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坐落在河南省遂平县西10余公里处。当年,它的鼎盛时期,曾创下连续三个月月均接待参观者10余万人次的纪录。
而今,尽管已是喧哗不再,然而透过那些斑驳的“革命化”的红漆标语、不失气派的公社办公大楼,仍可依稀体味出它当年的荣光。
嵖岈山大社:非常时期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我国广大农民刚刚脱离了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各家各户分到了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和生活上的安定。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均有显著改善。广大翻身农民尤其是解放前比较贫困的农民群众,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特别希望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早日过上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而在上层领导机关,此时也是对新中国的快速发展充满激情和信心。1957年,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富裕的现实,生命力旺盛的新中国与当时已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的“老大哥”苏联豪情万丈,相继提出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分别赶超英国和美国的宏伟目标。
这年春天,生活在嵖岈山脚下的一万多翻身农民,也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了建国后第一个全面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高潮。然而,由于当时的27个农业社劳动力分散、物质基础薄弱,还常常因边界问题纠纷不断,致使声势挺大的治山治水运动,被群众戏称为“老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上”,进展相当缓慢。因此,大家都有将小的农业社合为“大社”的呼声。
1958年4月15日,治山治水终于有了成果——下宋水库“胜利竣工”。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区(当时嵖岈山归信阳地区管辖,现为驻马店市辖区)行署专员的张树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等亲临现场表示祝贺。当晚,留在工地指挥部的这三位地、县领导,谈到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设想。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肯定。路宪文认为,这个设想符合不久前毛主席提出的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指示精神。于是,中共遂平县委随即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9369户43263人,合并成立为一个“大社”———嵖岈山大社。
会议决定,由陈丙寅担任嵖岈山大社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担任社长。为了体现“大社”的“大”字,嵖岈山人依照中央的机构设置,给他们的“大社”也设置了“七部、一办、一委”,即农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财政部、公安部、军事国防部、文教卫生部、外交部、联合办公室和计划委员会。
随之,一个描述“大社”美好前景的顺口溜也在嵖岈山区流传开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住的用的都挺不错,吃的如何呢?有干部就直截了当地给群众说:“到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可别以为上述生活标准不高,这对当时还住着破草房、吃着窝窝头、连收音机都没见过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非常美妙的日子了。
据原嵖岈山乡副乡长,现已退休的周留栓回忆,1958年4月20日傍晚,当年12岁的他,跟着满脸欢笑的父亲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一万多名老乡一起,聚集在杨店街一个干涸的大坑里,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会场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设在大坑西沿的主席台上摞着一捆捆决心书和申请书,熊熊燃烧的大油灯下,备好了阵容强大的锣鼓队、秧歌队。夜色降临时分,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站在主席台上首先讲话,当他高声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归巢的鸡鸭惊叫个不停。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明确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此同时,我国“超英赶美”的时间也缩短为两到三年。于是,全国很快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热潮。受此形势感染,嵖岈山大社又借鉴苏联的集体农庄名称,改名为“卫星集体农庄”。
“高产卫星”:虚假数字点燃激情
嵖岈山的“卫星集体农庄”成立以后,干部群众精神焕发,铆足了劲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此思想支配,大家总想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显示强大力量。恰在此时,由韩楼高级社社长升任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社长的钟青德,想起了韩楼大队的一块小麦试验田。
这块试验田共2.9亩,由社员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和曹秀娥负责管理。1957年初冬时节,播种小麦时,为求得高产,他们进行了密植试验。播种时,在田里横竖各播一次。麦子长出来呈方格状,非常密,连在田间除草也只能用手来拔。由于这块试验田施足了底肥,加上风调雨顺,长势确实不错。开镰收割时,钟青德把几个参与试验田管理的社员召集到了一起,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钟青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咱是全国第一个卫星社,国内外影响很大,要放‘高产卫星’才有说服力。”他定下的基调是,“亩产至少3000斤”。至于钟青德为什么要把亩产定这么高,当然还有原因。据82岁的韩楼村老会计钟宝华回忆,开始,这2.9亩试验田只准备报亩产1800斤,后来,听说河南许昌有个地方报了小麦亩产2400斤,安徽有个地方的小麦亩产竟高达3200斤,不甘落后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带头人钟青德就来劲了。
钟青德虽然定下了调子,但大家仍然担心亩产数量“虚头”太大,怕说不过去。陈世俊最后想了个办法,把10亩麦子集中起来,对外就说是2.9亩试验田的。钟青德同意如此操作,并特别提醒到会的几个人要保守秘密,不要坏了卫星农庄的名声。当天深夜,韩楼大队组织10多名“可靠”群众,连夜收割了试验田附近地块的麦子。
麦子拉回打麦场,试验田小麦大丰收的“喜讯”便传遍了农庄内外。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女记者听到时任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打来的报喜电话后,亲自赶到了堆着“试验田”小麦的打麦场。当她看到有那么多的麦捆时,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嗬,有这么多麦呀!两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吗?”这一惊呼不打紧,立即引起在场社员一片指责声。一名女社员手持麦杈,隔老远对她大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名女记者连忙摆手解释:“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过于兴奋了。”这才消解了一场风波。当天晚上,社员们点着汽灯对“试验田”的小麦进行脱粒,这名女记者也在打麦场采访了一夜。第二天,还到场看了麦子脱粒后的过秤经过。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稿:《河南省嵖岈山卫星农业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小麦总产10238斤,亩产3530斤7两5钱》。“卫星农业社”(卫星集体农庄)真真切切放了一颗令国内外都感到惊奇的“卫星”。
“高产卫星”顺利升空,嵖岈山人立即风光起来。先是全国各地的贺信像雪片般飞来,紧接着,前来参观取经的人便挤满了偌大的“农庄”院子。据粗略统计,仅1958年7、8、9三个月,来自全国城乡的参观者就达30多万人次。
参观取经的人中自然有“聪明人”,不久,全国各地的各种“卫星”争先恐后地窜上了天。有的地方,小麦亩产竟爆出了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离奇数字,真真应了当时报纸上的一则标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时,受到农业战线众多“捷报”刺激的工业战线,也开始大放“卫星”。每天的炼钢数量也达到了100多万吨、200多万吨。如果说“卫星集体农庄”放的第一颗“高产卫星”还有点遮遮掩掩的话,此时,“高产卫星”的制造者们就完全是在“睁着俩眼说瞎话”了。
而今,尽管已是喧哗不再,然而透过那些斑驳的“革命化”的红漆标语、不失气派的公社办公大楼,仍可依稀体味出它当年的荣光。
嵖岈山大社:非常时期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我国广大农民刚刚脱离了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各家各户分到了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和生活上的安定。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均有显著改善。广大翻身农民尤其是解放前比较贫困的农民群众,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特别希望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早日过上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而在上层领导机关,此时也是对新中国的快速发展充满激情和信心。1957年,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富裕的现实,生命力旺盛的新中国与当时已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的“老大哥”苏联豪情万丈,相继提出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分别赶超英国和美国的宏伟目标。
这年春天,生活在嵖岈山脚下的一万多翻身农民,也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了建国后第一个全面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高潮。然而,由于当时的27个农业社劳动力分散、物质基础薄弱,还常常因边界问题纠纷不断,致使声势挺大的治山治水运动,被群众戏称为“老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上”,进展相当缓慢。因此,大家都有将小的农业社合为“大社”的呼声。
1958年4月15日,治山治水终于有了成果——下宋水库“胜利竣工”。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区(当时嵖岈山归信阳地区管辖,现为驻马店市辖区)行署专员的张树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等亲临现场表示祝贺。当晚,留在工地指挥部的这三位地、县领导,谈到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设想。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肯定。路宪文认为,这个设想符合不久前毛主席提出的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指示精神。于是,中共遂平县委随即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9369户43263人,合并成立为一个“大社”———嵖岈山大社。
会议决定,由陈丙寅担任嵖岈山大社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担任社长。为了体现“大社”的“大”字,嵖岈山人依照中央的机构设置,给他们的“大社”也设置了“七部、一办、一委”,即农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财政部、公安部、军事国防部、文教卫生部、外交部、联合办公室和计划委员会。
随之,一个描述“大社”美好前景的顺口溜也在嵖岈山区流传开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住的用的都挺不错,吃的如何呢?有干部就直截了当地给群众说:“到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可别以为上述生活标准不高,这对当时还住着破草房、吃着窝窝头、连收音机都没见过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非常美妙的日子了。
据原嵖岈山乡副乡长,现已退休的周留栓回忆,1958年4月20日傍晚,当年12岁的他,跟着满脸欢笑的父亲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一万多名老乡一起,聚集在杨店街一个干涸的大坑里,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会场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设在大坑西沿的主席台上摞着一捆捆决心书和申请书,熊熊燃烧的大油灯下,备好了阵容强大的锣鼓队、秧歌队。夜色降临时分,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站在主席台上首先讲话,当他高声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归巢的鸡鸭惊叫个不停。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明确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此同时,我国“超英赶美”的时间也缩短为两到三年。于是,全国很快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热潮。受此形势感染,嵖岈山大社又借鉴苏联的集体农庄名称,改名为“卫星集体农庄”。
“高产卫星”:虚假数字点燃激情
嵖岈山的“卫星集体农庄”成立以后,干部群众精神焕发,铆足了劲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此思想支配,大家总想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显示强大力量。恰在此时,由韩楼高级社社长升任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社长的钟青德,想起了韩楼大队的一块小麦试验田。
这块试验田共2.9亩,由社员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和曹秀娥负责管理。1957年初冬时节,播种小麦时,为求得高产,他们进行了密植试验。播种时,在田里横竖各播一次。麦子长出来呈方格状,非常密,连在田间除草也只能用手来拔。由于这块试验田施足了底肥,加上风调雨顺,长势确实不错。开镰收割时,钟青德把几个参与试验田管理的社员召集到了一起,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钟青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咱是全国第一个卫星社,国内外影响很大,要放‘高产卫星’才有说服力。”他定下的基调是,“亩产至少3000斤”。至于钟青德为什么要把亩产定这么高,当然还有原因。据82岁的韩楼村老会计钟宝华回忆,开始,这2.9亩试验田只准备报亩产1800斤,后来,听说河南许昌有个地方报了小麦亩产2400斤,安徽有个地方的小麦亩产竟高达3200斤,不甘落后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带头人钟青德就来劲了。
钟青德虽然定下了调子,但大家仍然担心亩产数量“虚头”太大,怕说不过去。陈世俊最后想了个办法,把10亩麦子集中起来,对外就说是2.9亩试验田的。钟青德同意如此操作,并特别提醒到会的几个人要保守秘密,不要坏了卫星农庄的名声。当天深夜,韩楼大队组织10多名“可靠”群众,连夜收割了试验田附近地块的麦子。
麦子拉回打麦场,试验田小麦大丰收的“喜讯”便传遍了农庄内外。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女记者听到时任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打来的报喜电话后,亲自赶到了堆着“试验田”小麦的打麦场。当她看到有那么多的麦捆时,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嗬,有这么多麦呀!两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吗?”这一惊呼不打紧,立即引起在场社员一片指责声。一名女社员手持麦杈,隔老远对她大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名女记者连忙摆手解释:“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过于兴奋了。”这才消解了一场风波。当天晚上,社员们点着汽灯对“试验田”的小麦进行脱粒,这名女记者也在打麦场采访了一夜。第二天,还到场看了麦子脱粒后的过秤经过。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稿:《河南省嵖岈山卫星农业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小麦总产10238斤,亩产3530斤7两5钱》。“卫星农业社”(卫星集体农庄)真真切切放了一颗令国内外都感到惊奇的“卫星”。
“高产卫星”顺利升空,嵖岈山人立即风光起来。先是全国各地的贺信像雪片般飞来,紧接着,前来参观取经的人便挤满了偌大的“农庄”院子。据粗略统计,仅1958年7、8、9三个月,来自全国城乡的参观者就达30多万人次。
参观取经的人中自然有“聪明人”,不久,全国各地的各种“卫星”争先恐后地窜上了天。有的地方,小麦亩产竟爆出了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离奇数字,真真应了当时报纸上的一则标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时,受到农业战线众多“捷报”刺激的工业战线,也开始大放“卫星”。每天的炼钢数量也达到了100多万吨、200多万吨。如果说“卫星集体农庄”放的第一颗“高产卫星”还有点遮遮掩掩的话,此时,“高产卫星”的制造者们就完全是在“睁着俩眼说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