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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建立在主体性认知基础上的记者角色分析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媒体角色的定位既源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受制于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的认知水平。新闻媒体的角色与为之服务的记者角色息息相通。对于中国来说，不同发展时期媒体的角色定位并不完全相同。60多年来，中国新闻媒体的角色从单一走向了多元：既充当喉舌，承担宣传使命，又在市场经济展开后充当着市场主体。为充当好市场主体角色，多年来，新闻传媒恢复了诸多原初功能：信息传播、知识启蒙、文化传承、利润回报、舆论监督等，不一而足。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于记者角色的认知也在不断演化。
今天，中国已进入名副其实的微时代。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其中手机网民3.88亿。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显示，微博用户数已趋近中国网民数，其中19岁及以上国内网民中，微博用户占88.81%；近七成用户拥有唯一账号，用户规模趋向稳定；高频率访问微博用户占据主流；浏览转发及发布微博是用户的基本操作，收看视频、聊天、参与商业促销活动已成为用户新的兴趣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已迈进迅速成长的微时代。
微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位民众都拥有了流动自媒体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人人都成了自媒体的主人。可以看出，在微时代新传播特征的基础上，传统媒体对主流新闻和舆论话语权的把握能力正在弱化，过去“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成为话题的制造者、参与者、引领者。
可以这样说，微时代的到来再加上中国社会基础所呈现出的种种新状态，使新闻媒体的传统功能正在受到冲击，并时时以矛盾的形式呈现：信息传播的快速与迟滞；信息传播的反控制与控制；媒体责任的履行与逃遁；话语权的坚守与遗弃；舆论引导的施行与失效；真相的披露与掩盖，信息满足度之于受众的丰富与匮乏；新闻传媒既有价值体系之撼动与重建；意见流动市场之形成与扼制，批判意识的坚持与缺失……总之，微博传播出的中国图景与传统新闻媒体镜像的中国图景产生了大分裂，促使青睐受众拥有量的传统媒体产生此种欲求：对微时代自身的主体性之再审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欲求与既往国家意志所要求的媒体表达往往产生紧张关系，紧张关系常常通过记者新闻工作中的角色体验得以投射。
微时代促成民众参与和围观意识的成长，微传播主体传播出的中国图景与传统新闻媒体镜像的图景所产生的大分裂，倒逼新闻媒体不得不对自身角色再思考，也促使记者对自身角色再审视。这里，笔者约请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生活报社社长包临轩，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以期帮助读者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貌之效果。
包临轩，现任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助理、生活报社社长。1984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获哲学学士学位。获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
20多年来，包临轩一直在新闻这条战线上默默地奉献着，他视新闻为生命，不计个人得失，不畏生死荣辱。如今，在他带领下的生活报，已成地方传媒翘楚，领风气之先，成为全省都市报媒体的风向标。
价值观之重建
一问：您在2012年5月份做了一场题为“用你心中的光明照亮你的职业生涯”的报告，在您看来，为何现在要特别提出这一说法？
答：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大家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是太高，更多的是出于“为稻粱谋”这个层面上，缺乏一种应有的职业精神，这是其一。
其二，现在大家都持一种抱怨的态度，每个人都认为社会风气不好、环境比较差，好像这一切没有自身的责任。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你自己心中没有光明，那你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其实，你自己本来是可以有光明的，你自身的光明可以使这个黑暗有些亮光的。所以你不要认为黑暗只是和别人有关，和你无关。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光明，即使这份光明是一点点，摇曳的烛火，或者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依然会照亮你所认为的这个黑暗，可能我们点亮的面积不够大，点亮的空间也不足够大，但那正是希望所在。你要坚信，如果你心中有光明的话，我们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加充满希望。
二问：在报告中，您谈到重建媒体的价值观和媒体尊严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强调我们媒体人自身的主角意识。为什么？
答：做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人都是他自己所做事情的主角，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政治家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企业家是经济生活的主角一样。如此，媒体人就是媒体界的主角。这并不是说你成主角了，你就妨碍了别的什么家的主角意识了。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由于你主角意识的强化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你有可能让政治家等社会精英更加刮目相看，更不用说会赢得社会的更大尊重了。所以我深深地感到，媒体、媒体人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重建媒体的尊严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是一项很基础的工作。
任何一个行业，其兴衰荣辱，最终其实都可以追问到从事此行业的个体，但是我们缺少这样有意义的追问。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如同顽疾，深入骨髓，所以大家做事情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着实也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份责任的呈现，而不是与己无关。
我们过去的用词可能都太大了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集体，觉得不需要从自己出发，觉得要从自己出发好像就会和集体发生冲突，其实恰恰错了。在媒体界，这个问题于当下比较突出。在许多人那里，工作，就是为了简单完成任务。要么是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要么是完成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没有他自身的任务意识。所以他就不可能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极致，做到最佳。如果我们树立了一种个体意识、主体意识，一种主体精神，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么我们的能动性就有了真正源源不断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所谓的集体意识，变成了对个性的遮蔽，人们躲在集体的大一统后面，感觉自己很安全、很无辜。所以大家做事情，习惯上没有想到你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份责任的。 一些前沿媒体、财经类媒体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做出了示范。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新闻实践并不像过去一样，只是简单地完成一个政治舆论引导这样一份职责。在当前的情境中，新闻媒体进行政治舆论引导是最基本的任务，我们本应在此之上还有别的作为，肩负起媒体自身的天赋使命。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大众媒体应该像那些以财经类媒体为代表的前沿媒体学习，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媒体宗旨，强化自身的主角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问：在您看来，媒体既往的价值观是什么？今天的媒体价值观需要重建，原因何在？
答：从我们这么多年的新闻实践来看，简单地把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的价值观机械地移植到自身的行业中来，这是媒体过往的价值观，比方说我们经常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一点人人耳熟能详），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把正确的舆论导向理解得非常狭窄，甚至简单地理解为政策的导向，或一时一地的方针政策的导向。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价值观，我认为更多的是上面对我们提出的一个要求。提出这个要求有其必然性，但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要求停留在简单的、政策的层面上，或者是政府和社会对媒体一般的泛泛要求，把一项基本要求当成媒体自身的最高价值观，以至于媒体很少有人思考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自身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自身没有一个价值观，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现在一谈到媒体自身的价值观，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莫明的恐惧，好像一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就是要和谁对立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媒体应该有自身的、自觉的价值观，这会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社会的和政治的一般要求，使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更自觉的层面上，来思考和更好地体现我们常常谈论的舆论导向问题。
每个人都应该有经过自己思考的和实际确认的价值观，这样你才可能使媒体的使命感更加自觉。媒体人对自身的价值观缺乏应有的思考、应有的确认，这导致媒体工作陷入了平庸、跟随的状态。现在正因为我们媒体人价值观不明晰、不够自觉，才导致并没有多少人把那些自诩为主流媒体的大众媒体真当回事，像现在一些媒体对于通稿的过度依赖和不加删减的误用，其实就是媒体人对自身形象的摧折：人们会从心中蔑视你，可悲的是我们并不自知，这种麻木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个理由。
不过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媒体对自身价值观的认知还是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诸如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前沿媒体和财经媒体上，它们的价值观的确立是自觉的。自觉的价值观的确立，带来了这些媒体在新闻品质上的提升和媒体的品牌价值，也为它们赢得了订户的重视、尊重。这些媒体能够让人们真正获得他们内心深处迫切需要的东西，所以也给媒体自身带来了一种职业尊严和媒体尊严。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媒体人价值观的建立还需要我们清楚地明白自身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媒体人自身不强调价值观的话，那我们的人格、尊严就无从呈现。媒体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其文化性决定了它具有的特殊性，这决定了媒体人的从业资格和要求应该高于一般的行业。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和普通的从事物质生产的打工者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媒体人应该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人文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如果我们仅仅为工资和奖金而工作，我们的标准就太低了，就不合乎媒体这个行业的属性要求。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国外新闻从业者从来没有所谓的编辑部对发稿的数量要求和质量等级考核，他们对中国媒体界对于从业者有考核指标的要求感到惊讶：“为什么要有任务考核呢？因为这是我愿意做的工作呀，我做的工作符合我的理想和志趣呀，我不需要别人给我硬性规定任务呀。”然后他们的媒体管理者也说：“为什么要给他写稿量的要求呢？他一直在工作啊，他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回头看我们自己，包括我所在的媒体，到现在为止还都不得不规定月度年度发稿考核标准。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由于对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我们就不得不用外在的要求来约束。媒体人需要像打工者那样靠计件来完成任务、靠写稿任务来完成他的职业，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应该的。虽然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些规定也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是从媒体、媒体人自身来说，写稿规定任务这样一种状况如果能够减少的话，其前提必然就是媒体人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职业的内在驱动力，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外在要求。当大家都开始用自身的价值观和职业理念来约束自己时，媒体管理者就不需要用任务来约束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了。
四问：在您看来，今天要重建媒体的价值观，困难在哪里？可能性有多大？
答：我觉得，重建媒体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它涉及的层面比较多。我觉得从社会层面来讲，媒体价值观的建立需要比较好的社会条件。我相信，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媒体价值观建立这个环境会逐渐变得宽松，充满希望，应该看到这一点。
从哲学层面上讲，媒体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的一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不能孤立地完成，它是一栋大厦里的一个子项目，它的建设取决于整个大厦的构建，即大环境。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谈媒体价值观的构建，否则会显得抽象，所以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媒体价值观重建的前景不是说空话，我看好它。以微博的发展为例，微博的发展势不可挡，政府对它的管理实际上是有弹性的，是给了空间的。类似这种社交自媒体实际上预示着一些媒体的价值观，这种进步是可以看到的，虽然它眼下可能是微弱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和成长性是有目共睹的。
媒体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文化行业，中国媒体价值观的水平实际上折射着中国文化行业的一个状态，是它的晴雨表，非常鲜明，中国文化走了多远可能我们媒体也就走了多远。从大的方面来说，媒体和文化行业之间是一个协调的呼应关系，你不能要求说别的地方都不发达，只有媒体自身发达，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现在其他文化行业正在比较快速地往前探索。文学、艺术的开放度都在大幅增加，体现在影视、小说、网络文学都在发展，包括出版，都有好的东西在陆续涌现；有些杂志办得也比较好。我还注意到，一些网上论坛的活跃，都已经可以看出媒体价值观的新质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在大的文化行业、人文领域都在趋向于自觉构建新的价值观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前行的路上。 但是另一方面，就媒体自身来说，不能消极地认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或者说大的文化行业本身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可以什么也不干。每一个具体的媒体人是可以自立自为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需要所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按部就班地到齐了，才开始办。好多事情都是在历史条件半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开始的，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新闻人也一样。
在媒体阵营里，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但是就一般的状况来说，大众媒体做得是滞后的，但是并非不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你不能整体上做，你可以部分做；如果你不能从机构上做，你可以从人才构建的角度来做。困难永远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做什么没有困难呢，更何况构建人的价值观这样庞大复杂的工程？
如何做，我觉得最终得落实到具体的媒体人，不管你是编辑还是记者，不管你是总编辑还是部主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对自身建设的意识，就能带动职业状况的整体改善。现在这种势头可能是不鲜明的，但它是最基础的，一旦积累得好，对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是有益的，前途不可限量。我们不可能下一道命令，也不可能出一部教科书，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干媒体重建工程，不是的，这是一个软件工程，是一个软实力的构建过程，最终是人的自我建设和优秀媒体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激励。
最近政治家也要求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进军，就是说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一种价值观建设的成功，作为一种现实，都是被逐渐接受了的，它是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存在。可以说，空间是有的，体制内的媒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可能随心所欲，但如果你能在给定的环境中把事情做得出色，那才叫功力呢。没有限制的自由不叫自由，自由是在限制中显现的，所以不要把这种限制做消极的理解，我认为只有在这些限制之下，自由才显得更有价值。
价值观更多的是个人自己的事儿，取决于个人的觉悟程度。我们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吧。既然我们的生活是由几千年发展而来的，我们也是文化民族的一部分，想快没有办法，也快不了。最近，一位当代名流在网络上说：“走弯路是自然界的常态，而走直路是一种非常态。因为河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有些障碍是无法逾越的，所以只有取弯路，因而让它避开了障碍，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大海。”这段话对人是有激励的，媒体人的价值观及其建设，就是一条小河奔向大海的过程吧。
五问：您曾经谈到“媒体人最大的价值观，应该坚持公平正义。在做新闻报道时，坚持公平和正义，是我们媒体公信力的真正基础。公众对于公共事务有四项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只要我们媒体满足老百姓的这四项权利，我们就可以做合格的媒体人”。其实，在现实的媒体运作中，大家会觉得您谈到的这些只是理论，操作起来很难，是这样吗？
答：当然是这样的，实际上不单是中国的媒体，其实所有的媒体——国内外的媒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你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程度就是衡量一个媒体是否成功、是否更有价值的一个根本的标准。实现的程度越大，这家媒体的影响力就越大，公信力就越强，品牌价值就越高；实现的程度小，这家媒体的公信力就会比较弱。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化和全球化，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如果说过去是模糊的，那么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相信也会越来越成为媒体人的一种自觉选择。
这四项权利把公平和正义这种看似抽象的理念、这种学理上的诉求，在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具体化了，对于媒体人来说可以操作了。大家经常会说操作起来其实很难，我倒以为正因为操作起来困难，它才有价值。如果不难，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是不是说媒体能完全实现民众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其实，任何媒体都不可能真正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份理想，这是一个不能彻底穷尽的过程。只要媒体存在，只要社会存在，媒体满足这四项权利的功能就会一直存在。我以为，因为媒体之间对这四项权利的满足程度不同，才见出媒体层次的差异、媒体质量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媒体来说，如果你把对这四项权利的实现和满足当作你的使命的话，你就会变得非常自觉、非常清晰。我们会始终知道每一篇报道发表的时候对这四项权利的某一项权利的满足程度还差多少，始终是清晰的，没有什么问题。
媒体操作的难度反映了我们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是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因为媒体是社会的一部分，有时候媒体很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所以媒体与社会的博弈过程体现为艰难，这正是我们付诸努力的原因。我们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但是我们有烦恼和种种困扰，这是正常的。由于职业责任感和社会利益方的冲突，我们将经受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看出了媒体的品德、品质，于是媒体之间的分野就渐渐地出来了。这个并不是在谈论一个理念，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有的媒体认为操作这个事情很困难，是因为它没有自觉，它实际上是在这样做但是不够这么自觉。
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扩大和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这个艰难的过程会有所减缓或者说弱化，但是不会穷尽。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在此之下，这个具体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具体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文明由此得以向前演进。
主角意识之确立
六问：在具体的报道工作中，会不会有很多“规定动作”？您是如何应对的？大家经常谈到的“报道敏感区域”，您经常会遇到吗？界定敏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在“规定动作”与“敏感区域”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报道空间？在报告中，您为何又特别提出要“强调媒体人自身的主角意识”？“主角意识”与“规定动作”和“敏感区域”是否会有矛盾？如果有，如何化解？这种主角意识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答：“规定动作”是一个常态，是上面的要求，平心而论，并非所有的“规定动作”都是不好的，这其中要有分析和思考，有些按着做就完了；有些“规定动作”空间非常大，可以包含大量“自选动作”。在中国媒体的生态环境下，能够在“规定动作”之内的空间里，把“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是中国新闻人的功夫所在，对二者把握得好与否，可以显现出媒体人的智慧，因此我认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从具体的情况来看，有些“报道敏感区域”我们就理解为这是报道警区，不能够报道，那就不碰，绕开。但是此外，要做的事情也是做不完的，要知道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社会发展阶段，大量的新闻素材是一个辽阔的大海，只要你有心，其实“规定动作”之外空间广阔，就看你是不是一个胸怀责任感和有所作为的媒体，绝不会因为有“规定动作”和“敏感区域”，就什么都做不了，大量的其他新闻素材可以纳入你的视野，它们其实是无边无际的。 如何处理好“规定动作”与“敏感区域”二者的关系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为此写过文章。“规定动作”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的媒体环境，有时候也可以成为好的报道机遇，而“自选动作”则是日常报道工作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这个空间也是极大的，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二者协调起来。《生活报》做了大量的报道，有很多报道实际上没有超出“规定动作”的范围，但由于我们的“自选动作”增值了，使得“规定动作”的制定者也大喜过望，各方会各得其所，都会在成功的报道中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
要研究“规定动作”和“敏感动作”，将其翻译为新闻报道模式，这需要媒体的社会担当和职业素养的有机结合，这是对媒体的综合考验。大量的“规定动作”，其实可以是“自选动作”，就看你怎么做了，大量的“敏感区域”其实也没有那么敏感，只要切入点找准了，一样可以做出好新闻，一样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在中国媒体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从事工作，这些东西是不能回避的，而是必须要面对的，面对它，要抱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从这一点来说，新闻人的主角意识便有所体现。
七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您认可的好选题，却被迫拿掉？原因何在？如果不拿掉，会遇到哪些方面的压力？对于记者来说，在计件制的评定标准下，您会如何补偿被拿掉作品的记者？您是否会主动在心理上抚慰记者？
答：好选题被拿掉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媒体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会有其他可以做得好的题目迅速补充上来。所以这不是压力问题，是一个努力做好调整的问题，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遇到真正的新闻，记者不采访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发不发是编辑部的事儿，未发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我承担，我该付出还要付出，对记者的劳动要有足够的尊重。譬如稿费照发，绝不抽条。这是我定的一个内部制度，一直坚持得比较好，我们报业集团也很支持。对于记者来说，在计件评定标准下，由于一些不可抗力，一些好的报道不能发出，没有适当的补偿和激励措施，是不对的。对记者除稿费补偿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和编委会成员也经常给予关心，记者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记者知道他是和新闻在一起，虽然有些新闻没有发出来，但是他尽力了，他并没有辱没自己的职业。当然，由此带来的内容生产成本的付出以及其他付出是无可避免的。
八问：有这样一句笑谈广为人知，媒体人“不是知道该报道什么，而是知道不该报道什么”，作为总编辑，您是这样吗？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这与您提及的“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否冲突？
答：是这样的，你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媒体工作中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但是面对冲突和化解冲突才能见证中国媒体人的特殊功力，怎样在理解这种冲突之下还能有所作为，这是对他的考验。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事件，地方媒体受到限制，不可能做最想做的事情，但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适当的修补工作，修补工作本身虽然可能是有限的，但我们没有太违背良心，我们要特别强调新闻源的立场。所以从具体的个案来看，冲突是存在的。然而问题在于，能因为有这种冲突，就不再做有价值的事情了吗？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要有所担当，还是要保存应有的个性，这个“个性”指的是保持一个媒体的品质和品格，是要努力做到的。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是多方面的，但我现在想，无论何时你都不要失望，只要你做这份事业，你选择了它，就要始终抱有希望。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么下一件尽力做得好一些，这是我强调的落脚点。我们总会有机会做得很好，以弥补我们的某些不安，承担我们的某些过失。这是一个永不放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误解和压力是职业要求的一部分。
九问：您认为“记者的个性是稀缺元素，个性就是核心竞争力，个性就是独家报道的人力资源的保证，个性就是媒体差异化的人力基础”，这里所谈到的个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内涵？在实际工作中，您是如何发现记者的个性并做到人尽其才的？记者个性的张扬会不会与弘扬主旋律相悖？
答：这个观点我是始终坚持的。有时候记者、编辑的个性会转化为媒体的个性，媒体的个性是新闻的品质和媒体的品牌。这个个性会决定你的新闻是否有品质，你的媒体是否会有品牌、是否有核心竞争力。
在实际工作中，我是努力发现记者的个性，保护记者的个性，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的。有记者适合做调查，我就不让他搞动态，不让他跑战线，只要有好的你就去做调查。我有那么两三个记者专门做调查，非常好，我和他们个人都是朋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时他们工资不是很高。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记者，他就喜欢做社会调查，比较纯粹的一个人，就是“独行侠”似的，一旦有新闻事实发生了，有新闻价值了，即使不发稿费也要去写，根本发不了他也去干，有时候当事人自己都放弃了，他还在坚持。我对这样的记者怀有敬意。
十问：许知远在《内在的审查》中说，“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作为一家都市报总编，不知您对此说法是否认可？您在日常工作中是否会有意或者无意地“自我审查”？如果有这种情况，自我审查的动力源于何方？是否有时会是“习惯使然”？
答：内在审查是一定要有的。任何媒体和媒体人的生存都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对于中国新闻媒体人来说，媒体不是某个人的，它是一个机构，要对很多方面负责，这也就决定了媒体人不能够彻底的理想化和空想化，这是对媒体外在和内在的要求，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条件，我们别无选择。
自我审查并不意味着自我放弃，在现有的给定的环境中，我并没有处于麻木不仁之中。我会在外在要求和媒体规律之间选择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并没有因之放弃努力，而是要充分调动报道的智慧和经验，在可能的条件下有所作为。置身其中和置身事外的感觉是两码事，我没有置身事外，在岸上旁观此事，我就在现实的洪流之中，当旁观者发言的时候，我在实实在在地做着，我深切地知道，当你品评项链的优劣时，我正在努力寻找珍珠，把它们一点点地串联起来。这个过程有时极为琐碎，有时甚至看不出意义，但是当你拿到项链时，串联的意义自在其中矣。 事实上，今天中国媒体和媒体人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但在做与不做的抉择之间是不一样的，是因此无所作为，彻底放弃，还是做坚韧的踏实的点滴努力，结果并不相同。我看到的是，很多媒体人和媒体都在努力做出正能量。因为大家做出的选择不同，决定了媒体品位的高下和成绩的优劣。稍稍留意，你会发现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智，正是在有上进心有追求的媒体潜移默化的推动下，在不经意间升华了许多。
社会归属之认定
十一问：《财新》杂志的主编王烁曾在网络空间有如此看法：“新闻工作者不是高层人，当然也不是最底层人，我们没有固定的位置，我们在所谓高中底层间随机游走，新闻在哪里发生，我们就跑到哪里去。所以新闻工作者跟你们有所不同，我们作为社会人，当然也在五行中，但作为工作者，此身应在三界外。”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新闻人对自身冷静理性的专业瞭望者身份的认知，您如何理解？
答：我不赞成用等级观念来界定媒体人的社会地位，等级观念未必科学，媒体是个庞大的群体和集合性的概念，在不同层级有不同层级的媒体，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来说，媒体多，不同媒体人所处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媒体的社会地位不一样，其记者的身份也不同。
如果你界定为高层、中层或底层的话，就会有太多的等级观念妨碍某些更重要的认知。假定我们处于中层，如果你不能影响上层又对底层没有价值，你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层级的过多关注，可能会遮蔽我们对自身角色基本属性的某种清晰理解，例如人文关怀。如果我们淡化、弱化社会等级观念，而强化人文精神，可能会对我们这一行业和广大的社会更有意义。
实际上强化媒体人属于知识分子群体这种意识，或许才是当务之急。有媒体人如果认为自己是高层，我觉得是挺荒诞的事情；如果认为自己很下层，那他就是自轻自贱，毫无出息。媒体应该是知识分子化的行业，媒体人是应该有人文情怀的一群人。在现实中，其知识气息却如此稀薄，这正是要加以正视的大问题。
媒体具有文化属性，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条：1.人文精神，应接续下来。因为承担了传播的任务，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传承着文明，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强调的第一使命，所以我谈价值观也是这个含义，中国的新闻让人感觉平庸，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文精神，我觉得媒体人是应该有所担当的吧。2.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因为现在是知识经济社会，我强烈地感到，在大众媒体从业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滞后于时代要求的。这不但严重影响了其个人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媒体潜能的发挥。
十二问：您在2008年6月担任生活报社社长后，提出并实施了“办有主张报纸，做有魅力新闻”的办报理念，“有主张报纸”中的“主张”是什么内涵？基于什么立场？此中的“有主张报纸”是否有违媒体人应具有的冷静与理性的专业意识？
答：什么是有魅力的新闻呢？魅力来自对平庸的拒绝，来自对庸常的拒绝，来自对大路货的拒绝。有魅力的新闻其实是一个过程中的结果，当你的新闻有主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的新闻、好的评论就是一个好的思想，思想可以是美的。好的新闻、好的评论由于具有穿透力，给人们带来震撼、启迪或者让人感到解渴，你这张报纸就是有魅力的。所以我说要办有主张的报纸，做有魅力的新闻。
别人问我我的主张是什么，有主张的报纸究竟是什么含义，基于什么立场，这离不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离不开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真相的追逐和探索，离不开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这就是我所解释的主张。基于此，我们的报道不会离开人类公理的立场，事实上，任何一次失败的报道都是偏离了人类的公理立场和人心，当遇到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努力要往回拉，当别人都偏离的时候我要往回拉，这就是我的主张。从这个角度讲，这恰恰体现了我们媒体人应具有的冷静与理性的专业意识。
之所以提出报纸要有主张，新闻要有魅力，第一个原因是基于媒体竞争的现实说的。当前媒体的同质化倾向严重，打开电视、打开广播、翻开报纸、登上网络，你会发现大量的新闻是同质化的，只有个别新闻可能具有某种独家性，网络特殊性在于对各地传统媒体信息的集纳，所以网络很少有独家新闻，但是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我认为这种千人一面在网络时代已经令社会感到普遍厌倦了。
第二个原因是基于网络时代媒体人认知上的误区，即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信息海洋的时代，任何一家媒体想要做独家新闻和原创新闻已经不可能了，要做就只能做整合、整合，再整合。此言差矣，大错特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无论多么海量的新闻都是有源头的，它都有一个最初的发布者，那个最初的发布者做的就是原创新闻。只不过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你感觉是海量的，但是从生产者角度来说，它是一条一条生产出来的。如果一家媒体简单地站在受众立场上认为是海量新闻扑面而来，你不能作为了，你就失去了做媒体的资格。任何一家媒体如果不做独家新闻和原创新闻，它就不该是媒体。一个媒体存在的理由本身就意味着它要有独家新闻和原创新闻。
十三问：“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算是您的名言了，您为何会这样说？其实，大家通常会认为“记者应该是社会活动家”，要有丰富的人脉，您如何看？
答：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我不爱喝酒，但是在我们中国社会环境当中，你要是不喝酒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我为此非常烦恼，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但这不是主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因为少喝酒而少交一些最知心的朋友。
最核心的原因是，作为一家报社的老总，我希望排除尽可能多的干扰，让我带着我的团队在我们自己所坚持的理念上有一种纯粹性，能相对干净一些、相对超然一些。具体而言，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是说我不想和太多的和我的新闻源的关系过于密切的那些部门，重要的商家、厂家，那些所谓的人物建立联系，因为我要监督他们。如果我和他们交往太多，我如何摆脱人情？威逼我不怕，利诱我也不怕，但是人情很难抗拒，谁没有同学朋友啊？说这话也是由于教训多多才出此“下策”的，因为同学关系、因为朋友关系，有一些好的新闻确实胎死腹中了。 认识的人越少越好，是基于现在社会环境的复杂而说的，我绝对不认为记者不该是社会活动家，恰恰相反，记者必须是社会活动家。但是一个老总某种意义上和记者有点差异，记者可以是社会活动家，但老总可以不是，我认为在中国可以不是。有时候，只有不是“太活动”，才能坚持一点更多的独立和自由的人格，你才能给自己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更大些，你才能少些顾忌，你才能稍稍走得更远些。
十四问：现在，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正在解构着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对传统媒体和记者带来巨大的压力，作为社长，您是如何使自己的媒体和记者能紧跟技术变迁的脚步，而不被淘汰出局？
答：这个压力我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充满了印刷时代传媒人的痛苦甚至是悲伤。但是我想，谁能抵挡历史进步的潮流啊，我们媒体作为一个行业面对着整个时代发展的洪流其实是渺小的，你必须被时代裹挟着前进，如果不能主动就被动。
就是说微信、微博作为新的社会传播方式正在成为时代传播方式的主流，我认为传统媒体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传统媒体将会有大的分化和重要调整。即使传统媒体还存在，但是它的受众范围也会大幅缩小。我觉得有这样一种趋势，网络时代大众媒体正在普遍成为分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将来有可能不再会有一个一呼百应的大众媒体，网络正在飞速地赶上来，并且呈现更大的覆盖力，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以，从长远来看，传统媒体必将顺应着网络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着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方式。
具体而言，我认为报纸、电视、广播将来都有可能向小众、窄众进军，其中社区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化的大趋势，从具体的生存来说，人可能越来越成为社区化生存，单位也会弱化。因此，大的社会人、公司人也正在成为社区人。此种情况下，人的社区化生存的需要和需求可能是传统媒体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因为网络虽然有它的种种方便之处，比方说微博和微信实现了点对点，点对点连分众也不是，比分众走得还远，这就是个性化，就是自媒体了。但是人并不永远都是点对点，我们需要点对点，但是我们也要与社会有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获得大的宏观信息是不难的，只要发生重要的国际国内新闻我们都会了解到的，但是我们的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我们个体的联系，从媒体对受众满足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微弱的，因而也是媒体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潜力。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除了社区新闻是未来的一个发展可能外，再一个就是趣味了，用趣味分众也是一个可能选择。杂志现在开始办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因为一份好的杂志，作为一个趣味趋同者平台，它就能团结所有的同道者。一个服装杂志就可能把所有这些追逐时尚的女性都聚集到一起，再和网站一配合就有黏性了。所以，传统媒体将来有可能是小众的和精致化的。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群的分化，媒体必将走向分化。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我们就还有一片新的天地；如果我们把握不好，我们就得出局。
十五问：您对于记者用媒体的身份注册微博有没有什么要求？您个人使用微博吗？
答：现在我们对记者还没有有关微博的硬性要求，但觉得应该是有所要求的，因为这对于媒体品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于记者利用媒体品牌设置微博传播信息和发表评论，我觉得要有一些内部规定要求的，记者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原则上，只要记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把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适当分开，我觉得应该支持他们利用微博，每个人有个微博，与每个人有一部手机是差不多的。我个人有微博，但是发言不多。我想以后我会努力用好微博这一平台，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六问：您还是一位颇有口碑的良知诗人。下面是您在汶川地震时写下的诗：“某一天/当你想起今天这样唏嘘不已的日子/想起5·12想起汶川/大西南会以整个高原的震荡/摇撼你的良知/你会止住向下滑翔的脚步/你会停在沉沦的边缘/大地震永恒的回声/将托举你的精神和灵魂/重返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诗中，“摇撼你的良知”的“所指”是什么？您是否同时也在试图通过您的诗来影响社会？在工作中，您的诗人角色和媒体人的角色是怎样的关系？当诗歌的理想情怀与现实发生重大冲突时，您会如何处理？
答：这首诗传播得比较多，《南方日报》从网上下载转发的时候尚不知道作者是谁呢，然后全国很多城市集会时都朗诵这首诗，网上可搜到的。我是写完这首诗去的生活报，这是2008年的事。所以当诗歌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告诉你它会给我力量，给我巨大的安慰和勇气，我是希望把诗的情怀，尽量从一个人的内心扩展的覆盖面更大些，影响一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于我心中有一份安慰，也算让诗歌的价值有所呈现。
“摇撼你的良知”所指的是什么？这个良知我觉得就是良知本身吧。我这段话你用我也很感动的，确确实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大家似乎都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滑翔，似乎都觉得在沉沦的边缘徘徊，而汶川大地震给我的感觉是，我非常担心它带给我们的震撼会转瞬即逝，所以我说让“大地震永恒的回声将托举你的精神和灵魂，重返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是我的思考。
在汶川大地震时很悲痛，我眼睛哭肿了，我从来没想过我有那么多眼泪，我认为我不会再哭了，咱们都哭，都受不了。我认为我们的民族非常健忘，健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一，大家可千万别忘了，所以我写这首诗是为了让大家抵制遗忘。但现在我感觉大家又忘了，这仿佛非常遥远，我自己都觉得遥远，但是如果重温我过去写的这首诗，那是让我们重返用那样的一个高度去做事情、去做人。
我的作品也不太多，严格来说也就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算不上诗人。但是我认为诗歌是一种情怀。一个人可以是诗人也可以不是诗人，可以写诗也可以不写诗，但是要有一点诗意的情怀，诗意的情怀就是你的人文精神要浓郁一些，有这样的人文情怀你会精神上有所寄托。所以我的床头放着和诗歌和文学有关的一些书籍，以供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读。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慰藉，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这些书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之外，诗歌就是你偶尔能往天上看一看的星群，就像康德说的抬头仰望星空，你心中的道德这两件事是让你感到奇妙的。 我认为中国诗歌说远了大部分在创作上过分关注小我，缺乏大我的宏阔视野，缺少一份担当。所以人们有时对诗歌的否定也确实有诗歌自身的一些原因，我是觉得要通过我自己诗的情怀，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人们感觉到诗歌是有力量的。其中的力量之一是我要把我的诗歌情怀以及我四年大学哲学教育这种理性教育，转化到我的新闻实践当中来，体现在我日常的新闻报道组织策划上，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凝视和关注上，体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对美的追求上，我真是竭尽全力这样做的，所以不自谦一点说，还算诗意地活着。
我觉得诗歌和新闻对我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带着一份真诚去工作，带着一份情怀去工作，带着一份美的情愫去工作。偶尔我也写一点东西，但是能力有限，不能举重若轻，新闻工作占据了我95%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我就是看闲书，没太多时间去写，但是我的思考没有停止过。
十七问：近年来，人们普遍感觉记者的社会地位在下降，你是否有切身之感受？您觉得自己应该处于社会的哪个层级？对您的社会归属觉得心安理得吗？
答：我认为记者地位下降是个必然的过程。实际上中国记者过去地位的高也是虚幻的，我认为它也不是真正的高。高和低需要一个评价标准，当然从表面看即使那样虚假的高也是高。我大学毕业当记者的时候记者的地位很高，我们所有的新闻实质上不需要特别多的个性化采访，题目比较好做，车接车送，被待为上宾，我们误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实际上今天回头来看，我们那时候提供的新闻价值，并不如社会地位下降时的更高，是不是？
现在记者社会地位降低的原因也比较多，第一是媒体现在非常发达，媒体风起云涌，海量的信息，一个记者很难是某个重要新闻的垄断者。第二是一个社会如果只有记者地位高，这个社会可能是不正常的，所以一定是社会各界的行业都很重要，法官很重要，官员很重要，企业家很重要，记者也很重要。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都来做事情，形成一个社会的合唱，所以如果是这个地位下降那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第三，我认为更本质的问题是，不是记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而是记者自身的所作所为在媒体上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当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们不是从媒体或者说不是从你这家媒体中获得新闻的时候，你的地位怎么可能还保持得住呢？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经常发生着。
不要管过去记者地位有多高，也不要管现在记者地位在下降，媒体要想，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一个合理的定位，那就是你要回到记者的属性上来，你是否觉得你承担着披露真相这样的职责。如果你觉得你乐意承担这份职责，那就该热爱这个职业，就要不断地去寻找，一层层地剥开真相，当你把真相推送给了人们，你的社会地位是会提高的。如果你不提供真相，每天得过且过，你凭什么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呢？你不该提这样的要求。
记者地位的升降还在于记者对于自我职业角色的合理认定，所以莫彷徨、莫忧伤，找回真正的自己。如果你觉得记者这个行业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可以干别的；如果你还在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回归你的本质属性。社会地位我认为不是一个外在评价，而是对你自身行为、自身价值的评价，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
所以所谓地位下降，我没有什么失落的，我认为我在回归本位。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为这个社会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是自主做的一些事情，我是很欣慰的，所以我没有失落。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定意义上目前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它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它的价值是有的，可能还没有发挥到最好，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它还是有所担当的。所以我并不为我们记者和媒体地位的下降而感到失落，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能提供更好的传播价值的话，我们的地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只要人们需要信息，只要信息被披露，我们是永远有事可做的，这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
职业精神之张扬
十八问：您曾说过，“媒体人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传递信息。说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行业，这是不错的，信息的自由流动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但是信息对媒体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理解应该更高一些。媒体是通过发掘信息、公布信息来影响社会的。通过信息的传递，来传递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推动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是媒体传递信息的落脚点和责任所在”。这段话是不是您所认知的新闻职业精神之所在？如果是，为何？不是，为何？
答：是的，这是我认可的。如果媒体只传递信息，那我们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通信很发达，传播信息是移动联通都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传递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新闻影响生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我们的落脚点。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也是想说媒体人要强化自身的角色意识和角色担当，你的社会职责和社会分工是什么，你就是通过让信息获得更大范围的流动，来为这个社会的文明注入鲜活的因子，为社会软硬件的进步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动力。
十九问：今天，更多的人在谈论记者的责任和良知。在您看来，记者的报道该对谁负责？您认为记者的良知是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还是源于文人悲天悯人的情怀？
答：记者的报道对公平正义负责，我认为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记者的良知既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也源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怀说的是精神，专业主义说的是职业素养、职业律令，二者不可或缺。新闻专业主义背后是要有精神的，精神是要在操作层面上体现出来的，所以要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没有矛盾。
二十问：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发生冲突时，应以何为准绳？为什么？您提出的“做有魅力的新闻”在业界知名度很高，这个“魅力”指什么？是更接近于真相还是别的什么？
答：做有魅力的新闻，这个不可能发生冲突吧。当然，如果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职业要求发生冲突时，我认为悲天悯人是第一位的。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你才是个职业人。所以对人的伦理要求、道德要求要有某种先天性，是元问题。遇到一个人倒下了，需要你去拯救的时候，你是马上拍下片子发给自己的媒体还是先去救人，那显然是先救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为了新闻所谓的时效性，为了抢新闻而把做人的事丢掉了，那我们就失去了新闻的根基。所以这一点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我认为还是道德优先，职业第二。 做有魅力的新闻，第一个原因在于，我觉得我是在强调新闻美学这个经常被忽略的概念，新闻写作是一种文本写作，如果做得好它应该是作品，大家说新闻是产品，我认为新闻应该是作品。最好的新闻作品应该是经典，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专业角度来说，如果对于新闻作品的美学意识缺乏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写作文风其实是不大好的。我觉得，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过于板结，基于此我深深感到，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在追求新闻真实的基础上，新闻报道文本应有对于新闻美学的追求。因为好的文本是更加有利于传播的。一篇好的优秀报道有时候像电影一样，是非常美的，我们看普利策新闻奖的大奖作品，它们中的许多的确堪称经典。
所以我强调新闻有魅力，是从这些角度考虑的，也就是说新闻本身可以成为好的作品，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如果行文很差，必行之不远。
新闻所承载的思想、言论和思考本身可以是美的。不仅仅说的是版式和标题制作这些形式元素，当然更要包括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最终，有魅力的新闻对于我们塑造一个文明的公民，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魅力的新闻作品在精神上不可阻挡，散发着思想的美好的气息。
二十一问：您曾说过“我坚信新闻报道能改变这个社会”，您所说的“改变这个社会”是改变什么？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和民众屡屡追问的新闻报道最后不了了之，如何解释？
答：责任太重大了，但是我说的改变呢，不是外在的一些改变，不是看得见的有形的硬件的改变，某些时候历史时刻硬件的改变也是可能的。但是就常规的新闻报道来说，我说的改变社会，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报道来影响世道人心，就这一点来说是有作用的。因为，人的日常生活环境的重要要素是由新闻构成的，大家每天通过新闻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新闻创造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你早上醒来睁开眼，无论是上网也好，打开电视也好，听广播也好，看报纸也好，你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活环境来对待。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一个要素，人们是通过新闻报道产生对社会生活的感性和感知，所以说，新闻报道会影响人心，影响这个世道，进而改变社会，当然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
为什么说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呢？第一，新闻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的存在，它将和文学、艺术、哲学、出版一样对社会有改变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一种内在的改变。第二，不排除在某个将来重大的历史时刻，新闻会发挥重要作用，一定意义上也能改变社会。但是它是通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来实现的。
为什么记者和民众屡屡追问的报道有些最后却不了了之，该如何解释？你的意思是报道没能发完又能改变什么呢？不对，改变了，你的心态不一样了，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文化氛围都在悄悄地改变，它是一种积蓄，正能量的积蓄。不了了之也是一种影响，发出的报道最后可能没有完全发完，你也不能说它的社会意义就没有了，或者失败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们还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当由于外在的力量使它没有成为可持续的时候，无论媒体还是社会都会更加强烈地感到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必要性，难道这不是它的重要意义吗？我认为是的。不要认为夭折了的报道就没有作用，我认为同样有正能量。例如对地方发生的某些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新闻事件，地方媒体、中央级媒体和网络声音有着种种不同，但是社会受众从这种对比当中，能够感觉到社会问题的存在，从而引发普遍的关注，这依然是有意义的。
新闻生涯之反思
二十二问：作为一位资深的新闻媒体人，您认为今天记者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与过去有何不同？在评价记者职业成就的标准上，您认为有哪些主要要素？
答：我认为今天记者面临的工作环境，严格来说是社会环境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环境变得更复杂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多重的环境，记者是在多重的复杂环境下工作，所以对记者的要求，比如角色要求和素质要求就更高了，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记者的工作很难适应，所以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就是思想的、文化的、知识结构上的准备，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网络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到来，记者的“本领恐慌”出现了，那么一定会有更合格的年轻记者逐渐地进入我们的行业，成为新鲜的血液，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记者知识结构的单一，行为方式的懒惰、慢节奏可能都需要迅速地改变。
记者职业评价的标准我认为就一条，就是你是否写出了好的报道，是否为社会写出了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优秀的报道，就这一条，没有别的。现在一个记者写出一篇好的优秀的报道不太容易，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复杂还是对他自身的要求都不太容易，如果一个记者能始终坚持在一段时间一直写出好的报道，那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记者。因为通过稿件就说明了一切，你的才华、你的作风、你的理念、你的工作技巧、你的策略都会通过稿件呈现出来，稿件就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不需要别的。
二十三问：对目前中国各类新闻奖项的评价标准，您有何看法？如果再设一个认可中国记者职业成就的奖项，您个人觉得应该是什么？为什么？
答：我曾经在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新闻奖改革势在必行》，这篇文章很多业内杂志都转载了，6000多字，我在那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地谈了一些建设性的想法。
二十四问：您在新闻战线已奉献了20多年，您认为自己有独立人格吗？在中国，是否有这样的空间让记者持有独立人格？有，在哪里？没有，为什么？
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记者独立人格的坚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际上，我认为只要认认真真地去做新闻报道，认认真真地去采访去写稿，认认真真地去编稿，把它发出来，他不就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职业操守了吗？
独立人格的坚持在中国可能需要一些智慧，它不是具有戏剧舞台效果的一种坚持，它是在复杂社会环境当中记者内心的一份担当。也就是说，在记者内心的道德生活当中，在一些是非对错的问题上，他始终保持自己的见解。即使它并没有完全体现在自己的新闻当中，但是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值得尊重，是应该被尊重的。 我认为新闻职业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我们永远面对新奇的东西，永远面对世界最新奇的那一部分，使生命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这是其他许多行业所不具备的。获得这种新鲜感的途径，就是记者这份相对可以自由走动的职业。应该说，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相比，记者获得自由度的空间相对来说要好得多。
第二，就是记者的工作方式。由于写作本身是独立的，所以它是一种独立作业性更强的工作模式，自主性非常强，这都有利于你所重视的人格独立或者人格建设。所以，对新闻记者人格应持积极的评价，有时，与庸常的环境形成反差的过程，就是在展现他的人格力量。当然，新闻界当中，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有它的毛病，比方说时不时发生的有偿新闻，我们也正在努力避免这种现象。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记者和媒体还是承受社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因为有时候它是社会矛盾交会的一个点，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都比较大，所以它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如此，那就是不要过多地指责我们媒体这个行业，我们不能要求记者的人格超越社会历史阶段，归于彻底理想主义，这个要求不现实。但是社会的要求，的确应该转化为我们对自身的警醒和自我建设的一种鞭策，这是不能含糊的。
二十五问：在您的新闻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于今天的年轻记者来说，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答：我年轻时候和我现在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的不同，其实也无所谓最大和最小。在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新媒体，即网络媒体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完成自己的转型和升级。我们的职业运作模式和工作流程的转型，既涉及每一个媒体，也涉及媒体中的每一个编辑记者，这是我们必须作出改变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在作业模式上作出重大的改变和调整。对即将进来的记者，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你既要应对挑战，同时你又要对某些经典的东西有所坚持。有些原则性的东西不能改变，它应该成为你的一个信念和信仰。
如果你选择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就承担了传播事实、传播文明的职业责任，你就要永远心怀对真善美的敬畏和追求，对公平和正义的坚持。否则你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因为你失去了根本的动力源。你要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采访时要全面深入细致入微。有了这几个坚持，你就都能做到了，没这几个坚持你就做不到。这些都不是古典主义的，这是一些永恒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标准，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也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所以一定是伴随着你的职业生涯的。作为一个人，你不干这个行当也要做这样的坚持，何况你还干这个呢，这是我要对记者说的。
二十六问：如果时光倒流，再回青春岁月，您还会选择新闻工作吗？
答：我还是觉得我会选择新闻媒体这一行，因为比较符合我的个性。为什么比较符合我呢？第一，和其他职业相比，记者这个职业的工作方式挺适合我的。记者是一个比较不太受约束、比较好的、能够自主去做事情的一个平台。我不是说不要所有的限制，至少说自主的空间比较大，挺适合我的个性。我不大适合做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一杯清茶坐一天的工作，那种工作不太适合我，因为我对新奇的、新鲜的东西抱有好奇心，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从未减弱，而新闻这个行业是支撑我这份好奇心的一个重要平台。
第二，我对文字的热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而媒体总是和文字、和写作有关，我是这样热爱写作，在内心深处从未改变，即使现在我本人的写作减少了，我看别人的写作，看到别人写出好的作品，我同样为他们感到愉快，这是我的一个享受。别的行业很难给我提供一个每天和文字、文本、写作打交道的平台。
第三，回顾20多年的职业生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觉得这个职业有它的特殊的职业价值，是别的行业不能替代的那种价值。
二十七问：谈谈您对当前中国新闻媒体和媒体人的总体认识。
答：中国记者这个群体还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中国媒体内部分很多种情况，有主流媒体，有市场化媒体，有财经媒体类分众媒体，还有网络媒体，它们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大合唱。大家的站位和角色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在推动着中国社会往前走。
分众媒体从知识结构这个角度来看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财经类媒体，非常专业，基本上全是硕士博士。对，好多都是硕士、博士、双语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的人。再一个有些财经类媒体运用大量的外脑，我觉得外脑用得非常好。相比之下，我认为大众媒体从业者应该向好的分众媒体从业者学习、看齐。
我认为大众媒体更多的市民化、机关化了，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在知识社会，成为知识社会的精英阶层，根本就不是什么适应和了解的问题，你就应该是知识社会的中流砥柱之一，你应该和软件开发的工程师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大众媒体的从业者门槛过低，我们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结构应该迅速作出调整。让那些有人文精神的人、让那些适应知识社会的人成为我们大众媒体新鲜的血液，这是最重要的。由于现在大众媒体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滞后，导致大量的新闻采访不能走向深度，大量的深度新闻、专题新闻不能有效完成，大量的编辑部比较好的新闻理念不能实现，令人焦虑。
有一个现象，我们的采访者经常仰视我们的采访对象，理论上说我们应该平视他，当然从人格上说我们不能俯仰任何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在知识上甚至你应该与他平等交流才对。现在像粉丝采访明星这种状态，让我经常感到非常伤自尊心、尴尬，这带来了一个什么后果呢？带来的就是呈现在我们版面上的报道，还停留在一般的社会新闻水平，满足于市民的一些小小趣味，使社会的那些优秀的群体、有素养的读者不可能获得满足。对此我非常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粗糙、低水平的报道让受众离你而去。
我现在深深地感到我们新闻人的知识分子化是个比较致命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加上网络的冲击，大众媒体的前途何在？你不能领着一帮蓝领再干着白领，甚至金领的事啊。这是根本不够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同行，绝无此意。其实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而在于我们新闻人从业的门槛、有毛病的新闻教育，这些都使得记者不能适应知识型社会和网络社会。这种现状要加速改变，事实上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我们通过全媒体建设，通过微博这样一些部门的设置吸纳一些80后、90后进入我们的媒体，在人力布局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是感觉这仅仅是个开始，步子还不够快，看来需要一些大智慧大力度的行动，因为这是时代的迫切呼唤。
结 语
第四次传播革命的到来，改变着传统的新闻生产，再加上中国社会的多层面变迁，这些都在促使新闻生产的主体——记者对于自身角色进行多角度的再认知，本文重点从价值观、主角意识、社会归属、职业精神和新闻生涯等五个方面，试图展现出微时代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体制内资深媒体人的所思所感所悟。笔者以为，这些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在“紧要关头”①了解一些来自一线媒体人的思想脉动，而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这些媒体人的所思所感所悟，也许正是可以给予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希望之所在。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微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CXW005；2012GGJS-025]
注 释：
①此处“紧要关头”是借用，源自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克2007年底出版的《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一书，本书提出的“紧要关头”，一般具备以下特征的两个或者三个：一是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二是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三是出现主要的政治危机——严重的社会失衡——既存的秩序不再发生效应，出现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参见：罗伯特·W·麦克切斯克.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
今天，中国已进入名副其实的微时代。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其中手机网民3.88亿。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显示，微博用户数已趋近中国网民数，其中19岁及以上国内网民中，微博用户占88.81%；近七成用户拥有唯一账号，用户规模趋向稳定；高频率访问微博用户占据主流；浏览转发及发布微博是用户的基本操作，收看视频、聊天、参与商业促销活动已成为用户新的兴趣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已迈进迅速成长的微时代。
微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位民众都拥有了流动自媒体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人人都成了自媒体的主人。可以看出，在微时代新传播特征的基础上，传统媒体对主流新闻和舆论话语权的把握能力正在弱化，过去“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成为话题的制造者、参与者、引领者。
可以这样说，微时代的到来再加上中国社会基础所呈现出的种种新状态，使新闻媒体的传统功能正在受到冲击，并时时以矛盾的形式呈现：信息传播的快速与迟滞；信息传播的反控制与控制；媒体责任的履行与逃遁；话语权的坚守与遗弃；舆论引导的施行与失效；真相的披露与掩盖，信息满足度之于受众的丰富与匮乏；新闻传媒既有价值体系之撼动与重建；意见流动市场之形成与扼制，批判意识的坚持与缺失……总之，微博传播出的中国图景与传统新闻媒体镜像的中国图景产生了大分裂，促使青睐受众拥有量的传统媒体产生此种欲求：对微时代自身的主体性之再审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欲求与既往国家意志所要求的媒体表达往往产生紧张关系，紧张关系常常通过记者新闻工作中的角色体验得以投射。
微时代促成民众参与和围观意识的成长，微传播主体传播出的中国图景与传统新闻媒体镜像的图景所产生的大分裂，倒逼新闻媒体不得不对自身角色再思考，也促使记者对自身角色再审视。这里，笔者约请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生活报社社长包临轩，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以期帮助读者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貌之效果。
包临轩，现任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助理、生活报社社长。1984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获哲学学士学位。获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
20多年来，包临轩一直在新闻这条战线上默默地奉献着，他视新闻为生命，不计个人得失，不畏生死荣辱。如今，在他带领下的生活报，已成地方传媒翘楚，领风气之先，成为全省都市报媒体的风向标。
价值观之重建
一问：您在2012年5月份做了一场题为“用你心中的光明照亮你的职业生涯”的报告，在您看来，为何现在要特别提出这一说法？
答：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大家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是太高，更多的是出于“为稻粱谋”这个层面上，缺乏一种应有的职业精神，这是其一。
其二，现在大家都持一种抱怨的态度，每个人都认为社会风气不好、环境比较差，好像这一切没有自身的责任。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你自己心中没有光明，那你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其实，你自己本来是可以有光明的，你自身的光明可以使这个黑暗有些亮光的。所以你不要认为黑暗只是和别人有关，和你无关。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光明，即使这份光明是一点点，摇曳的烛火，或者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依然会照亮你所认为的这个黑暗，可能我们点亮的面积不够大，点亮的空间也不足够大，但那正是希望所在。你要坚信，如果你心中有光明的话，我们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加充满希望。
二问：在报告中，您谈到重建媒体的价值观和媒体尊严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强调我们媒体人自身的主角意识。为什么？
答：做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人都是他自己所做事情的主角，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政治家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企业家是经济生活的主角一样。如此，媒体人就是媒体界的主角。这并不是说你成主角了，你就妨碍了别的什么家的主角意识了。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由于你主角意识的强化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你有可能让政治家等社会精英更加刮目相看，更不用说会赢得社会的更大尊重了。所以我深深地感到，媒体、媒体人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重建媒体的尊严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是一项很基础的工作。
任何一个行业，其兴衰荣辱，最终其实都可以追问到从事此行业的个体，但是我们缺少这样有意义的追问。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如同顽疾，深入骨髓，所以大家做事情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着实也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份责任的呈现，而不是与己无关。
我们过去的用词可能都太大了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集体，觉得不需要从自己出发，觉得要从自己出发好像就会和集体发生冲突，其实恰恰错了。在媒体界，这个问题于当下比较突出。在许多人那里，工作，就是为了简单完成任务。要么是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要么是完成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没有他自身的任务意识。所以他就不可能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极致，做到最佳。如果我们树立了一种个体意识、主体意识，一种主体精神，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么我们的能动性就有了真正源源不断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所谓的集体意识，变成了对个性的遮蔽，人们躲在集体的大一统后面，感觉自己很安全、很无辜。所以大家做事情，习惯上没有想到你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份责任的。 一些前沿媒体、财经类媒体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做出了示范。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新闻实践并不像过去一样，只是简单地完成一个政治舆论引导这样一份职责。在当前的情境中，新闻媒体进行政治舆论引导是最基本的任务，我们本应在此之上还有别的作为，肩负起媒体自身的天赋使命。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大众媒体应该像那些以财经类媒体为代表的前沿媒体学习，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媒体宗旨，强化自身的主角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问：在您看来，媒体既往的价值观是什么？今天的媒体价值观需要重建，原因何在？
答：从我们这么多年的新闻实践来看，简单地把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的价值观机械地移植到自身的行业中来，这是媒体过往的价值观，比方说我们经常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一点人人耳熟能详），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把正确的舆论导向理解得非常狭窄，甚至简单地理解为政策的导向，或一时一地的方针政策的导向。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价值观，我认为更多的是上面对我们提出的一个要求。提出这个要求有其必然性，但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要求停留在简单的、政策的层面上，或者是政府和社会对媒体一般的泛泛要求，把一项基本要求当成媒体自身的最高价值观，以至于媒体很少有人思考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自身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自身没有一个价值观，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现在一谈到媒体自身的价值观，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莫明的恐惧，好像一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就是要和谁对立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媒体应该有自身的、自觉的价值观，这会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社会的和政治的一般要求，使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更自觉的层面上，来思考和更好地体现我们常常谈论的舆论导向问题。
每个人都应该有经过自己思考的和实际确认的价值观，这样你才可能使媒体的使命感更加自觉。媒体人对自身的价值观缺乏应有的思考、应有的确认，这导致媒体工作陷入了平庸、跟随的状态。现在正因为我们媒体人价值观不明晰、不够自觉，才导致并没有多少人把那些自诩为主流媒体的大众媒体真当回事，像现在一些媒体对于通稿的过度依赖和不加删减的误用，其实就是媒体人对自身形象的摧折：人们会从心中蔑视你，可悲的是我们并不自知，这种麻木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个理由。
不过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媒体对自身价值观的认知还是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诸如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前沿媒体和财经媒体上，它们的价值观的确立是自觉的。自觉的价值观的确立，带来了这些媒体在新闻品质上的提升和媒体的品牌价值，也为它们赢得了订户的重视、尊重。这些媒体能够让人们真正获得他们内心深处迫切需要的东西，所以也给媒体自身带来了一种职业尊严和媒体尊严。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媒体人价值观的建立还需要我们清楚地明白自身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媒体人自身不强调价值观的话，那我们的人格、尊严就无从呈现。媒体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其文化性决定了它具有的特殊性，这决定了媒体人的从业资格和要求应该高于一般的行业。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和普通的从事物质生产的打工者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媒体人应该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人文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如果我们仅仅为工资和奖金而工作，我们的标准就太低了，就不合乎媒体这个行业的属性要求。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国外新闻从业者从来没有所谓的编辑部对发稿的数量要求和质量等级考核，他们对中国媒体界对于从业者有考核指标的要求感到惊讶：“为什么要有任务考核呢？因为这是我愿意做的工作呀，我做的工作符合我的理想和志趣呀，我不需要别人给我硬性规定任务呀。”然后他们的媒体管理者也说：“为什么要给他写稿量的要求呢？他一直在工作啊，他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回头看我们自己，包括我所在的媒体，到现在为止还都不得不规定月度年度发稿考核标准。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由于对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我们就不得不用外在的要求来约束。媒体人需要像打工者那样靠计件来完成任务、靠写稿任务来完成他的职业，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应该的。虽然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些规定也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是从媒体、媒体人自身来说，写稿规定任务这样一种状况如果能够减少的话，其前提必然就是媒体人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职业的内在驱动力，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外在要求。当大家都开始用自身的价值观和职业理念来约束自己时，媒体管理者就不需要用任务来约束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了。
四问：在您看来，今天要重建媒体的价值观，困难在哪里？可能性有多大？
答：我觉得，重建媒体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它涉及的层面比较多。我觉得从社会层面来讲，媒体价值观的建立需要比较好的社会条件。我相信，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媒体价值观建立这个环境会逐渐变得宽松，充满希望，应该看到这一点。
从哲学层面上讲，媒体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的一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不能孤立地完成，它是一栋大厦里的一个子项目，它的建设取决于整个大厦的构建，即大环境。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谈媒体价值观的构建，否则会显得抽象，所以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媒体价值观重建的前景不是说空话，我看好它。以微博的发展为例，微博的发展势不可挡，政府对它的管理实际上是有弹性的，是给了空间的。类似这种社交自媒体实际上预示着一些媒体的价值观，这种进步是可以看到的，虽然它眼下可能是微弱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和成长性是有目共睹的。
媒体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文化行业，中国媒体价值观的水平实际上折射着中国文化行业的一个状态，是它的晴雨表，非常鲜明，中国文化走了多远可能我们媒体也就走了多远。从大的方面来说，媒体和文化行业之间是一个协调的呼应关系，你不能要求说别的地方都不发达，只有媒体自身发达，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现在其他文化行业正在比较快速地往前探索。文学、艺术的开放度都在大幅增加，体现在影视、小说、网络文学都在发展，包括出版，都有好的东西在陆续涌现；有些杂志办得也比较好。我还注意到，一些网上论坛的活跃，都已经可以看出媒体价值观的新质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在大的文化行业、人文领域都在趋向于自觉构建新的价值观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前行的路上。 但是另一方面，就媒体自身来说，不能消极地认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或者说大的文化行业本身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可以什么也不干。每一个具体的媒体人是可以自立自为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需要所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按部就班地到齐了，才开始办。好多事情都是在历史条件半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开始的，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新闻人也一样。
在媒体阵营里，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但是就一般的状况来说，大众媒体做得是滞后的，但是并非不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你不能整体上做，你可以部分做；如果你不能从机构上做，你可以从人才构建的角度来做。困难永远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做什么没有困难呢，更何况构建人的价值观这样庞大复杂的工程？
如何做，我觉得最终得落实到具体的媒体人，不管你是编辑还是记者，不管你是总编辑还是部主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对自身建设的意识，就能带动职业状况的整体改善。现在这种势头可能是不鲜明的，但它是最基础的，一旦积累得好，对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是有益的，前途不可限量。我们不可能下一道命令，也不可能出一部教科书，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干媒体重建工程，不是的，这是一个软件工程，是一个软实力的构建过程，最终是人的自我建设和优秀媒体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激励。
最近政治家也要求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进军，就是说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一种价值观建设的成功，作为一种现实，都是被逐渐接受了的，它是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存在。可以说，空间是有的，体制内的媒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可能随心所欲，但如果你能在给定的环境中把事情做得出色，那才叫功力呢。没有限制的自由不叫自由，自由是在限制中显现的，所以不要把这种限制做消极的理解，我认为只有在这些限制之下，自由才显得更有价值。
价值观更多的是个人自己的事儿，取决于个人的觉悟程度。我们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吧。既然我们的生活是由几千年发展而来的，我们也是文化民族的一部分，想快没有办法，也快不了。最近，一位当代名流在网络上说：“走弯路是自然界的常态，而走直路是一种非常态。因为河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有些障碍是无法逾越的，所以只有取弯路，因而让它避开了障碍，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大海。”这段话对人是有激励的，媒体人的价值观及其建设，就是一条小河奔向大海的过程吧。
五问：您曾经谈到“媒体人最大的价值观，应该坚持公平正义。在做新闻报道时，坚持公平和正义，是我们媒体公信力的真正基础。公众对于公共事务有四项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只要我们媒体满足老百姓的这四项权利，我们就可以做合格的媒体人”。其实，在现实的媒体运作中，大家会觉得您谈到的这些只是理论，操作起来很难，是这样吗？
答：当然是这样的，实际上不单是中国的媒体，其实所有的媒体——国内外的媒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你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程度就是衡量一个媒体是否成功、是否更有价值的一个根本的标准。实现的程度越大，这家媒体的影响力就越大，公信力就越强，品牌价值就越高；实现的程度小，这家媒体的公信力就会比较弱。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化和全球化，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如果说过去是模糊的，那么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相信也会越来越成为媒体人的一种自觉选择。
这四项权利把公平和正义这种看似抽象的理念、这种学理上的诉求，在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具体化了，对于媒体人来说可以操作了。大家经常会说操作起来其实很难，我倒以为正因为操作起来困难，它才有价值。如果不难，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是不是说媒体能完全实现民众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其实，任何媒体都不可能真正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份理想，这是一个不能彻底穷尽的过程。只要媒体存在，只要社会存在，媒体满足这四项权利的功能就会一直存在。我以为，因为媒体之间对这四项权利的满足程度不同，才见出媒体层次的差异、媒体质量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媒体来说，如果你把对这四项权利的实现和满足当作你的使命的话，你就会变得非常自觉、非常清晰。我们会始终知道每一篇报道发表的时候对这四项权利的某一项权利的满足程度还差多少，始终是清晰的，没有什么问题。
媒体操作的难度反映了我们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是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因为媒体是社会的一部分，有时候媒体很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所以媒体与社会的博弈过程体现为艰难，这正是我们付诸努力的原因。我们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但是我们有烦恼和种种困扰，这是正常的。由于职业责任感和社会利益方的冲突，我们将经受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看出了媒体的品德、品质，于是媒体之间的分野就渐渐地出来了。这个并不是在谈论一个理念，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有的媒体认为操作这个事情很困难，是因为它没有自觉，它实际上是在这样做但是不够这么自觉。
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扩大和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这个艰难的过程会有所减缓或者说弱化，但是不会穷尽。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在此之下，这个具体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具体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文明由此得以向前演进。
主角意识之确立
六问：在具体的报道工作中，会不会有很多“规定动作”？您是如何应对的？大家经常谈到的“报道敏感区域”，您经常会遇到吗？界定敏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在“规定动作”与“敏感区域”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报道空间？在报告中，您为何又特别提出要“强调媒体人自身的主角意识”？“主角意识”与“规定动作”和“敏感区域”是否会有矛盾？如果有，如何化解？这种主角意识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答：“规定动作”是一个常态，是上面的要求，平心而论，并非所有的“规定动作”都是不好的，这其中要有分析和思考，有些按着做就完了；有些“规定动作”空间非常大，可以包含大量“自选动作”。在中国媒体的生态环境下，能够在“规定动作”之内的空间里，把“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是中国新闻人的功夫所在，对二者把握得好与否，可以显现出媒体人的智慧，因此我认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从具体的情况来看，有些“报道敏感区域”我们就理解为这是报道警区，不能够报道，那就不碰，绕开。但是此外，要做的事情也是做不完的，要知道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社会发展阶段，大量的新闻素材是一个辽阔的大海，只要你有心，其实“规定动作”之外空间广阔，就看你是不是一个胸怀责任感和有所作为的媒体，绝不会因为有“规定动作”和“敏感区域”，就什么都做不了，大量的其他新闻素材可以纳入你的视野，它们其实是无边无际的。 如何处理好“规定动作”与“敏感区域”二者的关系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为此写过文章。“规定动作”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的媒体环境，有时候也可以成为好的报道机遇，而“自选动作”则是日常报道工作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这个空间也是极大的，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二者协调起来。《生活报》做了大量的报道，有很多报道实际上没有超出“规定动作”的范围，但由于我们的“自选动作”增值了，使得“规定动作”的制定者也大喜过望，各方会各得其所，都会在成功的报道中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
要研究“规定动作”和“敏感动作”，将其翻译为新闻报道模式，这需要媒体的社会担当和职业素养的有机结合，这是对媒体的综合考验。大量的“规定动作”，其实可以是“自选动作”，就看你怎么做了，大量的“敏感区域”其实也没有那么敏感，只要切入点找准了，一样可以做出好新闻，一样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在中国媒体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从事工作，这些东西是不能回避的，而是必须要面对的，面对它，要抱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从这一点来说，新闻人的主角意识便有所体现。
七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您认可的好选题，却被迫拿掉？原因何在？如果不拿掉，会遇到哪些方面的压力？对于记者来说，在计件制的评定标准下，您会如何补偿被拿掉作品的记者？您是否会主动在心理上抚慰记者？
答：好选题被拿掉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媒体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会有其他可以做得好的题目迅速补充上来。所以这不是压力问题，是一个努力做好调整的问题，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遇到真正的新闻，记者不采访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发不发是编辑部的事儿，未发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我承担，我该付出还要付出，对记者的劳动要有足够的尊重。譬如稿费照发，绝不抽条。这是我定的一个内部制度，一直坚持得比较好，我们报业集团也很支持。对于记者来说，在计件评定标准下，由于一些不可抗力，一些好的报道不能发出，没有适当的补偿和激励措施，是不对的。对记者除稿费补偿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和编委会成员也经常给予关心，记者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记者知道他是和新闻在一起，虽然有些新闻没有发出来，但是他尽力了，他并没有辱没自己的职业。当然，由此带来的内容生产成本的付出以及其他付出是无可避免的。
八问：有这样一句笑谈广为人知，媒体人“不是知道该报道什么，而是知道不该报道什么”，作为总编辑，您是这样吗？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这与您提及的“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否冲突？
答：是这样的，你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媒体工作中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但是面对冲突和化解冲突才能见证中国媒体人的特殊功力，怎样在理解这种冲突之下还能有所作为，这是对他的考验。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事件，地方媒体受到限制，不可能做最想做的事情，但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适当的修补工作，修补工作本身虽然可能是有限的，但我们没有太违背良心，我们要特别强调新闻源的立场。所以从具体的个案来看，冲突是存在的。然而问题在于，能因为有这种冲突，就不再做有价值的事情了吗？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要有所担当，还是要保存应有的个性，这个“个性”指的是保持一个媒体的品质和品格，是要努力做到的。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是多方面的，但我现在想，无论何时你都不要失望，只要你做这份事业，你选择了它，就要始终抱有希望。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么下一件尽力做得好一些，这是我强调的落脚点。我们总会有机会做得很好，以弥补我们的某些不安，承担我们的某些过失。这是一个永不放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误解和压力是职业要求的一部分。
九问：您认为“记者的个性是稀缺元素，个性就是核心竞争力，个性就是独家报道的人力资源的保证，个性就是媒体差异化的人力基础”，这里所谈到的个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内涵？在实际工作中，您是如何发现记者的个性并做到人尽其才的？记者个性的张扬会不会与弘扬主旋律相悖？
答：这个观点我是始终坚持的。有时候记者、编辑的个性会转化为媒体的个性，媒体的个性是新闻的品质和媒体的品牌。这个个性会决定你的新闻是否有品质，你的媒体是否会有品牌、是否有核心竞争力。
在实际工作中，我是努力发现记者的个性，保护记者的个性，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的。有记者适合做调查，我就不让他搞动态，不让他跑战线，只要有好的你就去做调查。我有那么两三个记者专门做调查，非常好，我和他们个人都是朋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时他们工资不是很高。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记者，他就喜欢做社会调查，比较纯粹的一个人，就是“独行侠”似的，一旦有新闻事实发生了，有新闻价值了，即使不发稿费也要去写，根本发不了他也去干，有时候当事人自己都放弃了，他还在坚持。我对这样的记者怀有敬意。
十问：许知远在《内在的审查》中说，“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作为一家都市报总编，不知您对此说法是否认可？您在日常工作中是否会有意或者无意地“自我审查”？如果有这种情况，自我审查的动力源于何方？是否有时会是“习惯使然”？
答：内在审查是一定要有的。任何媒体和媒体人的生存都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对于中国新闻媒体人来说，媒体不是某个人的，它是一个机构，要对很多方面负责，这也就决定了媒体人不能够彻底的理想化和空想化，这是对媒体外在和内在的要求，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条件，我们别无选择。
自我审查并不意味着自我放弃，在现有的给定的环境中，我并没有处于麻木不仁之中。我会在外在要求和媒体规律之间选择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并没有因之放弃努力，而是要充分调动报道的智慧和经验，在可能的条件下有所作为。置身其中和置身事外的感觉是两码事，我没有置身事外，在岸上旁观此事，我就在现实的洪流之中，当旁观者发言的时候，我在实实在在地做着，我深切地知道，当你品评项链的优劣时，我正在努力寻找珍珠，把它们一点点地串联起来。这个过程有时极为琐碎，有时甚至看不出意义，但是当你拿到项链时，串联的意义自在其中矣。 事实上，今天中国媒体和媒体人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但在做与不做的抉择之间是不一样的，是因此无所作为，彻底放弃，还是做坚韧的踏实的点滴努力，结果并不相同。我看到的是，很多媒体人和媒体都在努力做出正能量。因为大家做出的选择不同，决定了媒体品位的高下和成绩的优劣。稍稍留意，你会发现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智，正是在有上进心有追求的媒体潜移默化的推动下，在不经意间升华了许多。
社会归属之认定
十一问：《财新》杂志的主编王烁曾在网络空间有如此看法：“新闻工作者不是高层人，当然也不是最底层人，我们没有固定的位置，我们在所谓高中底层间随机游走，新闻在哪里发生，我们就跑到哪里去。所以新闻工作者跟你们有所不同，我们作为社会人，当然也在五行中，但作为工作者，此身应在三界外。”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新闻人对自身冷静理性的专业瞭望者身份的认知，您如何理解？
答：我不赞成用等级观念来界定媒体人的社会地位，等级观念未必科学，媒体是个庞大的群体和集合性的概念，在不同层级有不同层级的媒体，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来说，媒体多，不同媒体人所处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媒体的社会地位不一样，其记者的身份也不同。
如果你界定为高层、中层或底层的话，就会有太多的等级观念妨碍某些更重要的认知。假定我们处于中层，如果你不能影响上层又对底层没有价值，你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层级的过多关注，可能会遮蔽我们对自身角色基本属性的某种清晰理解，例如人文关怀。如果我们淡化、弱化社会等级观念，而强化人文精神，可能会对我们这一行业和广大的社会更有意义。
实际上强化媒体人属于知识分子群体这种意识，或许才是当务之急。有媒体人如果认为自己是高层，我觉得是挺荒诞的事情；如果认为自己很下层，那他就是自轻自贱，毫无出息。媒体应该是知识分子化的行业，媒体人是应该有人文情怀的一群人。在现实中，其知识气息却如此稀薄，这正是要加以正视的大问题。
媒体具有文化属性，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条：1.人文精神，应接续下来。因为承担了传播的任务，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传承着文明，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强调的第一使命，所以我谈价值观也是这个含义，中国的新闻让人感觉平庸，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文精神，我觉得媒体人是应该有所担当的吧。2.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因为现在是知识经济社会，我强烈地感到，在大众媒体从业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滞后于时代要求的。这不但严重影响了其个人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媒体潜能的发挥。
十二问：您在2008年6月担任生活报社社长后，提出并实施了“办有主张报纸，做有魅力新闻”的办报理念，“有主张报纸”中的“主张”是什么内涵？基于什么立场？此中的“有主张报纸”是否有违媒体人应具有的冷静与理性的专业意识？
答：什么是有魅力的新闻呢？魅力来自对平庸的拒绝，来自对庸常的拒绝，来自对大路货的拒绝。有魅力的新闻其实是一个过程中的结果，当你的新闻有主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的新闻、好的评论就是一个好的思想，思想可以是美的。好的新闻、好的评论由于具有穿透力，给人们带来震撼、启迪或者让人感到解渴，你这张报纸就是有魅力的。所以我说要办有主张的报纸，做有魅力的新闻。
别人问我我的主张是什么，有主张的报纸究竟是什么含义，基于什么立场，这离不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离不开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真相的追逐和探索，离不开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这就是我所解释的主张。基于此，我们的报道不会离开人类公理的立场，事实上，任何一次失败的报道都是偏离了人类的公理立场和人心，当遇到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努力要往回拉，当别人都偏离的时候我要往回拉，这就是我的主张。从这个角度讲，这恰恰体现了我们媒体人应具有的冷静与理性的专业意识。
之所以提出报纸要有主张，新闻要有魅力，第一个原因是基于媒体竞争的现实说的。当前媒体的同质化倾向严重，打开电视、打开广播、翻开报纸、登上网络，你会发现大量的新闻是同质化的，只有个别新闻可能具有某种独家性，网络特殊性在于对各地传统媒体信息的集纳，所以网络很少有独家新闻，但是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我认为这种千人一面在网络时代已经令社会感到普遍厌倦了。
第二个原因是基于网络时代媒体人认知上的误区，即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信息海洋的时代，任何一家媒体想要做独家新闻和原创新闻已经不可能了，要做就只能做整合、整合，再整合。此言差矣，大错特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无论多么海量的新闻都是有源头的，它都有一个最初的发布者，那个最初的发布者做的就是原创新闻。只不过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你感觉是海量的，但是从生产者角度来说，它是一条一条生产出来的。如果一家媒体简单地站在受众立场上认为是海量新闻扑面而来，你不能作为了，你就失去了做媒体的资格。任何一家媒体如果不做独家新闻和原创新闻，它就不该是媒体。一个媒体存在的理由本身就意味着它要有独家新闻和原创新闻。
十三问：“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算是您的名言了，您为何会这样说？其实，大家通常会认为“记者应该是社会活动家”，要有丰富的人脉，您如何看？
答：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我不爱喝酒，但是在我们中国社会环境当中，你要是不喝酒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我为此非常烦恼，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但这不是主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因为少喝酒而少交一些最知心的朋友。
最核心的原因是，作为一家报社的老总，我希望排除尽可能多的干扰，让我带着我的团队在我们自己所坚持的理念上有一种纯粹性，能相对干净一些、相对超然一些。具体而言，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是说我不想和太多的和我的新闻源的关系过于密切的那些部门，重要的商家、厂家，那些所谓的人物建立联系，因为我要监督他们。如果我和他们交往太多，我如何摆脱人情？威逼我不怕，利诱我也不怕，但是人情很难抗拒，谁没有同学朋友啊？说这话也是由于教训多多才出此“下策”的，因为同学关系、因为朋友关系，有一些好的新闻确实胎死腹中了。 认识的人越少越好，是基于现在社会环境的复杂而说的，我绝对不认为记者不该是社会活动家，恰恰相反，记者必须是社会活动家。但是一个老总某种意义上和记者有点差异，记者可以是社会活动家，但老总可以不是，我认为在中国可以不是。有时候，只有不是“太活动”，才能坚持一点更多的独立和自由的人格，你才能给自己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更大些，你才能少些顾忌，你才能稍稍走得更远些。
十四问：现在，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正在解构着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对传统媒体和记者带来巨大的压力，作为社长，您是如何使自己的媒体和记者能紧跟技术变迁的脚步，而不被淘汰出局？
答：这个压力我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充满了印刷时代传媒人的痛苦甚至是悲伤。但是我想，谁能抵挡历史进步的潮流啊，我们媒体作为一个行业面对着整个时代发展的洪流其实是渺小的，你必须被时代裹挟着前进，如果不能主动就被动。
就是说微信、微博作为新的社会传播方式正在成为时代传播方式的主流，我认为传统媒体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传统媒体将会有大的分化和重要调整。即使传统媒体还存在，但是它的受众范围也会大幅缩小。我觉得有这样一种趋势，网络时代大众媒体正在普遍成为分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将来有可能不再会有一个一呼百应的大众媒体，网络正在飞速地赶上来，并且呈现更大的覆盖力，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以，从长远来看，传统媒体必将顺应着网络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着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方式。
具体而言，我认为报纸、电视、广播将来都有可能向小众、窄众进军，其中社区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化的大趋势，从具体的生存来说，人可能越来越成为社区化生存，单位也会弱化。因此，大的社会人、公司人也正在成为社区人。此种情况下，人的社区化生存的需要和需求可能是传统媒体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因为网络虽然有它的种种方便之处，比方说微博和微信实现了点对点，点对点连分众也不是，比分众走得还远，这就是个性化，就是自媒体了。但是人并不永远都是点对点，我们需要点对点，但是我们也要与社会有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获得大的宏观信息是不难的，只要发生重要的国际国内新闻我们都会了解到的，但是我们的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我们个体的联系，从媒体对受众满足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微弱的，因而也是媒体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潜力。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除了社区新闻是未来的一个发展可能外，再一个就是趣味了，用趣味分众也是一个可能选择。杂志现在开始办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因为一份好的杂志，作为一个趣味趋同者平台，它就能团结所有的同道者。一个服装杂志就可能把所有这些追逐时尚的女性都聚集到一起，再和网站一配合就有黏性了。所以，传统媒体将来有可能是小众的和精致化的。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群的分化，媒体必将走向分化。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我们就还有一片新的天地；如果我们把握不好，我们就得出局。
十五问：您对于记者用媒体的身份注册微博有没有什么要求？您个人使用微博吗？
答：现在我们对记者还没有有关微博的硬性要求，但觉得应该是有所要求的，因为这对于媒体品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于记者利用媒体品牌设置微博传播信息和发表评论，我觉得要有一些内部规定要求的，记者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原则上，只要记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把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适当分开，我觉得应该支持他们利用微博，每个人有个微博，与每个人有一部手机是差不多的。我个人有微博，但是发言不多。我想以后我会努力用好微博这一平台，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六问：您还是一位颇有口碑的良知诗人。下面是您在汶川地震时写下的诗：“某一天/当你想起今天这样唏嘘不已的日子/想起5·12想起汶川/大西南会以整个高原的震荡/摇撼你的良知/你会止住向下滑翔的脚步/你会停在沉沦的边缘/大地震永恒的回声/将托举你的精神和灵魂/重返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诗中，“摇撼你的良知”的“所指”是什么？您是否同时也在试图通过您的诗来影响社会？在工作中，您的诗人角色和媒体人的角色是怎样的关系？当诗歌的理想情怀与现实发生重大冲突时，您会如何处理？
答：这首诗传播得比较多，《南方日报》从网上下载转发的时候尚不知道作者是谁呢，然后全国很多城市集会时都朗诵这首诗，网上可搜到的。我是写完这首诗去的生活报，这是2008年的事。所以当诗歌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告诉你它会给我力量，给我巨大的安慰和勇气，我是希望把诗的情怀，尽量从一个人的内心扩展的覆盖面更大些，影响一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于我心中有一份安慰，也算让诗歌的价值有所呈现。
“摇撼你的良知”所指的是什么？这个良知我觉得就是良知本身吧。我这段话你用我也很感动的，确确实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大家似乎都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滑翔，似乎都觉得在沉沦的边缘徘徊，而汶川大地震给我的感觉是，我非常担心它带给我们的震撼会转瞬即逝，所以我说让“大地震永恒的回声将托举你的精神和灵魂，重返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是我的思考。
在汶川大地震时很悲痛，我眼睛哭肿了，我从来没想过我有那么多眼泪，我认为我不会再哭了，咱们都哭，都受不了。我认为我们的民族非常健忘，健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一，大家可千万别忘了，所以我写这首诗是为了让大家抵制遗忘。但现在我感觉大家又忘了，这仿佛非常遥远，我自己都觉得遥远，但是如果重温我过去写的这首诗，那是让我们重返用那样的一个高度去做事情、去做人。
我的作品也不太多，严格来说也就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算不上诗人。但是我认为诗歌是一种情怀。一个人可以是诗人也可以不是诗人，可以写诗也可以不写诗，但是要有一点诗意的情怀，诗意的情怀就是你的人文精神要浓郁一些，有这样的人文情怀你会精神上有所寄托。所以我的床头放着和诗歌和文学有关的一些书籍，以供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读。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慰藉，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这些书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之外，诗歌就是你偶尔能往天上看一看的星群，就像康德说的抬头仰望星空，你心中的道德这两件事是让你感到奇妙的。 我认为中国诗歌说远了大部分在创作上过分关注小我，缺乏大我的宏阔视野，缺少一份担当。所以人们有时对诗歌的否定也确实有诗歌自身的一些原因，我是觉得要通过我自己诗的情怀，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人们感觉到诗歌是有力量的。其中的力量之一是我要把我的诗歌情怀以及我四年大学哲学教育这种理性教育，转化到我的新闻实践当中来，体现在我日常的新闻报道组织策划上，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凝视和关注上，体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对美的追求上，我真是竭尽全力这样做的，所以不自谦一点说，还算诗意地活着。
我觉得诗歌和新闻对我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带着一份真诚去工作，带着一份情怀去工作，带着一份美的情愫去工作。偶尔我也写一点东西，但是能力有限，不能举重若轻，新闻工作占据了我95%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我就是看闲书，没太多时间去写，但是我的思考没有停止过。
十七问：近年来，人们普遍感觉记者的社会地位在下降，你是否有切身之感受？您觉得自己应该处于社会的哪个层级？对您的社会归属觉得心安理得吗？
答：我认为记者地位下降是个必然的过程。实际上中国记者过去地位的高也是虚幻的，我认为它也不是真正的高。高和低需要一个评价标准，当然从表面看即使那样虚假的高也是高。我大学毕业当记者的时候记者的地位很高，我们所有的新闻实质上不需要特别多的个性化采访，题目比较好做，车接车送，被待为上宾，我们误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实际上今天回头来看，我们那时候提供的新闻价值，并不如社会地位下降时的更高，是不是？
现在记者社会地位降低的原因也比较多，第一是媒体现在非常发达，媒体风起云涌，海量的信息，一个记者很难是某个重要新闻的垄断者。第二是一个社会如果只有记者地位高，这个社会可能是不正常的，所以一定是社会各界的行业都很重要，法官很重要，官员很重要，企业家很重要，记者也很重要。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都来做事情，形成一个社会的合唱，所以如果是这个地位下降那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第三，我认为更本质的问题是，不是记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而是记者自身的所作所为在媒体上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当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们不是从媒体或者说不是从你这家媒体中获得新闻的时候，你的地位怎么可能还保持得住呢？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经常发生着。
不要管过去记者地位有多高，也不要管现在记者地位在下降，媒体要想，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一个合理的定位，那就是你要回到记者的属性上来，你是否觉得你承担着披露真相这样的职责。如果你觉得你乐意承担这份职责，那就该热爱这个职业，就要不断地去寻找，一层层地剥开真相，当你把真相推送给了人们，你的社会地位是会提高的。如果你不提供真相，每天得过且过，你凭什么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呢？你不该提这样的要求。
记者地位的升降还在于记者对于自我职业角色的合理认定，所以莫彷徨、莫忧伤，找回真正的自己。如果你觉得记者这个行业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可以干别的；如果你还在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回归你的本质属性。社会地位我认为不是一个外在评价，而是对你自身行为、自身价值的评价，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
所以所谓地位下降，我没有什么失落的，我认为我在回归本位。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为这个社会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是自主做的一些事情，我是很欣慰的，所以我没有失落。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定意义上目前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它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它的价值是有的，可能还没有发挥到最好，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它还是有所担当的。所以我并不为我们记者和媒体地位的下降而感到失落，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能提供更好的传播价值的话，我们的地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只要人们需要信息，只要信息被披露，我们是永远有事可做的，这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
职业精神之张扬
十八问：您曾说过，“媒体人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传递信息。说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行业，这是不错的，信息的自由流动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但是信息对媒体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理解应该更高一些。媒体是通过发掘信息、公布信息来影响社会的。通过信息的传递，来传递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推动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是媒体传递信息的落脚点和责任所在”。这段话是不是您所认知的新闻职业精神之所在？如果是，为何？不是，为何？
答：是的，这是我认可的。如果媒体只传递信息，那我们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通信很发达，传播信息是移动联通都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传递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新闻影响生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我们的落脚点。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也是想说媒体人要强化自身的角色意识和角色担当，你的社会职责和社会分工是什么，你就是通过让信息获得更大范围的流动，来为这个社会的文明注入鲜活的因子，为社会软硬件的进步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动力。
十九问：今天，更多的人在谈论记者的责任和良知。在您看来，记者的报道该对谁负责？您认为记者的良知是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还是源于文人悲天悯人的情怀？
答：记者的报道对公平正义负责，我认为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记者的良知既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也源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怀说的是精神，专业主义说的是职业素养、职业律令，二者不可或缺。新闻专业主义背后是要有精神的，精神是要在操作层面上体现出来的，所以要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没有矛盾。
二十问：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发生冲突时，应以何为准绳？为什么？您提出的“做有魅力的新闻”在业界知名度很高，这个“魅力”指什么？是更接近于真相还是别的什么？
答：做有魅力的新闻，这个不可能发生冲突吧。当然，如果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职业要求发生冲突时，我认为悲天悯人是第一位的。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你才是个职业人。所以对人的伦理要求、道德要求要有某种先天性，是元问题。遇到一个人倒下了，需要你去拯救的时候，你是马上拍下片子发给自己的媒体还是先去救人，那显然是先救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为了新闻所谓的时效性，为了抢新闻而把做人的事丢掉了，那我们就失去了新闻的根基。所以这一点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我认为还是道德优先，职业第二。 做有魅力的新闻，第一个原因在于，我觉得我是在强调新闻美学这个经常被忽略的概念，新闻写作是一种文本写作，如果做得好它应该是作品，大家说新闻是产品，我认为新闻应该是作品。最好的新闻作品应该是经典，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专业角度来说，如果对于新闻作品的美学意识缺乏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写作文风其实是不大好的。我觉得，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过于板结，基于此我深深感到，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在追求新闻真实的基础上，新闻报道文本应有对于新闻美学的追求。因为好的文本是更加有利于传播的。一篇好的优秀报道有时候像电影一样，是非常美的，我们看普利策新闻奖的大奖作品，它们中的许多的确堪称经典。
所以我强调新闻有魅力，是从这些角度考虑的，也就是说新闻本身可以成为好的作品，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如果行文很差，必行之不远。
新闻所承载的思想、言论和思考本身可以是美的。不仅仅说的是版式和标题制作这些形式元素，当然更要包括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最终，有魅力的新闻对于我们塑造一个文明的公民，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魅力的新闻作品在精神上不可阻挡，散发着思想的美好的气息。
二十一问：您曾说过“我坚信新闻报道能改变这个社会”，您所说的“改变这个社会”是改变什么？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和民众屡屡追问的新闻报道最后不了了之，如何解释？
答：责任太重大了，但是我说的改变呢，不是外在的一些改变，不是看得见的有形的硬件的改变，某些时候历史时刻硬件的改变也是可能的。但是就常规的新闻报道来说，我说的改变社会，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报道来影响世道人心，就这一点来说是有作用的。因为，人的日常生活环境的重要要素是由新闻构成的，大家每天通过新闻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新闻创造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你早上醒来睁开眼，无论是上网也好，打开电视也好，听广播也好，看报纸也好，你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活环境来对待。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一个要素，人们是通过新闻报道产生对社会生活的感性和感知，所以说，新闻报道会影响人心，影响这个世道，进而改变社会，当然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
为什么说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呢？第一，新闻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的存在，它将和文学、艺术、哲学、出版一样对社会有改变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一种内在的改变。第二，不排除在某个将来重大的历史时刻，新闻会发挥重要作用，一定意义上也能改变社会。但是它是通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来实现的。
为什么记者和民众屡屡追问的报道有些最后却不了了之，该如何解释？你的意思是报道没能发完又能改变什么呢？不对，改变了，你的心态不一样了，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文化氛围都在悄悄地改变，它是一种积蓄，正能量的积蓄。不了了之也是一种影响，发出的报道最后可能没有完全发完，你也不能说它的社会意义就没有了，或者失败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们还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当由于外在的力量使它没有成为可持续的时候，无论媒体还是社会都会更加强烈地感到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必要性，难道这不是它的重要意义吗？我认为是的。不要认为夭折了的报道就没有作用，我认为同样有正能量。例如对地方发生的某些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新闻事件，地方媒体、中央级媒体和网络声音有着种种不同，但是社会受众从这种对比当中，能够感觉到社会问题的存在，从而引发普遍的关注，这依然是有意义的。
新闻生涯之反思
二十二问：作为一位资深的新闻媒体人，您认为今天记者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与过去有何不同？在评价记者职业成就的标准上，您认为有哪些主要要素？
答：我认为今天记者面临的工作环境，严格来说是社会环境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环境变得更复杂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多重的环境，记者是在多重的复杂环境下工作，所以对记者的要求，比如角色要求和素质要求就更高了，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记者的工作很难适应，所以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就是思想的、文化的、知识结构上的准备，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网络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到来，记者的“本领恐慌”出现了，那么一定会有更合格的年轻记者逐渐地进入我们的行业，成为新鲜的血液，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记者知识结构的单一，行为方式的懒惰、慢节奏可能都需要迅速地改变。
记者职业评价的标准我认为就一条，就是你是否写出了好的报道，是否为社会写出了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优秀的报道，就这一条，没有别的。现在一个记者写出一篇好的优秀的报道不太容易，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复杂还是对他自身的要求都不太容易，如果一个记者能始终坚持在一段时间一直写出好的报道，那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记者。因为通过稿件就说明了一切，你的才华、你的作风、你的理念、你的工作技巧、你的策略都会通过稿件呈现出来，稿件就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不需要别的。
二十三问：对目前中国各类新闻奖项的评价标准，您有何看法？如果再设一个认可中国记者职业成就的奖项，您个人觉得应该是什么？为什么？
答：我曾经在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新闻奖改革势在必行》，这篇文章很多业内杂志都转载了，6000多字，我在那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地谈了一些建设性的想法。
二十四问：您在新闻战线已奉献了20多年，您认为自己有独立人格吗？在中国，是否有这样的空间让记者持有独立人格？有，在哪里？没有，为什么？
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记者独立人格的坚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际上，我认为只要认认真真地去做新闻报道，认认真真地去采访去写稿，认认真真地去编稿，把它发出来，他不就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职业操守了吗？
独立人格的坚持在中国可能需要一些智慧，它不是具有戏剧舞台效果的一种坚持，它是在复杂社会环境当中记者内心的一份担当。也就是说，在记者内心的道德生活当中，在一些是非对错的问题上，他始终保持自己的见解。即使它并没有完全体现在自己的新闻当中，但是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值得尊重，是应该被尊重的。 我认为新闻职业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我们永远面对新奇的东西，永远面对世界最新奇的那一部分，使生命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这是其他许多行业所不具备的。获得这种新鲜感的途径，就是记者这份相对可以自由走动的职业。应该说，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相比，记者获得自由度的空间相对来说要好得多。
第二，就是记者的工作方式。由于写作本身是独立的，所以它是一种独立作业性更强的工作模式，自主性非常强，这都有利于你所重视的人格独立或者人格建设。所以，对新闻记者人格应持积极的评价，有时，与庸常的环境形成反差的过程，就是在展现他的人格力量。当然，新闻界当中，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有它的毛病，比方说时不时发生的有偿新闻，我们也正在努力避免这种现象。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记者和媒体还是承受社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因为有时候它是社会矛盾交会的一个点，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都比较大，所以它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如此，那就是不要过多地指责我们媒体这个行业，我们不能要求记者的人格超越社会历史阶段，归于彻底理想主义，这个要求不现实。但是社会的要求，的确应该转化为我们对自身的警醒和自我建设的一种鞭策，这是不能含糊的。
二十五问：在您的新闻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于今天的年轻记者来说，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答：我年轻时候和我现在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的不同，其实也无所谓最大和最小。在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新媒体，即网络媒体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完成自己的转型和升级。我们的职业运作模式和工作流程的转型，既涉及每一个媒体，也涉及媒体中的每一个编辑记者，这是我们必须作出改变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在作业模式上作出重大的改变和调整。对即将进来的记者，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你既要应对挑战，同时你又要对某些经典的东西有所坚持。有些原则性的东西不能改变，它应该成为你的一个信念和信仰。
如果你选择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就承担了传播事实、传播文明的职业责任，你就要永远心怀对真善美的敬畏和追求，对公平和正义的坚持。否则你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因为你失去了根本的动力源。你要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采访时要全面深入细致入微。有了这几个坚持，你就都能做到了，没这几个坚持你就做不到。这些都不是古典主义的，这是一些永恒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标准，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也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所以一定是伴随着你的职业生涯的。作为一个人，你不干这个行当也要做这样的坚持，何况你还干这个呢，这是我要对记者说的。
二十六问：如果时光倒流，再回青春岁月，您还会选择新闻工作吗？
答：我还是觉得我会选择新闻媒体这一行，因为比较符合我的个性。为什么比较符合我呢？第一，和其他职业相比，记者这个职业的工作方式挺适合我的。记者是一个比较不太受约束、比较好的、能够自主去做事情的一个平台。我不是说不要所有的限制，至少说自主的空间比较大，挺适合我的个性。我不大适合做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一杯清茶坐一天的工作，那种工作不太适合我，因为我对新奇的、新鲜的东西抱有好奇心，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从未减弱，而新闻这个行业是支撑我这份好奇心的一个重要平台。
第二，我对文字的热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而媒体总是和文字、和写作有关，我是这样热爱写作，在内心深处从未改变，即使现在我本人的写作减少了，我看别人的写作，看到别人写出好的作品，我同样为他们感到愉快，这是我的一个享受。别的行业很难给我提供一个每天和文字、文本、写作打交道的平台。
第三，回顾20多年的职业生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觉得这个职业有它的特殊的职业价值，是别的行业不能替代的那种价值。
二十七问：谈谈您对当前中国新闻媒体和媒体人的总体认识。
答：中国记者这个群体还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中国媒体内部分很多种情况，有主流媒体，有市场化媒体，有财经媒体类分众媒体，还有网络媒体，它们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大合唱。大家的站位和角色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在推动着中国社会往前走。
分众媒体从知识结构这个角度来看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财经类媒体，非常专业，基本上全是硕士博士。对，好多都是硕士、博士、双语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的人。再一个有些财经类媒体运用大量的外脑，我觉得外脑用得非常好。相比之下，我认为大众媒体从业者应该向好的分众媒体从业者学习、看齐。
我认为大众媒体更多的市民化、机关化了，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在知识社会，成为知识社会的精英阶层，根本就不是什么适应和了解的问题，你就应该是知识社会的中流砥柱之一，你应该和软件开发的工程师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大众媒体的从业者门槛过低，我们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结构应该迅速作出调整。让那些有人文精神的人、让那些适应知识社会的人成为我们大众媒体新鲜的血液，这是最重要的。由于现在大众媒体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滞后，导致大量的新闻采访不能走向深度，大量的深度新闻、专题新闻不能有效完成，大量的编辑部比较好的新闻理念不能实现，令人焦虑。
有一个现象，我们的采访者经常仰视我们的采访对象，理论上说我们应该平视他，当然从人格上说我们不能俯仰任何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在知识上甚至你应该与他平等交流才对。现在像粉丝采访明星这种状态，让我经常感到非常伤自尊心、尴尬，这带来了一个什么后果呢？带来的就是呈现在我们版面上的报道，还停留在一般的社会新闻水平，满足于市民的一些小小趣味，使社会的那些优秀的群体、有素养的读者不可能获得满足。对此我非常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粗糙、低水平的报道让受众离你而去。
我现在深深地感到我们新闻人的知识分子化是个比较致命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加上网络的冲击，大众媒体的前途何在？你不能领着一帮蓝领再干着白领，甚至金领的事啊。这是根本不够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同行，绝无此意。其实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而在于我们新闻人从业的门槛、有毛病的新闻教育，这些都使得记者不能适应知识型社会和网络社会。这种现状要加速改变，事实上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我们通过全媒体建设，通过微博这样一些部门的设置吸纳一些80后、90后进入我们的媒体，在人力布局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是感觉这仅仅是个开始，步子还不够快，看来需要一些大智慧大力度的行动，因为这是时代的迫切呼唤。
结 语
第四次传播革命的到来，改变着传统的新闻生产，再加上中国社会的多层面变迁，这些都在促使新闻生产的主体——记者对于自身角色进行多角度的再认知，本文重点从价值观、主角意识、社会归属、职业精神和新闻生涯等五个方面，试图展现出微时代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体制内资深媒体人的所思所感所悟。笔者以为，这些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在“紧要关头”①了解一些来自一线媒体人的思想脉动，而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这些媒体人的所思所感所悟，也许正是可以给予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希望之所在。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微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CXW005；2012GGJS-025]
注 释：
①此处“紧要关头”是借用，源自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克2007年底出版的《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一书，本书提出的“紧要关头”，一般具备以下特征的两个或者三个：一是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二是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三是出现主要的政治危机——严重的社会失衡——既存的秩序不再发生效应，出现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参见：罗伯特·W·麦克切斯克.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