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成都武侯祠由惠陵、刘备殿、诸葛亮殿和三义庙等部分组成，景区内花草树木繁多，园林景观也贯穿、融合在祠庙之中，与主体建筑共同构筑出武侯祠的整体风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其中花木种类的选择、空间的布局与色彩的呈现都极其讲究，与祠庙整体的文化意蕴相合相契、相辅相成，熔铸出了成都武侯祠的精神气韵之美。文章即从种类、布局与色彩三个方面入手，探讨成都武侯祠的花木之美。
中图分类号：TU986.1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12-20
一、前言
成都武侯祠拥有将近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223年，即刘备惠陵建造之时。它原本只是刘备的“汉昭烈庙”，约在南北朝时，武侯祠迁到惠陵与汉昭烈庙旁边；明代蜀王朱椿又将惠陵、汉昭烈庙与武侯祠合并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经过历代的破坏与修整，现今成都武侯祠的建筑主体为清代重建，大多花木也都栽种于清代及现当代。祠庙内的花木与建筑、文化精神意蕴有机融合，体现了独特的美。
二、花木种类之美
成都武侯祠中花木的种类丰富多样，种植数量也各不相同，有柏树、桂树、桃树、黄葛树、柳树、榕树、枫树、槐树、竹子、香樟、银杏、荷花、玉兰、海棠、杜鹃、芙蓉、山茶、腊梅等种类，许多花木都包含着它们独特的意蕴，体现出儒家思想中君子比德的观念。
武侯祠内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柏树。《儒林公议》中记载“成都先主庙侧有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系孔明手植，围数丈”，可见柏树最初是在修建刘备惠陵时栽种；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也可以看出唐代武侯祠内古柏依旧繁盛；后经战乱砍伐，武侯祠中古柏已所剩无几，但在祠内栽植柏树的传统却一直保留，清代，武侯祠中的柏树也有许多增补，“大规模植柏五次”。
柏树在成都武侯祠中长久地栽种、增补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武侯祠中有惠陵，在陵墓周围栽种柏树表达了对逝者的尊敬与怀念。陵墓祠堂被森森古柏所笼罩，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和崇高之感；古柏长青，就如逝者的品德与后世的怀念长存。刘备仁德爱民，以仁立足，尊崇“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欲信大义于天下”是他奋斗的目标与动力，曹操南下荆州，刘备在撤离襄阳时，有十万百姓相随，使行军速度减慢，刘备不忍弃之：“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当时屠城杀降的历史背景下，对比于曹操屠戮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馀，泗水为之不流”、屠柳城“死者被野”；对比于孙权屠皖城“屠其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刘备的爱民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才会被如此铭记。以柏树之长青比于刘备仁德之长存，是以植物来象征精神，柏树的选择也体现了民间百姓最淳朴的希望；种植柏树，更烘托出了惠陵与祠堂仁厚庄重的精神气韵。
除了柏树，桂树与荷花这两种花木的选择也别有深意。诸葛亮殿的周围种植了大量的桂花树，每到金秋时分，桂花开放，丹桂飘香——寓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丹桂沁人肺腑的香气也蕴含着蜀地百姓对诸葛亮绵延千年的追思。诸葛亮去世于农历八月廿八，正是桂花开放的时节；他遗命葬于定军山，其坟前便栽有两棵桂花树，至今犹存，勉县武侯墓也有“双桂流芬”“十里定军草木香”的匾联。丹桂之香气已成为诸葛亮声名远播、遗爱永存的象征。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诸葛）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爱戴他的民众不仅包括普通百姓，还有少数民族；不光包括他治理下的益州百姓，还有他屡次征伐地区（今陕西南部）的百姓。对于这样长久不衰的怀念，唐代孙樵曾说：“其（诸葛亮）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千百年来，底层百姓最在意的是自己的生存状况如何，尤其是在乱世之中，若统治者能福泽当世，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好的生活，那百姓绝不会轻易淡忘。诸葛亮做到了，他爱惜民力，“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他治理下的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调赋而国不知赋，军农并兴，若行无事”，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然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确是最有条理的一国。”以桂花香甜清新、舒人肺腑的气息来象征丞相诸葛亮治蜀的贡献、寄托大家对于他长久不绝的怀念，再合适不过了。“高风亮节与天齐，蜀相遗骨万年香”，武侯祠内种植十里飘香的丹桂让人想起诸葛亮的美德，调动起欣赏者的嗅觉感官与思维联想，置身其中，更能体验到多种层面的美。
武侯祠内的荷花则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寓意，象征着诸葛亮高洁的品德。身处三国乱世，在夺权篡位等恶行频繁发生的时代，诸葛亮的作为可以说是一股清流，辅幼主而固疆土，“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莲花也象征着清廉的品行，诸葛亮虽身居高位却依旧廉俭奉公，不治家产，身死之日“内无馀帛，外无盈财”（《三國志·蜀书·诸葛亮传》），令人敬佩。莲花品性高洁，遗世独立，乃花中君子；武侯祠中植莲以喻人，可睹物思人；移情于物，意象优美，蕴意贴切。
成都武侯祠内花木种类的选择与祠堂所纪念人物的精神气韵极其契合，相互衬托，赋予花木以历史文化意蕴及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赏者的审美情趣，使得花木之美不再停留于表象，更有深层韵味。
三、花木布局之美
成都武侯祠由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孔明殿和三义庙贯穿，形成祠庙的主轴；惠陵、三国文化陈列室等建筑在主轴的西侧。武侯祠中的花木布局与建筑布局相配合，不同的建筑周围种植了不同的花木，彼此搭配和谐，相得益彰，有一种浑然天成之美。
进入大门，首先就能看到两侧栽植的柏树。柏树贯穿整个主轴线，置身其中，肃穆幽静，让人很快忘却祠庙外喧闹的街道，感受到历史厚重之美。
走出刘备殿，进入过厅，诸葛亮殿的静远堂就在正前方。这一段空间中种植了许多竹子，过厅两侧的竹子与其后的白墙相掩映，别有一番悠然雅致之美。竹向来是文人墨客之所爱，此竹种在孔明殿周围，与静远堂相辉映，则更有一番韵味。白居易在《养竹记》中以“竹本固”“竹性直”“竹心空”和“竹节贞”来概括竹子的品性风骨，种在静远堂前的竹子则暗喻诸葛亮的品行坚毅、公正、谦和、忠贞；静远堂前种竹，也与诸葛亮“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品质相契合呼应。除了竹子，静远堂前还种植了玉兰树，初春玉兰盛开，则前有诸葛亮像端坐殿中，后有“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匾额与之呼应，参差错落之间为祠堂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增添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三义庙前有“桃园”一景，桃园中有刘关张三人的石像，其旁遍植桃树，取《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情节，象征刘关张三人深厚的情谊，也与其后的三义庙建筑衔接更加自然。
武侯祠主轴西侧惠陵的外围有著名的“红墙夹道”景观，红墙后的竹子高大碧绿，与红墙相融为一体。红墙曲折绵延，给人以厚重之感；绿竹摇曳掩映，增添灵韵。阳光从竹叶的缝隙中穿过，投射在红墙上，叶影婆娑，虚实相生，给人更加开阔的审美想象空间。
惠陵南侧的三国文化陈列室门口则有两株参天银杏，枝繁叶茂，枝叶垂下，极有历史厚重之感；待到秋天，落叶铺地，则更显世事变迁、历史沧桑。银杏树后的陈列室里展出着出土的三国文物，诉说着历史兴衰；陈列室旁边还有刻着杨慎《临江仙》的石墙，二者都在壮美银杏的映衬下展示着那段“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壮阔历史画卷。
四、花木色彩之美
成都武侯祠以红、绿为主色调，经过各种花木的点缀，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季节里又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整体色调古朴典雅，又不失清新活泼之感。
春季的武侯祠万物复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色。祠中的柏树一片青翠，中间有新芽发出，生气勃勃；柳树刚抽出新条，朦朦胧胧，嫩绿可人，祠堂中的“绿”相比于另外三个季节更加耀眼，充满生命的律动。静远堂前的白玉兰绽放，白色点缀在朱红与赭色的门殿前，清新雅致，与“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牌匾相映成趣，让人联想到诸葛亮手中所握的白羽扇。粉色的桃花盛开在桃园中，活泼亮丽，充满生机；红色的杜鹃开放，装点在一片嫩绿当中，鲜艳如火。
夏季的武侯祠则更是一片苍翠，生机正旺；不似春日万物初萌的多彩，却比春的青翠更成熟。在静远堂西侧“桂荷楼”下的莲池中，花开正盛，粉红的荷花吐着黄色的蕊，在碧绿的荷叶中亭亭玉立，给庄严肃穆的武侯祠更添几分柔美。
秋冬的武侯祠也并没有因为天气严寒而呈现出萧索之景，反而因不同花木的点缀显得更加厚重。秋季银杏变黄，丹桂飘香，鲜黄的银杏与苍绿的柏树、黄葛树交错，黄绿相杂，使武侯祠的景色更富有层次感；橘色、黄色的桂花在桂树的绿叶中绽放，细细密密、层层点染，有些则落在青苔上，墨绿与橘红相间，营造出静谧而安详的景致。四季常青的竹林依然与红墙黛瓦相互映衬，对比鲜明，古朴雅致；秋季又多了金黄的银杏与红墙绿叶相衬，远望层林尽染，更有厚重之美。刘备惠陵的神道在秋季多重花木色彩的映染下也更加庄严肃穆，神道两侧古柏苍翠，又有金黄银杏陪衬，绿色与黄色相叠构建出一种层次感，拉长了视觉效果，使原本短小的神道显得深远起来；当金黄的银杏叶落下、铺满神道之时，则更显出惠陵作为帝王陵墓的尊贵、崇高之感。
五、总结
成都武侯祠中的花木在品种选择、布局与色彩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内涵意蕴，与祠庙本身的文化有机融合，展现了和谐的美。尽管花草树木只是园林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若运用得当，就能为建筑整体添注更多美的特质。成都武侯祠中花木的运用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与武侯祠的建筑搭配和谐，与祠庙的历史底蕴相契合统一；将和谐之美升华，既为武侯祠增添了自然的灵气，又深化了其内在的精神气韵。
参考文献：
[1]谢 辉，罗开玉，李兆成，等.三国圣地武侯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2]陈 寿.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计 成.园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李非非，陈其兵.成都武侯祠园林布局及造景特色探討[J].林业科技开发，2008（2）.
[5]张俊峰.儒家思想对四川名人纪念园林植物选择的影响——以成都武侯祠为例[J].四川建筑，2011（4）.
[6]张丽君.成都武侯祠园林特色赏析[J].四川文物，2003（4）.
中图分类号：TU986.1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12-20
一、前言
成都武侯祠拥有将近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223年，即刘备惠陵建造之时。它原本只是刘备的“汉昭烈庙”，约在南北朝时，武侯祠迁到惠陵与汉昭烈庙旁边；明代蜀王朱椿又将惠陵、汉昭烈庙与武侯祠合并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经过历代的破坏与修整，现今成都武侯祠的建筑主体为清代重建，大多花木也都栽种于清代及现当代。祠庙内的花木与建筑、文化精神意蕴有机融合，体现了独特的美。
二、花木种类之美
成都武侯祠中花木的种类丰富多样，种植数量也各不相同，有柏树、桂树、桃树、黄葛树、柳树、榕树、枫树、槐树、竹子、香樟、银杏、荷花、玉兰、海棠、杜鹃、芙蓉、山茶、腊梅等种类，许多花木都包含着它们独特的意蕴，体现出儒家思想中君子比德的观念。
武侯祠内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柏树。《儒林公议》中记载“成都先主庙侧有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系孔明手植，围数丈”，可见柏树最初是在修建刘备惠陵时栽种；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也可以看出唐代武侯祠内古柏依旧繁盛；后经战乱砍伐，武侯祠中古柏已所剩无几，但在祠内栽植柏树的传统却一直保留，清代，武侯祠中的柏树也有许多增补，“大规模植柏五次”。
柏树在成都武侯祠中长久地栽种、增补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武侯祠中有惠陵，在陵墓周围栽种柏树表达了对逝者的尊敬与怀念。陵墓祠堂被森森古柏所笼罩，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和崇高之感；古柏长青，就如逝者的品德与后世的怀念长存。刘备仁德爱民，以仁立足，尊崇“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欲信大义于天下”是他奋斗的目标与动力，曹操南下荆州，刘备在撤离襄阳时，有十万百姓相随，使行军速度减慢，刘备不忍弃之：“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当时屠城杀降的历史背景下，对比于曹操屠戮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馀，泗水为之不流”、屠柳城“死者被野”；对比于孙权屠皖城“屠其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刘备的爱民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才会被如此铭记。以柏树之长青比于刘备仁德之长存，是以植物来象征精神，柏树的选择也体现了民间百姓最淳朴的希望；种植柏树，更烘托出了惠陵与祠堂仁厚庄重的精神气韵。
除了柏树，桂树与荷花这两种花木的选择也别有深意。诸葛亮殿的周围种植了大量的桂花树，每到金秋时分，桂花开放，丹桂飘香——寓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丹桂沁人肺腑的香气也蕴含着蜀地百姓对诸葛亮绵延千年的追思。诸葛亮去世于农历八月廿八，正是桂花开放的时节；他遗命葬于定军山，其坟前便栽有两棵桂花树，至今犹存，勉县武侯墓也有“双桂流芬”“十里定军草木香”的匾联。丹桂之香气已成为诸葛亮声名远播、遗爱永存的象征。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诸葛）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爱戴他的民众不仅包括普通百姓，还有少数民族；不光包括他治理下的益州百姓，还有他屡次征伐地区（今陕西南部）的百姓。对于这样长久不衰的怀念，唐代孙樵曾说：“其（诸葛亮）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千百年来，底层百姓最在意的是自己的生存状况如何，尤其是在乱世之中，若统治者能福泽当世，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好的生活，那百姓绝不会轻易淡忘。诸葛亮做到了，他爱惜民力，“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他治理下的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调赋而国不知赋，军农并兴，若行无事”，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然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确是最有条理的一国。”以桂花香甜清新、舒人肺腑的气息来象征丞相诸葛亮治蜀的贡献、寄托大家对于他长久不绝的怀念，再合适不过了。“高风亮节与天齐，蜀相遗骨万年香”，武侯祠内种植十里飘香的丹桂让人想起诸葛亮的美德，调动起欣赏者的嗅觉感官与思维联想，置身其中，更能体验到多种层面的美。
武侯祠内的荷花则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寓意，象征着诸葛亮高洁的品德。身处三国乱世，在夺权篡位等恶行频繁发生的时代，诸葛亮的作为可以说是一股清流，辅幼主而固疆土，“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莲花也象征着清廉的品行，诸葛亮虽身居高位却依旧廉俭奉公，不治家产，身死之日“内无馀帛，外无盈财”（《三國志·蜀书·诸葛亮传》），令人敬佩。莲花品性高洁，遗世独立，乃花中君子；武侯祠中植莲以喻人，可睹物思人；移情于物，意象优美，蕴意贴切。
成都武侯祠内花木种类的选择与祠堂所纪念人物的精神气韵极其契合，相互衬托，赋予花木以历史文化意蕴及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赏者的审美情趣，使得花木之美不再停留于表象，更有深层韵味。
三、花木布局之美
成都武侯祠由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孔明殿和三义庙贯穿，形成祠庙的主轴；惠陵、三国文化陈列室等建筑在主轴的西侧。武侯祠中的花木布局与建筑布局相配合，不同的建筑周围种植了不同的花木，彼此搭配和谐，相得益彰，有一种浑然天成之美。
进入大门，首先就能看到两侧栽植的柏树。柏树贯穿整个主轴线，置身其中，肃穆幽静，让人很快忘却祠庙外喧闹的街道，感受到历史厚重之美。
走出刘备殿，进入过厅，诸葛亮殿的静远堂就在正前方。这一段空间中种植了许多竹子，过厅两侧的竹子与其后的白墙相掩映，别有一番悠然雅致之美。竹向来是文人墨客之所爱，此竹种在孔明殿周围，与静远堂相辉映，则更有一番韵味。白居易在《养竹记》中以“竹本固”“竹性直”“竹心空”和“竹节贞”来概括竹子的品性风骨，种在静远堂前的竹子则暗喻诸葛亮的品行坚毅、公正、谦和、忠贞；静远堂前种竹，也与诸葛亮“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品质相契合呼应。除了竹子，静远堂前还种植了玉兰树，初春玉兰盛开，则前有诸葛亮像端坐殿中，后有“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匾额与之呼应，参差错落之间为祠堂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增添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三义庙前有“桃园”一景，桃园中有刘关张三人的石像，其旁遍植桃树，取《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情节，象征刘关张三人深厚的情谊，也与其后的三义庙建筑衔接更加自然。
武侯祠主轴西侧惠陵的外围有著名的“红墙夹道”景观，红墙后的竹子高大碧绿，与红墙相融为一体。红墙曲折绵延，给人以厚重之感；绿竹摇曳掩映，增添灵韵。阳光从竹叶的缝隙中穿过，投射在红墙上，叶影婆娑，虚实相生，给人更加开阔的审美想象空间。
惠陵南侧的三国文化陈列室门口则有两株参天银杏，枝繁叶茂，枝叶垂下，极有历史厚重之感；待到秋天，落叶铺地，则更显世事变迁、历史沧桑。银杏树后的陈列室里展出着出土的三国文物，诉说着历史兴衰；陈列室旁边还有刻着杨慎《临江仙》的石墙，二者都在壮美银杏的映衬下展示着那段“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壮阔历史画卷。
四、花木色彩之美
成都武侯祠以红、绿为主色调，经过各种花木的点缀，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季节里又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整体色调古朴典雅，又不失清新活泼之感。
春季的武侯祠万物复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色。祠中的柏树一片青翠，中间有新芽发出，生气勃勃；柳树刚抽出新条，朦朦胧胧，嫩绿可人，祠堂中的“绿”相比于另外三个季节更加耀眼，充满生命的律动。静远堂前的白玉兰绽放，白色点缀在朱红与赭色的门殿前，清新雅致，与“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牌匾相映成趣，让人联想到诸葛亮手中所握的白羽扇。粉色的桃花盛开在桃园中，活泼亮丽，充满生机；红色的杜鹃开放，装点在一片嫩绿当中，鲜艳如火。
夏季的武侯祠则更是一片苍翠，生机正旺；不似春日万物初萌的多彩，却比春的青翠更成熟。在静远堂西侧“桂荷楼”下的莲池中，花开正盛，粉红的荷花吐着黄色的蕊，在碧绿的荷叶中亭亭玉立，给庄严肃穆的武侯祠更添几分柔美。
秋冬的武侯祠也并没有因为天气严寒而呈现出萧索之景，反而因不同花木的点缀显得更加厚重。秋季银杏变黄，丹桂飘香，鲜黄的银杏与苍绿的柏树、黄葛树交错，黄绿相杂，使武侯祠的景色更富有层次感；橘色、黄色的桂花在桂树的绿叶中绽放，细细密密、层层点染，有些则落在青苔上，墨绿与橘红相间，营造出静谧而安详的景致。四季常青的竹林依然与红墙黛瓦相互映衬，对比鲜明，古朴雅致；秋季又多了金黄的银杏与红墙绿叶相衬，远望层林尽染，更有厚重之美。刘备惠陵的神道在秋季多重花木色彩的映染下也更加庄严肃穆，神道两侧古柏苍翠，又有金黄银杏陪衬，绿色与黄色相叠构建出一种层次感，拉长了视觉效果，使原本短小的神道显得深远起来；当金黄的银杏叶落下、铺满神道之时，则更显出惠陵作为帝王陵墓的尊贵、崇高之感。
五、总结
成都武侯祠中的花木在品种选择、布局与色彩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内涵意蕴，与祠庙本身的文化有机融合，展现了和谐的美。尽管花草树木只是园林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若运用得当，就能为建筑整体添注更多美的特质。成都武侯祠中花木的运用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与武侯祠的建筑搭配和谐，与祠庙的历史底蕴相契合统一；将和谐之美升华，既为武侯祠增添了自然的灵气，又深化了其内在的精神气韵。
参考文献：
[1]谢 辉，罗开玉，李兆成，等.三国圣地武侯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2]陈 寿.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计 成.园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李非非，陈其兵.成都武侯祠园林布局及造景特色探討[J].林业科技开发，2008（2）.
[5]张俊峰.儒家思想对四川名人纪念园林植物选择的影响——以成都武侯祠为例[J].四川建筑，2011（4）.
[6]张丽君.成都武侯祠园林特色赏析[J].四川文物，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