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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引致国际贸易格局随之改变，发达国家为持续占领和控制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必然采取保护相关措施抑制发展中国家急速扩展的国际贸易业务，进而减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这就必然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事件频发。基于经济学视角，为了顺利推进我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减缓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困扰，未来应从内部层面继续加快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创新对内对外的开放模式；从外部层面加速价值链升级工程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摆脱贸易摩擦的被动地位。
关键词：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摩擦；价值链；微笑曲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025-08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使得国际市场开放度不断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其为了实现对高端科技产业市场优势地占据，更希望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为争夺市场将不可避免的加剧摩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其为了维护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绝对竞争优势，也加强了对贸易壁垒的设置，以此来解除因进口他国产品而导致的国内企业生存威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2016年9月13日最新发布的消息可知，针对我国出口至美国的钢材美国商务部已做出倾销调查初裁，认定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板带材企业反倾销税率达6386%—7664%，并放言将采取后续制裁措施。事实上，我国作为全球遭受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严重的经济体，已经连续21年成为反倾销最大目标。仅2016年上半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而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就已高达17个，而案件数则达到65起。[1]这正是针对我国快速发展的贸易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多。而OECD早在1999年也专门选择美国、英国、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电信设备、乳制品和汽车配件部门55个企业出口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发现为实现对本国市场的维护，美国就针对进口产品成本占全部生产成本的标准发难，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通过这一做法发现来自于62个国家的技术措施减少了 50亿美元的贸易额。事实上，各国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为了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必然力争进入上游更有利的位置，而原本处于上游的国家为维持自我利益不被侵害也必然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手段对其进行组织，这必然进一步加剧控制力量和反控制力量间的持续、经常较量。[2]可以说对于国际化分工过程中的位置的争取和利益的争夺正是导致贸易摩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不可否认贸易摩擦的加剧有其产生的必然基础即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的时期，贸易流通尚不发达贸易摩擦自然不可能加剧。早在20世纪80年代， Milner在对企业运营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基于不同的目标市场企业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对于那些试图尽可能多地占据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尤其偏好通过专门的贸易保护手段而实现对国际同类竞争者的排除，即限制同类商品进口熵进入，而对于那些试图占据更多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则更愿意通过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为本企业产品输出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而这也可以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潜在机遇，[3]至此基于宏观视角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而言，来自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正式被纳入研究视野。此后研究者多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摩擦由最初形成到规模扩大，再到可能的影响因素和对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尤其关注与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行为产生的经济效应，而结合企业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例如，Schmitt和Yu （2005）在研究企业出口固定成本与产业内贸易量和贸易产出比之间关系时，将企业异质性纳入影响因素范围内，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两者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却并未对企业行为改变是否会引致或加剧贸易摩擦做专门的探讨。[4] Falvey， Sinani等（2004）突破前人研究的局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析了贸易水平与国家经济间的相关性，通过考察位于全球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处具体地位发现，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该国平均收益率、利润率以及生产率产生影响，但也未涉及对贸易摩擦产生或放大的专门探析。[5]Melitz（2012）对于贸易利得与企业成本间的相关性也进行了专门的实证研究，但未考虑企业因成本变化而导致其在全球产业链位置改变时，是否会同时带来贸易利得的同步变化？是否会因为贸易利得水平的变化而诱发或加剧贸易摩擦？ [6]Jorgenson等（2006）则基于双边产业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双边可在一定幅度内同时提升关税，将可能同时引致彼此间福利的共同提升，虽然未对贸易摩擦行为进行研究，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企业贸易行为的改变所可能引发的彼此贸易境况的变化。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再次引发了国际贸易格局的同步改变，发达国家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领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承接国，只能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形成“技术依赖”，陷入价值链“低端分工陷阱”。但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能从中获取资本、先进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并同时实现就业规模的扩展和技术外溢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最终实现对国际市场的更好占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为了能持续占领和控制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其必然采取保护相关措施抑制发展中国家急速扩展的国际贸易业务，进而减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这就不可避免会引致贸易流通障碍发生贸易摩擦，随着摩擦频率的上升还会进一步导致摩擦范围的扩展和矛盾的升级。这对于我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也带来了极大的阻力，限制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优化和开放型经济的持续推进。因此，基于产业链视角探析其对于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准确预测其未来趋势对于减缓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困扰有着重要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背景，基于经济学视角，在探寻利益冲突影响国际贸易摩擦路径的基础上，为我国当前摆脱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环节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当下，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模式已不复存在，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直接主导着生产分工的各个环节，其对于地域的跨越所实现的正是国家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的转化，甚至是同一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分割。这也就导致跨国公司在进行资源配置时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地的优势所在，进而按照具体情况分阶段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8]具体来说，母公司与子公司间不再是传统的简单联系或独立运营关系，而是彼此高度一体化的“新联系”，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子公司所在国的资源建立比较优势，这就实现了同一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环节等不同工序的全球分布。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生产工序分工背后所真正实现的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和更为精密的专业化分工。这也真正实现了国际分工的产业、国界限制，开始实现产品内部和企业内部分工。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分工的全球化在实现区域国界限制的同时，也带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即参与生产的各国所获取的利润将主要决定于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再是国际贸易数量的多寡，[9]这也正是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热衷于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关键所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对分工主导权（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其附加值差异十分明显，占据研发或售后服务产业的国家与仅仅只能进行简单加工组装产业的国家相比，其所能获取的超额利益有着巨大的差距，且从相对优势的可获取性来看，对于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控期将更加持久，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所面临的潜在竞争者更少，其在国际市场地位很难被动摇；相反，对于那些只从事简单组装加工的企业而言，其所占据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这一优势很容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而消失，也很容易被其他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所取代。基于此，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实现对研究与开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而对于低附加值、高环境污染的制造环节，则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且对于本国所掌握的核心技术也轻易不会让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习得，以便始终维持发达国家对产业链高端位置的持续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滞留于谷底的态势。以儿童玩具为例，其这一最终产品在美国超市的售价可达到10美元，但其从发展中国家出厂时的价格却只有1美元，即发达国家为组装加工这一环节所支付的成本仅1美元，最终售价与初始成本间的9美元差价则来自于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终端零售环节，对于这些环节控制的国家而言，其所获得自然是不破坏环境、不浪费资源的高收益，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生产活动的简单且无法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难以在后续进行自我创新和升级，也就更难以摆脱低收益的地位。
可见，在对自身产业链调整的过程中，各国总是希望实现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领，其所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一段时期内高收益的直接获取，其更关注除了高附加值外的在全球化产业格局中对关键环节的绝对控制，即试图通过核心能力构筑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最终实现本国高收益的持续获取。
三、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主要机理
（一）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产生的贸易冲突
毋庸置疑，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分工的出现，那么其在产品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自然也是由于利益冲突，[10]为了真正揭示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根源所在必然首先回到对利益冲突的探析中。
来自于价值链收益的巨大差异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更是被扩大化，各个国家总是希望能够占据国际分工环节的价值链高端位置，否则就只能被动地处于低端位置而接受国外高级要素的整合，这使得国际分工形式开始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一方面，它直接强化了各国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而这种分工的实质就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间的分工。[11]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重复劳动过程中其所经历的工序是十分简单的，根本不触及产品的研发等核心环节，也自然无法知晓其主要的技术，这也必然使得重复性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始终无法为国家产业升级带来显著影响。而发达国家在产品设计、研发等阶段所经历的则是复杂、尖端的生产工序，它有助于国家不断积累相关经验，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实现又一次的质的飞跃，实现产品技术的又一次升级和对新兴市场领域的优先占据。如此往复循环，发达国家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发展中国家始终在微笑曲线谷底徘徊，最终就只会导致发达国家越来越掌握着产品的核心技术把持国际市场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始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工者”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彼此间贫富差距随着曲线的不断向上延伸而越来越大。这种基于产业分工不同而导致的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差异，将最终因为对利益的最大崛起而诱发贸易活动中的不协调。
如果说来自于一次生产过程的利益差还不足以引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那么长期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利益差的动态性延续则会成为诱发国际贸易摩擦的最终导火线。由于全球价值链利润的不均衡分布，为实现尽可能摆脱谷底限制而实现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据，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尽量延伸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中间向两端的扩展[12]，且随着发展中国家代工时间的不断推移，其自身所积累的财富基础和必要的技术准备也越来越丰富，在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终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虽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过程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更为缓慢，但不断的自我突破必然带来自我在产业链位置的提升），一旦有新的经济体加入更高端的产业链位置则意味着新的竞争者的出现，在国际市场份额无显著扩大的基础上，新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就必然威胁已经“把持”研究与开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地位，发达国家凭借自我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在国际秩序制定中的话语权往往会通过制度工具实现对新竞争者的限制和阻碍，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加入者必然为维护利益而采取应对措施。这种对于有限市场的争夺会加剧彼此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而这将直接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和国家间利益分配比率的调整，这种发端于利益争夺的冲突最终将外化为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和矛盾的持续升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等国家所遭受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就正是全球价值链利益冲突下国家间在争夺国际市场中矛盾的凸显。 （二）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摩擦深度延展的主要路径
深入探寻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具体影响，即揭示其对国际贸易摩擦手段的升级、对国际贸易摩擦对象错位的深化、对国际贸易摩擦重心变化的加剧，以及对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力的扩展等，具体而言：
首先，在升级国际贸易摩擦手段方面，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壁垒依然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通过对进口产品国的反倾销调查等，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具体的经济惩罚，且还能通过对关税的调升成功实现对本国市场的绝对维护，具体见图2。除此之外，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以高附加值科技类产品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为遏制新兴经济体在该领域的快速成长，发达国家还加大了对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手段的使用，据WTO统计，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通报的越来越多[13]，具体见图3。
其次，在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对象错位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伴随发达国家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持续把持，其与发展中国家间生产工序的差异也随之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典型的“生产国家”与“消费国家”的两极化现象。而这样的分工又再次加剧发达国家操控生产和消费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短期来看，在此过程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会快速成长为贸易大国，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升级自身产业结构，而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容易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摩擦，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的当下，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就业不足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原本转移至国外的加工制造业成为其想重新占据的产业，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就业困难的问题，还能通过减少外来消费品进口而增加本国企业对市场的重新占据，对于原本已经占据国际制造业市场的国家而言，对于市场的重新分配必然带来彼此间摩擦的加剧。
再次，在恶化国际贸易摩擦手段重心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分工所决定的价值链位置影响的已不再仅仅是货物贸易领域，更直接影响着服务贸易、投资领域以及以知识产权为典型代表的无形资产领域，这也意味着国家间所要维护、占有的资源数量随之增加，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如何维持对两端位置的占据是其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突破低端陷阱提升自我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是其发展的方向。这些目标具体到贸易领域则转变为具体的行为措施，即如何在国际贸易中成功实现对这些领域产品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持续拥有，就成为当下贸易竞争的焦点，而新贸易保护手段自然应运而生，即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和蓝色贸易壁垒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保护方式开始被各国频繁使用。[14]事实上，无论是借由保护技术不被盗用还是本国消费者利益不被损害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还是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为借口的蓝色贸易壁垒，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对进口产品整体生产过程的限定和控制。但这也同时标志着国际贸易保护重心已不再是传统的边境控制，而是更深入生产内部的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这就必然涉及更多的参与国，也必然带来贸易摩擦的加剧。
最后，在加深贸易摩擦复杂程度和其外在影响力方面，全球化价值链对于多领域分工的影响使得利益冲突不断发生的概率不断增大，由此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贸易摩擦、投资摩擦、体制性摩擦等的接踵而至，且上述摩擦往往并不是以单一形态出现，而是同时爆发出多种不同形式的摩擦，只是可能其中某一种摩擦会表现得更为凸出[15]，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使对本国产品造成威胁的同类进口产品频繁遭遇更多贸易救济措施的打压。而且，伴随生产与消费分离态势的不断强化，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贸易逆差的加剧更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态势，也导致了逆差国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更频繁的贸易摩擦，而这种贸易流通上的不顺畅和发展不均衡又会作为反向刺激力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状态，循环往复使全球经济困境随之恶化。这在世界各国的贸易额中就能得到验证，例如，美国自1982年经常项目收支就开始出现赤字，截止2015年该数额已由最初的553 亿美元扩大到11345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却在 2012 年就已达到 42674 亿美元，我国更是从 1995 年的 162 亿美元，猛增加到 2014年的 3825 亿美元。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引致的贸易摩擦已经令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
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缓解贸易摩擦的策略
总体而言，我国从197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 206 亿美元，跃升至 2014 年264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较2013年下降06%，可以说我国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①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整理所得。具体而言，最终产品即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最高，其次是中间产品，包括零部件和半制成品，初级产品的出口最少。[16]从产业分工来看，截至2012 年我国三大产业所获的外商直接投资数分别为 882 、9419 和 14624个，所占比重分别为 4%、38%和 59%。从绝对金额来看2012 年我国三大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分别为 206 亿美元、5246 亿美元和 5719 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 2%、47%和 51%。这就意味着外商投资的领域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大至第三产业，而该产业内高附加值的行业发展尤为迅速，所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加。②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整理所得。可以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正处在由加工、组装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与服务、控制营销渠道等两个高端环节逐渐升级的过渡阶段（见图4）。为把握产业转型时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未来我国更应该从内外部综合规划。具体而言： 一是，从内部层面继续加快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创新对内对外的开放模式。事实上，加速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归根结底就是要在科学设计创新开放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外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通过市场调节最终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间的深度融合，而且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也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提高自身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就要求我国：首先，要实现内外市场协调均衡发展，在积极扩大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占据，通过与其他国家的错位发展将贸易摩擦降到最弱，即在贸易流通中更强调彼此的优势互补性。其次，要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伴随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其已经成为支撑我国贸易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且服务业产业附加值高、污染小、对自然资源的占用也十分有限，通过发展服务业有助于加快我国贸易结构升级，更好的实现对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占据。最后，要最终实现规模经济，注重边际收益的变化。内外资、内外贸易综合协调发展，互利互助，有效互补。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基础上，实现各主体优势的最大水平发挥。同时在巩固我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基础上，坚持打造我国贸易强国地位，提高促进贸易协调发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鼓励进口政策，进一步缓解我国目前在世界市场上被打压的危机。对于企业而言则应鼓励那些初具经济规模乐于向外发展的企业率先建立国内市场流通体系和营销网络，在不断的宣传交流过程中逐渐树立品牌，通过积极创立适销对路的内销品牌不断加强其市场认可度和影响力。
二是，从外部层面加速价值链升级工程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摆脱贸易摩擦的被动地位。这就要求我国，1.必须通过自身科技实力的强化实现工艺流程升级，提高自身生产制造水平，通过加大科技类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升我国的研发水平，有生产大国转变为研发强国，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位置延伸的目的。2.坚持通过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不断实现自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水平的提升，鼓励发展迅速的新型企业投入更多资金和人力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特别是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资源和环境技术等产业领域，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引导产业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渗透，这也有助于我国在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3.强化我国产业对企业所需中间品的配套生产能力，实现产业的集聚配套升级，这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同时，为投资中间品生产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制度优惠，鼓励其增加对中间产品的研发投入。4.鼓励具有一定科技基础和资金实力的新型企业承接高端产业转移，这不仅有助于加速我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时间更好地将新技术转变为自我研发的基础，还有助于减缓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事实上为适当减少对高耗费、高污染性产业的承接，并促使其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学习的方式首先实现必要的技术积累将更加有效。5.通过加速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化，逐渐淘汰传统的物耗型加工而实现清洁化生产，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加快我国排碳立法的工作步伐，另一方面在进出口贸易领域限制高碳产品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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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pattern has caused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taken protection measures to slow dow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usin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us weakening their positions in the labor division system of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is bound to cause frequent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duce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China should， at the internal level， continue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e the opening mode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external level，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chain upgrading project and promote its position in labor division system of global value，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passive position in trade fric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division；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value chain； smiling curve
责任编辑：萧敏娜
关键词：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摩擦；价值链；微笑曲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025-08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使得国际市场开放度不断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其为了实现对高端科技产业市场优势地占据，更希望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为争夺市场将不可避免的加剧摩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其为了维护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绝对竞争优势，也加强了对贸易壁垒的设置，以此来解除因进口他国产品而导致的国内企业生存威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2016年9月13日最新发布的消息可知，针对我国出口至美国的钢材美国商务部已做出倾销调查初裁，认定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板带材企业反倾销税率达6386%—7664%，并放言将采取后续制裁措施。事实上，我国作为全球遭受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严重的经济体，已经连续21年成为反倾销最大目标。仅2016年上半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而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就已高达17个，而案件数则达到65起。[1]这正是针对我国快速发展的贸易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多。而OECD早在1999年也专门选择美国、英国、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电信设备、乳制品和汽车配件部门55个企业出口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发现为实现对本国市场的维护，美国就针对进口产品成本占全部生产成本的标准发难，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通过这一做法发现来自于62个国家的技术措施减少了 50亿美元的贸易额。事实上，各国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为了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必然力争进入上游更有利的位置，而原本处于上游的国家为维持自我利益不被侵害也必然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手段对其进行组织，这必然进一步加剧控制力量和反控制力量间的持续、经常较量。[2]可以说对于国际化分工过程中的位置的争取和利益的争夺正是导致贸易摩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不可否认贸易摩擦的加剧有其产生的必然基础即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的时期，贸易流通尚不发达贸易摩擦自然不可能加剧。早在20世纪80年代， Milner在对企业运营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基于不同的目标市场企业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对于那些试图尽可能多地占据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尤其偏好通过专门的贸易保护手段而实现对国际同类竞争者的排除，即限制同类商品进口熵进入，而对于那些试图占据更多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则更愿意通过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为本企业产品输出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而这也可以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潜在机遇，[3]至此基于宏观视角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而言，来自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正式被纳入研究视野。此后研究者多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摩擦由最初形成到规模扩大，再到可能的影响因素和对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尤其关注与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行为产生的经济效应，而结合企业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例如，Schmitt和Yu （2005）在研究企业出口固定成本与产业内贸易量和贸易产出比之间关系时，将企业异质性纳入影响因素范围内，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两者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却并未对企业行为改变是否会引致或加剧贸易摩擦做专门的探讨。[4] Falvey， Sinani等（2004）突破前人研究的局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析了贸易水平与国家经济间的相关性，通过考察位于全球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处具体地位发现，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该国平均收益率、利润率以及生产率产生影响，但也未涉及对贸易摩擦产生或放大的专门探析。[5]Melitz（2012）对于贸易利得与企业成本间的相关性也进行了专门的实证研究，但未考虑企业因成本变化而导致其在全球产业链位置改变时，是否会同时带来贸易利得的同步变化？是否会因为贸易利得水平的变化而诱发或加剧贸易摩擦？ [6]Jorgenson等（2006）则基于双边产业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双边可在一定幅度内同时提升关税，将可能同时引致彼此间福利的共同提升，虽然未对贸易摩擦行为进行研究，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企业贸易行为的改变所可能引发的彼此贸易境况的变化。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再次引发了国际贸易格局的同步改变，发达国家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领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承接国，只能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形成“技术依赖”，陷入价值链“低端分工陷阱”。但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能从中获取资本、先进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并同时实现就业规模的扩展和技术外溢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最终实现对国际市场的更好占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为了能持续占领和控制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其必然采取保护相关措施抑制发展中国家急速扩展的国际贸易业务，进而减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这就不可避免会引致贸易流通障碍发生贸易摩擦，随着摩擦频率的上升还会进一步导致摩擦范围的扩展和矛盾的升级。这对于我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也带来了极大的阻力，限制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优化和开放型经济的持续推进。因此，基于产业链视角探析其对于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准确预测其未来趋势对于减缓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困扰有着重要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背景，基于经济学视角，在探寻利益冲突影响国际贸易摩擦路径的基础上，为我国当前摆脱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环节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当下，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模式已不复存在，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直接主导着生产分工的各个环节，其对于地域的跨越所实现的正是国家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的转化，甚至是同一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分割。这也就导致跨国公司在进行资源配置时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地的优势所在，进而按照具体情况分阶段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8]具体来说，母公司与子公司间不再是传统的简单联系或独立运营关系，而是彼此高度一体化的“新联系”，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子公司所在国的资源建立比较优势，这就实现了同一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环节等不同工序的全球分布。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生产工序分工背后所真正实现的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和更为精密的专业化分工。这也真正实现了国际分工的产业、国界限制，开始实现产品内部和企业内部分工。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分工的全球化在实现区域国界限制的同时，也带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即参与生产的各国所获取的利润将主要决定于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再是国际贸易数量的多寡，[9]这也正是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热衷于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关键所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对分工主导权（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其附加值差异十分明显，占据研发或售后服务产业的国家与仅仅只能进行简单加工组装产业的国家相比，其所能获取的超额利益有着巨大的差距，且从相对优势的可获取性来看，对于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控期将更加持久，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所面临的潜在竞争者更少，其在国际市场地位很难被动摇；相反，对于那些只从事简单组装加工的企业而言，其所占据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这一优势很容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而消失，也很容易被其他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所取代。基于此，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实现对研究与开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而对于低附加值、高环境污染的制造环节，则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且对于本国所掌握的核心技术也轻易不会让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习得，以便始终维持发达国家对产业链高端位置的持续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滞留于谷底的态势。以儿童玩具为例，其这一最终产品在美国超市的售价可达到10美元，但其从发展中国家出厂时的价格却只有1美元，即发达国家为组装加工这一环节所支付的成本仅1美元，最终售价与初始成本间的9美元差价则来自于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终端零售环节，对于这些环节控制的国家而言，其所获得自然是不破坏环境、不浪费资源的高收益，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生产活动的简单且无法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难以在后续进行自我创新和升级，也就更难以摆脱低收益的地位。
可见，在对自身产业链调整的过程中，各国总是希望实现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领，其所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一段时期内高收益的直接获取，其更关注除了高附加值外的在全球化产业格局中对关键环节的绝对控制，即试图通过核心能力构筑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最终实现本国高收益的持续获取。
三、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主要机理
（一）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产生的贸易冲突
毋庸置疑，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分工的出现，那么其在产品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自然也是由于利益冲突，[10]为了真正揭示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根源所在必然首先回到对利益冲突的探析中。
来自于价值链收益的巨大差异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更是被扩大化，各个国家总是希望能够占据国际分工环节的价值链高端位置，否则就只能被动地处于低端位置而接受国外高级要素的整合，这使得国际分工形式开始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一方面，它直接强化了各国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而这种分工的实质就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间的分工。[11]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重复劳动过程中其所经历的工序是十分简单的，根本不触及产品的研发等核心环节，也自然无法知晓其主要的技术，这也必然使得重复性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始终无法为国家产业升级带来显著影响。而发达国家在产品设计、研发等阶段所经历的则是复杂、尖端的生产工序，它有助于国家不断积累相关经验，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实现又一次的质的飞跃，实现产品技术的又一次升级和对新兴市场领域的优先占据。如此往复循环，发达国家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发展中国家始终在微笑曲线谷底徘徊，最终就只会导致发达国家越来越掌握着产品的核心技术把持国际市场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始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工者”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彼此间贫富差距随着曲线的不断向上延伸而越来越大。这种基于产业分工不同而导致的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差异，将最终因为对利益的最大崛起而诱发贸易活动中的不协调。
如果说来自于一次生产过程的利益差还不足以引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那么长期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利益差的动态性延续则会成为诱发国际贸易摩擦的最终导火线。由于全球价值链利润的不均衡分布，为实现尽可能摆脱谷底限制而实现对微笑曲线两端的占据，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尽量延伸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中间向两端的扩展[12]，且随着发展中国家代工时间的不断推移，其自身所积累的财富基础和必要的技术准备也越来越丰富，在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终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虽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过程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更为缓慢，但不断的自我突破必然带来自我在产业链位置的提升），一旦有新的经济体加入更高端的产业链位置则意味着新的竞争者的出现，在国际市场份额无显著扩大的基础上，新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就必然威胁已经“把持”研究与开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地位，发达国家凭借自我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在国际秩序制定中的话语权往往会通过制度工具实现对新竞争者的限制和阻碍，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加入者必然为维护利益而采取应对措施。这种对于有限市场的争夺会加剧彼此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而这将直接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和国家间利益分配比率的调整，这种发端于利益争夺的冲突最终将外化为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和矛盾的持续升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等国家所遭受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就正是全球价值链利益冲突下国家间在争夺国际市场中矛盾的凸显。 （二）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摩擦深度延展的主要路径
深入探寻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具体影响，即揭示其对国际贸易摩擦手段的升级、对国际贸易摩擦对象错位的深化、对国际贸易摩擦重心变化的加剧，以及对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力的扩展等，具体而言：
首先，在升级国际贸易摩擦手段方面，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壁垒依然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通过对进口产品国的反倾销调查等，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具体的经济惩罚，且还能通过对关税的调升成功实现对本国市场的绝对维护，具体见图2。除此之外，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以高附加值科技类产品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为遏制新兴经济体在该领域的快速成长，发达国家还加大了对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手段的使用，据WTO统计，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通报的越来越多[13]，具体见图3。
其次，在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对象错位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伴随发达国家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持续把持，其与发展中国家间生产工序的差异也随之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典型的“生产国家”与“消费国家”的两极化现象。而这样的分工又再次加剧发达国家操控生产和消费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短期来看，在此过程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会快速成长为贸易大国，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升级自身产业结构，而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容易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摩擦，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的当下，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就业不足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原本转移至国外的加工制造业成为其想重新占据的产业，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就业困难的问题，还能通过减少外来消费品进口而增加本国企业对市场的重新占据，对于原本已经占据国际制造业市场的国家而言，对于市场的重新分配必然带来彼此间摩擦的加剧。
再次，在恶化国际贸易摩擦手段重心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分工所决定的价值链位置影响的已不再仅仅是货物贸易领域，更直接影响着服务贸易、投资领域以及以知识产权为典型代表的无形资产领域，这也意味着国家间所要维护、占有的资源数量随之增加，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如何维持对两端位置的占据是其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突破低端陷阱提升自我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是其发展的方向。这些目标具体到贸易领域则转变为具体的行为措施，即如何在国际贸易中成功实现对这些领域产品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持续拥有，就成为当下贸易竞争的焦点，而新贸易保护手段自然应运而生，即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和蓝色贸易壁垒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保护方式开始被各国频繁使用。[14]事实上，无论是借由保护技术不被盗用还是本国消费者利益不被损害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还是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为借口的蓝色贸易壁垒，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对进口产品整体生产过程的限定和控制。但这也同时标志着国际贸易保护重心已不再是传统的边境控制，而是更深入生产内部的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这就必然涉及更多的参与国，也必然带来贸易摩擦的加剧。
最后，在加深贸易摩擦复杂程度和其外在影响力方面，全球化价值链对于多领域分工的影响使得利益冲突不断发生的概率不断增大，由此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贸易摩擦、投资摩擦、体制性摩擦等的接踵而至，且上述摩擦往往并不是以单一形态出现，而是同时爆发出多种不同形式的摩擦，只是可能其中某一种摩擦会表现得更为凸出[15]，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使对本国产品造成威胁的同类进口产品频繁遭遇更多贸易救济措施的打压。而且，伴随生产与消费分离态势的不断强化，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贸易逆差的加剧更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态势，也导致了逆差国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更频繁的贸易摩擦，而这种贸易流通上的不顺畅和发展不均衡又会作为反向刺激力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状态，循环往复使全球经济困境随之恶化。这在世界各国的贸易额中就能得到验证，例如，美国自1982年经常项目收支就开始出现赤字，截止2015年该数额已由最初的553 亿美元扩大到11345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却在 2012 年就已达到 42674 亿美元，我国更是从 1995 年的 162 亿美元，猛增加到 2014年的 3825 亿美元。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引致的贸易摩擦已经令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
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缓解贸易摩擦的策略
总体而言，我国从197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 206 亿美元，跃升至 2014 年264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较2013年下降06%，可以说我国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①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整理所得。具体而言，最终产品即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最高，其次是中间产品，包括零部件和半制成品，初级产品的出口最少。[16]从产业分工来看，截至2012 年我国三大产业所获的外商直接投资数分别为 882 、9419 和 14624个，所占比重分别为 4%、38%和 59%。从绝对金额来看2012 年我国三大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分别为 206 亿美元、5246 亿美元和 5719 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 2%、47%和 51%。这就意味着外商投资的领域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大至第三产业，而该产业内高附加值的行业发展尤为迅速，所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加。②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数据计算整理所得。可以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正处在由加工、组装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与服务、控制营销渠道等两个高端环节逐渐升级的过渡阶段（见图4）。为把握产业转型时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未来我国更应该从内外部综合规划。具体而言： 一是，从内部层面继续加快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创新对内对外的开放模式。事实上，加速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归根结底就是要在科学设计创新开放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外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通过市场调节最终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间的深度融合，而且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也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提高自身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就要求我国：首先，要实现内外市场协调均衡发展，在积极扩大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占据，通过与其他国家的错位发展将贸易摩擦降到最弱，即在贸易流通中更强调彼此的优势互补性。其次，要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伴随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其已经成为支撑我国贸易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且服务业产业附加值高、污染小、对自然资源的占用也十分有限，通过发展服务业有助于加快我国贸易结构升级，更好的实现对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占据。最后，要最终实现规模经济，注重边际收益的变化。内外资、内外贸易综合协调发展，互利互助，有效互补。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基础上，实现各主体优势的最大水平发挥。同时在巩固我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基础上，坚持打造我国贸易强国地位，提高促进贸易协调发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鼓励进口政策，进一步缓解我国目前在世界市场上被打压的危机。对于企业而言则应鼓励那些初具经济规模乐于向外发展的企业率先建立国内市场流通体系和营销网络，在不断的宣传交流过程中逐渐树立品牌，通过积极创立适销对路的内销品牌不断加强其市场认可度和影响力。
二是，从外部层面加速价值链升级工程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摆脱贸易摩擦的被动地位。这就要求我国，1.必须通过自身科技实力的强化实现工艺流程升级，提高自身生产制造水平，通过加大科技类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升我国的研发水平，有生产大国转变为研发强国，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位置延伸的目的。2.坚持通过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不断实现自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水平的提升，鼓励发展迅速的新型企业投入更多资金和人力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特别是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资源和环境技术等产业领域，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引导产业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渗透，这也有助于我国在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3.强化我国产业对企业所需中间品的配套生产能力，实现产业的集聚配套升级，这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同时，为投资中间品生产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制度优惠，鼓励其增加对中间产品的研发投入。4.鼓励具有一定科技基础和资金实力的新型企业承接高端产业转移，这不仅有助于加速我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时间更好地将新技术转变为自我研发的基础，还有助于减缓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事实上为适当减少对高耗费、高污染性产业的承接，并促使其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学习的方式首先实现必要的技术积累将更加有效。5.通过加速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化，逐渐淘汰传统的物耗型加工而实现清洁化生产，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加快我国排碳立法的工作步伐，另一方面在进出口贸易领域限制高碳产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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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pattern has caused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taken protection measures to slow dow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usin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us weakening their positions in the labor division system of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is bound to cause frequent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duce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China should， at the internal level， continue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e the opening mode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external level，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chain upgrading project and promote its position in labor division system of global value，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passive position in trade fric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division；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value chain； smiling curve
责任编辑：萧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