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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9月4日夜，一架美军C-54运输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这架飞机上的主要人物是中国军队第三方面军的两位副总司令张雪中和郑洞国。他们前来接收被日军占领了8年的上海。
27岁的上尉参谋黄仁宇和其他24名军官士兵也在这架飞机上。黄仁宇后来在《黄河青山》《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中回忆这一刻时写道：“我们的C-54下降时，看到边缘尚有20多架驱逐机一线排列整齐，机翼、机腹上的红圆徽令人触目惊心。”“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
这是1937年11月上海全境沦陷以来，中国正规军军官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黄仁宇也许知道，他当年踏足的江湾机场，在8年前淞沪会战时并非机场，而是一个水乡小镇。
两次淞沪会战
江湾机场所在地，原来叫殷行镇，又名殷家行，得名于明朝人殷清。殷清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正德年间任上林苑录事，后抛下这个从九品的小官返乡从商，在宝山县虬江（今上海杨浦区内的一条河流）一带开店。此地因而慢慢形成集镇，称为殷行。
殷清经商后富甲一方，但乐善好施。嘉靖年间，殷行地区两度遭受灾害，殷清均出银出粮，赈济灾民。他对村民说：有能够挑土来堆在我屋后的，我拿粮食换。灾民知他不愿给人以施舍的感觉，遂纷纷肩挑送土而来。两度赈灾之后，其屋后有了一座土山，灾民还为土山砌石、植树、修筑亭阁。宝山境内仅两座山，一座是宝山，一座就是这座“依仁山”。殷清去世后，葬于依仁山。
到了清代，殷行镇最盛时，东西向的镇街有三里长，附近形成了20多个自然村。镇上庙宇林立，人烟稠密。光绪十年（1884年），殷行还开办了宝山（当时属于江苏）境内最早也是上海最早的牧场陈森记。
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殷行与繁华的虹口、航运枢纽吴淞、工业区杨树浦等地邻近，此地开始城市化，道路、电厂、实业先后兴建办起。1928年，殷行从宝山县划归上海特别市，称殷行区，面积30.27平方公里。
此时的上海，刚刚进入民国“黄金十年”（从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的大建设时期。政府欲在其无权管辖的租界之外，建设一个文明程度足与匹敌的新上海。殷行距政府的“大上海计划”拟建的新市中心——五角场不远，前景正是一片看好之时。
然而，很快就发生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在上海首次交战。这场战役期间，殷行处于日军驻军（虹口、杨树浦）和增兵（吴淞）的地点附近，成为中日军队拉锯战涉及的区域。时任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后来在其回忆录《鹰犬将军》中提及了两军在殷行附近的部署与交战：“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过河去，施行威力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
不过，“一·二八”之战被双方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当年3月，中日停战。此战似乎对殷行镇破坏不大。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开始。在此次战役前期，殷行北面的吴淞是日军的主要登陆点，到了9月6日，日军在离殷行更近的虬江码头登陆后，殷行南边不远的复旦大学、江湾镇成为中国军队“以血肉作长城”的又一阵地。历史在此处有一个巧合：在这一区域作战的中国主力部队——36师的师长，正是宋希濂。这次其部队的战区，与1932年时相去不远，多有重叠。36师血战两个多月，部队多次补充新兵（如第212团原有2000多人，迭次补充的新兵也达2000多人），阵地巍然不动。直到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36师才随全军撤退。
此次战役中，殷行北面的吴淞、宝山、罗店，西面的大场，西南的江湾、南面的杨树浦等地，都打得天地变色，死伤枕藉。而殷行居于腹地，并非要冲，故而未见有重要的战斗载于史志。
日军在华最大机场
殷行镇的灭顶之灾出现于日军占领上海之后。1939年，日军强行驱逐殷行古镇和周围几十个村的村民，将这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镇付之一炬，圈地7000亩建造军用机场，两年后完成，称为江湾机场。
据统计，1933年，殷行镇有正户3629户、附户3425户，共42229人。到了1940年，居民减为4130户，共20114人。人口的锐减，是日军杀戮和驱逐村民所致。
江湾机场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军用机场，有4个指挥台，其跑道长1500米，用三合土与沥青混合浇铸而成。多条跑道组成“米”字形，飞机可以从各个方向起降。
对于日军在上海的5个机场，当时的中国空军尚无力远道前去奔袭。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卷入战争，情况就不同了。在原先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部分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1943年3月升格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大陆沿海及中国台湾的机场，对美军构成了威胁。1944年7月8日，美军飞机首次空袭上海的日军。11月10日，美军飞机对日军进行大规模轰炸，主要空袭江湾机场、龙华机场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军军舰等。日军只进行了零星高射炮射击，未升空应战。
1945年初，美军侦察机的照片显示日军正在上海郊区扩建机场。情报人员认为，扩建机场的目的是将菲律宾的日机转移过来，以防它们在那儿被美军被摧毁或缴获。
日军的扩建之举得到了史料的印证。上海市民陆金生2012年在报纸上撰文说：“而1944年，也是我们陆家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是离日本战败日子不远了。然而日本侵略军为了作垂死挣扎，原本占据了大量江湾乡农民的土地已建造了江湾飞机场（江湾机场最初强占的土地除殷行镇之外，还包括江湾等附近乡镇的一部分——笔者注），现在又要扩建江湾机场。我们陆家宅位于淞沪路桥西首，也未能幸免于难。日本侵略者把我们陆家同其他附近村的农民从家园上赶走。手无寸铁的普通农民有什么办法呢……” 1月17日，陈纳德麾下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的20架“野马”P-51战斗机从位于江西赣州和遂川的基地奔袭而来，轰炸了大场、虹桥、龙华这三个日军机场，共有73架日机在地面和空中被摧毁，成为第23战斗机大队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攻击行动。
3天后，第23战斗机大队再度飞临上海上空，这次把江湾机场和丁家桥机场也纳入了攻击目标，但上海上空的大量烟尘造成的低能见度阻碍了攻击的顺利展开，结果战绩非常不理想。
美军飞机成了上海日军的噩梦。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从1944年7月起的一年间，美军至少12次轰炸上海的日军目标，其中多次针对包括江湾机场在内的5个机场。
其实不止美军飞机，当时中美两国空军组建了一个混合团（中美空军联队），中国空军史上的传奇人物——击落过日军和美军飞机、在开国大典上第一个驾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受阅的邢海帆，作为该混合团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分队长，就曾奔袭过江湾机场。
1945年4月上旬，日军频频从上海出动轰炸机和自杀敢死队性质的“神风”攻击机，轰炸在琉球群岛登陆的美国海军舰艇和登陆部队。为配合美军作战，4月1日7时，邢海帆率队驾驶40多架刚换装的P-51“野马”战斗机，从陕西安康基地起飞，经湖北、安徽、江苏，历时4 个小时飞临上海上空。邢海帆率队冲向江湾机场，发现一架日机正在跑道上强行起飞。他立即瞄准攻击，日机中弹起火，坠地爆炸。邢海帆及其战友拉起飞机后又与日机进行空中格斗，击落多架日机。此次行动持续了3天。
鼎革前后
1946年3月，黄仁宇随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前往锦州。大约两个月后，国民党军宪兵六团从南京来到上海，等待去东北的船。这个团中有个叫王鼎钧的21岁新兵，是前一年10月初中毕业、投笔从戎的。他在江湾机场看到，机场在遭受多次轰炸后尚未修复，仍由日俘继续施工。这时的江湾、杨浦一带，原先日军的军事设施尽被中国军队接收，日俘也主要关押在江湾的集中营。
1945、1946年的江湾机场，见证过陈纳德、陈香梅的小别重逢，还迎来过蒋介石。1946年5月，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载着蒋介石视察南京、上海和北平。所经之处，迎接的人流如潮。一次在上海，大场机场因欢迎的人太多，专机只能改降江湾机场。
光复之后，江湾机场驻扎过国民党空军的第二地区司令部和多个大队。1947年底之前，美国空军也曾驻扎在这儿。
这个机场还送走过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审的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1946年5月27日晨7时，代表团一行15人来到江湾机场，乘坐中国空军第8大队派出的B-24轰炸机飞赴日本。
在机场，有记者问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为何不坐客机而坐军用轰炸机？朱世明答道：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示我们进出日本，显示国威军威。
时间很快走到了鼎革之时。1949年的一天，国民党空军从江湾机场、南京明故宫机场空运55.4万两黄金到台北松山机场，并入蒋介石秘密运往中国台湾的400多万两黄金之中。5月16日上午，蒋经国坐专机离开江湾机场，前往浙江定海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军情。当他5月22日乘飞机想降落在江湾机场时，接到了地面指挥部的紧急报告：江湾机场已经落下解放军的炮弹，不可降落。飞机只好折回中国台湾嘉义机场。这成为蒋经国与上海的最后告别。
在解放上海之前，中共地下组织曾有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实现和平解放的计划，其中江湾机场就是重要的一环。当时，国民党军队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曾任蒋介石侍从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尔晋有一整套方案：策动驻在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在适当时机开进江湾机场，截断空中退路，策动第四兵团、第五十四军等守军，在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但1949年5月，地下党内出现叛徒，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交代了陈尔晋策动起义的计划。陈尔晋夫妇被捕后于19日就义。
5月24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炸毁了江湾机场的油库。王鼎钧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说：“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民党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
王鼎钧爬上一条意外而至的运兵船，仓皇而去，后来成为中国台湾著名的散文家。而黄仁宇则在那个月从香港前往横滨，加入中国驻日代表团，两年后赴美读书，后成为历史学家。
江湾机场后归解放军空军第四军使用，1994年6月起停飞（3年后机场用地交还上海市政府）。因多年来一直是机场，这块近9000亩的土地上植被繁茂，河泾自流，加上此后近10年的荒废，居然恢复到了400多年前殷清来到此地时的面貌，成为上海市区最大的一片湿地。直到2003年，推土机隆隆而至，此地开始兴修基础设施、大规模开发房地产，这个区域，现在称为“新江湾城”。
27岁的上尉参谋黄仁宇和其他24名军官士兵也在这架飞机上。黄仁宇后来在《黄河青山》《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中回忆这一刻时写道：“我们的C-54下降时，看到边缘尚有20多架驱逐机一线排列整齐，机翼、机腹上的红圆徽令人触目惊心。”“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
这是1937年11月上海全境沦陷以来，中国正规军军官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黄仁宇也许知道，他当年踏足的江湾机场，在8年前淞沪会战时并非机场，而是一个水乡小镇。
两次淞沪会战
江湾机场所在地，原来叫殷行镇，又名殷家行，得名于明朝人殷清。殷清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正德年间任上林苑录事，后抛下这个从九品的小官返乡从商，在宝山县虬江（今上海杨浦区内的一条河流）一带开店。此地因而慢慢形成集镇，称为殷行。
殷清经商后富甲一方，但乐善好施。嘉靖年间，殷行地区两度遭受灾害，殷清均出银出粮，赈济灾民。他对村民说：有能够挑土来堆在我屋后的，我拿粮食换。灾民知他不愿给人以施舍的感觉，遂纷纷肩挑送土而来。两度赈灾之后，其屋后有了一座土山，灾民还为土山砌石、植树、修筑亭阁。宝山境内仅两座山，一座是宝山，一座就是这座“依仁山”。殷清去世后，葬于依仁山。
到了清代，殷行镇最盛时，东西向的镇街有三里长，附近形成了20多个自然村。镇上庙宇林立，人烟稠密。光绪十年（1884年），殷行还开办了宝山（当时属于江苏）境内最早也是上海最早的牧场陈森记。
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殷行与繁华的虹口、航运枢纽吴淞、工业区杨树浦等地邻近，此地开始城市化，道路、电厂、实业先后兴建办起。1928年，殷行从宝山县划归上海特别市，称殷行区，面积30.27平方公里。
此时的上海，刚刚进入民国“黄金十年”（从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的大建设时期。政府欲在其无权管辖的租界之外，建设一个文明程度足与匹敌的新上海。殷行距政府的“大上海计划”拟建的新市中心——五角场不远，前景正是一片看好之时。
然而，很快就发生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在上海首次交战。这场战役期间，殷行处于日军驻军（虹口、杨树浦）和增兵（吴淞）的地点附近，成为中日军队拉锯战涉及的区域。时任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后来在其回忆录《鹰犬将军》中提及了两军在殷行附近的部署与交战：“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过河去，施行威力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
不过，“一·二八”之战被双方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当年3月，中日停战。此战似乎对殷行镇破坏不大。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开始。在此次战役前期，殷行北面的吴淞是日军的主要登陆点，到了9月6日，日军在离殷行更近的虬江码头登陆后，殷行南边不远的复旦大学、江湾镇成为中国军队“以血肉作长城”的又一阵地。历史在此处有一个巧合：在这一区域作战的中国主力部队——36师的师长，正是宋希濂。这次其部队的战区，与1932年时相去不远，多有重叠。36师血战两个多月，部队多次补充新兵（如第212团原有2000多人，迭次补充的新兵也达2000多人），阵地巍然不动。直到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36师才随全军撤退。
此次战役中，殷行北面的吴淞、宝山、罗店，西面的大场，西南的江湾、南面的杨树浦等地，都打得天地变色，死伤枕藉。而殷行居于腹地，并非要冲，故而未见有重要的战斗载于史志。
日军在华最大机场
殷行镇的灭顶之灾出现于日军占领上海之后。1939年，日军强行驱逐殷行古镇和周围几十个村的村民，将这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镇付之一炬，圈地7000亩建造军用机场，两年后完成，称为江湾机场。
据统计，1933年，殷行镇有正户3629户、附户3425户，共42229人。到了1940年，居民减为4130户，共20114人。人口的锐减，是日军杀戮和驱逐村民所致。
江湾机场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军用机场，有4个指挥台，其跑道长1500米，用三合土与沥青混合浇铸而成。多条跑道组成“米”字形，飞机可以从各个方向起降。
对于日军在上海的5个机场，当时的中国空军尚无力远道前去奔袭。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卷入战争，情况就不同了。在原先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部分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1943年3月升格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大陆沿海及中国台湾的机场，对美军构成了威胁。1944年7月8日，美军飞机首次空袭上海的日军。11月10日，美军飞机对日军进行大规模轰炸，主要空袭江湾机场、龙华机场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军军舰等。日军只进行了零星高射炮射击，未升空应战。
1945年初，美军侦察机的照片显示日军正在上海郊区扩建机场。情报人员认为，扩建机场的目的是将菲律宾的日机转移过来，以防它们在那儿被美军被摧毁或缴获。
日军的扩建之举得到了史料的印证。上海市民陆金生2012年在报纸上撰文说：“而1944年，也是我们陆家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是离日本战败日子不远了。然而日本侵略军为了作垂死挣扎，原本占据了大量江湾乡农民的土地已建造了江湾飞机场（江湾机场最初强占的土地除殷行镇之外，还包括江湾等附近乡镇的一部分——笔者注），现在又要扩建江湾机场。我们陆家宅位于淞沪路桥西首，也未能幸免于难。日本侵略者把我们陆家同其他附近村的农民从家园上赶走。手无寸铁的普通农民有什么办法呢……” 1月17日，陈纳德麾下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的20架“野马”P-51战斗机从位于江西赣州和遂川的基地奔袭而来，轰炸了大场、虹桥、龙华这三个日军机场，共有73架日机在地面和空中被摧毁，成为第23战斗机大队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攻击行动。
3天后，第23战斗机大队再度飞临上海上空，这次把江湾机场和丁家桥机场也纳入了攻击目标，但上海上空的大量烟尘造成的低能见度阻碍了攻击的顺利展开，结果战绩非常不理想。
美军飞机成了上海日军的噩梦。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从1944年7月起的一年间，美军至少12次轰炸上海的日军目标，其中多次针对包括江湾机场在内的5个机场。
其实不止美军飞机，当时中美两国空军组建了一个混合团（中美空军联队），中国空军史上的传奇人物——击落过日军和美军飞机、在开国大典上第一个驾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受阅的邢海帆，作为该混合团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分队长，就曾奔袭过江湾机场。
1945年4月上旬，日军频频从上海出动轰炸机和自杀敢死队性质的“神风”攻击机，轰炸在琉球群岛登陆的美国海军舰艇和登陆部队。为配合美军作战，4月1日7时，邢海帆率队驾驶40多架刚换装的P-51“野马”战斗机，从陕西安康基地起飞，经湖北、安徽、江苏，历时4 个小时飞临上海上空。邢海帆率队冲向江湾机场，发现一架日机正在跑道上强行起飞。他立即瞄准攻击，日机中弹起火，坠地爆炸。邢海帆及其战友拉起飞机后又与日机进行空中格斗，击落多架日机。此次行动持续了3天。
鼎革前后
1946年3月，黄仁宇随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前往锦州。大约两个月后，国民党军宪兵六团从南京来到上海，等待去东北的船。这个团中有个叫王鼎钧的21岁新兵，是前一年10月初中毕业、投笔从戎的。他在江湾机场看到，机场在遭受多次轰炸后尚未修复，仍由日俘继续施工。这时的江湾、杨浦一带，原先日军的军事设施尽被中国军队接收，日俘也主要关押在江湾的集中营。
1945、1946年的江湾机场，见证过陈纳德、陈香梅的小别重逢，还迎来过蒋介石。1946年5月，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载着蒋介石视察南京、上海和北平。所经之处，迎接的人流如潮。一次在上海，大场机场因欢迎的人太多，专机只能改降江湾机场。
光复之后，江湾机场驻扎过国民党空军的第二地区司令部和多个大队。1947年底之前，美国空军也曾驻扎在这儿。
这个机场还送走过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审的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1946年5月27日晨7时，代表团一行15人来到江湾机场，乘坐中国空军第8大队派出的B-24轰炸机飞赴日本。
在机场，有记者问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为何不坐客机而坐军用轰炸机？朱世明答道：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示我们进出日本，显示国威军威。
时间很快走到了鼎革之时。1949年的一天，国民党空军从江湾机场、南京明故宫机场空运55.4万两黄金到台北松山机场，并入蒋介石秘密运往中国台湾的400多万两黄金之中。5月16日上午，蒋经国坐专机离开江湾机场，前往浙江定海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军情。当他5月22日乘飞机想降落在江湾机场时，接到了地面指挥部的紧急报告：江湾机场已经落下解放军的炮弹，不可降落。飞机只好折回中国台湾嘉义机场。这成为蒋经国与上海的最后告别。
在解放上海之前，中共地下组织曾有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实现和平解放的计划，其中江湾机场就是重要的一环。当时，国民党军队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曾任蒋介石侍从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尔晋有一整套方案：策动驻在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在适当时机开进江湾机场，截断空中退路，策动第四兵团、第五十四军等守军，在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但1949年5月，地下党内出现叛徒，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交代了陈尔晋策动起义的计划。陈尔晋夫妇被捕后于19日就义。
5月24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炸毁了江湾机场的油库。王鼎钧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说：“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民党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
王鼎钧爬上一条意外而至的运兵船，仓皇而去，后来成为中国台湾著名的散文家。而黄仁宇则在那个月从香港前往横滨，加入中国驻日代表团，两年后赴美读书，后成为历史学家。
江湾机场后归解放军空军第四军使用，1994年6月起停飞（3年后机场用地交还上海市政府）。因多年来一直是机场，这块近9000亩的土地上植被繁茂，河泾自流，加上此后近10年的荒废，居然恢复到了400多年前殷清来到此地时的面貌，成为上海市区最大的一片湿地。直到2003年，推土机隆隆而至，此地开始兴修基础设施、大规模开发房地产，这个区域，现在称为“新江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