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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史铁生中后期创作中的典型作品，《中篇1或短篇4》呈现出了深刻的对传统小说观的超越，小说用一种看似矛盾的叙事策略构造出了一个叙事的迷宫，这种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全篇各章节间的反中心化以及文本叙事的内部互文性两个方面，它使得小说在矛盾中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关键词：《中篇1或短篇4》 反中心化 内部互文性
当代的评论界常把史铁生称作是“我们时代的思索者”“思想的行者”，其文中对人生的追问、对生命的思索、对苦难的超越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与研究者。纵观史铁生的创作之路，我们还会发现，史铁生在创作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传统小说或者说对传统文体的超越，其中后期的文学创作更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传统叙事的超越。作为史铁生小说中较为特立独行的一篇，《中篇1或短篇4》无论从题目还是内容铺展上都淋漓地表现了对传统小说观的超越。小说分为四个部分：《边缘》《局部》《构成》和《众生》，每个章节相对独立，《边缘》围绕着一个老人的死亡叙述了发生在湖边小饭馆里的生活片段；《局部》则是“我”的自白式反思；《构成》叙述了“你”的宿命；而《众生》则从改写的一段引文中提出宗教式的反思，各个章节分散服务于各自的主题和故事，但互相之间又前后隐约勾连，造就了一个“作品叙述的迷宫”①，这种奇特的叙事策略也使文本的主题意义显得扑朔迷离。
一、反中心的独立叙事
1966年，德里达在题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的演讲中对结构主义进行发难，提出“中心并不是中心”，它“既主宰结构，同时又逃避了结构性”②，实现了他对结构的解构。而这篇小说在各章节的叙事中，也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文章结构的解构，呈现出一种反中心的叙事。全篇的四个章节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围绕着集中的主题和故事脉络展开，它们的结合就像不相干的各部分内容被标题强行组合到一起，每个章节有着各自的视角，各自相对独立的人物情节和故事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中心式结构。
首先，小说在四个章节的叙述中分别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叙述视角和叙事人称，形成了强烈的反中心感。第一部分《边缘》采用了客观的外聚焦叙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旁观的“摄像式视角”，“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像是剧场里的一个观众或是一部摄像机，客观观察和记录人物的言行”③，所有的信息也只限于目光所及，人物没有具体的背景，只是类似于“先进来的小伙子”“快餐店老板娘”“戴眼镜的女人”等视觉化地区分，视角的转变、空间的推移等等只是在客观的描述镜头里的世界。没有视线之外的任何描绘，没有主观的心理描写，更没有关于整个故事背后秘密的揭露，最后以两个人的对话结束，这使得叙事带来了诸多的“未定点”，读者只能在满腹疑问中开始下一篇的阅读。《局部》采用了内聚焦型视角，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全章仿佛只是“我”的自我剖析，用一种意识流的手法展开叙事，叙述的焦点是“我”的内心体验，淡化了结构与情节，只是主人公对人生自我反省的自我叙述。
随后又紧接着在《构成》中转换为第二人称的叙述，“你们不期而遇，你对她一见钟情，你至死不渝地爱着那个女人，这件事，还在叫你五岁那年就已注定”，“你”的一切尽收眼底，仿佛叙述者在注视着整个世界，洞察了一切。最后又在《众生》中转变为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这其实只是一本书中的引文，而在随后作者的续写中又转入完全客观式的叙述，完全由对话构成。这一系列叙述视角和叙述人称的转变在内容和意义上并没有实质性的串联，仿佛只是四篇毫不相关却恰巧叙事视角各异的短篇小说，显得尤为反中心。
其次，从所叙述的内容上看时，四个部分依然呈现出强烈的反中心色彩。《边缘》中并没有典型的人物和情节，故事的中心仿佛是那个死去的老人，但在叙述中却又很少涉及老人本身，只是在老人死去这个事件周围展开，没有清晰的情节，仿佛只是故事正式开始前的背景介绍，由此独立成篇。《局部》中的“我”和《构成》中的“你”同《边缘》中的人物虽然仿佛存在某种细微的共通之处，但作者却在叙述过程中故意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章节间的共同点并不能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而充满矛盾。《众生》一篇则显得更加反传统和反中心，第一节全引自《心我论》一书第十八章中所引用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一段文字，紧接着在第二、三节中对其进行续写，全文所述内容与前三篇几乎全无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的反中心特征。
这篇小说的四个章节在叙述的手法和内容上都呈现了明显的反中心化的思路，它们服务于各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主题，四个章节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可以独立成文，但标题所说的“中篇1或短篇4”又使得我们更加疑惑，各个章节在反中心化的叙事过程中所隐约呈现的细微联系也不得不让我们留心其中的内涵，这便牵涉到作者的另一个相反的叙事策略——内部互文。
二、互文的内部叙事
20世纪60年代朱丽妞·克里斯蒂娃在法国《如是》杂志上创造和引入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相关理论随后便在西方不断发展，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④，后来的法国文艺理论家热奈特从“跨文本性”的角度对互文性提出了新的见解，即“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实（不同程度的忠实，全部或部分忠实）存在”⑤，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切尔·里法泰尔则依据自成一体的互文阅读理论认为互文性是“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先前的或后来的作品之间关系的感知”的主要模式。⑥就《中篇1或短篇4》而言，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其内部叙事中被赋予的互文性体现于各章节之间相互的“忠实存在”，也体现于阅读过程中对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的感知”，而这种内部叙事的互文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小说对叙事迷宫的建构，成为一大叙事策略。
《局部》的开头“我知道，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找我”与《边缘》的结尾“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奇怪地印证在了一起。《局部》中的对话“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到处找你”“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妈，我害怕”“怕什么？你看见了什么？”等等都能在《边缘》中找到原句对应，《构成》中的一大段对话“‘这么说，他在那湖上整整走了一宿？’……‘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几乎就是从《边缘》中照搬过来的。这些章节间的对话的互相引用形成了小说叙事过程中的内部互文，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诸多由“影射”所形成的内部互文，这主要表现在章节间主要情节和情境细节之间的类同。例如《边缘》中形容戴眼镜的女人“她很美，皮肤很白，戴一副细边眼镜，很文雅”，而《局部》和《构成》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来形容，只是“细边眼镜”变成了“黑边眼镜”。《局部》中“我的父母、亲人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了，看见我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们都来了……”更是与《边缘》中小男孩对店里人数的敏感相互影射，同时又影射了《构成》中“分布着十几个也打算明天到大山里去的人”。《构成》里的主人公正在构思的正是一篇叫作《众生》（也就是第四章节的标题）的文章。这样的细节影射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章节间文本的“忠实存在”，小说《中篇1或短篇4》的内部叙事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意义的内在互文，这种互文性表现为文本意义的螺旋式上升关系。史铁生在《中篇1或短篇4》的创作谈《谢幕》中说：“《中篇1或短篇4》已经写完，对它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说，否则，原该将标题改为‘中篇1或短篇5’的。”{7}这说明其实史铁生用这四个章节谈完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展示完了一种“表达解释的形式”。当我们带着这个思路重新审视各个章节，会发现各个章节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或者说一种互文性。《边缘》用客观叙述的方式铺展开一个运动的场景，里面的人物和景物自为一体，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边缘”；《局部》用一种自我剖析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对人性的思索，这种对内心的挖掘与《边缘》相比是对人本身的深入；《构成》用第二人称的叙事解释了人的一生，表现为对人生和宿命的思索，这与前两部分相比就好像一下把注目的视角从当局者变换为了旁观者；《众生》用寓言的手法把世间一切的形成纳入叙述，从而引发了一种哲学的思辨和对宗教的深究，引申出一种超然——“唯有自然才是真正的完美”，这同《构成》相比，更显示出了对人世一切的把握，也把思考进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作者有“对它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说”的言论。这种意义的内部互文来自于作者的叙事建构，一步步地深入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关系，形成独特的叙事内部互文。
在普通的小说中，章节之间线索的前后勾连、人物对话的重复出现、意义的逐步深入本是极为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小说中这种内部互文性更为强烈，从而也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加紧凑，中心也更为突出。但在这样一篇反中心的多章节小说中，内部互文性与反中心化的叙述过程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贯穿于读者的阅读和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之中，四个章节之间相互分离的趋势受到这种内部互文性的影响而出现相互吸引的结果，而整篇小说又正好在这种相离与相合的矛盾运动中增强了陌生化的效果，延伸了文本的意义，扩张了阐释空间。
三、结语
《中篇1或短篇4》从题目开始就试图建构一个扑朔迷离的叙事迷宫，一方面在行文中打破各章节的中心化叙事，间离各章节间的关系；一方面又精心穿插入各章节之间的影射点，实现一种叙事的内部互文。作者在这种矛盾化的叙事中建构起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叙事迷宫，使得“因循着任何一个人物或者一条情节线索，读者都将走进一团混沌，一抹迷糊；莫名其妙的人物随处可以遇见，突如其来的事件充满着作者叙事的途程”{8}。但这种迷宫式的叙事又使得读者在一阵疑虑之中开始重新为各个章节及整篇故事构造新的内容和主题，即使面临的是一片混沌，但这种不断重复的文本塑造无形中延长了读者感受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读者挖掘和创造文本意义的过程，死去老人的孤独、叛徒的反省、命运的编排、宗教的困境等等，读者开始在文本之外重新思索这些主题的意义。{9}
① 汪政、晓华：超越小说——史铁生《中篇1或短篇4》讨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3期，第67页。
②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页。
③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④⑤⑥ 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第115页，第121页。
{7} 史铁生：《病隙碎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8} 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0页。
⑨ 史铁生：《原罪·宿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299页。
关键词：《中篇1或短篇4》 反中心化 内部互文性
当代的评论界常把史铁生称作是“我们时代的思索者”“思想的行者”，其文中对人生的追问、对生命的思索、对苦难的超越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与研究者。纵观史铁生的创作之路，我们还会发现，史铁生在创作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传统小说或者说对传统文体的超越，其中后期的文学创作更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传统叙事的超越。作为史铁生小说中较为特立独行的一篇，《中篇1或短篇4》无论从题目还是内容铺展上都淋漓地表现了对传统小说观的超越。小说分为四个部分：《边缘》《局部》《构成》和《众生》，每个章节相对独立，《边缘》围绕着一个老人的死亡叙述了发生在湖边小饭馆里的生活片段；《局部》则是“我”的自白式反思；《构成》叙述了“你”的宿命；而《众生》则从改写的一段引文中提出宗教式的反思，各个章节分散服务于各自的主题和故事，但互相之间又前后隐约勾连，造就了一个“作品叙述的迷宫”①，这种奇特的叙事策略也使文本的主题意义显得扑朔迷离。
一、反中心的独立叙事
1966年，德里达在题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的演讲中对结构主义进行发难，提出“中心并不是中心”，它“既主宰结构，同时又逃避了结构性”②，实现了他对结构的解构。而这篇小说在各章节的叙事中，也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文章结构的解构，呈现出一种反中心的叙事。全篇的四个章节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围绕着集中的主题和故事脉络展开，它们的结合就像不相干的各部分内容被标题强行组合到一起，每个章节有着各自的视角，各自相对独立的人物情节和故事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中心式结构。
首先，小说在四个章节的叙述中分别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叙述视角和叙事人称，形成了强烈的反中心感。第一部分《边缘》采用了客观的外聚焦叙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旁观的“摄像式视角”，“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像是剧场里的一个观众或是一部摄像机，客观观察和记录人物的言行”③，所有的信息也只限于目光所及，人物没有具体的背景，只是类似于“先进来的小伙子”“快餐店老板娘”“戴眼镜的女人”等视觉化地区分，视角的转变、空间的推移等等只是在客观的描述镜头里的世界。没有视线之外的任何描绘，没有主观的心理描写，更没有关于整个故事背后秘密的揭露，最后以两个人的对话结束，这使得叙事带来了诸多的“未定点”，读者只能在满腹疑问中开始下一篇的阅读。《局部》采用了内聚焦型视角，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全章仿佛只是“我”的自我剖析，用一种意识流的手法展开叙事，叙述的焦点是“我”的内心体验，淡化了结构与情节，只是主人公对人生自我反省的自我叙述。
随后又紧接着在《构成》中转换为第二人称的叙述，“你们不期而遇，你对她一见钟情，你至死不渝地爱着那个女人，这件事，还在叫你五岁那年就已注定”，“你”的一切尽收眼底，仿佛叙述者在注视着整个世界，洞察了一切。最后又在《众生》中转变为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这其实只是一本书中的引文，而在随后作者的续写中又转入完全客观式的叙述，完全由对话构成。这一系列叙述视角和叙述人称的转变在内容和意义上并没有实质性的串联，仿佛只是四篇毫不相关却恰巧叙事视角各异的短篇小说，显得尤为反中心。
其次，从所叙述的内容上看时，四个部分依然呈现出强烈的反中心色彩。《边缘》中并没有典型的人物和情节，故事的中心仿佛是那个死去的老人，但在叙述中却又很少涉及老人本身，只是在老人死去这个事件周围展开，没有清晰的情节，仿佛只是故事正式开始前的背景介绍，由此独立成篇。《局部》中的“我”和《构成》中的“你”同《边缘》中的人物虽然仿佛存在某种细微的共通之处，但作者却在叙述过程中故意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章节间的共同点并不能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反而充满矛盾。《众生》一篇则显得更加反传统和反中心，第一节全引自《心我论》一书第十八章中所引用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一段文字，紧接着在第二、三节中对其进行续写，全文所述内容与前三篇几乎全无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的反中心特征。
这篇小说的四个章节在叙述的手法和内容上都呈现了明显的反中心化的思路，它们服务于各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主题，四个章节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可以独立成文，但标题所说的“中篇1或短篇4”又使得我们更加疑惑，各个章节在反中心化的叙事过程中所隐约呈现的细微联系也不得不让我们留心其中的内涵，这便牵涉到作者的另一个相反的叙事策略——内部互文。
二、互文的内部叙事
20世纪60年代朱丽妞·克里斯蒂娃在法国《如是》杂志上创造和引入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相关理论随后便在西方不断发展，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④，后来的法国文艺理论家热奈特从“跨文本性”的角度对互文性提出了新的见解，即“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实（不同程度的忠实，全部或部分忠实）存在”⑤，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切尔·里法泰尔则依据自成一体的互文阅读理论认为互文性是“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先前的或后来的作品之间关系的感知”的主要模式。⑥就《中篇1或短篇4》而言，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其内部叙事中被赋予的互文性体现于各章节之间相互的“忠实存在”，也体现于阅读过程中对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的感知”，而这种内部叙事的互文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小说对叙事迷宫的建构，成为一大叙事策略。
《局部》的开头“我知道，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找我”与《边缘》的结尾“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奇怪地印证在了一起。《局部》中的对话“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到处找你”“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妈，我害怕”“怕什么？你看见了什么？”等等都能在《边缘》中找到原句对应，《构成》中的一大段对话“‘这么说，他在那湖上整整走了一宿？’……‘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几乎就是从《边缘》中照搬过来的。这些章节间的对话的互相引用形成了小说叙事过程中的内部互文，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诸多由“影射”所形成的内部互文，这主要表现在章节间主要情节和情境细节之间的类同。例如《边缘》中形容戴眼镜的女人“她很美，皮肤很白，戴一副细边眼镜，很文雅”，而《局部》和《构成》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来形容，只是“细边眼镜”变成了“黑边眼镜”。《局部》中“我的父母、亲人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了，看见我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们都来了……”更是与《边缘》中小男孩对店里人数的敏感相互影射，同时又影射了《构成》中“分布着十几个也打算明天到大山里去的人”。《构成》里的主人公正在构思的正是一篇叫作《众生》（也就是第四章节的标题）的文章。这样的细节影射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章节间文本的“忠实存在”，小说《中篇1或短篇4》的内部叙事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意义的内在互文，这种互文性表现为文本意义的螺旋式上升关系。史铁生在《中篇1或短篇4》的创作谈《谢幕》中说：“《中篇1或短篇4》已经写完，对它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说，否则，原该将标题改为‘中篇1或短篇5’的。”{7}这说明其实史铁生用这四个章节谈完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展示完了一种“表达解释的形式”。当我们带着这个思路重新审视各个章节，会发现各个章节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或者说一种互文性。《边缘》用客观叙述的方式铺展开一个运动的场景，里面的人物和景物自为一体，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边缘”；《局部》用一种自我剖析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对人性的思索，这种对内心的挖掘与《边缘》相比是对人本身的深入；《构成》用第二人称的叙事解释了人的一生，表现为对人生和宿命的思索，这与前两部分相比就好像一下把注目的视角从当局者变换为了旁观者；《众生》用寓言的手法把世间一切的形成纳入叙述，从而引发了一种哲学的思辨和对宗教的深究，引申出一种超然——“唯有自然才是真正的完美”，这同《构成》相比，更显示出了对人世一切的把握，也把思考进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作者有“对它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说”的言论。这种意义的内部互文来自于作者的叙事建构，一步步地深入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关系，形成独特的叙事内部互文。
在普通的小说中，章节之间线索的前后勾连、人物对话的重复出现、意义的逐步深入本是极为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小说中这种内部互文性更为强烈，从而也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加紧凑，中心也更为突出。但在这样一篇反中心的多章节小说中，内部互文性与反中心化的叙述过程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贯穿于读者的阅读和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之中，四个章节之间相互分离的趋势受到这种内部互文性的影响而出现相互吸引的结果，而整篇小说又正好在这种相离与相合的矛盾运动中增强了陌生化的效果，延伸了文本的意义，扩张了阐释空间。
三、结语
《中篇1或短篇4》从题目开始就试图建构一个扑朔迷离的叙事迷宫，一方面在行文中打破各章节的中心化叙事，间离各章节间的关系；一方面又精心穿插入各章节之间的影射点，实现一种叙事的内部互文。作者在这种矛盾化的叙事中建构起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叙事迷宫，使得“因循着任何一个人物或者一条情节线索，读者都将走进一团混沌，一抹迷糊；莫名其妙的人物随处可以遇见，突如其来的事件充满着作者叙事的途程”{8}。但这种迷宫式的叙事又使得读者在一阵疑虑之中开始重新为各个章节及整篇故事构造新的内容和主题，即使面临的是一片混沌，但这种不断重复的文本塑造无形中延长了读者感受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读者挖掘和创造文本意义的过程，死去老人的孤独、叛徒的反省、命运的编排、宗教的困境等等，读者开始在文本之外重新思索这些主题的意义。{9}
① 汪政、晓华：超越小说——史铁生《中篇1或短篇4》讨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3期，第67页。
②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页。
③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④⑤⑥ 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第115页，第121页。
{7} 史铁生：《病隙碎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8} 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0页。
⑨ 史铁生：《原罪·宿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