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深圳市全文发布了不久前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据统计，目前深圳社会办医疗机构总数超过2800家，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的八成。《条例》明确，将进一步给社会办医的准入限制“解绑”，比如取消医疗机构设置许可（筹建审批），全面取消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数量、等级、床位规模、选址距离、医保定点机构数量等限制。
　　对这个被称为国内首部地方性医疗“基本法”的条例针对社会办医放的种种大招，公众将如何看待？社会办医，会否导致“看病贵”？如何规避虚假广告、非法行医等问题？
　　取消数量和地点限制，为社会办医打开空间
　　洪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医生）
　　鼓励社会力量办医，扩大医疗健康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是医改的一项重要工作，深圳走在了前面。
　　即将实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突破体现在：
　　市场准入。市场准入是允许社会办医的第一道关口，是医疗机构开办的准生证。现实中社会办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经历重重难关和手续才能获得批准。
　　区域规划。即使社会办医突破了市场准入的难关，往往还会受阻于医疗资源区域规划。区域规划长期以来的做法是，首先满足公立医疗机构的需要，让社会办医起拾遗补缺的作用。
　　从地点上看，这表现在让社会办医去市场条件不好的边缘地区、城乡结合部等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利的地点，而公立医疗机构却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在服务项目和大型设备上，也是首先限制社会办医。
　　取消对社会办医机构数量和地点的限制，这一条是重要突破，为社会办医打开了发展空间。
　　鼓励社会办医，规划有很多，关键看落实。
　　既有事实显示，在基本医疗补助、学科建设等各方面，当地政府对公立和民营也一视同仁。
　　比如，社会办三级医院只要取得三级乙等和三级甲等资质的，深圳市政府分别一次性给予1000万元和2000万元的奖励。社会办专科医院取得二级甲等资质的，政府一次性给予500万元的奖励。
　　康庄正路，也需要有“栏杆”
　　刘远翔（地方公务员）
　　按照国家卫计委网站发布的数据，社会办医疗卫生机构数已达到43.8万所，占比为45%，其门诊量占全国门诊总量的22%。这样的数据说明，民营医院在市场化竞争中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医疗资源蛋糕，缓解了整体不足的状况。
　　但现实遭到了段子手们的揶揄。他们说，官网首页是行风建设、学术会议、研究进展等内容的是“好医院”，而挂着24小时在线咨询窗口、主治各种疑难杂症的则是“坏医院”。
　　一个基本的判断应该是：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渠道应该畅通，社会办医应该鼓励。毕竟，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社会办医都是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
　　但即便鼓励社会办医，走的是康庄正路，也需要有“栏杆”。监管不严，劣币淘汰良币就会发生。不论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办医院，非法行医、出租承包科室、虚假广告等病灶都必须切除。
　　说到底，对于民营医院，需要促进其生长，但必须是有序的生长。除了监管，如何给予社会办医在医生从业、医保报销等方面以同等待遇？如何实现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差异化发展？如何更大范围实现包括医疗资源规划、医院资质认定在内的信息共享？这些，其实都可以是对社会办医的有效服务和引导。换个角度看，唯有以自律加他律，以管理加引导，更好地形成行业规则，确立严格规范，才能赢得市场的认可和信赖，获得长远发展。
　　毕竟，社会办医不能总是停留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的水平上。
　　做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同时，规范与发展市场化的社会办医，才能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真正以“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
　　办医院如开面馆，市场说了算
　　李静（民营眼科医院院长）
　　取消床位规模起点要求及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与地点限制，可以说具有革命意义。
　　硬性规定办一家医院必须要有多少床位、一个区域内只能开办多少家医院，甚至连医院建在区域内的具体位置，也要由政府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本质上说，办医院跟开面馆并无多大差别，置多少床位跟摆多少张饭桌一样，都是由具体的市场供需状况决定的。何况起步小一点，风险可控，发展空间大，又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办医院，百姓就医时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医疗技术与水平，另一个是费用，能否报销，报销多少，这决定着百姓走向哪种属性的医院。
　　是否能够纳入社会医保的定点范围，是影响社会办医发展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社会办医难以进入医保定点支付，造成了病人不足。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机构纳入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要求不能将医疗机构的所有者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条件，不能以定点数量已满等理由排除社会办医进入医保。有了这两点，患者才愿意去就医，医生才愿意去行医，鼓励社会办医才能真正有看得见的效果。
　　此外，社会办医机构缺乏学术发展的条件，这是无法吸引医疗人才进入社会办医的重要原因，而缺乏人才又是阻碍社会办医发展的重要原因。要在职称评定、科研课题、成果评价等方面，给予社会办医和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
　　开放社会办医，不会加剧“看病贵”
　　张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医疗改革与医药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
　　社会办医的反对者说，医疗服务具有“供给诱导需求”的特征，如果放手让社会办医，那么必然导致医疗卫生费用的增加，加剧“看病贵”的问题。
　　首先，“供给诱导需求”，并非医疗服务所独有的特性，几乎一切商品都具有“诱导需求”的能力。
　　再者，有多种因素都可以导致医疗卫生总费用增加，例如，原先被压制的医疗需求突然释放，或者人口结构、疾病谱、人均收入、消费结构变化。
　　也就是说，即便在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占主体的格局下，全面放开社会办医果真导致了医疗卫生总费用增加，也不能证明这是由“供给诱导需求”导致的。再说，“医疗卫生总费用增加”并不一定是坏事。
　　最后，关于“看病贵”的问题。首先，“医疗卫生总费用增加”和“看病贵”是两码事，前者是总量概念，后者是价格概念。
　　从单价来看，“看病贵”不利于患者，但有利于医生，我们怕“谷贱伤农”，就不怕“术贱伤医”吗？
　　另外，真正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看病贵”的问题就不会愈演愈烈。
　　其一，放开社会办医，同时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假设短期内医疗服务价格上涨，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学医、从医，增加医生的数量，医生之间展开竞争，将使医疗服务价格下降，这是最简单的市场供需机制;
　　其二，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后，医生拥有定价权，可以通过价格歧视向不同支付能力的患者收取不同的费用;
　　其三，“供给诱导需求”不可能无限成立，终将被供给增加的效果所抵消;
　　其四，如果还认为医生赚得太多，不妨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再分配，而不是像防贼一样防着医生“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