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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1983年后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从事教学和文学翻译达60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尤其在我国古诗英译方面，形成以韵体译诗的独特风格，有“诗译英法第一人”之誉。出版著译一百余种，有中、英、法译著《诗经》《老子》《论语》《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2001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10年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北京一个深冬的下午，大风吹得树枝呼呼作响。在北京大学畅春园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许渊冲靠在摇椅式皮沙发上打盹。听到有人进门的脚步声，他从小憩中醒来，忙不迭地拿起小桌上几本新近翻译的作品样书，如数家珍地向记者历数译著之趣。
“书销中外百余人，诗译英法唯一人”是许渊冲对自己百岁人生的小结。“人家说我狂、吹牛，我说这是事实，我的译书多得这里都摆不下。”他个性张扬性子冲，说起话来嗓门大，人送外号“许大炮”。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首届毕业生，透过他，或许能窥见一个时代先生们的风骨气韵。
在纯粹热爱中自得其乐
精力充沛时就工作，有时候从深夜12点翻译到早上7点累了才睡觉，许渊冲笑言自己是向夜晚“偷时间”，正如他留学时曾在日记中写道：“黑夜侵占了白天的时间。作为补偿，我只好用工作来收复白天失去的领地。”
2007年，许渊冲86岁，被医生诊断为结肠癌且只有7年的生命，他却不为时间所困，仍然痴迷于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2017年中秋节，许渊冲骑自行车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没看到路上的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腿部骨折。手术结束后，主治医生说，许渊冲这样的，他还真没见过，上了手术台滔滔不绝，要跟他讲自己翻译的诗。此前，许渊冲不时会做在西南联大时学过的广播体操锻炼身体，每天晚饭后还要一个人骑自行车遛弯半小时，再回家看看《新闻联播》。而今，他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外出要拄拐杖。天气好时，保姆会骑电动车载他去公园逛逛。
許渊冲对生活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有饭吃、有地儿住、有活儿干。他爱吃甜食，餐桌上摆着一些旺仔牛奶、椰汁、核桃露，一罐白糖，少许水果。卧室也是书房，若干年前从二手市场花15元淘来的铁书架，塞满了许渊冲翻译的160多部中英法文著作。
沉浸在翻译世界的许渊冲是充实快乐的，而他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里成了“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忠于原文，可许渊冲在翻译时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但这让他在翻译界一度饱受质疑。
许渊冲一提及翻译，立刻神采飞扬，怡然自得。他以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举例：“中国人看到天上又圆又明的月亮，会想到地上家人团圆。但是英美人只说团聚（get together），外国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怎么能明白呢？要是按字面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什么狗屁，这都能成诗？”因此，许渊冲在翻译时，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译成“月光明亮如水，溺住了那些相思的人”。有人认为许渊冲再创的翻译不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但是许渊冲认为原作者和原文都应该使读者知之（理解）、好之（喜欢）、乐之（愉快），不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的译文，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者的译文，他笃信贝多芬说的“为了更好，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1939年，许渊冲把林徽因的《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浪漫主义风格首次正式显露。
随着抗日战火的不断蔓延，很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一腔热血的许渊冲也不例外。全面抗战的第四年，应中国的邀请，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在与美国士兵交流中，由于中方翻译不知道如何翻译孙中山“三民主义”一词，现场一度陷入静寂，许渊冲站了出来，引用了美国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名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即民族、民权、民生）。由于表现出众，许渊冲被派去负责情报翻译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还获得了一枚银质飞虎勋章。战火的洗礼使他褪去了青涩与稚嫩，从此他的浪漫主义中多了一份厚重的爱国主义情怀。
抗战胜利三年后，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硕士，他以惊人的学习能力在短期内完成了法语学习，为之后的法语翻译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许渊冲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成为第一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留学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界直译派盛行，许渊冲一路迎着各种论战，屡遭坎坷，但他始终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全部精力躬耕于翻译事业，从不退缩，他把翻译过程视作“每天为世界创造美”的旅程。
许渊冲发表的一篇围绕《红与黑》翻译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学术论战，让他几乎成了众矢之的。他提出翻译最高原则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言论立即招来一片批评之声。针对他的理论，同学赵瑞蕻批评说“许渊冲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甚至还有人说许渊冲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面对种种质疑，许渊冲笔锋相对、寸步不让。为此，他几乎得罪了整个翻译界。他认为做学问就要坚持真理，不但继承前人还要敢于突破。恰如1939年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学的是物理，但是喜爱中国古诗，而且英语极佳，因此与许渊冲成为好友。杨振宁说：“一个人要用功读书，这是对的，可是除了用功之外，还要提倡能够想办法发展每个人的兴趣，有了兴趣，苦就不是苦了，而是乐。”许渊冲认为自己能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 从英语不得门径的少年到“译界狂人”
1921年，许渊冲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对历史故事、诗词歌赋显现出了极强的语言天赋，五岁时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但对英语，许渊冲却一直提不起兴趣，认为学习英语并没有太多的用处。
念小学四年级时，许渊冲初次接触到英文，学习方法简单粗暴，他把26个英文字母中的“WXYZ”编成了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后来学习生词，他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许渊冲回忆说：“当时就是用这种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许渊冲和几个同班同学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可以知道是哪国邮票，这才让他觉得英文有点乐趣。要说真正改变他英语学习态度的人，则是他的表叔熊士一——中国杰出的双语作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他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被搬上舞台，风靡一时，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获得了萧伯纳的赞赏，名利双收。这使许渊冲大受鼓舞，心生崇拜，从此一个远大的梦想在他的心里开始萌芽：“把一个国家的美，变成世界的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应该是全世界人的共同理想。”他在高二時发奋背熟了三十篇英文短文并且会模仿写作，成绩一下跃居班级前列。
青少年时期的许渊冲，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中外名著数不胜数，不少日记干脆就是读后感或书评、读书随笔。许渊冲在1938年11月1日读完鲁迅译的《死魂灵》后，于日记中写道：“还有什么比自由阅读更有兴味的呢？愿读就读，不愿读就玩，读既读了，玩也玩了，人也快乐了。”他在中学时代和大一时期已经读了一些世界名著的译本，大学阶段欧洲文学史课上讲的作品，不少是他读过或至少是知道的。提起这些，许渊冲有些许得意：“我知识面比较广，所以欧洲文学史课成绩比别人好。”
许渊冲曾说：“我观察力不强，想象力也不丰富，所以只好像大鹏背上的小鸟，等大鹏飞到九霄云外，再往上飞一尺就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古今中外的诗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鹏鸟，我把他们的诗文翻译出来，使他们的景语成为情语，就可以高飞远航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枪声彻底打乱了许渊冲平静的生活，16岁的他为躲避战火背井离乡来到了云南，第二年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在这里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政治学的张佛泉老师讲授哲学思想中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启发了许渊冲对翻译的理解，也让他意识到做学问可博采众长。张佛泉说，一元论看到的是整体，多元论看到的是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存在，部分和整体都是存在的，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正如人并不等于“头脑+身体+四肢”。
这对许渊冲影响很大。“我发现一个句子并不等于字的综合，所以翻译了一个句子的所有字，并不一定译出了整个句子的意思，因为还有言外之意。我最初翻译受鲁迅影响，用直译的方法，译得自己也不满意，甚至对翻译失去了兴趣。后来采用意译，不但要翻译部分，还要翻译整体，才能和原文作者心灵交流，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偶得妙义，乐不可言，这才尝到了翻译的甜头。”许渊冲回忆道。
张佛泉教授《政治学概论》时，他有时讲中文，有时讲英语。许渊冲记笔记全用英文，提高自己中译英的能力。
1939年秋天，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图书馆是主要建筑，是新校舍唯一的瓦顶房屋。学生宿舍全是草顶，下雨漏水，天晴漏光;教室是洋铁皮顶的，下起雨来叮咚叮咚，仿佛在配乐伴奏。在新校舍东北角外文系办公室里开辟了一个小书库，陈列着外文系的各种图书，许渊冲翻译第一本法国小说的动机正是在这里产生的。
许渊冲读《欧也妮·葛朗台》觉得描写生动，但是译文生硬，每句都有几十个字甚至一百多字，读起来很吃力，减少了看小说的乐趣。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恢复巴尔扎克的本来面目。后来，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著作《人生的开始》。
许渊冲爱憎分明，对不喜欢、不服气的人直言不讳，却在日记中时常自省。比如有一次他写道：“我喜欢谈天，但不太会观察对方。如果谈得投机，那可以交流思想;如不投机，那不是争得脸红耳赤，就是浪费时间，所以谈天也要善于察言观色。”
2014年，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当天，许渊冲就为自己立下宏愿，他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以此鼓励更多的人投身翻译事业。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用了毕生心血才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在家书中他曾这样写道：“一星期校对十本莎士，可把我整惨了，几乎把我累死了，译书之苦，不下于生孩子。”莎翁作品采用英语韵诗的方式书写，翻译者必须深入了解英国历史、文学知识才能进行翻译，而四百年前的古英文，就连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都相当陌生，更别说中国人翻译的难度了。
当记者问，翻译莎翁作品，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时，许渊冲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碰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我就是要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困难。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汲取先生们身上的学养精髓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当年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诞生于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校舍虽破烂不堪，但校内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弦歌不辍，从这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上百位学者。
许渊冲在西南联大八年，回忆起来，冯友兰先生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位教授。八年来，冯先生一直是文学院院长，在联大做过多次演讲。其中一次是冯先生讲《中和之道》：
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实要吃三碗オ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多，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 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生理上吃饭、喝水、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全的人格。应用到社会方面，政治家、军人、教师等各种人要求权利不大过，要尽责任不大少，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最接近“中和”。
“中和原理”让许渊冲受益良深，他认为“中和”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他的人生观形成颇有影响。“我本来年少气盛，争强好胜，听了冯先生的演讲，我才明白中和之道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就以翻译文学作品而论，如果有一天能译一千字的文章，那译一千字就是得其‘中’。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这是量变，翻译到一千字成了文章，这是质变。所以从量变到质变是‘中’。但是翻译和吃饭睡觉可能有矛盾，翻译一千字，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够，翻译吃饭睡觉都得其‘中’，这就是‘和’，‘和’是从矛盾到统一。”
钱锺书先生是许渊冲第二学期的英文老师，当年才28岁。钱锺书给许渊冲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加勉后人。
许渊冲记得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时，钱先生穿一身浅咖啡色的西服，黑色皮鞋，戴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他快步走上讲台，两手放在讲台两侧，右腿直立，左腿略弯，足尖点地，一副独立不羁的英姿。钱先生讲的第一课是《一对啄木鸟》，原文是一篇比较枯燥的科学作品，钱先生却绘声绘色，讲成了一篇有趣的文学小品。钱先生分析文字精辟扼要，一语中的，以少胜多，如讲leaves（树叶）和foliage（枝叶）的分别，他说前者是指一片一片的树叶，后者是指整体。
钱锺书先生不但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时，也有很多精妙之处。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先生译到“吃一堑，长一智”时不知如何翻译，就来问。钱先生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译成：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有押韵，不但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了诗意。这一点对许渊冲影响深远，指引了他前进的道路。
谈起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许渊冲滔滔不绝，不胜枚举的大先生们的教诲为他的成长铺下了坚实的基石。数年来，他先后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许渊冲十分感激大学时代教《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等。甚至体育老师也是清华名人黄中孚，黄老师说“你不教育自己，我就无法教育你”，并要求学生每天做体操。黄老师的话，许渊冲践行了几十年，身体很好。
回溯逝水年华，许渊冲感慨：“不能不感谢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后为清华研究生院）给我们的教育。联大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
百年岁月，他在国难民危时投笔从戎，于艰难困苦中探寻新知，面对质疑不妥协，执着地开拓翻译新高地，架起一座中国文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把中国的美告诉世界，滋养后来者的心灵。
北京一个深冬的下午，大风吹得树枝呼呼作响。在北京大学畅春园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许渊冲靠在摇椅式皮沙发上打盹。听到有人进门的脚步声，他从小憩中醒来，忙不迭地拿起小桌上几本新近翻译的作品样书，如数家珍地向记者历数译著之趣。
“书销中外百余人，诗译英法唯一人”是许渊冲对自己百岁人生的小结。“人家说我狂、吹牛，我说这是事实，我的译书多得这里都摆不下。”他个性张扬性子冲，说起话来嗓门大，人送外号“许大炮”。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首届毕业生，透过他，或许能窥见一个时代先生们的风骨气韵。
在纯粹热爱中自得其乐
精力充沛时就工作，有时候从深夜12点翻译到早上7点累了才睡觉，许渊冲笑言自己是向夜晚“偷时间”，正如他留学时曾在日记中写道：“黑夜侵占了白天的时间。作为补偿，我只好用工作来收复白天失去的领地。”
2007年，许渊冲86岁，被医生诊断为结肠癌且只有7年的生命，他却不为时间所困，仍然痴迷于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2017年中秋节，许渊冲骑自行车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没看到路上的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腿部骨折。手术结束后，主治医生说，许渊冲这样的，他还真没见过，上了手术台滔滔不绝，要跟他讲自己翻译的诗。此前，许渊冲不时会做在西南联大时学过的广播体操锻炼身体，每天晚饭后还要一个人骑自行车遛弯半小时，再回家看看《新闻联播》。而今，他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外出要拄拐杖。天气好时，保姆会骑电动车载他去公园逛逛。
許渊冲对生活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有饭吃、有地儿住、有活儿干。他爱吃甜食，餐桌上摆着一些旺仔牛奶、椰汁、核桃露，一罐白糖，少许水果。卧室也是书房，若干年前从二手市场花15元淘来的铁书架，塞满了许渊冲翻译的160多部中英法文著作。
沉浸在翻译世界的许渊冲是充实快乐的，而他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里成了“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忠于原文，可许渊冲在翻译时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但这让他在翻译界一度饱受质疑。
许渊冲一提及翻译，立刻神采飞扬，怡然自得。他以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举例：“中国人看到天上又圆又明的月亮，会想到地上家人团圆。但是英美人只说团聚（get together），外国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怎么能明白呢？要是按字面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什么狗屁，这都能成诗？”因此，许渊冲在翻译时，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译成“月光明亮如水，溺住了那些相思的人”。有人认为许渊冲再创的翻译不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但是许渊冲认为原作者和原文都应该使读者知之（理解）、好之（喜欢）、乐之（愉快），不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的译文，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者的译文，他笃信贝多芬说的“为了更好，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1939年，许渊冲把林徽因的《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浪漫主义风格首次正式显露。
随着抗日战火的不断蔓延，很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一腔热血的许渊冲也不例外。全面抗战的第四年，应中国的邀请，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在与美国士兵交流中，由于中方翻译不知道如何翻译孙中山“三民主义”一词，现场一度陷入静寂，许渊冲站了出来，引用了美国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名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即民族、民权、民生）。由于表现出众，许渊冲被派去负责情报翻译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还获得了一枚银质飞虎勋章。战火的洗礼使他褪去了青涩与稚嫩，从此他的浪漫主义中多了一份厚重的爱国主义情怀。
抗战胜利三年后，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硕士，他以惊人的学习能力在短期内完成了法语学习，为之后的法语翻译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许渊冲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成为第一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留学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界直译派盛行，许渊冲一路迎着各种论战，屡遭坎坷，但他始终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全部精力躬耕于翻译事业，从不退缩，他把翻译过程视作“每天为世界创造美”的旅程。
许渊冲发表的一篇围绕《红与黑》翻译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学术论战，让他几乎成了众矢之的。他提出翻译最高原则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言论立即招来一片批评之声。针对他的理论，同学赵瑞蕻批评说“许渊冲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甚至还有人说许渊冲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面对种种质疑，许渊冲笔锋相对、寸步不让。为此，他几乎得罪了整个翻译界。他认为做学问就要坚持真理，不但继承前人还要敢于突破。恰如1939年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学的是物理，但是喜爱中国古诗，而且英语极佳，因此与许渊冲成为好友。杨振宁说：“一个人要用功读书，这是对的，可是除了用功之外，还要提倡能够想办法发展每个人的兴趣，有了兴趣，苦就不是苦了，而是乐。”许渊冲认为自己能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 从英语不得门径的少年到“译界狂人”
1921年，许渊冲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对历史故事、诗词歌赋显现出了极强的语言天赋，五岁时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但对英语，许渊冲却一直提不起兴趣，认为学习英语并没有太多的用处。
念小学四年级时，许渊冲初次接触到英文，学习方法简单粗暴，他把26个英文字母中的“WXYZ”编成了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后来学习生词，他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许渊冲回忆说：“当时就是用这种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许渊冲和几个同班同学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可以知道是哪国邮票，这才让他觉得英文有点乐趣。要说真正改变他英语学习态度的人，则是他的表叔熊士一——中国杰出的双语作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他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被搬上舞台，风靡一时，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获得了萧伯纳的赞赏，名利双收。这使许渊冲大受鼓舞，心生崇拜，从此一个远大的梦想在他的心里开始萌芽：“把一个国家的美，变成世界的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应该是全世界人的共同理想。”他在高二時发奋背熟了三十篇英文短文并且会模仿写作，成绩一下跃居班级前列。
青少年时期的许渊冲，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中外名著数不胜数，不少日记干脆就是读后感或书评、读书随笔。许渊冲在1938年11月1日读完鲁迅译的《死魂灵》后，于日记中写道：“还有什么比自由阅读更有兴味的呢？愿读就读，不愿读就玩，读既读了，玩也玩了，人也快乐了。”他在中学时代和大一时期已经读了一些世界名著的译本，大学阶段欧洲文学史课上讲的作品，不少是他读过或至少是知道的。提起这些，许渊冲有些许得意：“我知识面比较广，所以欧洲文学史课成绩比别人好。”
许渊冲曾说：“我观察力不强，想象力也不丰富，所以只好像大鹏背上的小鸟，等大鹏飞到九霄云外，再往上飞一尺就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古今中外的诗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鹏鸟，我把他们的诗文翻译出来，使他们的景语成为情语，就可以高飞远航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枪声彻底打乱了许渊冲平静的生活，16岁的他为躲避战火背井离乡来到了云南，第二年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在这里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政治学的张佛泉老师讲授哲学思想中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启发了许渊冲对翻译的理解，也让他意识到做学问可博采众长。张佛泉说，一元论看到的是整体，多元论看到的是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存在，部分和整体都是存在的，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正如人并不等于“头脑+身体+四肢”。
这对许渊冲影响很大。“我发现一个句子并不等于字的综合，所以翻译了一个句子的所有字，并不一定译出了整个句子的意思，因为还有言外之意。我最初翻译受鲁迅影响，用直译的方法，译得自己也不满意，甚至对翻译失去了兴趣。后来采用意译，不但要翻译部分，还要翻译整体，才能和原文作者心灵交流，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偶得妙义，乐不可言，这才尝到了翻译的甜头。”许渊冲回忆道。
张佛泉教授《政治学概论》时，他有时讲中文，有时讲英语。许渊冲记笔记全用英文，提高自己中译英的能力。
1939年秋天，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图书馆是主要建筑，是新校舍唯一的瓦顶房屋。学生宿舍全是草顶，下雨漏水，天晴漏光;教室是洋铁皮顶的，下起雨来叮咚叮咚，仿佛在配乐伴奏。在新校舍东北角外文系办公室里开辟了一个小书库，陈列着外文系的各种图书，许渊冲翻译第一本法国小说的动机正是在这里产生的。
许渊冲读《欧也妮·葛朗台》觉得描写生动，但是译文生硬，每句都有几十个字甚至一百多字，读起来很吃力，减少了看小说的乐趣。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恢复巴尔扎克的本来面目。后来，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著作《人生的开始》。
许渊冲爱憎分明，对不喜欢、不服气的人直言不讳，却在日记中时常自省。比如有一次他写道：“我喜欢谈天，但不太会观察对方。如果谈得投机，那可以交流思想;如不投机，那不是争得脸红耳赤，就是浪费时间，所以谈天也要善于察言观色。”
2014年，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当天，许渊冲就为自己立下宏愿，他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以此鼓励更多的人投身翻译事业。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用了毕生心血才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在家书中他曾这样写道：“一星期校对十本莎士，可把我整惨了，几乎把我累死了，译书之苦，不下于生孩子。”莎翁作品采用英语韵诗的方式书写，翻译者必须深入了解英国历史、文学知识才能进行翻译，而四百年前的古英文，就连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都相当陌生，更别说中国人翻译的难度了。
当记者问，翻译莎翁作品，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时，许渊冲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碰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我就是要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困难。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汲取先生们身上的学养精髓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当年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诞生于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校舍虽破烂不堪，但校内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弦歌不辍，从这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上百位学者。
许渊冲在西南联大八年，回忆起来，冯友兰先生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位教授。八年来，冯先生一直是文学院院长，在联大做过多次演讲。其中一次是冯先生讲《中和之道》：
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实要吃三碗オ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多，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 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生理上吃饭、喝水、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全的人格。应用到社会方面，政治家、军人、教师等各种人要求权利不大过，要尽责任不大少，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最接近“中和”。
“中和原理”让许渊冲受益良深，他认为“中和”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他的人生观形成颇有影响。“我本来年少气盛，争强好胜，听了冯先生的演讲，我才明白中和之道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就以翻译文学作品而论，如果有一天能译一千字的文章，那译一千字就是得其‘中’。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这是量变，翻译到一千字成了文章，这是质变。所以从量变到质变是‘中’。但是翻译和吃饭睡觉可能有矛盾，翻译一千字，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够，翻译吃饭睡觉都得其‘中’，这就是‘和’，‘和’是从矛盾到统一。”
钱锺书先生是许渊冲第二学期的英文老师，当年才28岁。钱锺书给许渊冲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加勉后人。
许渊冲记得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时，钱先生穿一身浅咖啡色的西服，黑色皮鞋，戴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他快步走上讲台，两手放在讲台两侧，右腿直立，左腿略弯，足尖点地，一副独立不羁的英姿。钱先生讲的第一课是《一对啄木鸟》，原文是一篇比较枯燥的科学作品，钱先生却绘声绘色，讲成了一篇有趣的文学小品。钱先生分析文字精辟扼要，一语中的，以少胜多，如讲leaves（树叶）和foliage（枝叶）的分别，他说前者是指一片一片的树叶，后者是指整体。
钱锺书先生不但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时，也有很多精妙之处。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先生译到“吃一堑，长一智”时不知如何翻译，就来问。钱先生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译成：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有押韵，不但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了诗意。这一点对许渊冲影响深远，指引了他前进的道路。
谈起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许渊冲滔滔不绝，不胜枚举的大先生们的教诲为他的成长铺下了坚实的基石。数年来，他先后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许渊冲十分感激大学时代教《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等。甚至体育老师也是清华名人黄中孚，黄老师说“你不教育自己，我就无法教育你”，并要求学生每天做体操。黄老师的话，许渊冲践行了几十年，身体很好。
回溯逝水年华，许渊冲感慨：“不能不感谢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后为清华研究生院）给我们的教育。联大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
百年岁月，他在国难民危时投笔从戎，于艰难困苦中探寻新知，面对质疑不妥协，执着地开拓翻译新高地，架起一座中国文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把中国的美告诉世界，滋养后来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