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第16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作者冯渊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他在信中陈述自己的悲惨遭遇——1951年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机关工作却从未受到提拔和重用：
　　虽然我被人们誉为机关里的“才学之士”，遇到写重要文件时常要由我起草，或者别人写好以后由我来“加工”。但是因为我过去曾不安心工作，闹过相当时候的情绪，再加上我缺乏那种对领导言听计从，唯唯诺诺的本领，所以在领导眼里我是“欠德”的人，对我总不够信任，不敢大胆提拔和使用。{1}
　　长期不被提拔和重用，不仅使冯渊常常慨叹自己“怀才不遇”，同时也让他对当时的干部政策产生了怀疑。他在信中讲道：“几年来，我仔细观察过，许多单位在使用培养和提拔干部时，往往是‘重德’、‘重资’而不‘重才’。许多所谓政治好，但不懂技术业务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而一些有才干的人，在‘德不足’的帽子下被压得翻不过身来。”{2}他在同右派分子斗争时，也曾深深反思自己的思想，但是“有些问题总是想不通”，就此希望杂志给予指教：“到底应该重用谁，对国家对人民更有利呢？”
　　这样一封简短的来信颇受重视，编辑部随之组织了一系列“到底应该重用什么样的人”的讨论，也就此引发了全国对人才观的大讨论。不过，从问题的设定、讨论的方式、给出的结论可以看出，对有才之士未受重用这一现象的分析逐渐被如何理解“德才兼备干部政策”及“德与才的问题”等原则性的表述所覆盖，而起始的问题——才学之士为什么不被重用——反而在讨论中被淡化了。
　　事实上，信中所呈现的冯渊的怀才不遇与他承袭的价值观有关，这恰恰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中颇为普遍的问题。冯渊的价值观可以用《论语》中的话一言以蔽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虽然这一传统的儒家教育价值观自五四之后受到了很多新文化人的批判，被斥为封建糟粕，但在实际生活中仍为很多人潜移默化地遵从。但是，如我们所知，新中国的诞生是基于对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人才观进行了全新界定。笼统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仕”。封建社会里的“仕”，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他们靠剥削为生，不劳而获;而革命意义上的“干部”，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到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都是以自己的脑力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与劳动群众是革命同志式的关系，他们只有为革命尽职尽责的义务，而没有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的权利。马克思称这些人是“为社会负责的公仆”。其二，“学”。封建社会里“学”的内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纲常伦教;而革命时代“学”的内容是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其三，“优”。封建社会里“优”的标准是把那些典章制度、八股信条呆读死记下来，付诸科举场上;而革命时代的“优”，是德、勤、绩、能。③所以，在革命环境中，如果用传统的人才观去要求自己和别人，就难免产生“怀才不遇”的感觉。不过，这只是“标准答案”，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纷争至今尚未偃旗息鼓，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对“优”的界定。那么怎样才算是“优”呢？冯渊在信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指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固然不会埋没那些德好有才的人，但是这样理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德才难以兼顾，不是才高而德鲜，就是德高而少才。在“技术决定一切”的建设时期，德是通过才表现的。有德不一定能学成才，但没有才，德也会落空。并且，有才便不愁无德，所以重用那些有才华有本领的人是天经地义的。可以看出，在冯渊眼中，有才之士比有德之士更“优”，因而作为才学之士的自己应该得到提拔和重用。冯渊才高便是优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大量读者的批判。
　　那么到底怎样才算优？德和才孰轻孰重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德与才的具体标准。一般意义的“德”主要指道德品质，特定意义的“德”有着强烈的阶级属性和时代特征，是一个政治概念，主要指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德的要求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即使同一阶级，随着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对德的要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现代社会，德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个性心理品质、伦理道德和政治品德，其中政治品德居于统率地位。与德并列的才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才”主要指才能，而广义的“才”则是指见识、才能、知识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
　　德与才作为选拔人才的两个主要方面，构成了人才的两翼。人才总是要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而德与才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时代性，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时代体现出不同的内涵，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正因如此，世人不仅乐于去界定德与才，更乐于去争辩它们孰轻孰重。
　　在古代传统中，德才之辩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才德超越论。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倡“道法自然”，他从“无为而治”的基本立场出发，不主张对德与才的主动追求。其二，重才轻德论。法家尚力不尚德，任法不任贤，在德才观上主张重才轻德。汉末徐干提出“明哲为先”论，葛洪提出“舍仁用明”论，三国的曹操主张治世尚德，乱世尚才，唯才是举。其三，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论。这最早可以上溯至孔子的“仁且智”，理想人才应是德才兼备，缺一不可，但并不是二者并重，而是有轻重之分，是所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其四，重德轻才论。在强调德对才的统率作用时，不少儒家学者将重德思想绝对化、片面化，逐渐滋长了轻才轻能的倾向，于是便有了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说法。
　　建国前后关于德与才孰轻孰重的讨论更是争论不休。建国前，为了满足经济建设和军事战争的需要，中共对干部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中共领导人多次在会议和著作中强调干部队伍的决定作用。但延安整风前，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干扰下，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片面理解德的内容，强调干部的工农成分，排挤知识分子;二是任人唯亲，推行宗派主义。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片面强调干部的工农成分，竟然使没有领导能力的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在这一时期，德的内容被严重歪曲，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人才被排挤出革命队伍，这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种错误做法直到整风运动才得到彻底清算。随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批评王明、张国熹的宗派主义作风时明确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1940年陈云明确指出革命干部应该德才并重，以德为主。1943年周恩来在阐述毛泽东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时表示：“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的信任是先决问题。”{2}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到人民手里，同时也为了保证革命胜利的方向，在具体执行德才兼备的原则时，选拔任用干部比较重视德，首先要求干部的政治立场正确，有先进的政治觉悟和鲜明的政治观点。而正是这样的干部政策为中共培养和选拔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干部，从而确保了革命的成功。 　　建国之后，中共延续了这一传统，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德才兼备形象地概括为又红又专，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针对当时干部队伍缺乏领导建设事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情形，毛泽东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向全党干部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1957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是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时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等问题。”{2}自此，“又红又专”作为一项政策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宣传和运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这一干部原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依靠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劳动，同时又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共产主义需要政治和技术结婚。
　　但是随着反右扩大化，左倾思想卷土重来，德才关系渐渐被扭曲，从而使又红又专逐渐只具有表面形式，只要红不要专成为主要潮流。特别是1964年以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日趋严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强，文化教育界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愈演愈烈，又红又专就渐渐被搁置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大肆宣传“不学文化照样干革命”的极左思想，简单地把红与专割裂开来。在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时，只讲红不讲专;只讲红专对立，不讲红专统一;只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谈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只讲业务脱离政治的危险，不讲政治脱离业务的害处。这严重歪曲和颠覆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文革”结束后，合理的人才政策得以制定和落实，德才兼备的标准得以重新确立。
　　德才之争由来已久，我们也同冯渊一样，深知德才兼备是最佳选项。但是德与才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内容与标准，如何让德与才有机结合，如何制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及如何确保该标准的正确实施，这些问题都应该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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