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真能周，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森林公安局刷经寺派出所所长。2020年3月15日，连续43天奋战在防疫卡点的阿真能周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0岁。从警11年，他坚守为民初心，用行动照亮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今年“五四”前夕，共青团中央追授阿真能周同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阿爸说：人死后，灵魂会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在死者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徘徊，与他所爱的人一一告别。四十九天之后，灵魂便会消散，在新的轮回当中化为高山草原的一缕清风、一片草叶、一滴露珠。
　　阿爸，你慢些走啊，儿子已在追赶你的步伐……

一、冷杉

　　你相信，在某一瞬间，灵魂会逃离肉体，化成苍鹰的眼睛、骏马的鬃毛、灰狼的獠牙，甚至是冷杉那沉默的枝蔓吗？
　　我相信。
　　因为，万物有灵。你只需闭上眼睛，屏气凝神，灵魂便可自由穿梭。
　　此刻，虽然备勤室的门已经响了第三遍，我却还穿行在冷杉的王国。求姐多基为了唤我起床，居然在门外肉麻地高喊：“么么哒，起床啦。”当然，要在此澄清一下，求姐多基是咱们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一个草原上的糙汉子。然而，他的心却异常细腻，好像那淡金色的酥油，温润而有营养。虽然这两年他过得有些不顺，但我祝他幸福，前程似锦。

　　我没有理睬求姐多基的呼唤，而是和那些如卫兵般静默耸立的冷杉一道，继续注视山下的疫情防控卡点。一辆辆汽车排着长龙，在风雪中亮着惨淡的白光，照亮了同样被大雪白了棉帽的森林警察们。
　　刷经寺镇地处交通要道，北通青海、甘肃，南下四川盆地。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每天都有三四百辆轿车、货车从这里通行。临近午夜，零下二三十度的高寒天气，依然无法阻挡人们返家的渴望，更无法阻挡那些驰援疫区、保障物资供应的车辆。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职责是检查过往车辆的通行证明，以及配合医务人员检查司乘人员的健康状况。相比那些战斗在生死一线的医护人员，这项工作微小如牦牛身上的毛发，然而聚沙成塔，正是亿万国民众志成城，才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畅通了生命通道。
　　这是我和我的森警弟兄们在卡点值守的第四十三天。
　　我拍了拍杜敬肩膀上的积雪，要他回去睡个囫囵觉。后半夜本应是他在疫情防控卡点上值守，但这个来自平原上的小伙子已经连续值了好几个夜班。虽然他刚从警校毕业，精力充沛得像刚出生的虎犊子，但老虎也得有打盹儿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代他一个班，让他晚上睡个好觉。杜敬起初还不同意，说自己属夜猫子的，我用所长的“专制”才压服了他。
　　检查完一辆货车后，我向司机敬礼，再道一声扎西德勒，祝他一路平安。
　　头痛却在此刻袭来。我仰起脖子，揉了揉太阳穴，空气中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的灵魂回到了冷杉的树干，在无数的冷杉中飞速穿梭，来到几十公里外瓦切镇日干村的高原草场。一场肆虐的野火已将整个夜空染成了血色。我看到仓促的鸟群飞离栖身的沼泽，在天空无助地盘旋，犹疑着是否离开这个熟悉的家园;我听到沉重且慌乱的步伐撞击大地，那是来自一个庞大的牦牛家族，逃往陌生的土地;我能感受到绝望的呼吸，来自那些在火焰中炙烤的植株，一厘米又一厘米化为灰烬。
　　草场，是千百万头牦牛、羊群和骏马的天堂，更是我和许许多多藏族牧民的家乡。我是一名警察，也是一个牧民的孩子。在心碎的边缘，我听到坚定的呐喊声，穿透浓烟与火墙。那是我的好兄弟，咱们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教导员贡波甲，他带领着一队战友，正和漫长但飞速挺进的火线正面交战……
　　与此同时，一辆轿车缓缓使近疫情卡点。车内年轻夫妇的笑容有些紧绷和不自然，他们出示了驾驶证、行驶证和单位开具的疫情防控工作通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检查的自始至终，他们都不愿和我有眼神交流。驾驶员双手一直抻着方向盘，一副时刻准备逃亡的模样。这当然引起了我的怀疑。前些日子我们才从一辆车的后备厢里发现了盗猎野生动物的尸体，难道这辆车内也暗藏了玄机？我看向汽车后座，发现座位上有一件大氅，不像是年轻夫妇的衣服。
　　我让他们熄火下车，此时，一直凝视前方的夫妇第一次和我目光对视，其中的胆怯不言自明。另一边，配合我的同事也提高警惕，做好了防止冲卡的准备。最终，年轻夫妇还是服从命令下了车，当同事打开车子的后备厢时，竟然发现一个中年男人蜷缩在那里。
　　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是年轻夫妇的长辈。疫情期间限制出行，可他又非常挂念远在红原县城的亲属，便采用了这种“夹带”的方式，想蒙混过关。放行，当然不可能。但是折返，他们也会被堵在来时路上的防疫卡点。我们只能一边将这三人暂时安置在卡点附近的隔离点，由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另一边派人到中年男人的单位，补齐通行所需的证明，帮助他返回。三人起初还有些不理解，但隔离点里散发着家的香气的酥油茶，让他们安下心来。
　　困在冰雪路上的，又何止这三位。刷经寺镇一路向北、向上，一直到海拔四千米的查真梁子，那里正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是生命的源头。可此刻，上百辆大大小小的車都困在雪暴之中。狂风吹出的雪障足有十米高，结冰的道路更像是悬崖边上的滑冰场，稍不注意，便会粉身碎骨。司乘人员纷纷蜷缩在开着暖气的车内，抵挡狂风严寒与高原缺氧的双重折磨。而驻守刷经寺镇的公安民警，不管是地方派出所，还是交警中队，又或是我们森林公安，始终穿梭在这些被困车辆之间，为他们提供食物、热水和油料等保障。忙到凌晨三点，我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望向瓦切镇的方向，夜空像是一面火红的镜子，倒映着下面燃烧的草场…… 　　还未成年时，吴永胜因为一次药物误服，落下了终身残疾。后来父母相继过世，只剩下他每月靠着二百多元的低保生活，饿不死，但未来也没什么指望。在我看来，吴永胜垮的不是经济，而是精神。
　　第一次到他家走访时，吴永胜就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眯缝着眼，不知道是打盹儿还是发呆。他那老屋的后面，是老百姓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屋子的前面，是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再向前，则是烟云弥漫的大山，松树柏树密密匝匝，看不清模样。
　　看到老吴并没有请我进屋的意思，我便挨着他坐了下来。他一愣，没想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会陪他一起发呆。停了几秒，他把屁股往边上挪了挪。这一挪，让我看到了死水上泛起的那一丝微澜。而我追寻的，就是这点儿微澜。
　　接下來的日子，我成了老吴家的常客。大多数时候，他既不把我请进屋里，也不会向我发出逐客令。但仅从向屋内的一瞥，我便能看到那种被厄运侵蚀后留下的混乱与无力。老吴是孤独的，孤独中还有些羞愧，这让他的心始终包裹在冬天。冰冻三尺，还得一点点儿地去温暖。
　　我开始帮着老吴打扫家里的卫生，这活儿一干起来，话也就多了。我和老吴从寨子外的事情开始聊起，世界格局、奇闻异事，反正都是不着调的事情。后来，我们开始聊寨里的事情，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再然后，聊天的话题自然开始关注起老吴自己，曾经耍过的伙伴、倒过的霉，还有现在每天服的药、吃的饭，话题总是在过去和当下兜圈圈，却始终不谈及未来的打算。
　　老吴心里肯定明白我所承担的帮扶任务，他或许会猜，没准儿我能给他点儿钱，又可能我会帮他找一份工作，但这些猜测老吴都没有说出口，更别说向我索要一些什么。仿佛我的帮扶后面还隐藏着什么期待。他对那份期待没有信心，对未来也没有信心。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邀请老吴一起参加护林的巡逻。有的路太陡，老吴因为残疾攀不上去，便留下来帮着看守交通工具。有的时候，老吴还会为巡逻队员主动分担肩上的负荷。几趟下来，老吴便和大家熟络了起来，也很乐于走出家门，参加巡山护林的工作。看到时机成熟，我便告诉老吴，如果他愿意，可以成为林业部门的一名巡护员，每月有一千二百元的工资。老吴一愣，问：“我可以吗？”但随即，他笑了，他已经和我们一起巡了好几次山了。

　　后来，刷经寺森林派出所又出资帮老吴在三家寨里开了一间小卖部。不巡山时，他便经营这家小卖部，人来人往的，倒也热闹。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三家寨的百姓大都迁到山下的马尔康市越冬，老吴在城里没有房子，便留守了下来。雪霁天晴，我还会到老吴家里探访，和他一道晒着午间的太阳。老吴告诉我，明年冬天，他也要到城里面去耍，去越冬。虽然还是眯缝着眼，但我能在他的眼眶里看到一丝投向未来的光芒，温暖得像雪后的太阳。
　　对于老吴的帮扶，在三家寨整体脱贫工作中打开了一个口子，也树立了一面旗帜。群众对咱们警察的认识也更多了一层——不只是抓人破案，更是去服务百姓。如今，整个村子借助高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种植反季的莴笋等蔬菜，很多都运到几百公里外的成都售卖，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有了钱的老百姓也不再安于困在这座小村寨，他们纷纷在市区安家置业，农闲的时候去过城里人的生活，一年年归去来兮的，像是那些迁徙着的黑颈鹤。
　　真正走不开的，除了我们这些山里面的警察，还有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这其中就包括我最爱的妻子班么措。从若尔盖到壤塘再到红原，她教过的孩子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到大城市去打拼自己的生活，去享受从未有过的精彩。我们俩却像是绑在一起的筷子，兜兜转转的，从来没有离开过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人与人的相遇，有时候真是件奇妙的事。很多时候，擦肩而过的，往往是异路的陌生人;但惊鸿一瞥里触碰的却有可能是一生挚爱。
　　或许真有缘分这一说法，非亲非故，甚至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却突然被扮作木偶师的上帝安排到同一幕场景中，然后命运的丝线开始交缠，越缠越紧，紧到难以分开。但有缘就有分，当离别来临的那一刻，当两缕丝线不得不扯断时，便有了冰泉冷涩弦凝绝般的痛苦。
　　可难道就为了逃避离别的痛苦，而拒绝那最初的相遇吗？当然不能，毕竟，人生就是N次离别，和N 1次的重逢。
　　我与班么措的故事开始于2009年春，上杜柯乡。那时我是乡上派出所刚入警的新警，而她则是乡上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茫茫高原，地广人稀，我们这两个异乡的年轻人就这样几乎同时行走在乡上那唯一一条街上。
　　她爱孩子，是那些寄宿在学校里孩子们的姐姐;我也爱孩子，刚入警就在冬天的水井里救出了一个村民的儿子。她爱运动，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户外感受大自然，一路的歌声飘进派出所的院子，像那酥油茶的香气久久不能散去;我也爱运动，是乡上篮球队的主力，她一定在人群中为我呐喊过，或许还曾打听过球衣号码对应的名字——阿真能周。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相同，但相识和相爱，却是在那年夏天壤塘县壤巴拉艺术节比赛上，学校决定由班么措负责上杜柯乡选送的文艺节目《雪域骄子》的组织和领队。由于《雪域骄子》主要由男舞蹈演员演出，藏羌舞蹈专业毕业的我便成了强力外援，也参与到舞蹈的编排和演出当中。
　　时间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它就像是咖啡里的牛奶，为爱情调出更为美好的味道。那时候的爱情是多么美好啊，上杜柯乡里没有手机信号，甚至会连续几天断电，我们就点燃一支蜡烛，傻傻地互相看着。有时候，蜡烛灭了。黑暗里，我们便互相想象对方的样子——那么地年轻，那么地美丽。
　　孩子们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有些学生家住得很远，只能寄宿在学校，班么措在教学之余，还照顾起了他们的生活。达穷来自距离学校十五公里外的西穷村。字如其名，人亦如其名，西穷村条件非常艰苦，达穷家的情况则更为艰辛。在幼年时，她的母亲因故离世，悲恸不已的父亲出家当了和尚，达穷变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孤儿。学校减免了达穷的书费和学费，但她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班么措便和我商量，要去资助她。一百两百的，像是从来没有断流的山泉，哗啦啦的，成了悦耳动听的音符，贯穿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十来年间，我的妻子班么措资助了达穷、嫫嫫、阿桑、央金卓玛等许许多多的孩子，从壤塘到若尔盖再到红原，直到他们上了大学，走入社会。 　　因为单位的工作忙，我没法儿经常陪伴这些孩子，甚至连陪儿子华尔杰的时间都非常少，只能装成不爱管事的大老爷们儿，把工资交给班么措，让她来给孩子们买书、买衣服，还有生活用品。但我获得的，却是用钱买不到的幸福。我爱看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班么措，她的欢笑，她的泪水，她的每一个脚步，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看到了爱情在生长，长成了一棵树，长成了一片林，长成了这雪域高原的一块坚实的陆地。
　　所以，爱人啊，请你不要为我哭泣。
　　你难道没有看到路边沼泽里的黑颈鹤正在引吭高歌，那正是我啊，是我在歌唱和你在一起的全部快乐，也在颂扬所有的哀伤。
　　所以，爱人啊，请你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生本来就比死要更痛苦，也更伟大。
　　你要坚强，坚强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切。

五、重逢

　　有人说，一个人逝去后，灵魂会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在自己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逗留。四十九天后，灵魂将会如烟云般散去，在涅槃重生中，忘记所有的过去，变成新的模样。
　　此刻，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如花瓣散落，正如冰雪消融，而灵魂也已不再拘泥于沉重的肉体，不受限于凄凉的房间，它历经了冷杉卫兵般的沉默、苍鹰天际上的自由、狼群猎杀时的冷酷，以及黑颈鹤生命本能的归去来兮，开始支离破碎，如云、如风、如雨，漂浮在茫茫的雪域，穿梭于浩瀚的时间之中。
　　我能看到，我的死亡，就像一场小型地震，让刷经寺镇的战友们从疫情防控的重任中稍稍抽离，像祈福的转经筒一般，开始围着我转了起来。然后，如地震波向外扩散，抵达那些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的耳朵里。
　　我看到曦哥躲进了食堂，不愿意再回到派出所的二层小楼，仿佛那里有令他心碎的东西;我看到调到九寨沟工作的邓小华跳上车子，冒着风雪向刷经寺赶来，却还是被大雪阻断了道路，抱着方向盘呜呜地哭了出来;我看到了三家寨的吴永胜又一次坐在了门槛上，摇晃着脑袋，仿佛能把关于我去世的消息给摇到山后面去;我还看到了达穷、阿桑那些已如花儿散落各方的孩子们点起了酥油灯，开始为我祈祷。
　　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我必须飞得快一点儿，才能回到我的家，回到我的爱人班么措的身旁。妻子的闺蜜尕让卓玛已经从她身为交警的爱人那里知道了我去世的消息。她反复询问丈夫，直到丈夫告诉她消息确凿后，才来到我家的门外，踌躇了许久，敲响房门，告诉班么措我可能受伤了。班么措一怔，追问受了什么伤，伤得重不重？尕让卓玛避开了班么措的目光，也避开了残忍的真相。
　　从红原县城去往刷经寺森林派出所有一百多公里路。我能看到尕让卓玛和其他亲友在手机里沟通由谁来告诉班么措我的死讯，他们压抑着内心的悲伤，努力拖延妻子获知真相的时间，让她不至于在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崩溃。而我，已不能言语，更无法劝慰，只能忽而變成路边引吭的黑颈鹤，忽而变成天上漂浮的云朵，甚至变成车内漂浮的一粒尘埃，陪伴在妻子的身边。
　　路啊，虽然那么漫长，总还是会有个终点。
　　生命啊，或飞短或流长，总还是让人忍不住地去回望。

　　快乐的日子，我们会拿出来一遍遍地反刍，就像翻开家庭相册;悲伤的事件，我们会试图把它淡忘，如果实在忘不掉，那就去找一个解释，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归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可若是连最苍白的解释都找不到，就像天雷突然劈开古树，就像河流突然改道泛滥，就像所有不期而遇的死亡，在似乎永无尽头的隧道里突然燃起了熊熊火焰，我又将如何处之呢？
　　2019年11月初，我到浙江温州出差时，母亲却突然背部生疮，发展十分迅速，亟需开刀切除;另外，妻子班么措的甲状腺癌也到了不可不治的阶段。婆媳两人一同住进了成都的医院，互相照料。其中的艰辛，是视频通话另一端的我无法想象的，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牵挂与惭愧。我向她们承诺，等她们出院后，一定找辆车把她们从成都接回来，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可距离她们出院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的父亲却突然栽倒在家门外，再也没有醒来。
　　我的草原一夜尽枯。
　　说到底，他才只有四十九岁，还没有放够牛马，还没有享够含饴弄孙的福，更没有将他那体内高山草原的智慧全部传授给他的子孙。
　　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悲痛，但看到心碎的母亲，还有刚步入社会的弟弟与妹妹，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去了，我就成了一家之主，必须要顶起那一片天。我不能垮。我顶住了愤怒，不去咒骂苍天大地为什么带走我的阿爸;我顶住了哀伤，一边安顿好家人，另一边保证派出所工作的继续运转;我顶住了非议，在有老人告诉我应该遵循当地传统，从山上打些新柴，让葬礼的火苗更加熊烈时，我拒绝了，我是一名森林警察，不能带头儿做违法的事情。
　　过量的酥油让熊熊的大火有些不可控制，而我的悲伤也在那一刻肆意横流。无数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着为那短短的十一月份寻找一个解释，寻找一种可以逃脱的办法，但悲痛，却像是一座山，压在我的身上。我不曾吸烟，更不会喝酒，但在那一段时间，在家与派出所之外，我偷偷抽起了烟，想让敏感的神经稍稍麻痹会儿，而体重则像是失控的飞机，开始急速下降。不到一个月，我瘦了二十二斤。
　　在那段时间里，我慢慢明白，父亲已经和我们走散了，而且总有一天，我也会在人群中和亲人们走散。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迅速。
　　越是靠近刷经寺镇，班么措越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一边拼命抵抗着无从躲避的事实，另一边还在一遍遍哭问尕让卓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我的死讯已经如同寺庙的钟声，开始在各个微信群里传播。终于，班么措抢回了自己的手机，但在打开的瞬间，她失去了所有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