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一年，是1910年的9月。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量猎人涌入位于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满洲里，开始大规模捕猎一种被称为“旱獭”的动物。
　　旱獭，学名“Marmota bobak”，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用我们比较熟悉的称呼，就是“土拨鼠”。旱獭的肉是可食的，脂肪可以入药，但最珍贵的，还是它身上的毛皮。
　　旱獭的毛皮皮质好，坚实耐磨，经过加工后可以和貂皮媲美，所以在20世纪初的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在宣统二年（1910年）这一年，一张旱獭皮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2卢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一两白银。仅1910年，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就达到了250万张。
　　每年的9月前后是土拨鼠皮毛生长得最好的季节，所以人手短缺的俄国人就雇佣了大量华工，一起捕捉旱獭。那些从直隶和山东被招募过来的中国苦力们，最初并没有什么捕捉旱獭的经验，但好在这个季节的土拨鼠相对便于捕捉，劳工们很快学会了捕捉的方法。尤其是他们发现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种“呆笨”的旱獭：这类旱獭步履踉跄，碰到猎人时既不能跑，也不会叫，而是傻傻地呆在原地，只需要一棒子打死就行。猎人们发现，这类旱獭的眼睛中有乳白色的云状物体，而且会被同类抛弃，不被允许与其他旱獭同居一穴。
　　每每遇到这类旱獭，猎人们就会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只生病的旱獭，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捕捉到。他们像对待其他旱獭一样，将它们的皮徒手用刀剥下，至于肉，则作为一顿改善伙食的大餐。至于这只旱獭究竟生了什么病，大家并不关心。
　　事实上，以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也根本不可能得知旱獭究竟得了什么病。
　　旱獭得的是由耶尔森菌属中的一种引发的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曾在14世纪中期短短六年时间里，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
　　它曾被称为“黑死病”，但有更官方的叫法：鼠疫。
　　2
　　在那一年，究竟是谁先感染了鼠疫，有多种说法。
　　按照《東三省疫事报告书》的记载，是这样的：“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之计。
　　大乌拉站距满洲里百三十里，有业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大乌拉站来满，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二十三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亦传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为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
　　若以这份记载为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鼠疫的初发，大概是在1910年9月中旬；
　　第二，初发的地点，是在俄国境内；
　　第三，最初感染鼠疫的，是华工；
　　第四，俄国人已经知道是疫情，而不是一般的传染病，但他们只是做了简单粗暴的驱逐；
　　第五，驱逐后，鼠疫被华工带到了满洲里。
　　当然，在当时的第一时间，很多人未必知道感染的就是鼠疫——事实上，致命的细菌还在最先接触旱獭的猎人们身上潜伏，倒是通过交叉感染在木匠们身上爆发了。
　　20世纪初的那个秋天，广袤的东北大地提供了鼠疫传播的理想环境：天气渐凉，一个旅店的大炕上往往要躺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人，大家抱团取暖，房间密闭，空气极不流通；在寒冷的天气洗澡和洗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佳的卫生状况加速了细菌的传播。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防疫”的意识几乎等于零，各地也没有必要的防疫设施和机构，对现代医学的概念也毫无认识，一些老百姓生病后甚至会求助于“跳大神”这类封建迷信来治病。
　　尤其关键的是，东北当时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铁路系统。在俄国和日本控制下的铁路体系，一开始也没有对疫情有足够的认识，大量已经被细菌感染的旅客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将鼠疫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一场惨剧开始上演。
　　3
　　灾难最先爆发的地点，是哈尔滨的傅家甸。
　　从1910年12月10日开始，一直到1911年1月7日，傅家甸每天都有超过100人死亡。感染此病的人往往在两三天后就胸闷，头痛，呼吸困难，浑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这种疫病的致死率极高——在疫情爆发阶段，傅家甸确认染疫人数为1535人，死亡1535人。吉林省也未能幸免。1910年12月14日，长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每天因疫病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
　　在奉天省的沈阳，1911年1月2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迅速蔓延到城市和农村。有一个男人从沈阳市内回到农村，染病而亡。全家七口人在为他按传统习俗举办葬礼后，几天后相继染病死去，只留下一个婴儿。邻居们帮忙埋葬了这一家后，拿走了这家人在屋内的各种物件，随后接连死去，最终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和3名婴儿外，全村150人全部死亡。
　　一时之间，东三省风声鹤唳，棺材脱销，道路边甚至可以随处看到横躺着的尸体。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的中央政府一开始也没有予以必要的重视。直到1月12日北京出现首例病例和1月14日天津出现首例病例后，意识到疫病已经威胁到京畿安全的清政府，终于发布上谕：“现在东三省鼠疫流行，着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认真经理，毋任传染关内，以卫民生。”
　　但此时为时已晚。
　　所幸，即便是临时抱佛脚，清政府还是拿出了一定的办事效率：立刻开始筹措防疫资金，设立“东北防疫总局”，聘请国内外的防疫专家到东北帮助防疫。
　　这三项措施的前两项，都是投入钱和精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第三项，却没有那么简单解决。
　　当时，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地盘的俄国和日本，都站出来指责清政府防疫工作指挥不力，进而提出要拥有独揽东三省防疫工作的权力。 　　防疫需要调动从军队到警察到各个部门，所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防疫，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仅31岁的华人被推到了时代舞台的正中央。1910年12月，这位华人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4
　　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1896年，17岁的伍连德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曼纽尔学院，毕业后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随后又到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医院实习和研究，最终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1907年，28岁的伍连德接受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邀请，来中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院长）。
　　虽然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但1909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规定，父亲出生在中国，即拥有中国国籍，所以伍连德当时也是中国人。
　　1910年的东北鼠疫爆发后，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洞悉日俄欲借“治疫”之机行统治东北之实，所以力荐由本国人担任防疫的总医官。伍连德就是在施肇基的极力推举之下，走马上任的。
　　伍连德上任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次疫情——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鼠疫。
　　为此，伍连德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医学意义上解剖人体的人。
　　12月26日晚上，傅家甸有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籍客栈老板娘染疫暴卒。第二天一早，伍连德和助手就赶到事发地，在贫民区的一栋小楼里开始解剖尸体。
　　伍连德从死者的右心房抽取了血液样本进行细菌培植和涂片观察，同时通过切开死者的肺脏与脾脏表面提取组织块放入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里。在完成这一切后，伍连德将死者器官复位，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这一切都是瞒着外界进行的。
　　在之后的四天时间里，伍连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紧张的分析和研究。在高倍显微镜下，伍连德看到了所有切片中都出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而且是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伍连德提出了这次东北疫情的源头，是一种之前并没有见过的“肺鼠疫”——不同于之前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尤其是飞沫传播，所以杀伤力极大。
　　在搞清楚了疫情的起因之后，伍连德立刻开始着手防疫工作。但是，困难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
　　5
　　伍连德首先遭遇的，是民众的信任问题。
　　在现代医学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广大中国人只信中医，认为西医都是“洋人的玩意儿”。疫情爆发之初，东北各地不少中医给出的判断是“戾气致疫”或“干燥致疫”，各种中医“偏方”也开始频频出现，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去西医诊所。而中医们也确实相信自己能够对抗这场疫情，都勇敢地冲到了第一线。
　　结果，在长春某个10万人口的地区，登记备案的31个中医，有17个染疫而亡，这个结果让老百姓开始涌入伍连德在各地开设的鼠疫医院寻求帮助。
　　第二个是卫生习惯问题，比如戴口罩。
　　由于“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所以戴口罩是一项简易却非常有效的防治办法；但当时中国人几乎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甚至那些中医在接待病人的时候也不佩戴，这也是中医人员大量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伍连德和他的助手们大力提倡每个人都要佩戴一种他发明的简易口罩：用外科手术用的洁白纱布制作，被称为“伍氏口罩”。随着疫情的加重，街上戴口罩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戴口罩的正确方法，有的套在脖子上，有的挂在耳朵上——但随着正确佩戴口罩的人慢慢增多，疫情的交叉传播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三个是习俗问题，比如过年走亲访友。
　　1911年的除夕是1月29日，正值疫情的高发阶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春节要回老家，还要走亲访友，这给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最可怕的人传人渠道。
　　为此，伍连德上奏清政府，并请俄国和日本政府配合，严格管控东三省铁路，派人沿途巡查，不允许携带细菌的人群继续流动。
　　此外，伍连德奏请调来了1160名职业军人和600余名警察，进行防疫的专业训练后投入戒严和检查工作。他将这场鼠疫的源头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都委派军队、警察和高级医官分工合作，设立隔离区、消毒区、办公区和医务人员宿舍，密切监控街道上一切流动人员，所有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员每天都要进行严格消毒。当然，警察的另一项工作是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弹压部分不理解或不肯合作的群众——他们认为政府不让他们走亲访友乃至隔离是“违背人性”和“伤天害理”的。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舆论问题，比如谣言。
　　疫情爆发，谣言四起。其中一类谣言，就是这次疫情是来自“邪恶敌人的攻击”，比如说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干的。当时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这次的疫情是日本人在东北水井里投毒引发的，目的是“要毒死全部中国人”。
　　尽管日本当时对中国的东北确实是狼子野心，也确实在背后搞过不少小动作，但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有一条逻辑是说不过去的：当时在东北有大量日本的侨民，他们没必要进行如此“无差别攻击”。
　　当时的《盛京时报》在1月27日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这条逻辑：“夫疫症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岂独不怕传染乎？是以谣传不言自明。”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俄国和日本在當时的中国东北有大量利益，所以他们反而是最积极的防疫合作者。伍连德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和俄国、日本援助的医疗力量密切合作。在防疫过程中，甚至出现日本的医官和妻子在照顾中国病人时双双染疫而亡留下三个孤儿的事。
　　截至1911年3月3日，日本投入东北的防疫经费是1427万日元，俄国是24万卢布。（《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于永敏、刘进、王忠云，《中国科技史料》16卷4期，66页） 　　应该说，至少就防疫这件事本身而言，中日俄三国是密切合作的。
　　另外一类谣言，自然就是夸大疫情，制造恐慌。伍连德深知，杜绝谣言的最佳办法，就是透明公开。在他的主导下，很多地方开始沿路张贴“疫情形势表”，奉天防疫事务所自1911年1月20日开始，每天发布从前一天晚上6点到当天晚上6点的“疫病患者表”，表格里，从本日新患疫到疫死者到患疫者总数，每一条都非常详细。
　　在这样的举措下，谣言开始明显减少。
　　第五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比如土葬。
　　伍连德经过研究发现，鼠疫细菌在人的尸体上甚至能存活长达6个月，而中国人讲究土葬，疫情高发时，很多尸体甚至就裸露在外摆放，而坟场则成了一个巨大的感染源，这无疑大大增加了鼠疫的传播概率。
　　但要求尸体一律火葬，却又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这和中国老百姓崇尚的“入土为安”的观念相抵。
　　关键时刻，伍连德得到了施肇基的大力支持。由于施肇基不断上奏，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最终拍板：疫区的尸体一律统一火化。当时连同患疫者使用过的物件一律焚毁。
　　事实证明，这一系列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
　　6
　　1911年1月31日，是当时东北疫区的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日子。
　　在这一天，东北疫区的死亡人数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在这之后的两个月里，这个数字一直在持续下降，并没有出现过反复——这意味着疫情指数已经越过了拐点，开始掉头向下了。
　　3月1日，伍连德记录了东北疫区最后一个鼠疫病例。
　　到了这时，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疫情终于完全控制住了。
　　但这场疫情，对当时的东北地区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見的：从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仅在东三省，这场鼠疫就夺去了近6万人的生命。情况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占到该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染疫而死。
　　但换个角度来看，从疫情爆发到疫情结束，这个过程满打满算，也就5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当时清政府的能力、东北地区普通百姓的卫生条件状况和人们对疫情的认知，这场疫情能及时控制住并且没有造成更大扩散，已经是一个奇迹。
　　这场鼠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中国民众初步普及了现代卫生知识，让国家初步确立了防疫制度。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沈阳）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大会的主席是伍连德。来自英、法、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出席了这场会议——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
　　作者后记：
　　获得过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过一句话：“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很多人刚听到这句话时，觉得很诧异；但仔细回想一下，觉得不无道理。回顾人类历史，造成最多生命消失的其实不是战争，而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的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算上平民一共死亡1600万人，而一次“黑死病”仅在欧洲就夺走了近3000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约有7000万人死去，而天花病毒在18世纪大约夺走了1亿以上人的生命。
　　远的就不去说了，就说眼前的这场我们与病毒之间的战争：从一个市场开始，到一个城市，到一个省，到全国，到一个大洲，再到全世界，蔓延之快，影响之大，让人心悸。
　　在这个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闪光点，很多动人事迹和感人画面，但也看到了很多可以改进、值得反思乃至必须检讨的地方。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种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危机面前，我们不能每次都把希望寄托在具体的某一个人上面，而是应该有一套能立刻高效运转，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现纰漏的成熟机制和体制——在这一方面，我们依旧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从大的一方面来说，如果上升到整个人类层面的话，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时至今日，人类科技文明的发达已远非我们的先辈们所能想象；但在未知的细菌和病毒面前，我们的人类文明像一棵随时可以被掐断的小草一般孱弱——我们的这份自信，又是从何而来？作为这个星球的万物之灵长，我们人类还是要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有敬畏，不等于选择放弃。相反，有了敬畏，才会在事前防微杜渐，而即便是灾难发生后，也会在退无可退之际，爆发出昂扬的斗志和巨大的能量。人类和病毒之间的博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要学会怀有敬畏之心，那是对大自然应有的尊敬。但面对威胁到人类生命的敌人，我们绝不会投降。
　　【来源】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阅读导引】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路径、交通路线密不可分，控制源头，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万国防疫大会上的报告称，肺鼠疫通过铁路由西伯利亚传到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等东北北部城市，随后，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蔓延到了长春、奉天等东北南部城市。快速蔓延的最大原因是铁路，主要是与山东籍外出务工的劳工（山东苦力）返乡相伴随的人口移动造成的。面对奉天发生的肺鼠疫，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设置了临时防疫所，开始了肺鼠疫的防治工作——隔离山东苦力，焚烧患者的房屋。另外，辽阳组织了医学研究会，推行了肺鼠疫的防治措施。后来受邀的伍连德也加入了这场防疫战，他除了推动尸体火化外，还积极搜寻患者，其采取的措施逐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着他又奏请了15万两白银作为防疫专款。之后，后续防疫费用陆续借贷了60万英镑。
　　在专款专用的筹备下，当时东北全区设置的防疫机关达到了约550所，实施了检查、隔离、供给医药品、火化尸体、消毒等措施。由此成立的奉天防疫总局整顿了组织，设置了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户口调查部、检诊部、消毒部、捕鼠部、隔离部、药科部、微生物试验部，积极展开活动，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和再度爆发。
　　这场百年前的鼠疫抗击战给我们带来的借鉴和警示显而易见：负责任的领导人，专门的防疫款项，公开透明的告示和数据，高效且完备的组织工作，积极投入的医疗和卫生部门，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帮助，民众的理解与配合……这些都是成功的防疫战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幸的是，今天的我们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拥有的远比百年前的人们所拥有的多。今天的我们有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还拥有发达的互联网科技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更有无数海内外的同胞无私的帮助，又怎能不取得最终的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