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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周祺挎着“杭州篮”去虹口区一处热闹的菜市场，不少阿姨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还叫住她询问是不是从别区过来的。周祺惊讶如何一眼就被认出了来路。“我们这边以前买小菜都是用圆的篮子，不太用这种‘杭州篮’的。”一位阿婆索性跑回家拎出自己以前用的篮子给她看。两种篮子都是圆形，但高度不同，疏密也不一样，编法自然不同。
对此，周祺很是感慨：一只篮子，对于年轻人或外地人而言，可能不算什么，可对于长辈或本地人而言，真的包含很多。
在上海滩，寻一只篮子
今年3月，周祺在上海群艺馆举办了一个叫“上海杂货铺”的小展览。红包、挖耳勺、铁皮青蛙、竹蜻蜓、竹壳热水瓶等60件展品，都是她两年来拜访手艺人收集的手工杂货。说起收集和记录手工杂货的原因，周祺淡淡道：“其实就是非常想告诉大家，这些杂货还在我们身边，而且很实用，不要因为有了各式各样新产品而忽略和忘记了它们。”
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辞职后有了很多时间可以“闲逛”。出于儿时的习惯，周祺喜欢逛杂货铺，逛得多了她发现记忆深处的城市已经变了模样，曾随处可见的杂货铺、手工作坊正慢慢消失。
正式走访上海杂货铺，是从2012年4月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某出版社要举办创作比赛，萌发了以上海手工杂货为题材的创作念头。从此，“闲逛”变成有计划的寻访。
真的去寻访，周祺才发现，虽然杂货并不难见，可要找出制作者却并非易事。杂货铺的商品总在变化，很多“手作”物品都在慢慢消失。“人工、租金等成本太高，肯买杂货的人也太少，做的师傅自然也就不多了。”
周祺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朱家角镇的编竹篮师傅朱金林，除了知道名字，再无线索。她沿着古镇慢慢找。耳边传来儿时似曾相识的吆喝“箍桶哎——”，再往前，又听见修船师傅的敲打声，朱师傅还没找到，相机里已经留下箍桶师傅和修船师傅的身影。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问，终于来到朱师傅的店，前后进去几次，才说明来意。
朱师傅六十多岁，经营一家竹器店，手艺是编篮子，文章开头的“杭州篮”就是朱师傅编的。
周祺花了3天时间完成采访，提问相对宽泛，基本都是年龄、开店时间、社会经历等。“大部分都是由他们随便说。好在师傅一般都健谈，你想停都停不住。”师傅们也挺寂寞吧，难得有个年轻人肯听他们讲这些“老掉牙”的往事，怎能不讲个痛快！
朱师傅告诉她，自己学编篮子只学了三个下午，后面的技艺都是自己摸索。以前生意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篮子，他能养活自己。现在本地人买得少了，他过日子得靠养老金。
离开时，周祺买了几只篮子。现在出门买菜，她习惯挎篮子出门，也习惯用篮子装水果拜访亲友。在她看来，篮子又实用又好看，更重要的是——环保。“手艺人不明白什么是‘环保’，可他们身体力行；我们都清楚什么是‘环保’，可我们不断破坏。”
有或者没有，都挺好
手艺人大多散居在郊区。要找到他们，全凭一张嘴、一双腿，再加上一点运气。周祺就是用这个“笨”办法，几乎跑遍上海的区县，拜访了打白铁、做铁锅、织土布、做锅铲、箍洗脚盆等手艺人。
自然，也不是所有手艺人都接纳她。舟山路上一位打铁锅的陶师傅，周祺去了好几次，他都很警惕，冷冷道：“不许拍照，不准录音。”周祺有点蒙，好在灵机一动：“那我画画总可以吧？”来来往往的人被周祺的画吸引，围过来七嘴八舌，夸周祺画得生动，夸师傅手艺好，这才打开陶师傅的话匣子：锅是用在燃气还是电磁炉上？什么材料能不粘底且受热快？为什么这口锅卖得好那口锅卖不出去……
“其实只要尊重他们，并谦虚好学，师傅们是不会为难你的。”谈及这些，周祺很是开心，老师傅们给她留下的印象，大多是安贫乐道的，既没有对当下有不满，也不觉得这些东西以后没人做了有什么不好。师傅们很豁达：“用的人多自然就会留下，用的人少消失也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聊得急了，周祺会追问老师傅招不招徒弟，希望这些技艺能有所传承。“问完我就后悔了，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会去学，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推荐年轻人去学。”她清楚，过去的师傅，靠着手艺就能养活自己，现在的人，包括她在内，要做到太难了。师傅们其实很清楚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跟他们学，“年轻人总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些都不得不让她去对比日本艺人。今年年初，她曾去过一趟日本，日本人对待手艺的肃穆让她难忘。“同样清贫，可他们并不会任由生意拖着走，甚至会挑客户。”说罢，她笑道，“不过日本手艺人很死板，太过严苛，每天做几个，几十年不变。中国师傅就不会，今天心情好就多做几个，明天没空就做一个，很自由。”她想，如果日本师傅的严谨和中国师傅的轻松结合，效果应该会更好。
生活，应该有更多可能
每拜访一位手艺人，周祺都会拍下他们手工制作的过程。拜访的手艺人越多，周祺越发感染上他们的轻松，不再像从前那样焦虑未来该如何。“老师傅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久违的醇厚人情味。”她还有一个生活习惯得到改进，就是不再熬夜、睡懒觉，变得早睡早起。因为师傅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拜访得多，自然被“传染”。
每拜访一位手艺人，周祺都会买下至少两件作品，一件收藏一件日用。不过两件往往不够，因为带回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想要，叫她再去买。这也带给她更多思考，其实这些手作杂货是有市场的，只是大家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拜访手艺人的书稿没有在比赛中获奖，却被图书策划人看中。她从中精选了120件手作杂货，挑出10位手工艺人，集结成名为《上海杂货铺》的书，于去年8月正式出版。书的出版，并不是寻访手艺人的句点，反而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今年春节，周祺在徐汇艺术馆举办了一个“上海篮子”展，展出她收集的50个手编篮子，还请来手艺人现场教授编篮子。加上随后举办的“上海杂货铺”展，两个展览都有很多上年纪的人来看，还有父母带孩子来看，更多的是年轻人。对此，她更是感叹：“这些本不应该进入艺术馆，而是挂在我们的厨房里，出现在我们的客厅里。”如果说展会有什么目的，她说或许可以提醒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很多传统手艺在今天或多或少地被低估了价值，其实它们依然可以在生活中发挥作用。
对于自己拜访手艺人和出书，她说并没有希望去挽救什么，因为杂货和手艺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只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这些被忽略的杂货和师傅们的价值。“如果有年轻人觉得可惜又愿意投入进来，就更好了。”从关注到消费，或许可以唤起人们对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的回归，让这些手工杂货不至于太快地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记忆，而是成为生活的另一种选择。就像日本民艺作家盐野米松说过的那样：“真正保护这些手艺的，就是购买和使用这些师傅所做的东西的人。”
对此，周祺很是感慨：一只篮子，对于年轻人或外地人而言，可能不算什么，可对于长辈或本地人而言，真的包含很多。
在上海滩，寻一只篮子
今年3月，周祺在上海群艺馆举办了一个叫“上海杂货铺”的小展览。红包、挖耳勺、铁皮青蛙、竹蜻蜓、竹壳热水瓶等60件展品，都是她两年来拜访手艺人收集的手工杂货。说起收集和记录手工杂货的原因，周祺淡淡道：“其实就是非常想告诉大家，这些杂货还在我们身边，而且很实用，不要因为有了各式各样新产品而忽略和忘记了它们。”
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辞职后有了很多时间可以“闲逛”。出于儿时的习惯，周祺喜欢逛杂货铺，逛得多了她发现记忆深处的城市已经变了模样，曾随处可见的杂货铺、手工作坊正慢慢消失。
正式走访上海杂货铺，是从2012年4月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某出版社要举办创作比赛，萌发了以上海手工杂货为题材的创作念头。从此，“闲逛”变成有计划的寻访。
真的去寻访，周祺才发现，虽然杂货并不难见，可要找出制作者却并非易事。杂货铺的商品总在变化，很多“手作”物品都在慢慢消失。“人工、租金等成本太高，肯买杂货的人也太少，做的师傅自然也就不多了。”
周祺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朱家角镇的编竹篮师傅朱金林，除了知道名字，再无线索。她沿着古镇慢慢找。耳边传来儿时似曾相识的吆喝“箍桶哎——”，再往前，又听见修船师傅的敲打声，朱师傅还没找到，相机里已经留下箍桶师傅和修船师傅的身影。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问，终于来到朱师傅的店，前后进去几次，才说明来意。
朱师傅六十多岁，经营一家竹器店，手艺是编篮子，文章开头的“杭州篮”就是朱师傅编的。
周祺花了3天时间完成采访，提问相对宽泛，基本都是年龄、开店时间、社会经历等。“大部分都是由他们随便说。好在师傅一般都健谈，你想停都停不住。”师傅们也挺寂寞吧，难得有个年轻人肯听他们讲这些“老掉牙”的往事，怎能不讲个痛快！
朱师傅告诉她，自己学编篮子只学了三个下午，后面的技艺都是自己摸索。以前生意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篮子，他能养活自己。现在本地人买得少了，他过日子得靠养老金。
离开时，周祺买了几只篮子。现在出门买菜，她习惯挎篮子出门，也习惯用篮子装水果拜访亲友。在她看来，篮子又实用又好看，更重要的是——环保。“手艺人不明白什么是‘环保’，可他们身体力行；我们都清楚什么是‘环保’，可我们不断破坏。”
有或者没有，都挺好
手艺人大多散居在郊区。要找到他们，全凭一张嘴、一双腿，再加上一点运气。周祺就是用这个“笨”办法，几乎跑遍上海的区县，拜访了打白铁、做铁锅、织土布、做锅铲、箍洗脚盆等手艺人。
自然，也不是所有手艺人都接纳她。舟山路上一位打铁锅的陶师傅，周祺去了好几次，他都很警惕，冷冷道：“不许拍照，不准录音。”周祺有点蒙，好在灵机一动：“那我画画总可以吧？”来来往往的人被周祺的画吸引，围过来七嘴八舌，夸周祺画得生动，夸师傅手艺好，这才打开陶师傅的话匣子：锅是用在燃气还是电磁炉上？什么材料能不粘底且受热快？为什么这口锅卖得好那口锅卖不出去……
“其实只要尊重他们，并谦虚好学，师傅们是不会为难你的。”谈及这些，周祺很是开心，老师傅们给她留下的印象，大多是安贫乐道的，既没有对当下有不满，也不觉得这些东西以后没人做了有什么不好。师傅们很豁达：“用的人多自然就会留下，用的人少消失也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聊得急了，周祺会追问老师傅招不招徒弟，希望这些技艺能有所传承。“问完我就后悔了，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会去学，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推荐年轻人去学。”她清楚，过去的师傅，靠着手艺就能养活自己，现在的人，包括她在内，要做到太难了。师傅们其实很清楚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跟他们学，“年轻人总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些都不得不让她去对比日本艺人。今年年初，她曾去过一趟日本，日本人对待手艺的肃穆让她难忘。“同样清贫，可他们并不会任由生意拖着走，甚至会挑客户。”说罢，她笑道，“不过日本手艺人很死板，太过严苛，每天做几个，几十年不变。中国师傅就不会，今天心情好就多做几个，明天没空就做一个，很自由。”她想，如果日本师傅的严谨和中国师傅的轻松结合，效果应该会更好。
生活，应该有更多可能
每拜访一位手艺人，周祺都会拍下他们手工制作的过程。拜访的手艺人越多，周祺越发感染上他们的轻松，不再像从前那样焦虑未来该如何。“老师傅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久违的醇厚人情味。”她还有一个生活习惯得到改进，就是不再熬夜、睡懒觉，变得早睡早起。因为师傅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拜访得多，自然被“传染”。
每拜访一位手艺人，周祺都会买下至少两件作品，一件收藏一件日用。不过两件往往不够，因为带回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想要，叫她再去买。这也带给她更多思考，其实这些手作杂货是有市场的，只是大家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拜访手艺人的书稿没有在比赛中获奖，却被图书策划人看中。她从中精选了120件手作杂货，挑出10位手工艺人，集结成名为《上海杂货铺》的书，于去年8月正式出版。书的出版，并不是寻访手艺人的句点，反而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今年春节，周祺在徐汇艺术馆举办了一个“上海篮子”展，展出她收集的50个手编篮子，还请来手艺人现场教授编篮子。加上随后举办的“上海杂货铺”展，两个展览都有很多上年纪的人来看，还有父母带孩子来看，更多的是年轻人。对此，她更是感叹：“这些本不应该进入艺术馆，而是挂在我们的厨房里，出现在我们的客厅里。”如果说展会有什么目的，她说或许可以提醒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很多传统手艺在今天或多或少地被低估了价值，其实它们依然可以在生活中发挥作用。
对于自己拜访手艺人和出书，她说并没有希望去挽救什么，因为杂货和手艺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只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这些被忽略的杂货和师傅们的价值。“如果有年轻人觉得可惜又愿意投入进来，就更好了。”从关注到消费，或许可以唤起人们对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的回归，让这些手工杂货不至于太快地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记忆，而是成为生活的另一种选择。就像日本民艺作家盐野米松说过的那样：“真正保护这些手艺的，就是购买和使用这些师傅所做的东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