“恶”或类似恶的什么。而“恶”大体分为外在的“恶”和内在的“恶”。外在的“恶”大多是恶的象征或隐喻——在《奇鸟行状录》中，是诺门罕、绵谷升;在《1Q84》中，是“小小人”和邪教头目;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所用办法无不是以小说或故事这一形式“迎面砸过去”。要“迎面砸过去”，就要“深化故事”;而要深化故事，“就不能不触及自身一方的恶”即内在的恶。内在的恶又往往同外在的恶两相呼应。村上以《镜》那个短篇为例：学校保安夜间巡逻时，发现照在镜子里的本人居然一副狰狞嘴脸，吓得他把镜子打得粉碎，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不料第二天再去同一场所一看，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镜子。这种双重以至三重幻影暗示了“恶”的双重性以至三重性。
与此同时，村上尽管把体制视为最大的“恶”，但并不一概而论，不认为所有体制都是“恶”。“一如所有东西都有影子，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惡’都纠缠不去。它既潜伏于教育体系，又藏身于宗教体系之中。……我是铁杆个人主义者，对于那种体制的‘恶’怀有敏感的戒心。很想再写一写那种东西的形态。问题是写起来势必成为政治诉求，而这点我是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概而言之，村上的纠结在于，既有同恶决一死战的决心，又想避免使之成为政治诉求。不过相比之下，毕竟决心是第一位的。没有决心，没有和什么决一死战的决心，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无从谈起。
无须说，这同样和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目的或理由相关，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社会担当意识或使命感，及其“沉思、反思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