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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5日，塔希尔广场发生的埃及革命震撼了全球，也最终推动了另一个独裁者卡扎菲的倒台。一年半后，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成为总统，埃及故事突然变得复杂起来。革命后的埃及，是否比之前更好，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些好奇让我立刻订了去开罗的往返机票。虽然埃及还不能自由行，但因为记者的身份，可爱的埃及驻华大使馆破例让我拿到了签证。
埃及：贫穷但充满希望
2012年10月13日晚到达开罗机场，出关后在大厅直接买到了3G上网卡，60元人民币就能有2G流量，而且还没有防火墙。预订的旅社在城中区（Downtown）塔希尔广场旁边，打的从机场去城中，一路目睹开罗从最国际化的地区到最贫穷地区的变化。旅社附近有大片贫民屋，是那种几乎没有门窗、整个区域好像被炸过一样的灰色建筑，甚至比我在约旦看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更加悲惨。这片贫民区在尼罗河东岸，河正对面，就是著名的富人区Zamalek岛，各国大使馆和国际商业组织都在这里办公，繁华如北京三里屯，中国人熟悉的著名作家何伟和他的妻子张彤禾就舒舒服服地住在那里。这尼罗河两岸的贫富两极，简直就是鸭绿江两岸朝鲜新义州和中国丹东的区别。
到埃及是周六晚上，刚刚错过前一天晚上塔希尔广场自由派抗议穆尔西总统执政一百天，与穆斯林兄弟会发生暴力对垒，当时有上百人受伤。只能等到下个周五，反对派决定再聚广场。趁这几天间隔，我也想逛逛周围社区，锚定一下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基本线，顺便转转商店，买一些牙膏之类的日用补给品。
但没想到买牙膏就费了整整四天，其他就更别说了。我几乎转遍整个城中地区，没有真正的超市，全区只找到一家羊肉店放着落着灰尘的牙膏。一问才知埃及人嚼一种树枝当刷牙。拿着当地罕见的牙膏走在路上，更新了我对开罗人民生活水平的认识，也开始了我考察的基点——忘掉观察者的母国环境，才能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理解他们遇到的现实问题。
拉低了对生活条件的期待，反而会慢慢喜欢这个城市。它有很多优点，比如至少这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各种观点的报纸每天都卖得很好，我天天去塔希尔广场买埃及英文报纸《埃及人公报》和《金字塔周报》，了解一些基本政治争论。对一个喜欢喀吧和烤肉的人来说，大街上的食堂让人流连忘返，我迷上了夏瓦尔玛（羊肉汉堡），便宜又好吃。如果吃不惯中东食物，麦当劳、肯德基也是相当方便的替代，埃及年轻人也很喜欢去。当地人很友好，看我挂着单反，要求我给他们拍照并发在他们的Facebook上（他们很少人有真正的电子邮箱，但每人都有一个Facebook账户），照片里的他们虽然贫穷，但充满希望，且带着自由的笑容。
塔希尔广场：埃及人所有特点的集中展示
塔希尔广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根本不是广场，而是一个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有的交通圆环和中心绿化岛。示威的时候交通中断，人群占据交通道和一主两副绿岛，在人数超过数万无法立足的时候，也会扩展到旁边国家银行门口的封闭绿化公地兼地铁口。
周五也是埃及的周末，作为伊斯兰国家，一天会有5次可供穆斯林祷告的机会，而周末的午祷，就和西方国家周日上午的教堂一样，吸引了工作一周的穆斯林去信仰充电，也自然造成了群众聚集机会。
除了塔希尔广场这种大示威之外，我在18日还遇上了夜祷后一个社区的穆斯林小型“反饑饿”游行，行经路线就是绕着一个街区转，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记者。虽然埃及在穆巴拉克手里实行了30年的独裁统治，但毕竟不是极权统治，没中断主导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信仰传统。民主之后，这样在祷告后的即兴游行，更成为普通街景。
而10月份的埃及晚上温而不热，适宜活动，商家开到半夜12点。一个自由派朋友约我见面，竟约在晚上11点塔希尔广场肯德基。从下午1点到12点，塔希尔广场没有示威，会有很多开罗市民去那里聊天聚会。对比一下北回归线以北的国家，整个10月到4月，冷到站在广场连革命意志都没了，还会有什么规模？
下午一点半左右，全城各处午祷结束后形成的各反对派别大部队慢慢拥入广场。面对走向你的队伍，那统一的服饰、高扬的旗帜、被架起的领袖、激昂的世俗或者宗教口号，都会立刻煽动你的革命神经，无法不融入人民的队伍中，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因为是反对派联合抗议，所以在中心绿岛上搭了一个演讲台，各派政治人士轮流上台演讲，或控诉穆尔西总统的无能，或忆苦思甜、提醒穆巴拉克时代的旧人还在军政府中。记者们也被纷纷拉到演讲台拍照，我也被邀请到台上，能俯瞰整个广场的抗议群众。
埃及民主是自发而不是输入的民主，所以反对运动主体群众一直对外媒保持着相当专业的尊重，无差别对待任何国家记者，只要能把他们的声音图像传出去他们都很欢迎。但已成为执政集团的穆斯林兄弟会有对外国记者特别是女记者不够友好的记录。
广场上还有各路“民主小贩”，卖汽水、甜瓜、旗帜，还有帮助你在脸上、手上涂抹革命标语的服务。当然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广场小偷”，防不胜防，我刚刚没玩几天的平板电脑就光荣被偷。我抓住了合作的三个小偷，但最终也没办法从他们那里要回。塔希尔广场，真的是埃及人所有特点的集中展示。
当然，抗议示威本身并不是多么危险的事情，除非遇到冲突的时候。下午有一刻曾有支持总统的一伙人来闹场，自然激起了群情激愤，被追着打走。还一度有一位“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的中年人发表反示威的言论，结果被发现是前政权工作人员，也被愤怒赶走。
傍晚时刻，在一些懂行的人用激光笔的指点下，广场示威群众发现了广场旁建筑的二楼，有一个透明的监控室，从外面还能看到里面的监控屏绿色荧光。这是军政府的秘密监控点，整个广场的动态实时地直播到有关部门。于是雨点般的鞋子、泥土和小物件砸向了监控室窗户，但广场上没有更坚硬的石子砖头，所以除了把窗口砸出了几道痕迹之外，里面的人也无动于衷。久了，也就散了。
但依然能感受到群众的力量，即便穆巴拉克有军警百万，2011年1月，当抗议群众巧妙骗过政府，成功在广场聚集到数千后，如果不开枪，再来什么警察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连当时骑警驱赶，也无法冲散已经判定政府不敢出动重武器的示威群众。在群众冲进政府主要部门之后，政权只能倒台。这种所谓“广场效应”，是一切现代国家的地理核心弱点：当有10万群众积聚，能否推翻政府只是双方的意志问题。 当然，现在已经是民主的埃及，只要穆尔西不恢复独裁制度，广场群众所呼吁的只是“投票选我们（Vote us）”，没有任何反对派领袖有再次革命的想法。他们能做的，只是通过一次次动员示威，提醒分裂的各反对派，如果我们再不政治团结，求同存异，推出联合政治候选人，那么我们只能被穆斯林兄弟会欺负下去了。《埃及人公报》当天的社论是《建设性的反对派》，认为下午的示威抗议必须展现反对阵营的理性和团结。
革命后的埃及何去何从
理性（妥协）和团结是反对阵营在选举中击败穆斯林兄弟会的唯一方法。
在主要被美国主流媒体主导的西方舆论看来，埃及和突尼斯、利比亚经历的是一场没经过美国人之手的自发革命。它们对埃及民主最大的诟病就是革命选出了更加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美国保守派人士看来，这是埃及革命近乎导致后退的证据。
但广场上的反对派并没有埋怨民主和埃及人民，他们在反思己方政治能力的不成熟。因为他们心中有最简单的数学：整个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信众人口只有全体埃及选民的约10%。这一成选民之所以在选举中似乎无往不胜，只是因为在30年的独裁中，穆巴拉克严厉打击了左派、自由派、极端伊斯兰，但连打带拉统战了穆斯林兄弟会和科普特基督徒，造成革命之后全国反对派一盘散沙，有资源、资金和行动力的政治团体，只有军方、穆斯林兄弟会和人数较少的科普特基督徒。这就是目前的埃及政坛，基本由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联手控制的最本质原因。
不过，一成的选民不可能永远主导一个正常民主国家。只要民主选举制度继续下去，穆斯林兄弟会坐大的情况就会迅速改变。当然这首先得在反对阵营的左派、世俗派、自由派和部分伊斯兰党人形成联合阵线，选出更加非宗教的政治领袖并在大选中获胜。
另外，革命至今已两年了，塔希尔广场旁边烧毁的大楼依然存在，旁边大桥上交通依然没人控制，贫民窟的住户依然对未来绝望。“反饥饿”的条幅在塔希尔广场的游行队伍中非常显眼。民众对穆尔西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整个内阁，没有任何部长有过振兴埃及经济的理念，所出台的经济恢复政策，完全是针对兄弟会的继续政治买票。
不错，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目前它唯一的经济希望，是正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的48亿美元贷款项目。达到IMF的条件和标准需要埃及政客展现领导力，并且进行一定的政府改革，否则这钱即便到了埃及，也成为军方和兄弟会继续巩固地位的腐败基金。
中国政治课常常告诫学生，经济决定政治，而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也说过“笨蛋，这是经济”。经济是否发展，是埃及底层民众能否接受新政府的关键，而阿拉伯革命爆发的基础，也是高耸的失业率和无望的未来。
最后，不得不提军方。虽然革命推翻了最高军政府领导人穆巴拉克，但军方整体被保存下來了，这当然得归功于军队在关键时候没有站错队。不过这是一个“大到无法分解”的组织，它不但是美国和埃及维持盟国关系的中介，而且是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只有埃军才是维持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平衡的脆弱缓冲。但只要军队势力依然强大，埃及的经济振兴也很难开始。军方借助自己对国防和地区稳定的贡献，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将矿山、广阔土地等国家资源据为己有，现在革命后的国家一片萧条，但军方还是能活得很好。唯一能解散军方独立经济王国的，只有一个真正全民的强大的总统。穆斯林兄弟会虽然不是军方的天然盟友，光对以色列的态度两者就天差地别，但穆尔西很快发现，和军方合作，才能稳固自己的脆弱地位。
综上所述，埃及民主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一条：反对派终于找到团结之路，选出民意代表力更强的全民总统，并在民意支持下整顿军队并改革埃及经济。可以庆幸的是，民主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只要独裁不复辟，时间站在反对派这边，选几次之后一定会改变目前困境，因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功只是填补革命真空的暂时现象。
3月20日，我带着对埃及这个国家民主未来的希望，和自己平板电脑被盗的遗憾，结束了革命后的塔希尔广场之旅，飞往布拉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埃及：贫穷但充满希望
2012年10月13日晚到达开罗机场，出关后在大厅直接买到了3G上网卡，60元人民币就能有2G流量，而且还没有防火墙。预订的旅社在城中区（Downtown）塔希尔广场旁边，打的从机场去城中，一路目睹开罗从最国际化的地区到最贫穷地区的变化。旅社附近有大片贫民屋，是那种几乎没有门窗、整个区域好像被炸过一样的灰色建筑，甚至比我在约旦看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更加悲惨。这片贫民区在尼罗河东岸，河正对面，就是著名的富人区Zamalek岛，各国大使馆和国际商业组织都在这里办公，繁华如北京三里屯，中国人熟悉的著名作家何伟和他的妻子张彤禾就舒舒服服地住在那里。这尼罗河两岸的贫富两极，简直就是鸭绿江两岸朝鲜新义州和中国丹东的区别。
到埃及是周六晚上，刚刚错过前一天晚上塔希尔广场自由派抗议穆尔西总统执政一百天，与穆斯林兄弟会发生暴力对垒，当时有上百人受伤。只能等到下个周五，反对派决定再聚广场。趁这几天间隔，我也想逛逛周围社区，锚定一下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基本线，顺便转转商店，买一些牙膏之类的日用补给品。
但没想到买牙膏就费了整整四天，其他就更别说了。我几乎转遍整个城中地区，没有真正的超市，全区只找到一家羊肉店放着落着灰尘的牙膏。一问才知埃及人嚼一种树枝当刷牙。拿着当地罕见的牙膏走在路上，更新了我对开罗人民生活水平的认识，也开始了我考察的基点——忘掉观察者的母国环境，才能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理解他们遇到的现实问题。
拉低了对生活条件的期待，反而会慢慢喜欢这个城市。它有很多优点，比如至少这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各种观点的报纸每天都卖得很好，我天天去塔希尔广场买埃及英文报纸《埃及人公报》和《金字塔周报》，了解一些基本政治争论。对一个喜欢喀吧和烤肉的人来说，大街上的食堂让人流连忘返，我迷上了夏瓦尔玛（羊肉汉堡），便宜又好吃。如果吃不惯中东食物，麦当劳、肯德基也是相当方便的替代，埃及年轻人也很喜欢去。当地人很友好，看我挂着单反，要求我给他们拍照并发在他们的Facebook上（他们很少人有真正的电子邮箱，但每人都有一个Facebook账户），照片里的他们虽然贫穷，但充满希望，且带着自由的笑容。
塔希尔广场：埃及人所有特点的集中展示
塔希尔广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根本不是广场，而是一个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有的交通圆环和中心绿化岛。示威的时候交通中断，人群占据交通道和一主两副绿岛，在人数超过数万无法立足的时候，也会扩展到旁边国家银行门口的封闭绿化公地兼地铁口。
周五也是埃及的周末，作为伊斯兰国家，一天会有5次可供穆斯林祷告的机会，而周末的午祷，就和西方国家周日上午的教堂一样，吸引了工作一周的穆斯林去信仰充电，也自然造成了群众聚集机会。
除了塔希尔广场这种大示威之外，我在18日还遇上了夜祷后一个社区的穆斯林小型“反饑饿”游行，行经路线就是绕着一个街区转，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记者。虽然埃及在穆巴拉克手里实行了30年的独裁统治，但毕竟不是极权统治，没中断主导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信仰传统。民主之后，这样在祷告后的即兴游行，更成为普通街景。
而10月份的埃及晚上温而不热，适宜活动，商家开到半夜12点。一个自由派朋友约我见面，竟约在晚上11点塔希尔广场肯德基。从下午1点到12点，塔希尔广场没有示威，会有很多开罗市民去那里聊天聚会。对比一下北回归线以北的国家，整个10月到4月，冷到站在广场连革命意志都没了，还会有什么规模？
下午一点半左右，全城各处午祷结束后形成的各反对派别大部队慢慢拥入广场。面对走向你的队伍，那统一的服饰、高扬的旗帜、被架起的领袖、激昂的世俗或者宗教口号，都会立刻煽动你的革命神经，无法不融入人民的队伍中，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因为是反对派联合抗议，所以在中心绿岛上搭了一个演讲台，各派政治人士轮流上台演讲，或控诉穆尔西总统的无能，或忆苦思甜、提醒穆巴拉克时代的旧人还在军政府中。记者们也被纷纷拉到演讲台拍照，我也被邀请到台上，能俯瞰整个广场的抗议群众。
埃及民主是自发而不是输入的民主，所以反对运动主体群众一直对外媒保持着相当专业的尊重，无差别对待任何国家记者，只要能把他们的声音图像传出去他们都很欢迎。但已成为执政集团的穆斯林兄弟会有对外国记者特别是女记者不够友好的记录。
广场上还有各路“民主小贩”，卖汽水、甜瓜、旗帜，还有帮助你在脸上、手上涂抹革命标语的服务。当然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广场小偷”，防不胜防，我刚刚没玩几天的平板电脑就光荣被偷。我抓住了合作的三个小偷，但最终也没办法从他们那里要回。塔希尔广场，真的是埃及人所有特点的集中展示。
当然，抗议示威本身并不是多么危险的事情，除非遇到冲突的时候。下午有一刻曾有支持总统的一伙人来闹场，自然激起了群情激愤，被追着打走。还一度有一位“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的中年人发表反示威的言论，结果被发现是前政权工作人员，也被愤怒赶走。
傍晚时刻，在一些懂行的人用激光笔的指点下，广场示威群众发现了广场旁建筑的二楼，有一个透明的监控室，从外面还能看到里面的监控屏绿色荧光。这是军政府的秘密监控点，整个广场的动态实时地直播到有关部门。于是雨点般的鞋子、泥土和小物件砸向了监控室窗户，但广场上没有更坚硬的石子砖头，所以除了把窗口砸出了几道痕迹之外，里面的人也无动于衷。久了，也就散了。
但依然能感受到群众的力量，即便穆巴拉克有军警百万，2011年1月，当抗议群众巧妙骗过政府，成功在广场聚集到数千后，如果不开枪，再来什么警察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连当时骑警驱赶，也无法冲散已经判定政府不敢出动重武器的示威群众。在群众冲进政府主要部门之后，政权只能倒台。这种所谓“广场效应”，是一切现代国家的地理核心弱点：当有10万群众积聚，能否推翻政府只是双方的意志问题。 当然，现在已经是民主的埃及，只要穆尔西不恢复独裁制度，广场群众所呼吁的只是“投票选我们（Vote us）”，没有任何反对派领袖有再次革命的想法。他们能做的，只是通过一次次动员示威，提醒分裂的各反对派，如果我们再不政治团结，求同存异，推出联合政治候选人，那么我们只能被穆斯林兄弟会欺负下去了。《埃及人公报》当天的社论是《建设性的反对派》，认为下午的示威抗议必须展现反对阵营的理性和团结。
革命后的埃及何去何从
理性（妥协）和团结是反对阵营在选举中击败穆斯林兄弟会的唯一方法。
在主要被美国主流媒体主导的西方舆论看来，埃及和突尼斯、利比亚经历的是一场没经过美国人之手的自发革命。它们对埃及民主最大的诟病就是革命选出了更加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美国保守派人士看来，这是埃及革命近乎导致后退的证据。
但广场上的反对派并没有埋怨民主和埃及人民，他们在反思己方政治能力的不成熟。因为他们心中有最简单的数学：整个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信众人口只有全体埃及选民的约10%。这一成选民之所以在选举中似乎无往不胜，只是因为在30年的独裁中，穆巴拉克严厉打击了左派、自由派、极端伊斯兰，但连打带拉统战了穆斯林兄弟会和科普特基督徒，造成革命之后全国反对派一盘散沙，有资源、资金和行动力的政治团体，只有军方、穆斯林兄弟会和人数较少的科普特基督徒。这就是目前的埃及政坛，基本由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联手控制的最本质原因。
不过，一成的选民不可能永远主导一个正常民主国家。只要民主选举制度继续下去，穆斯林兄弟会坐大的情况就会迅速改变。当然这首先得在反对阵营的左派、世俗派、自由派和部分伊斯兰党人形成联合阵线，选出更加非宗教的政治领袖并在大选中获胜。
另外，革命至今已两年了，塔希尔广场旁边烧毁的大楼依然存在，旁边大桥上交通依然没人控制，贫民窟的住户依然对未来绝望。“反饥饿”的条幅在塔希尔广场的游行队伍中非常显眼。民众对穆尔西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整个内阁，没有任何部长有过振兴埃及经济的理念，所出台的经济恢复政策，完全是针对兄弟会的继续政治买票。
不错，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目前它唯一的经济希望，是正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的48亿美元贷款项目。达到IMF的条件和标准需要埃及政客展现领导力，并且进行一定的政府改革，否则这钱即便到了埃及，也成为军方和兄弟会继续巩固地位的腐败基金。
中国政治课常常告诫学生，经济决定政治，而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也说过“笨蛋，这是经济”。经济是否发展，是埃及底层民众能否接受新政府的关键，而阿拉伯革命爆发的基础，也是高耸的失业率和无望的未来。
最后，不得不提军方。虽然革命推翻了最高军政府领导人穆巴拉克，但军方整体被保存下來了，这当然得归功于军队在关键时候没有站错队。不过这是一个“大到无法分解”的组织，它不但是美国和埃及维持盟国关系的中介，而且是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只有埃军才是维持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平衡的脆弱缓冲。但只要军队势力依然强大，埃及的经济振兴也很难开始。军方借助自己对国防和地区稳定的贡献，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将矿山、广阔土地等国家资源据为己有，现在革命后的国家一片萧条，但军方还是能活得很好。唯一能解散军方独立经济王国的，只有一个真正全民的强大的总统。穆斯林兄弟会虽然不是军方的天然盟友，光对以色列的态度两者就天差地别，但穆尔西很快发现，和军方合作，才能稳固自己的脆弱地位。
综上所述，埃及民主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一条：反对派终于找到团结之路，选出民意代表力更强的全民总统，并在民意支持下整顿军队并改革埃及经济。可以庆幸的是，民主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只要独裁不复辟，时间站在反对派这边，选几次之后一定会改变目前困境，因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功只是填补革命真空的暂时现象。
3月20日，我带着对埃及这个国家民主未来的希望，和自己平板电脑被盗的遗憾，结束了革命后的塔希尔广场之旅，飞往布拉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