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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的有心灵感应，那天晚上，我莫名其妙地在厅里愣神发呆，电话响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心里骤然一紧。电话里，弟弟几乎是哭着告诉我，母亲突发急症，危在旦夕，医院正在全力抢救……我赶往机场，坐上最早一班飞机。赶到医院时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护士长带我走进ICU，见母亲头上缠满了绷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仿佛是睡着了。护士长说，您握住老妈妈的左手，叫叫她，听到亲人的声音，说不定能叫醒……
我握住母亲的手，叫了一声娘，就再也说不下去，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护士长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让我慢慢和母亲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弟弟每晚都要走进ICU，拉着母亲的手说说话；我每天早起走进去，呼唤母亲，希望她能很快醒过来……
握住母亲依然温热的手，百感交集。这双手，我是多么地熟悉，又是怎样地陌生。
就是这双手，把我们兄弟拉扯大，把我们这个家撑起来。这也是一双饱经沧桑和磨难的手，一双勤快麻利灵巧的手 ，一双敢做敢当乐于助人的手，是我们家的“里里外外一把手”……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母亲和我。伯母一家随军去了丹东，父亲在北京工作，家里顶着门户过日子的就是我的母亲。人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在我们这个家里，天离得太远，母亲既是天又是地。
20世纪60年代初，是母亲的芳华岁月，20多岁的她用勤快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编织着自己的梦想。生产队上工，她总是走在前头，样样农活都要拔尖争上。记得有一次去给生产队摘棉花，回来后，奶奶问他，你摘了多少？她笑笑说，反正我摘得最多，择得最干净。奶奶看看她被划破的手，就说，别太争强好胜，摘棉花可累人了。她说，没事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经常听人们说她有一双快手。和姐妹一起纺线织布，凭着心灵手巧，织出五彩缤纷的花格布，做成各样花布衫。邻居说，听到快捷的织布声，就知道是你那双巧手。村北有片菜园地，她起早贪黑，把白菜萝卜黄瓜豆角侍弄得茂盛鲜亮。人们都说，这真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双手对穷乡亲们来说，是能帮一把帮一把，能拉一把拉一把。割谷子时，每人四行，她总是先割完，回过头來就帮那些手慢的；拔麦子，挨着她的人经常被她捎上一垄。推碾子拉磨，帮那些孤寡老人更是常事……凭着这双勤劳麻利的手，她在村子里赢得了好名声，被推举为村里唯一的妇女干部。
那时候我常常为母亲的那双手感到自豪。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手慢慢变成了一双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的手。在领袖号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母亲吃尽了冀中平原上的所有的苦，干遍了男人一样的活计——挖河、修路、翻地、打场……我见过拔麦子她那双被勒破的手，冬天挖河回来冻裂的手。那时最好的护肤品，就是蛤蜊油了，妈妈还是舍不得买。本该是纤细柔软的手，一天天变得粗糙起来。一位亲戚要出嫁，母亲去帮助缝被面的时候，粗糙的手摸在缎子被面上，哗哗作响……她自嘲地说，我这双手，不用指甲，就可以给人挠痒痒。
就是这双粗糙的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孝敬老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家家 “瓜菜代”的情况下，他用父亲寄回来的几块钱，到集市上买回十多斤高价粮，给爷爷奶奶和我吃，她吃的却是干红薯蔓子、玉米芯儿（我们老家称之为棒子核儿）磨碎后蒸的“干粮”……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我们村的土房有倒有塌。爷爷在惊吓中犯病，奶奶摔倒不起，母亲白天参加抗震救灾，晚上回家伺候公婆，熬药喂饭，端屎端尿……村里的人们都说，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爷爷要给他们在外边工作的儿子写信、打电报，让他们回来伺候他娘。母亲总是说，不用，他们都在给国家做大事，我还能行。奶奶病危的时候，从抗美援越前线回来探病的伯伯，待了几天后，临走时跟我说，咱们这个家，多亏了你的妈妈！我们这些亲生儿女也比不上她呀！正是那段时间，把那么能干的母亲累病了，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她拖着病体，给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妈妈的手，是一双敢作敢为的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一夜之间， “三八式”的军转干部，响应号召不要公职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的外祖父（我们叫姥爷）成了“走资派”，被打倒被揪斗。母亲想不通，她的父亲公正廉洁，一心听党的话，怎么能成了反革命？造反派贴了满街大字报，对外祖父进行无中生有的谩骂攻击。一天晚上，妈妈对我说，跟我去把那些大字报都撕了。呼啸的北风中，她从村东头撕到西头，大字报被撕了个乱七八糟。第二天有人揭发，母亲被找去问话， 令造反派目瞪口呆的是，母亲对他们说，大字报就是我撕的！要杀要剐，你们随便！
我小的时候，长得比较矮小，五岁上学时是班里最矮的。时常会受到一些大同学的欺负。妈妈总是先训我，让我长点出息。“文化革命”开始后，有人骂我“小保皇派”“小黑五类”。我那时候充满恐惧感，是母亲用她那双手为我遮风避雨，百般呵护。有一次，一个造反派的孩子找碴把我打了，回到家，母亲拉起我的手，直闯到那人家里，朝他们吼道，谁是黑帮？谁是狗崽子！我们是革命后代！……
那是母亲最难熬的一段时日，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生活的重负几乎把她彻底压垮。她已经被剥夺了参加任何会议的权利，只要听到外面的锣鼓声，造反派的口号声，她都会气得发抖。白天要面对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回到家里，还有病重的婆婆等着她去喂饭、擦洗身子……我少不更事，不懂得要替母亲承担压力，有时候还会火上浇油。在一个阴冷的夜晚，不知怎的我睡得尿了床。早晨起来母亲责怪了两句，就用灶膛的热灰，倒在炕上把褥子烘干。嘱咐我在家好好看着，她下地干活去了。我待不住，跑出去玩了。不一会儿，有人喊，你家着火了！我跑回家里，见浓烟从窗户和门口冒出来，一股浓烈的烟味弥漫着。是邻居听到另一个房间病床上奶奶的喊声，赶来把火扑灭的。这时母亲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二话没说，挥起大手，朝我的屁股上就是两巴掌。我边哭边往外跑，一气之下，跑过村南的朱家河，跑到邻村的一块庄稼地，从中午一直待到傍晚，就不回家了。天擦黑时，母亲呼喊着找到了我，拉起我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哭。她哭我也哭。 就在那个晚上，母亲叫我给她一支笔，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开始给他的丈夫、我的父亲写信，母亲文化不高，字写得很大，也很慢，一边写一边流泪。别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封信上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信发出后，她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回信，天天盼着送信的邮递员到来。十来天后，北京来信了，父亲告诉她，单位（北京市委）正在搞运动，谁也不准请假……那天晚上，母亲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信放在灶膛里烧了。这是一封令她绝望的信啊！她还能靠谁呢？这个家还能靠谁呢？但是她没有再哭，没有再掉一滴眼泪，只是催我快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像往常一样，已经做好了饭，正在给倒在炕上的奶奶擦脸……
多年之后，每每想起这个情景，我都会感叹母亲的坚强，我一直深深地愧疚，那时怎么就不知道替母亲分担点什么呢？哪怕是拉着母亲的手，说上一句宽慰的话也好啊！但我没有。
这一切，母亲都挺过来了。80年代初，弟弟考上了北大，母亲迁京的手续也已经办妥，对母亲来说可谓苦尽甘来。她到北京的那天，我到永定门车站去接她，在出站口，看到一位典型的又黑又瘦的农村妇女，左手提着一个大提包，右手拎着一个编织袋，在四处张望。走近一看，才认出是我的母亲，过马路的时候，我拉起了母亲的手，手上的老茧，已经掩盖住了应有的柔软。那个时候，我一阵阵心酸，这些年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呀！
进城后好久，母亲的手，还是那样粗糙，以至于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洗澡，母亲总是说，“你们快来，孩子娇嫩的皮肤怕我的手……我的手跟木锉一样。”我们给她买了护肤用品，她却很少用，叫她不要手洗衣服，她却说洗衣机洗的不干净……
时光流转，母亲一天天老了。有一天，帮我们洗碗的母亲手一抖，碗掉到盥洗盆里。我问她，你的手怎么有点抖？她笑笑说，早了，好几年了，你父亲生病的时候惊吓的。母亲进京之后，过了几年比较舒心的日子。她59岁那年，父亲突然检查出患了罕见的致命的血液病，这对父母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开始，我和弟弟一直没有和他们说出真相。直到父亲病情恶化，住进医院。母亲问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实在不忍说出。但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此后的日子里，父亲需要陪床，我们兄弟俩轮流值班，母亲却要24小时陪在那里。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起床都要人帮，母亲总叫父亲用双手搂住她的脖子，她用双手，托住父亲的后背，这样才能坐起来。天天如此，日日夜夜，医生护士都为之动容。父亲的生病和去世，对于母亲来说，是天大的打击！但是母亲的手抖，究竟是不是因此而发生的，至今我也不清楚。
握住母亲的手，我会想起一个永远无法忘掉的画面。2003年末，我接到通知，马上到辽宁营口的部队去代职。告诉母亲后，母亲说，要不要去帮你整理一下东西？我说不用了。母亲还是来了。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缀衣服上掉下的一个扣子，母亲说，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给我吧。她戴上老花镜，接过我手里的军装，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 70多岁的母亲，带着花镜帮我缝衣服的时候，我的眼泪实在忍不住掉了下来，真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有一阵子，母亲是不服老的，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是她一手操持，根本不给儿女们找麻烦，在我们这里她只有付出。她总是想着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并不图有什么回报。孙辈的几个孩子，她都帮忙带过。孩子们长大了，上学走了。有段时间，她每星期要到我家来两趟，帮我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我们说你不要再跑了，母亲总是说，你们忙，我闲着也没事儿，帮你们搞搞卫生，还锻炼身体呢。
我问前来探视的小女儿，记得奶奶和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小女想了想，告诉我，奶奶最后在电话里说：“然然，来拿包子吧，我包好你爱吃的韭菜餡包子了……”
孙辈们都来到了病床前，我对孩子们说，拉住奶奶的手，和奶奶说说话，给奶奶唱支歌吧。几个孩子叫着奶奶，说呀，唱呀……这时我看见一滴硕大的泪珠，从母亲眼角缓缓流出。
我想，母亲一定是听见了。
责任编辑 丁莉娅
护士长带我走进ICU，见母亲头上缠满了绷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仿佛是睡着了。护士长说，您握住老妈妈的左手，叫叫她，听到亲人的声音，说不定能叫醒……
我握住母亲的手，叫了一声娘，就再也说不下去，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护士长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让我慢慢和母亲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弟弟每晚都要走进ICU，拉着母亲的手说说话；我每天早起走进去，呼唤母亲，希望她能很快醒过来……
握住母亲依然温热的手，百感交集。这双手，我是多么地熟悉，又是怎样地陌生。
就是这双手，把我们兄弟拉扯大，把我们这个家撑起来。这也是一双饱经沧桑和磨难的手，一双勤快麻利灵巧的手 ，一双敢做敢当乐于助人的手，是我们家的“里里外外一把手”……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母亲和我。伯母一家随军去了丹东，父亲在北京工作，家里顶着门户过日子的就是我的母亲。人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在我们这个家里，天离得太远，母亲既是天又是地。
20世纪60年代初，是母亲的芳华岁月，20多岁的她用勤快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编织着自己的梦想。生产队上工，她总是走在前头，样样农活都要拔尖争上。记得有一次去给生产队摘棉花，回来后，奶奶问他，你摘了多少？她笑笑说，反正我摘得最多，择得最干净。奶奶看看她被划破的手，就说，别太争强好胜，摘棉花可累人了。她说，没事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经常听人们说她有一双快手。和姐妹一起纺线织布，凭着心灵手巧，织出五彩缤纷的花格布，做成各样花布衫。邻居说，听到快捷的织布声，就知道是你那双巧手。村北有片菜园地，她起早贪黑，把白菜萝卜黄瓜豆角侍弄得茂盛鲜亮。人们都说，这真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双手对穷乡亲们来说，是能帮一把帮一把，能拉一把拉一把。割谷子时，每人四行，她总是先割完，回过头來就帮那些手慢的；拔麦子，挨着她的人经常被她捎上一垄。推碾子拉磨，帮那些孤寡老人更是常事……凭着这双勤劳麻利的手，她在村子里赢得了好名声，被推举为村里唯一的妇女干部。
那时候我常常为母亲的那双手感到自豪。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手慢慢变成了一双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的手。在领袖号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母亲吃尽了冀中平原上的所有的苦，干遍了男人一样的活计——挖河、修路、翻地、打场……我见过拔麦子她那双被勒破的手，冬天挖河回来冻裂的手。那时最好的护肤品，就是蛤蜊油了，妈妈还是舍不得买。本该是纤细柔软的手，一天天变得粗糙起来。一位亲戚要出嫁，母亲去帮助缝被面的时候，粗糙的手摸在缎子被面上，哗哗作响……她自嘲地说，我这双手，不用指甲，就可以给人挠痒痒。
就是这双粗糙的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孝敬老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家家 “瓜菜代”的情况下，他用父亲寄回来的几块钱，到集市上买回十多斤高价粮，给爷爷奶奶和我吃，她吃的却是干红薯蔓子、玉米芯儿（我们老家称之为棒子核儿）磨碎后蒸的“干粮”……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我们村的土房有倒有塌。爷爷在惊吓中犯病，奶奶摔倒不起，母亲白天参加抗震救灾，晚上回家伺候公婆，熬药喂饭，端屎端尿……村里的人们都说，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爷爷要给他们在外边工作的儿子写信、打电报，让他们回来伺候他娘。母亲总是说，不用，他们都在给国家做大事，我还能行。奶奶病危的时候，从抗美援越前线回来探病的伯伯，待了几天后，临走时跟我说，咱们这个家，多亏了你的妈妈！我们这些亲生儿女也比不上她呀！正是那段时间，把那么能干的母亲累病了，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她拖着病体，给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妈妈的手，是一双敢作敢为的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一夜之间， “三八式”的军转干部，响应号召不要公职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的外祖父（我们叫姥爷）成了“走资派”，被打倒被揪斗。母亲想不通，她的父亲公正廉洁，一心听党的话，怎么能成了反革命？造反派贴了满街大字报，对外祖父进行无中生有的谩骂攻击。一天晚上，妈妈对我说，跟我去把那些大字报都撕了。呼啸的北风中，她从村东头撕到西头，大字报被撕了个乱七八糟。第二天有人揭发，母亲被找去问话， 令造反派目瞪口呆的是，母亲对他们说，大字报就是我撕的！要杀要剐，你们随便！
我小的时候，长得比较矮小，五岁上学时是班里最矮的。时常会受到一些大同学的欺负。妈妈总是先训我，让我长点出息。“文化革命”开始后，有人骂我“小保皇派”“小黑五类”。我那时候充满恐惧感，是母亲用她那双手为我遮风避雨，百般呵护。有一次，一个造反派的孩子找碴把我打了，回到家，母亲拉起我的手，直闯到那人家里，朝他们吼道，谁是黑帮？谁是狗崽子！我们是革命后代！……
那是母亲最难熬的一段时日，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生活的重负几乎把她彻底压垮。她已经被剥夺了参加任何会议的权利，只要听到外面的锣鼓声，造反派的口号声，她都会气得发抖。白天要面对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回到家里，还有病重的婆婆等着她去喂饭、擦洗身子……我少不更事，不懂得要替母亲承担压力，有时候还会火上浇油。在一个阴冷的夜晚，不知怎的我睡得尿了床。早晨起来母亲责怪了两句，就用灶膛的热灰，倒在炕上把褥子烘干。嘱咐我在家好好看着，她下地干活去了。我待不住，跑出去玩了。不一会儿，有人喊，你家着火了！我跑回家里，见浓烟从窗户和门口冒出来，一股浓烈的烟味弥漫着。是邻居听到另一个房间病床上奶奶的喊声，赶来把火扑灭的。这时母亲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二话没说，挥起大手，朝我的屁股上就是两巴掌。我边哭边往外跑，一气之下，跑过村南的朱家河，跑到邻村的一块庄稼地，从中午一直待到傍晚，就不回家了。天擦黑时，母亲呼喊着找到了我，拉起我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哭。她哭我也哭。 就在那个晚上，母亲叫我给她一支笔，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开始给他的丈夫、我的父亲写信，母亲文化不高，字写得很大，也很慢，一边写一边流泪。别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封信上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信发出后，她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回信，天天盼着送信的邮递员到来。十来天后，北京来信了，父亲告诉她，单位（北京市委）正在搞运动，谁也不准请假……那天晚上，母亲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信放在灶膛里烧了。这是一封令她绝望的信啊！她还能靠谁呢？这个家还能靠谁呢？但是她没有再哭，没有再掉一滴眼泪，只是催我快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像往常一样，已经做好了饭，正在给倒在炕上的奶奶擦脸……
多年之后，每每想起这个情景，我都会感叹母亲的坚强，我一直深深地愧疚，那时怎么就不知道替母亲分担点什么呢？哪怕是拉着母亲的手，说上一句宽慰的话也好啊！但我没有。
这一切，母亲都挺过来了。80年代初，弟弟考上了北大，母亲迁京的手续也已经办妥，对母亲来说可谓苦尽甘来。她到北京的那天，我到永定门车站去接她，在出站口，看到一位典型的又黑又瘦的农村妇女，左手提着一个大提包，右手拎着一个编织袋，在四处张望。走近一看，才认出是我的母亲，过马路的时候，我拉起了母亲的手，手上的老茧，已经掩盖住了应有的柔软。那个时候，我一阵阵心酸，这些年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呀！
进城后好久，母亲的手，还是那样粗糙，以至于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洗澡，母亲总是说，“你们快来，孩子娇嫩的皮肤怕我的手……我的手跟木锉一样。”我们给她买了护肤用品，她却很少用，叫她不要手洗衣服，她却说洗衣机洗的不干净……
时光流转，母亲一天天老了。有一天，帮我们洗碗的母亲手一抖，碗掉到盥洗盆里。我问她，你的手怎么有点抖？她笑笑说，早了，好几年了，你父亲生病的时候惊吓的。母亲进京之后，过了几年比较舒心的日子。她59岁那年，父亲突然检查出患了罕见的致命的血液病，这对父母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开始，我和弟弟一直没有和他们说出真相。直到父亲病情恶化，住进医院。母亲问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我实在不忍说出。但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此后的日子里，父亲需要陪床，我们兄弟俩轮流值班，母亲却要24小时陪在那里。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起床都要人帮，母亲总叫父亲用双手搂住她的脖子，她用双手，托住父亲的后背，这样才能坐起来。天天如此，日日夜夜，医生护士都为之动容。父亲的生病和去世，对于母亲来说，是天大的打击！但是母亲的手抖，究竟是不是因此而发生的，至今我也不清楚。
握住母亲的手，我会想起一个永远无法忘掉的画面。2003年末，我接到通知，马上到辽宁营口的部队去代职。告诉母亲后，母亲说，要不要去帮你整理一下东西？我说不用了。母亲还是来了。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缀衣服上掉下的一个扣子，母亲说，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给我吧。她戴上老花镜，接过我手里的军装，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 70多岁的母亲，带着花镜帮我缝衣服的时候，我的眼泪实在忍不住掉了下来，真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有一阵子，母亲是不服老的，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是她一手操持，根本不给儿女们找麻烦，在我们这里她只有付出。她总是想着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并不图有什么回报。孙辈的几个孩子，她都帮忙带过。孩子们长大了，上学走了。有段时间，她每星期要到我家来两趟，帮我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我们说你不要再跑了，母亲总是说，你们忙，我闲着也没事儿，帮你们搞搞卫生，还锻炼身体呢。
我问前来探视的小女儿，记得奶奶和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小女想了想，告诉我，奶奶最后在电话里说：“然然，来拿包子吧，我包好你爱吃的韭菜餡包子了……”
孙辈们都来到了病床前，我对孩子们说，拉住奶奶的手，和奶奶说说话，给奶奶唱支歌吧。几个孩子叫着奶奶，说呀，唱呀……这时我看见一滴硕大的泪珠，从母亲眼角缓缓流出。
我想，母亲一定是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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