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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技术创新与反垄断之间表面上存在“悖论”，但可通过市场化监管取向迎刃而解。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效举措。参照近年来的国际通行做法，在辨析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几个认知误区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监管应坚持市场化原则，加强对互联网企业反竞争行为本身的认定，以行为为标准、以数据为抓手、以技术创新为导向、以市场公平为底线，重点围绕行业内反垄断、跨行业无序扩张、数据使用公开开放等方面，作出系统性、长效化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数字经济;市场化监管;公平竞争秩序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7-0044-10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021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近年来，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强和优化数字经济监管，从而构建监管长效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缘起：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对科学监管与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构建提出新要求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公共治理体系的革命。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依靠互联网、电脑软件、通信设备和服务衍生而来的经济形态的统称，被Posner等早期文献界定为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新经济[1]，后来因算法规则、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在其中扮演关键性作用，又被称为算法驱动型经济[2]和数据驱动型经济[3]。Bukht & Heeks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数字部门本身，它是用来生产和制造数字技术的，是整个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第二个层次包括由数字经济创造的原本没有的经济形態，如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第三个层次则包括被“数字化”的各种经济活动，这一层次的范围很广，电子业务、电子商务、工业4.0等概念都可以纳入其中[4]。
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8.6%。考虑到数字经济占比接近四成并逐年上升，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不好，全国营商环境必然大打折扣。数字经济的监管若不能规范有效，全国商事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的大局也将受到影响。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正在从传统经济领域延伸到数字经济领域。打破数字经济的垄断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然要求[5]。
数字经济领域亟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蔡朝林认为，数字经济监管存在较多空白和不足，企业不规范经营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应将数字技术嵌入监管实践，构建新型数字经济治理体系[6]。苏治等分析认为，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其主营业务领域已处于垄断地位[7]。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已呈现强化数字经济规范化监管的大趋势，其目的是应对数字经济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反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研究发现，数字垄断工具在运营上具有高效性，对监管部门与消费者存在隐蔽性，在策略应用上具有组合性[8]。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管。2021年4月14—1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连续三天分三批集中公布了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拼多多、美团、新浪微博、字节跳动、快手、滴滴、爱奇艺、携程等在内的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承诺》，内容主要包括：维护市场良好秩序，不实施“二选一”、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也有文献认为，数字技术具有网络经济[9]、规模经济[10]等很多特殊性，促进了经济增长，因而垄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充分承认数字经济对创新发展的贡献以及宽松监管的必要性，主张不能盲目加大监管的力度，而应注重监管的规范化制度设计。
二、数字技术创新与反垄断之间的两个“悖论”
数字技术的激进创新带来了通用技术、通用设施的更替和升级，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随着数字企业实力的增强及其对传统行业渗透的加深，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竞价排名、“杀手并购”（即通过并购来扼杀初创企业竞争对手）、“二选一”等反竞争行为。
关于数字技术创新与反垄断之间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悖论”展开：一是“监管松紧悖论”，即数字技术创新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而应对垄断等问题需要加强监管;二是“垄断必要性悖论”，即有人认为垄断是数字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企业垄断某些业务可以带来超额利润，这会激励潜在进入者和在位者竞相提供更新更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第一个“悖论”落脚于是否应该加强监管，第二个“悖论”则质疑是否应该采用反垄断方式进行监管。
两个“悖论”集中体现在商事制度改革取向上。商事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事前准入制度，这是以传统经济为研究背景的。因为传统经济面临的是行政审批较多、准入限制严苛等问题，改革方向自然是要减少管制。但数字经济面临的商事环境有所不同，出现的监管问题也不同。数字经济是新事物，其一出现就面临包容审慎的宽松监管环境，故而对降低市场准入的改革需求不强。相反，无序扩张、垄断等问题愈演愈烈，亟须规范事后监管。因此，商事制度改革应该在放松监管的前提下，拓展适用范围，从传统经济领域延伸到数字经济领域。
上述两个“悖论”实际上只是认知出发点差异造成的，并不是真正的悖论。有的学者强调创新，就倾向于宽松监管和垄断;有的学者强调监管，就更支持加强监管和反垄断。这两种立场和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合理有效地监管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三、市场化监管取向可打破“悖论”
同时做到宽松的创新环境和规范的反垄断监管并行其实不难，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市场化监管取向。顾名思义，市场化的监管，就是让技术创新和反垄断都在市场化原则下进行。
就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化监管就是让创新更加便利，让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更加自由，让技术创新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不论是大型互联网企业还是初创科技公司，都一视同仁，不允许大企业凭借垄断势力排挤小企业，不能进行“杀手并购”。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恰是技术创新最需要的制度保障。
就反垄断而言，市场化监管就是让企业的竞争行为更加规范，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用市场方式与上下游企业和平台入驻企业及用户打交道。不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在平台上公平议价、自由交易，任何一方不能凭借市场地位哄抬或压低价格，不能要求其他参与方“二选一”。这种公平竞争环境，是反垄断的初衷，也是根本目的所在。
市场化监管是打造一个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良性监管环境，是在当前“无序竞争”中设计一个长期规范的监管体系。市场化监管取向既不是放任企业，也不是加强对企业的管控，而是让所有企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依照市场原则行事。也就是说，监管环境依然是宽松的，加强的是监管规范性而非监管力度，且监管环境更加强调公平;市场集中依然是被允许的，打击的是垄断行为而非市场份额，且市场集中更加强调技术创新。如果企业利用自身规模实力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市场份额，那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不应被监管部门所干预。
四、欧美数字经济的市场化监管实践
坚持市场化原则、加强反垄断监管是国际惯例。尽管电商在欧美不如中国发展迅猛，但欧美数字经济起步早、覆盖面广、成熟度高，包括工业互联网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业和农业的数字化程度较高，例如，有研究发现，法国98%的制造业企业接触和使用互联网，96%的企业使用互联网已经超过6年[11]。从监管来看，欧美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历史较为悠久，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IBM进行反垄断调查。目前，欧美国家已进入对互联网企业的强监管时期，监管方式更加多样、监管范围更加广泛、监管程度更为严格，主要呈现五大特征。
（一）反垄断重心从市场结构转向反竞争行为
历史上，欧美的反垄断法规主要指向市场集中度、价格歧视等结构性指标，主要监管方式为拆分大企业。但互联网企业往往具有规模经济、网络效应等特殊性，“规模大”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成为反垄断的充分条件。近年来，欧美的反垄断监管主要指向互联网企业的竞价排名、“杀手并购”、“二选一”等具体的反竞争行为（见表1）。2021年1月，因涉嫌“杀手并购”行为，欧盟和英国宣布将对英伟达（Nvidia）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Arm）的交易展开反垄断调查。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指控苹果公司在音乐服务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苹果或将面临千亿元罚单。欧盟认为，通过App Store，苹果成为iPhone和iPad用户的看门人，用户购买产品和服务均受到APP Store的规则指引，其中在音乐服务方面，强迫应用开发商使用苹果的应用内支付系统，并阻止开发者告知用户有其他购买选项，扭曲了竞争。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下属的司法委员会发布《数字市场调查报告》，该报告确认脸书、亚马逊、苹果和谷歌四家互联网巨头存在借助市场势力打压竞争者、压制行业创新的行为。2021年1月以来，美国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引入多个版本的反垄断立法提案，对反竞争行为进行了详细认定并列出相关清单，引发美国各界的广泛讨论。欧美政府采取的惩治措施也不再仅是拆分，而更多使用强制履行新规（如数据保护、平台中性等）、诉讼、罚款等多种形式。
（二）特别关注数据垄断
现阶段，互联网企业通常拥有大量的个人及企业数据，形成了新的垄断形式——数据垄断。因此，合理规范数据使用权，是实现数字市场公平竞争的核心内容。欧盟于2020年12月出台《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旨在迫使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等互联网巨头向其竞争对手提供访问权限和共享数据。同时，欧美格外关注互联网企业基于数据优势的反竞争行为。例如，脸书（Facebook）并购WhatsApp时曾向欧盟表示，由于双方数据无法实现匹配，并购行为将很难影响到双方所在市场的竞争格局，但并购后脸书擅自将双方数据进行合并，对此欧盟以在并购调查中提供误导性信息为由，对脸书处以1.1亿欧元的罚款。目前，脸书仍面临欧盟委员会以及德国市场监管机构的审查，这些部门试图作出更多罚款甚至撤销该并购。此外，欧盟2018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明文规定，基于用户信息的数据应当能够迁移。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多个互联网企业之间灵活切换服务商，以削弱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数据的掌控能力，降低用户的产品转换成本，维护数字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三）强调互联网企业的合规性
近年来，欧美极力推动互联网企业在对服务内容承担责任、尊重版权、获取牌照等方面的合规性。长期以来，受益于1996年美国《通信规范法》的保护，互联网企业一般情况下无需对平台上的第三方提供的内容负责，并具有删改网上内容的权利。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废除该条款，主张互联网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对平台内容应承担责任。欧洲议会则通过《版权指令》要求谷歌（Google）、优兔（YouTube）、微软（Microsoft）等数字平台在向用户提供服务内容时，必须事先征得新闻媒体、出版商、音乐家、视频制作人等内容原创者的版权同意并支付相应报酬，不得肆意传播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必要时还将迫使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向新闻机构申请牌照。2021年2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优步（Uber）公司应该将其平台的司机视为雇员（worker），而非自雇者（self-employed）。这意味着，数千名优步司机将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带薪休假和休息时间。同月，意大利一项判决指出，优食（Uber Eats）等餐点外送平台必须为外送员提供固定的劳动合同，并需为之前的兼职合同行为罚款7.33亿欧元。此外，欧美以外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提高了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合规性要求。2020年，澳大利亚推动《新聞媒体谈判法规》立法，要求谷歌和脸书使用新闻内容前需与原创媒体机构进行费用协商。2021年2月，加拿大也宣布将采取类似措施。 [4]BUKHT R， HEEKS R. Defin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earch Journal， 2018， 13（2）： 143-172.
[5]魏际刚.准确把握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涵[N].经济日报，2021-04-14.
[6]蔡朝林.共享经济的兴起与政府监管创新[J].南方经济，2017（3）：99-105.
[7]苏治，荆文君，孙宝文.分层式垄断竞争：互联网行业市场结构特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8（4）：80-100.
[8]王世强.数字经济中的反垄断：企业行为与政府监管[J].经济学家，2021（4）：91-101.
[9]方燕.互联网竞争逻辑与反垄断政策：纷争与出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9-105.
[10]HYLTON K. Digital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law[Z].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19-8， 2019.
[11]CETTE G， NEVOUX S， PY L. The impact of ICTs and digit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and labor shar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Z]. Working Paper， 2021.
[12]刘诚.数字经济监管的市场化取向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Z1）：35-42.
[13]王世强，陈逸豪，叶光亮.数字经济中企业歧视性定价与质量竞争[J].经济研究，2020（12）：115-131.
[14]EZRACHI A， STUCKE M 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5）.
[15]ARGENTESI E， et al. Merger policy in digital markets： An ex-post assessment[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021， 17（1）： 95-140.
[16]WATZINGER M， FACKLER T A， NAGLER M. How antitrust enforcement can spur innovation： Bell labs and the 1956 consent decre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0， 12（4）： 328-359.
[17]CABRAL L. Dynamic price competition with network effect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1， 78（1）： 83-111.
[18]李勇堅，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J].改革，2020（8）：58-67.
[19]GRAEF I， WAHYUNINGTYAS S， VALCKE P. Assessing data access issues in online platform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 39（5）： 375-387.
[20]PEDRO A D. A new opportunity for digital competition： Facebook， Libra， and antitrust[J]. Stetson Law Review， 2020， 50（1）： 199-232.
关键词：数字经济;市场化监管;公平竞争秩序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7-0044-10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021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近年来，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强和优化数字经济监管，从而构建监管长效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缘起：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对科学监管与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构建提出新要求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公共治理体系的革命。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依靠互联网、电脑软件、通信设备和服务衍生而来的经济形态的统称，被Posner等早期文献界定为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新经济[1]，后来因算法规则、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在其中扮演关键性作用，又被称为算法驱动型经济[2]和数据驱动型经济[3]。Bukht & Heeks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数字部门本身，它是用来生产和制造数字技术的，是整个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第二个层次包括由数字经济创造的原本没有的经济形態，如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第三个层次则包括被“数字化”的各种经济活动，这一层次的范围很广，电子业务、电子商务、工业4.0等概念都可以纳入其中[4]。
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8.6%。考虑到数字经济占比接近四成并逐年上升，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不好，全国营商环境必然大打折扣。数字经济的监管若不能规范有效，全国商事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的大局也将受到影响。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正在从传统经济领域延伸到数字经济领域。打破数字经济的垄断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然要求[5]。
数字经济领域亟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蔡朝林认为，数字经济监管存在较多空白和不足，企业不规范经营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应将数字技术嵌入监管实践，构建新型数字经济治理体系[6]。苏治等分析认为，互联网大平台企业在其主营业务领域已处于垄断地位[7]。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已呈现强化数字经济规范化监管的大趋势，其目的是应对数字经济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反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研究发现，数字垄断工具在运营上具有高效性，对监管部门与消费者存在隐蔽性，在策略应用上具有组合性[8]。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管。2021年4月14—1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连续三天分三批集中公布了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拼多多、美团、新浪微博、字节跳动、快手、滴滴、爱奇艺、携程等在内的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承诺》，内容主要包括：维护市场良好秩序，不实施“二选一”、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也有文献认为，数字技术具有网络经济[9]、规模经济[10]等很多特殊性，促进了经济增长，因而垄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充分承认数字经济对创新发展的贡献以及宽松监管的必要性，主张不能盲目加大监管的力度，而应注重监管的规范化制度设计。
二、数字技术创新与反垄断之间的两个“悖论”
数字技术的激进创新带来了通用技术、通用设施的更替和升级，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随着数字企业实力的增强及其对传统行业渗透的加深，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竞价排名、“杀手并购”（即通过并购来扼杀初创企业竞争对手）、“二选一”等反竞争行为。
关于数字技术创新与反垄断之间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悖论”展开：一是“监管松紧悖论”，即数字技术创新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而应对垄断等问题需要加强监管;二是“垄断必要性悖论”，即有人认为垄断是数字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企业垄断某些业务可以带来超额利润，这会激励潜在进入者和在位者竞相提供更新更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第一个“悖论”落脚于是否应该加强监管，第二个“悖论”则质疑是否应该采用反垄断方式进行监管。
两个“悖论”集中体现在商事制度改革取向上。商事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事前准入制度，这是以传统经济为研究背景的。因为传统经济面临的是行政审批较多、准入限制严苛等问题，改革方向自然是要减少管制。但数字经济面临的商事环境有所不同，出现的监管问题也不同。数字经济是新事物，其一出现就面临包容审慎的宽松监管环境，故而对降低市场准入的改革需求不强。相反，无序扩张、垄断等问题愈演愈烈，亟须规范事后监管。因此，商事制度改革应该在放松监管的前提下，拓展适用范围，从传统经济领域延伸到数字经济领域。
上述两个“悖论”实际上只是认知出发点差异造成的，并不是真正的悖论。有的学者强调创新，就倾向于宽松监管和垄断;有的学者强调监管，就更支持加强监管和反垄断。这两种立场和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合理有效地监管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三、市场化监管取向可打破“悖论”
同时做到宽松的创新环境和规范的反垄断监管并行其实不难，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市场化监管取向。顾名思义，市场化的监管，就是让技术创新和反垄断都在市场化原则下进行。
就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化监管就是让创新更加便利，让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更加自由，让技术创新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不论是大型互联网企业还是初创科技公司，都一视同仁，不允许大企业凭借垄断势力排挤小企业，不能进行“杀手并购”。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恰是技术创新最需要的制度保障。
就反垄断而言，市场化监管就是让企业的竞争行为更加规范，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用市场方式与上下游企业和平台入驻企业及用户打交道。不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在平台上公平议价、自由交易，任何一方不能凭借市场地位哄抬或压低价格，不能要求其他参与方“二选一”。这种公平竞争环境，是反垄断的初衷，也是根本目的所在。
市场化监管是打造一个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良性监管环境，是在当前“无序竞争”中设计一个长期规范的监管体系。市场化监管取向既不是放任企业，也不是加强对企业的管控，而是让所有企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依照市场原则行事。也就是说，监管环境依然是宽松的，加强的是监管规范性而非监管力度，且监管环境更加强调公平;市场集中依然是被允许的，打击的是垄断行为而非市场份额，且市场集中更加强调技术创新。如果企业利用自身规模实力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市场份额，那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不应被监管部门所干预。
四、欧美数字经济的市场化监管实践
坚持市场化原则、加强反垄断监管是国际惯例。尽管电商在欧美不如中国发展迅猛，但欧美数字经济起步早、覆盖面广、成熟度高，包括工业互联网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业和农业的数字化程度较高，例如，有研究发现，法国98%的制造业企业接触和使用互联网，96%的企业使用互联网已经超过6年[11]。从监管来看，欧美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历史较为悠久，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IBM进行反垄断调查。目前，欧美国家已进入对互联网企业的强监管时期，监管方式更加多样、监管范围更加广泛、监管程度更为严格，主要呈现五大特征。
（一）反垄断重心从市场结构转向反竞争行为
历史上，欧美的反垄断法规主要指向市场集中度、价格歧视等结构性指标，主要监管方式为拆分大企业。但互联网企业往往具有规模经济、网络效应等特殊性，“规模大”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成为反垄断的充分条件。近年来，欧美的反垄断监管主要指向互联网企业的竞价排名、“杀手并购”、“二选一”等具体的反竞争行为（见表1）。2021年1月，因涉嫌“杀手并购”行为，欧盟和英国宣布将对英伟达（Nvidia）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Arm）的交易展开反垄断调查。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指控苹果公司在音乐服务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苹果或将面临千亿元罚单。欧盟认为，通过App Store，苹果成为iPhone和iPad用户的看门人，用户购买产品和服务均受到APP Store的规则指引，其中在音乐服务方面，强迫应用开发商使用苹果的应用内支付系统，并阻止开发者告知用户有其他购买选项，扭曲了竞争。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下属的司法委员会发布《数字市场调查报告》，该报告确认脸书、亚马逊、苹果和谷歌四家互联网巨头存在借助市场势力打压竞争者、压制行业创新的行为。2021年1月以来，美国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引入多个版本的反垄断立法提案，对反竞争行为进行了详细认定并列出相关清单，引发美国各界的广泛讨论。欧美政府采取的惩治措施也不再仅是拆分，而更多使用强制履行新规（如数据保护、平台中性等）、诉讼、罚款等多种形式。
（二）特别关注数据垄断
现阶段，互联网企业通常拥有大量的个人及企业数据，形成了新的垄断形式——数据垄断。因此，合理规范数据使用权，是实现数字市场公平竞争的核心内容。欧盟于2020年12月出台《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旨在迫使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等互联网巨头向其竞争对手提供访问权限和共享数据。同时，欧美格外关注互联网企业基于数据优势的反竞争行为。例如，脸书（Facebook）并购WhatsApp时曾向欧盟表示，由于双方数据无法实现匹配，并购行为将很难影响到双方所在市场的竞争格局，但并购后脸书擅自将双方数据进行合并，对此欧盟以在并购调查中提供误导性信息为由，对脸书处以1.1亿欧元的罚款。目前，脸书仍面临欧盟委员会以及德国市场监管机构的审查，这些部门试图作出更多罚款甚至撤销该并购。此外，欧盟2018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明文规定，基于用户信息的数据应当能够迁移。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多个互联网企业之间灵活切换服务商，以削弱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数据的掌控能力，降低用户的产品转换成本，维护数字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三）强调互联网企业的合规性
近年来，欧美极力推动互联网企业在对服务内容承担责任、尊重版权、获取牌照等方面的合规性。长期以来，受益于1996年美国《通信规范法》的保护，互联网企业一般情况下无需对平台上的第三方提供的内容负责，并具有删改网上内容的权利。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废除该条款，主张互联网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对平台内容应承担责任。欧洲议会则通过《版权指令》要求谷歌（Google）、优兔（YouTube）、微软（Microsoft）等数字平台在向用户提供服务内容时，必须事先征得新闻媒体、出版商、音乐家、视频制作人等内容原创者的版权同意并支付相应报酬，不得肆意传播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必要时还将迫使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向新闻机构申请牌照。2021年2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优步（Uber）公司应该将其平台的司机视为雇员（worker），而非自雇者（self-employed）。这意味着，数千名优步司机将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带薪休假和休息时间。同月，意大利一项判决指出，优食（Uber Eats）等餐点外送平台必须为外送员提供固定的劳动合同，并需为之前的兼职合同行为罚款7.33亿欧元。此外，欧美以外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提高了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合规性要求。2020年，澳大利亚推动《新聞媒体谈判法规》立法，要求谷歌和脸书使用新闻内容前需与原创媒体机构进行费用协商。2021年2月，加拿大也宣布将采取类似措施。 [4]BUKHT R， HEEKS R. Defin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earch Journal， 2018， 13（2）： 143-172.
[5]魏际刚.准确把握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涵[N].经济日报，2021-04-14.
[6]蔡朝林.共享经济的兴起与政府监管创新[J].南方经济，2017（3）：99-105.
[7]苏治，荆文君，孙宝文.分层式垄断竞争：互联网行业市场结构特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8（4）：80-100.
[8]王世强.数字经济中的反垄断：企业行为与政府监管[J].经济学家，2021（4）：91-101.
[9]方燕.互联网竞争逻辑与反垄断政策：纷争与出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9-105.
[10]HYLTON K. Digital platforms and antitrust law[Z].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19-8， 2019.
[11]CETTE G， NEVOUX S， PY L. The impact of ICTs and digitalization on productivity and labor shar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Z]. Working Paper， 2021.
[12]刘诚.数字经济监管的市场化取向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Z1）：35-42.
[13]王世强，陈逸豪，叶光亮.数字经济中企业歧视性定价与质量竞争[J].经济研究，2020（12）：115-131.
[14]EZRACHI A， STUCKE M 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5）.
[15]ARGENTESI E， et al. Merger policy in digital markets： An ex-post assessment[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2021， 17（1）： 95-140.
[16]WATZINGER M， FACKLER T A， NAGLER M. How antitrust enforcement can spur innovation： Bell labs and the 1956 consent decre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0， 12（4）： 328-359.
[17]CABRAL L. Dynamic price competition with network effect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1， 78（1）： 83-111.
[18]李勇堅，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J].改革，2020（8）：58-67.
[19]GRAEF I， WAHYUNINGTYAS S， VALCKE P. Assessing data access issues in online platform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 39（5）： 375-387.
[20]PEDRO A D. A new opportunity for digital competition： Facebook， Libra， and antitrust[J]. Stetson Law Review， 2020， 50（1）： 19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