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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一个很难描述的城市。
─北岛《午夜之门》
生活在巴黎的人的确不容易理解，一方面他们可以享受一顿两个半小时的漫长午餐，说这是一种生活的沉淀；另一方面他们说话的速度却可以很快，根本就是脑筋和舌头在竞赛，把你的听觉弄得筋疲力竭，然后，留下的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如天马行空的思绪，不知如何才能整理清楚。
认识帕斯卡尔·贝雷 （Pascal Peyret） 的作品是在2015年的冬天，那时候正在为中国香港和法国当代摄影交流挑选作品，第一次读到《绿色记忆》（Green Memory） 这一系列的作品，对于画面所呈现的超现实世界，别有趣味，那些独特的透视和变焦，还有强烈颜色的处理，给予作品一种微妙和异于平常的魅力。
今年，因为一个展览和一个交流，贝雷在香港停留一个月，但有一半时间她都往外跑了。那是贝雷要离开香港的前两天，本来跟她约了一起吃午饭，顺道了解一下她的作品，预计一个半小时可以结束，不料徉徉徜徜地过了两个半小时，还是触不到正题。还好我刚好要去巴黎一趟，之后便约在巴黎再聚。
贝雷是摄影师，也是艺术家， 1962年出生，里昂长大，当年的里昂还是一个村庄，她在巴黎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了，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人，步伐很快，永远都在赶路中，但也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思路总是迂迥和烂漫，却又带点浪漫和优雅。
她早年修读艺术史，艺术史研究是她了解西方艺术的基础，对她影响最深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遗产被重新发现，科学上的新发明，地理上的新发现，技术打破守旧的思想，挑战传统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并开启了与世界宇宙的新关系。这一切给她带来很大的冲激，也为她往后的创作奠下了基石。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可以感受到她辗转反思文艺复兴对当年社会所造成的动荡与新数码时代为今天生活所带来的变化。
生活是所有的记忆
我们约好在巴黎北站见面，然后一起到她的工作室，由车站步行过去大约10分钟的路。她的工作室在巴黎市中心，隐藏在热闹的餐厅酒吧当中，不容易察觉。那是20年前跟丈夫买下的旧厂房，地方很大，已整修了20年，仍在整修中，也很冷，和门外热闹繁喧的大街构成很大的反差。这里也是她的住所，工作、生活、家庭都在这里建立，半生的记忆也寄存在这里。
记忆在贝雷的生命是有特殊的意义，她跟摄影的关系亦以记忆为基础，而且富有童话色彩；早在三代之前，即19世纪初期，她的曾祖父是业余摄影师，那仍是使用玻璃底片拍摄的年代，他习惯了在村里的喷泉冲洗他的玻璃板。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如常在喷泉冲洗他的玻璃板，一位训熊教练牵着他的熊经过，可能天气太热罢，那只熊直奔喷泉，蹦跃进了水里降温，把所有的玻璃板都打破，照片也永远失去了。这是她亲爱的祖母告诉她这个如梦一般的故事，她从没有看过19世纪的曾祖父所拍摄的照片，但摄影给了她一个快乐的童年记忆。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曾说：“生活是所有的记忆，现在这一刻所出现的，你以为在你的掌握当中，其实你已经抓不住它了。”记忆对创作的人是很重要，记忆是生命的核心，无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的遗产，都为她留下不少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贯穿着她的创作历程。“我们没有着意它的存在，其实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她很认真地说。在暗房中制作《电子古册》 （Incunable Digital） 系列的过程，被她描述为在漆黑中一点微弱的红光下，怀缅着父亲和她曾经一起亲密相处的情景。贝雷的父亲也很热爱摄影，并在花园后面的棚子里设置了他的暗房实验室，遗憾的是，父亲在她青少年时期离世，现在她仍记得那些下午的时间，总爱跟随着父亲钻进这个黑暗的小密室，两人沉着气色，静待着一幅幅影像的诞生。
贝雷的另一段记忆是儿时的一位家庭老师，她的名字是露西亚 （Lucia），意大利文是指“柔美的光”，是她艺术上的启蒙老师。露西亚教她注意细节，如何使用简单的工具做小的事情，如何收集大自然中的物品，或者收回遗弃东西，如何仔细观察生活和世界，如何想象为被废弃物品，输进新的功能来扩展故事。这些童年和青春期的场景、记忆、简单的技术运用，都为她今天的创作方式奠下了基础。
《日出》（Héliphane）是她在冰岛短居时候的创作，那时候正好是冰岛日光最长的日子，她把捡回来的鹅卵石裹在可感光的氰版纸里，再把藻类植物压在上面，她说这是“让太阳慢慢描绘海洋的生命”。这一组氰版蓝晒影像（Cyanotype），是贝雷向摄影发明家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 （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和安娜·阿特金斯 （Anna Atkins）的致敬之作。
摄影最早期被称为“太阳图像”（Sun Pictures）或“日光绘画”（Heliograph），是人类“被自然之手所感动”，照片就像是大自然里被发现的新物种，在英文里它们是被“obtain”（获得）或“take”（取得）；而塔尔博特则把自己的摄影研究称为“光的素描”（Photogenic Drawing）。1842年，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发明了这种显影技术，阿特金斯将这种技术发扬光大，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摄影集《不列颠藻类》（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她以高超技巧呈现英国藻类植物的细致纹路和构造，为植物科学和摄影科学创造美好结合，也将氰版显影术带入影像创新领域。
第一次看贝雷的《绿色记忆》摄影系列，骤看以为是数码输出作品，但实际上是贝雷刻意使用传统的针孔技术拍摄的。这与当代数码技术追求的快速相反，几乎每张照片都需要经过10个小时的曝光。
“慢”在贝雷的作品中别有意义，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缓慢》曾说：“缓慢和记忆，速度和遗忘之间，有一个微妙秘密的联系……当缓慢的程度和记忆的深度成正比例时，速度和遗忘的比例也相对一样。”贝雷感慨当今数码摄影越来越流行时，那惊人的速度和庞大的数据存储量推动人们走向迷失的边缘。科技是创新的手段，但记忆是创新的灵魂，当大家沉醉于科技的发展如子弹飞一般的快感时，必须记住的是，这一切都是在过往技术和文化发展轨道上的一个过程。当今的科技成就是从过往历史继承过来，历史是经验的纪录，而经验是智能的根源，可是人们选择资讯取代智慧，已逐渐失去了记忆，忘记了历史。
在《绿色记忆》中，贝雷刻意回收了无用的计算机的电路板，仔细和精确地把它们重新组装，将它们转换成未来的城市建筑模型。那些摩天高楼呈现的是未来世界的冰冷，配合摆放在其中的单色塑料制成的人和动物，操控着城市空间的心脏和神经系统，代表了未来的生态现象，设法与大自然抵抗。这些人和动物虽然展示了不同的姿态和活动，却无法分辨出它们独立的个体或身份，隐喻着人工智能主导的世界，僵化而冰冷。她选择古埃及时代留存下来的小麦籽粒，是生命力特强和生长速度特快的一种种子，这些古老的种子是古代文明记忆和自然力量的象征，贝雷把它们播种在人工智能城市的间隙之间，让它们在建筑物中自然发芽、成长以至扩散并侵入大道和高楼之间。《绿色记忆》是智能城市化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比喻，把观众带回到对事物的感觉本质上，响应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看法，打破有关永恒的和有用的固有观念。
生命的力量和诗意
贝雷使用针孔照相机其实是一个偶然机遇，某一年她生病卧床了好一些时间，日子过得很无聊，她的丈夫便送她一部针孔照相机，为她解闷。那是一部木制的小相机，手工细致而纤巧，一直把它搁置一旁，直到那年的春天刚巧在乡间休假，她便拿来做了些测试，从此便与针孔建立了解不开的缘份。她的第一组作品《花园里的小嫩芽》 （Bugs in the Garden），她把自己的后园改造成了伊甸园，开展了她的针孔摆拍项目。
其实针孔摄影的概念非常简单，早期是源自暗箱 （Camera obscura） 装置，“相机”的英文是camera，就是源自暗箱一词。最初的暗箱，是利用黑暗的房子，在其中一堵墙上设一个孔洞，外面光线由小孔进入后会在对面的壁上造成一个上下左右倒转的投影，所以“camera obscura”的意思就是“黑暗的房子”。
中国哲学家墨子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的原理。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问题》中也有提及暗箱的概念，天文学者便利用针孔暗箱装置，对日食进行观察。15世纪，艺术家开始利用暗箱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透过小孔将三维空间的物体，投影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构成影像再进行临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兼科学家达·芬奇在《大西洋手稿》中留下了不少暗箱的草图。那些针孔装置的工作原理，和现在的针孔相机是完全一样的。摄影术诞生后，把感光材料放进暗箱，就成为针孔相机了。
针孔相机的影像非常独特，因为没有用镜头来聚焦或修正透视的效果，光线由物体反射后，穿过针孔直接在底片上形成影像，由于针孔小，针孔相机的光圈值就变得非常大，可以有超广的角度、无限景深的效果；一般不变形但又可产生奇异的扭曲，常常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感，使观看者产生一种时空恍惚的感觉，有别于镜头下的影像。因为透光量有限，曝光的时间需要很长，在悠长沉淀的时间过程中，贝雷用针孔相机把种子生长情况记录下来，当中所呈现出的昏晕效果，正是一种自然与生命的涵义。正因为针孔照相机没有观景窗，贝雷认为针孔相机的运用使她的摄影能把现代科技下的相机中所具有的物化功能解放出来。这是她和针孔影像之间的密语，以简单的设备来强调生命的力量和诗意，而针孔下所呈现的世界总是奇幻微妙。
在摄影和装置之间的探索
我们从车站往工作室的途中，经过繁忙的马丁街，贝雷指了一下左边的一座教堂，说：“我在这里展示过我的作品。”这便是圣梅里教堂（église Saint Merri），是16世纪哥特式风格，钟楼内有巴黎最古老的钟，自法国大革命留存到现在。
在2013年，贝雷就在这里为巴黎白夜艺术节（Paris Nuit Blanche）展出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变形》（Amamorphose），这是只有一个晚上的艺术节，超过200位的艺术家在同一个晚上展示他们的作品。这个作品的概念来自于森林，作品是由木制框架与植物组成，形成植物细胞悬挂在教堂的拱门上，共使用了17公里的尼龙线来悬挂和1100个填满了水的医疗输注袋，袋内置放了LED小灯照亮，还放进了一株蜘蛛草，让它在水中继续生长。袋子以不同长度的尼龙线螺旋般排列，状似DNA链的结构。在夜间，整个装置把穹顶变成了一个星空，游客被邀请留在作品当中或碰触袋子。在白夜艺术节这是最吸引人的艺术装置。
蜘蛛草 （Spiderwort） 是艺术家特别为这项作品选择的植物。在法国，它被广泛地称为“Misère ”（ 贫困），但在西班牙蜘蛛被认为是带来好运的植物。他们称之为“人类的爱”（amor de hombre）。整个制作过程进行了十天，这个制作团员包括七个无家可归的人和贝雷本人。这个想法是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透过参与工作，以艺术帮助他们恢复自尊。在展览的最后一天，每个访客被邀请带走一株蜘蛛草和照顾它，当每个人提着带有亮光的小袋子走出黑漆的大街上，看起来倒像萤火虫遍布整个城市。
在这个项目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贝雷在装置和摄影之间的探索，当今艺术的发展，艺术家的作品不断尝试超越单一的媒体，加进不同媒体的元素而使作品的语言更丰富。在这个装置作品中，当观众可以进入其中，潜进的是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一个模拟的空间，一个扭曲的时间和现实，这种的互动的形式，是参与者和艺术家的秘密对话， 参与的观众也成为作品生命的一部分， 丰富了作品的想象，也扩张了作品艺术本身的参数。最后，在黑夜里，贝雷再以她的针孔摄影，以一整个晚上的曝光，经过长夜的洗濯沉淀，影像如抽像的书法呈现出来，是以时间为笔，以光为墨，把记忆慢慢描绘下来。
2012年的巴黎白夜艺术节，贝雷第一次展示了一组崭新的作品《一词多义》（Polysémie），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圣塞韦林教堂（égliseSaint-Séverin） 内展出。圣塞韦林教堂是巴黎第五区的一座天主教堂，左岸拉丁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位于繁荣的观光街上，她继续以传统的手法对当代科技进行挑战。这件作品的概念源于我们今天的世界充塞着各式各样的的讯息和影像，一切都是以计算机屏幕展示出来，屏幕中储存的数以百万计的信息线、数据和图片，假若这些屏幕有一天失去了功能，它们所呈示最后的影像是怎样呢？
贝雷收集500多台被废置的屏幕，把它们打破后集中在一起，在黑暗中再把它们重新启动激活，为它们展示最后的影像，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既抽象又梦幻的巨型光绘装置，深深地震撼每个观众的灵魂。每个屏幕奇妙地呈现的影像仿似是中国水墨画，或是山水，或是抽象；若果以手指轻轻接触，没有生命的影像却仍会轻轻蠕动，贝雷说这是“电子映像化石”的新演绎。
然后，她把这些破损的屏幕挪移进黑房里，再以古老的曼·雷实物投影法（Rayogramme） 把这些发光的残像记录在相纸上，衍生出另一组作品《电子古册》。实物投影法是一种不需要用照相机的摄影，已有 100年的历史。她把打破的计算机屏幕所呈现的最后影像，直接摆放在未曝光的相纸上，经过光线照射后，直接把照片放进药水中显影而成。
她把作品起名《电子古册》是有特别意思的，《古册》（Incunable） 是指1455年至1500年之间在印刷发明之后在西方国家打印的第一本书。古腾堡是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家，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西方最重要的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他的发明奠定了欧洲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知识传播，它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西方社会制度，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先声，甚至可以说这一印刷术的发明也是诱发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技术。
相对于今天互联网时代将深刻改变我们与空间、时间的关系，电子古册为屏幕残像留下的记录，可会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启发。
2015年，我在法国摄影艺术节 （Les Photaumnales） 看到两组作品，一组作品《组件》（Des Assembage） ，便是从《电子古册》中衍生出来的，是以残像的记录重组而成的摄影装置。这些流动的画面都是被凝固的记忆，透过重新组合并置的手段，是贝雷对剥落的记忆和当下的处境的探索。
而另一组是《一词多义》的延续篇，这次贝雷在作品名称上补加了“巴别塔”（Babel）一语，变为《一词多义：巴别塔》 （Polysémie： Babel），那是旧约圣经中的故事，人类本来只有一种语言，人类为了证明能力可以与上帝看齐，便计划搭建巴别塔直登天国。上帝便把世人的语言分拆，使大家无法沟通，巴别塔的搭建也无法成功，世人也因而分散到不同的地域去。
结语
如此推论，当互联网把全世界连结在一起，而全球一体化已成为全世界热烘烘的话题，直指人类活动不再受地域限制的现象，资讯的自由流动拉近了彼此距离等等。 一旦，计算机的语言突然瓦解或消失，世人又将要面对如何的处境和局面？是制度的崩溃，还是另一次的漂泊流离？
我忽然想起北岛的话：我喜欢漂泊，而并不太在意途经的地方。
─北岛《午夜之门》
生活在巴黎的人的确不容易理解，一方面他们可以享受一顿两个半小时的漫长午餐，说这是一种生活的沉淀；另一方面他们说话的速度却可以很快，根本就是脑筋和舌头在竞赛，把你的听觉弄得筋疲力竭，然后，留下的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如天马行空的思绪，不知如何才能整理清楚。
认识帕斯卡尔·贝雷 （Pascal Peyret） 的作品是在2015年的冬天，那时候正在为中国香港和法国当代摄影交流挑选作品，第一次读到《绿色记忆》（Green Memory） 这一系列的作品，对于画面所呈现的超现实世界，别有趣味，那些独特的透视和变焦，还有强烈颜色的处理，给予作品一种微妙和异于平常的魅力。
今年，因为一个展览和一个交流，贝雷在香港停留一个月，但有一半时间她都往外跑了。那是贝雷要离开香港的前两天，本来跟她约了一起吃午饭，顺道了解一下她的作品，预计一个半小时可以结束，不料徉徉徜徜地过了两个半小时，还是触不到正题。还好我刚好要去巴黎一趟，之后便约在巴黎再聚。
贝雷是摄影师，也是艺术家， 1962年出生，里昂长大，当年的里昂还是一个村庄，她在巴黎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了，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人，步伐很快，永远都在赶路中，但也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思路总是迂迥和烂漫，却又带点浪漫和优雅。
她早年修读艺术史，艺术史研究是她了解西方艺术的基础，对她影响最深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遗产被重新发现，科学上的新发明，地理上的新发现，技术打破守旧的思想，挑战传统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并开启了与世界宇宙的新关系。这一切给她带来很大的冲激，也为她往后的创作奠下了基石。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可以感受到她辗转反思文艺复兴对当年社会所造成的动荡与新数码时代为今天生活所带来的变化。
生活是所有的记忆
我们约好在巴黎北站见面，然后一起到她的工作室，由车站步行过去大约10分钟的路。她的工作室在巴黎市中心，隐藏在热闹的餐厅酒吧当中，不容易察觉。那是20年前跟丈夫买下的旧厂房，地方很大，已整修了20年，仍在整修中，也很冷，和门外热闹繁喧的大街构成很大的反差。这里也是她的住所，工作、生活、家庭都在这里建立，半生的记忆也寄存在这里。
记忆在贝雷的生命是有特殊的意义，她跟摄影的关系亦以记忆为基础，而且富有童话色彩；早在三代之前，即19世纪初期，她的曾祖父是业余摄影师，那仍是使用玻璃底片拍摄的年代，他习惯了在村里的喷泉冲洗他的玻璃板。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如常在喷泉冲洗他的玻璃板，一位训熊教练牵着他的熊经过，可能天气太热罢，那只熊直奔喷泉，蹦跃进了水里降温，把所有的玻璃板都打破，照片也永远失去了。这是她亲爱的祖母告诉她这个如梦一般的故事，她从没有看过19世纪的曾祖父所拍摄的照片，但摄影给了她一个快乐的童年记忆。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曾说：“生活是所有的记忆，现在这一刻所出现的，你以为在你的掌握当中，其实你已经抓不住它了。”记忆对创作的人是很重要，记忆是生命的核心，无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的遗产，都为她留下不少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贯穿着她的创作历程。“我们没有着意它的存在，其实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她很认真地说。在暗房中制作《电子古册》 （Incunable Digital） 系列的过程，被她描述为在漆黑中一点微弱的红光下，怀缅着父亲和她曾经一起亲密相处的情景。贝雷的父亲也很热爱摄影，并在花园后面的棚子里设置了他的暗房实验室，遗憾的是，父亲在她青少年时期离世，现在她仍记得那些下午的时间，总爱跟随着父亲钻进这个黑暗的小密室，两人沉着气色，静待着一幅幅影像的诞生。
贝雷的另一段记忆是儿时的一位家庭老师，她的名字是露西亚 （Lucia），意大利文是指“柔美的光”，是她艺术上的启蒙老师。露西亚教她注意细节，如何使用简单的工具做小的事情，如何收集大自然中的物品，或者收回遗弃东西，如何仔细观察生活和世界，如何想象为被废弃物品，输进新的功能来扩展故事。这些童年和青春期的场景、记忆、简单的技术运用，都为她今天的创作方式奠下了基础。
《日出》（Héliphane）是她在冰岛短居时候的创作，那时候正好是冰岛日光最长的日子，她把捡回来的鹅卵石裹在可感光的氰版纸里，再把藻类植物压在上面，她说这是“让太阳慢慢描绘海洋的生命”。这一组氰版蓝晒影像（Cyanotype），是贝雷向摄影发明家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 （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和安娜·阿特金斯 （Anna Atkins）的致敬之作。
摄影最早期被称为“太阳图像”（Sun Pictures）或“日光绘画”（Heliograph），是人类“被自然之手所感动”，照片就像是大自然里被发现的新物种，在英文里它们是被“obtain”（获得）或“take”（取得）；而塔尔博特则把自己的摄影研究称为“光的素描”（Photogenic Drawing）。1842年，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发明了这种显影技术，阿特金斯将这种技术发扬光大，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摄影集《不列颠藻类》（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她以高超技巧呈现英国藻类植物的细致纹路和构造，为植物科学和摄影科学创造美好结合，也将氰版显影术带入影像创新领域。
第一次看贝雷的《绿色记忆》摄影系列，骤看以为是数码输出作品，但实际上是贝雷刻意使用传统的针孔技术拍摄的。这与当代数码技术追求的快速相反，几乎每张照片都需要经过10个小时的曝光。
“慢”在贝雷的作品中别有意义，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缓慢》曾说：“缓慢和记忆，速度和遗忘之间，有一个微妙秘密的联系……当缓慢的程度和记忆的深度成正比例时，速度和遗忘的比例也相对一样。”贝雷感慨当今数码摄影越来越流行时，那惊人的速度和庞大的数据存储量推动人们走向迷失的边缘。科技是创新的手段，但记忆是创新的灵魂，当大家沉醉于科技的发展如子弹飞一般的快感时，必须记住的是，这一切都是在过往技术和文化发展轨道上的一个过程。当今的科技成就是从过往历史继承过来，历史是经验的纪录，而经验是智能的根源，可是人们选择资讯取代智慧，已逐渐失去了记忆，忘记了历史。
在《绿色记忆》中，贝雷刻意回收了无用的计算机的电路板，仔细和精确地把它们重新组装，将它们转换成未来的城市建筑模型。那些摩天高楼呈现的是未来世界的冰冷，配合摆放在其中的单色塑料制成的人和动物，操控着城市空间的心脏和神经系统，代表了未来的生态现象，设法与大自然抵抗。这些人和动物虽然展示了不同的姿态和活动，却无法分辨出它们独立的个体或身份，隐喻着人工智能主导的世界，僵化而冰冷。她选择古埃及时代留存下来的小麦籽粒，是生命力特强和生长速度特快的一种种子，这些古老的种子是古代文明记忆和自然力量的象征，贝雷把它们播种在人工智能城市的间隙之间，让它们在建筑物中自然发芽、成长以至扩散并侵入大道和高楼之间。《绿色记忆》是智能城市化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比喻，把观众带回到对事物的感觉本质上，响应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看法，打破有关永恒的和有用的固有观念。
生命的力量和诗意
贝雷使用针孔照相机其实是一个偶然机遇，某一年她生病卧床了好一些时间，日子过得很无聊，她的丈夫便送她一部针孔照相机，为她解闷。那是一部木制的小相机，手工细致而纤巧，一直把它搁置一旁，直到那年的春天刚巧在乡间休假，她便拿来做了些测试，从此便与针孔建立了解不开的缘份。她的第一组作品《花园里的小嫩芽》 （Bugs in the Garden），她把自己的后园改造成了伊甸园，开展了她的针孔摆拍项目。
其实针孔摄影的概念非常简单，早期是源自暗箱 （Camera obscura） 装置，“相机”的英文是camera，就是源自暗箱一词。最初的暗箱，是利用黑暗的房子，在其中一堵墙上设一个孔洞，外面光线由小孔进入后会在对面的壁上造成一个上下左右倒转的投影，所以“camera obscura”的意思就是“黑暗的房子”。
中国哲学家墨子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的原理。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问题》中也有提及暗箱的概念，天文学者便利用针孔暗箱装置，对日食进行观察。15世纪，艺术家开始利用暗箱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透过小孔将三维空间的物体，投影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构成影像再进行临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兼科学家达·芬奇在《大西洋手稿》中留下了不少暗箱的草图。那些针孔装置的工作原理，和现在的针孔相机是完全一样的。摄影术诞生后，把感光材料放进暗箱，就成为针孔相机了。
针孔相机的影像非常独特，因为没有用镜头来聚焦或修正透视的效果，光线由物体反射后，穿过针孔直接在底片上形成影像，由于针孔小，针孔相机的光圈值就变得非常大，可以有超广的角度、无限景深的效果；一般不变形但又可产生奇异的扭曲，常常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感，使观看者产生一种时空恍惚的感觉，有别于镜头下的影像。因为透光量有限，曝光的时间需要很长，在悠长沉淀的时间过程中，贝雷用针孔相机把种子生长情况记录下来，当中所呈现出的昏晕效果，正是一种自然与生命的涵义。正因为针孔照相机没有观景窗，贝雷认为针孔相机的运用使她的摄影能把现代科技下的相机中所具有的物化功能解放出来。这是她和针孔影像之间的密语，以简单的设备来强调生命的力量和诗意，而针孔下所呈现的世界总是奇幻微妙。
在摄影和装置之间的探索
我们从车站往工作室的途中，经过繁忙的马丁街，贝雷指了一下左边的一座教堂，说：“我在这里展示过我的作品。”这便是圣梅里教堂（église Saint Merri），是16世纪哥特式风格，钟楼内有巴黎最古老的钟，自法国大革命留存到现在。
在2013年，贝雷就在这里为巴黎白夜艺术节（Paris Nuit Blanche）展出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变形》（Amamorphose），这是只有一个晚上的艺术节，超过200位的艺术家在同一个晚上展示他们的作品。这个作品的概念来自于森林，作品是由木制框架与植物组成，形成植物细胞悬挂在教堂的拱门上，共使用了17公里的尼龙线来悬挂和1100个填满了水的医疗输注袋，袋内置放了LED小灯照亮，还放进了一株蜘蛛草，让它在水中继续生长。袋子以不同长度的尼龙线螺旋般排列，状似DNA链的结构。在夜间，整个装置把穹顶变成了一个星空，游客被邀请留在作品当中或碰触袋子。在白夜艺术节这是最吸引人的艺术装置。
蜘蛛草 （Spiderwort） 是艺术家特别为这项作品选择的植物。在法国，它被广泛地称为“Misère ”（ 贫困），但在西班牙蜘蛛被认为是带来好运的植物。他们称之为“人类的爱”（amor de hombre）。整个制作过程进行了十天，这个制作团员包括七个无家可归的人和贝雷本人。这个想法是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透过参与工作，以艺术帮助他们恢复自尊。在展览的最后一天，每个访客被邀请带走一株蜘蛛草和照顾它，当每个人提着带有亮光的小袋子走出黑漆的大街上，看起来倒像萤火虫遍布整个城市。
在这个项目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贝雷在装置和摄影之间的探索，当今艺术的发展，艺术家的作品不断尝试超越单一的媒体，加进不同媒体的元素而使作品的语言更丰富。在这个装置作品中，当观众可以进入其中，潜进的是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一个模拟的空间，一个扭曲的时间和现实，这种的互动的形式，是参与者和艺术家的秘密对话， 参与的观众也成为作品生命的一部分， 丰富了作品的想象，也扩张了作品艺术本身的参数。最后，在黑夜里，贝雷再以她的针孔摄影，以一整个晚上的曝光，经过长夜的洗濯沉淀，影像如抽像的书法呈现出来，是以时间为笔，以光为墨，把记忆慢慢描绘下来。
2012年的巴黎白夜艺术节，贝雷第一次展示了一组崭新的作品《一词多义》（Polysémie），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圣塞韦林教堂（égliseSaint-Séverin） 内展出。圣塞韦林教堂是巴黎第五区的一座天主教堂，左岸拉丁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位于繁荣的观光街上，她继续以传统的手法对当代科技进行挑战。这件作品的概念源于我们今天的世界充塞着各式各样的的讯息和影像，一切都是以计算机屏幕展示出来，屏幕中储存的数以百万计的信息线、数据和图片，假若这些屏幕有一天失去了功能，它们所呈示最后的影像是怎样呢？
贝雷收集500多台被废置的屏幕，把它们打破后集中在一起，在黑暗中再把它们重新启动激活，为它们展示最后的影像，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既抽象又梦幻的巨型光绘装置，深深地震撼每个观众的灵魂。每个屏幕奇妙地呈现的影像仿似是中国水墨画，或是山水，或是抽象；若果以手指轻轻接触，没有生命的影像却仍会轻轻蠕动，贝雷说这是“电子映像化石”的新演绎。
然后，她把这些破损的屏幕挪移进黑房里，再以古老的曼·雷实物投影法（Rayogramme） 把这些发光的残像记录在相纸上，衍生出另一组作品《电子古册》。实物投影法是一种不需要用照相机的摄影，已有 100年的历史。她把打破的计算机屏幕所呈现的最后影像，直接摆放在未曝光的相纸上，经过光线照射后，直接把照片放进药水中显影而成。
她把作品起名《电子古册》是有特别意思的，《古册》（Incunable） 是指1455年至1500年之间在印刷发明之后在西方国家打印的第一本书。古腾堡是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家，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西方最重要的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他的发明奠定了欧洲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知识传播，它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西方社会制度，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先声，甚至可以说这一印刷术的发明也是诱发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技术。
相对于今天互联网时代将深刻改变我们与空间、时间的关系，电子古册为屏幕残像留下的记录，可会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启发。
2015年，我在法国摄影艺术节 （Les Photaumnales） 看到两组作品，一组作品《组件》（Des Assembage） ，便是从《电子古册》中衍生出来的，是以残像的记录重组而成的摄影装置。这些流动的画面都是被凝固的记忆，透过重新组合并置的手段，是贝雷对剥落的记忆和当下的处境的探索。
而另一组是《一词多义》的延续篇，这次贝雷在作品名称上补加了“巴别塔”（Babel）一语，变为《一词多义：巴别塔》 （Polysémie： Babel），那是旧约圣经中的故事，人类本来只有一种语言，人类为了证明能力可以与上帝看齐，便计划搭建巴别塔直登天国。上帝便把世人的语言分拆，使大家无法沟通，巴别塔的搭建也无法成功，世人也因而分散到不同的地域去。
结语
如此推论，当互联网把全世界连结在一起，而全球一体化已成为全世界热烘烘的话题，直指人类活动不再受地域限制的现象，资讯的自由流动拉近了彼此距离等等。 一旦，计算机的语言突然瓦解或消失，世人又将要面对如何的处境和局面？是制度的崩溃，还是另一次的漂泊流离？
我忽然想起北岛的话：我喜欢漂泊，而并不太在意途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