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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身体是一种微妙的修辞,它携带着丰富的政治、经济、伦理等信息,既是透视人物心理嬗变的绝佳窗口,也是寻觅作者叙事野心的有效切入口。读完魏冶的中篇小说《归途》,在作者流畅的文笔和沉稳的叙述背后,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修辞的身体叙事,是如何在作者的笔下得以呈现的?或者说,透过“身体”这扇窗户,我们能挖掘出哪些潜藏于文本之下的深刻内涵呢?
《归途》是从一次抢救起笔的,医院里来了一位急性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徐缓和王主任实施了抢救,徐缓以漂亮的救助手法赢得了王主任的称赞。这具病态的躯体曲折地活了下来,虽然在日后难免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王主任邀请徐缓晚上喝酒,喝酒将徐缓短暂地解脱了出来。酒后,他又独自在大桥下喝酒,但酒精无法麻醉他身体内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写到徐缓敲碎酒瓶后的身体感受:“想象著这冰冷的边缘刺入脖颈时滑动的声响和喷薄而出的血雾。瓶口倒立渗出残酒滴入袖管里,像蚂蟥一样在他手腕上划开一个冰凉的口子。”这种自戕式的身体叙事给人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充满了暴力的色彩。
身体的结合是徐缓和斯瑶情侣关系的重要润滑剂,在大学时代的中药房里,这两具身体就开始彼此迷恋着对方,不可自拔。毕业后的同居日子里,两个人有过争吵、不满、矛盾、挣扎、彷徨……这些复杂的情绪渐渐吞噬了他们的生活。一次,当斯瑶发现徐缓手机内有陌生女子露骨的内容不停传来后,她立马摔门离去。事实上,那些露骨的讯息本身也是一种描述身体的文字,斯瑶的离开,表面上是在向徐缓示威表达不满,实则是抢夺身体的拥有权。在我看来,斯瑶的身体是一种被男权压榨和奴役的身体:一方面,从小受到父亲的打骂和虐待,有来自父性身份天然的欺凌;另一方面,作为男友的徐缓,客观上背叛了斯瑶的身体,也给她带来了伤害和痛苦;再一方面,表哥许星辉对斯瑶难言之隐的情感,是一种对斯瑶身体的窥视与捕猎。三重的男性压迫让斯瑶的身体陷入困境,她在离家出走后希望
眼前的情侣“痛快地吵一架,甚至像那些野蛮的男人那样动手打了她”,无疑是这种复杂心理外化的表现——将痛苦转嫁他人,希望有人和自己处于相同的境地。
在作者的笔下,任敏是一个老实、任劳任怨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她的身体是一个长期被侮辱与损害的施暴对象。作为一个充满血性与活力的运动员,斯汉的某些身体机能被一场车祸阉割了,它的完整性不复存在,变得破碎和麻木不仁。正是这具曾经被荣誉熏染过的躯体,突然变得易怒,甚至极具攻击性和和暴力色彩。斯汉的身体像是猎人一般寻找到了弱势的任敏和斯瑶,并对她们尽情攻击和辱没。当斯汉用饭碗砸得任敏满头鲜血时,“她也不哭,也不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任敏的身体是被夫权绑架的空壳,它只是作为斯汉残缺躯体的投射而存在的。在男权的惩戒和侵犯下,这具饱受奴役的躯体逐渐变得死气沉沉,丧失自我,尽失生命的活力与质地。饶有意味的是,徐缓的上级王主任的身体也是一种非常态的,他“40多岁了,没有结婚,个人生活无人打理”,于王主任而言,作为男性身体的完整性是被社会生活给挤压并割裂了,这种非常态与斯汉有着略微的区别。但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将生活中的某些缺憾寄情于酒精的麻醉,似乎都试图在那种狂欢和短暂失去自我的语境中恢复自己身体的整体机能。
无独有偶,徐缓母亲郑小娥的身体也是病态的,只不过任敏更多的是精神上被奴役的病态,郑小娥是生理上的病态。然而,这具臃肿的身体依旧难逃男权话语的侵蚀与压迫,郑小娥来大医院看病,住在徐缓那儿,晚上和徐缓躺在一张床上,欲火藏身的徐缓居然产生了生理反应,这种违背伦理的欲望之火终究被压制下去。后来,郑小娥去附近的庙里拜菩萨,她还没到庙门,徐缓和斯瑶就在卫生间里急迫地媾和。这是颇具消解意义之笔,男性身体本身意味着一种话语强权,它的攻击性就在于,被欲望主导的身体随时随地可能冲破伦理、仪式的束缚,所谓的道德、规则在欲望降临之时早就被男性主体抛之脑后了。另两处可供佐证的细节是:见到斯汉的尸体时,徐缓还想起抚摸斯瑶乳房时的亢奋;在送斯汉归山的路上,徐缓的内心深处萌发出对多位女性身体的幻想。这两处细节无疑消解了死亡的沉重,它使颇具肃穆感和仪式感的场景欲望化了,似乎一切在徐缓那里都可能被身体的欲望瓦解。
在斯汉这具充满侵略性的身体停止运转前,蒋师傅受任敏的托付,登门劝说他不要再实施家暴,蒋师傅亲家的急病促使他匆忙离去。斯汉的去世没有亲友的陪伴,妻子任敏和女儿斯瑶都是缺席的,她们的不在场是对斯汉强悍的话语霸权的一种疏远。坦白而言,斯汉的去世于任敏而言是一种解脱,也是斯汉的自我解脱。当徐缓陪同斯瑶回家处理丧事时,在机场候机室里,他左右摇摆,心绪复杂,曾想过逃离眼前的处境。徐缓是带着恐惧和焦虑陪同斯瑶踏上归途的,他在机场梦见飞机发生故障被迫紧急降落,就是恐惧心理在作祟。到达斯瑶的家,徐缓并没有看到令他恐惧的尸体,直至在小医院那一排大冰柜面前,徐缓对尸体的“复杂的感觉”才逐渐清晰:“曾在临床医学解剖了两年尸体的他”对尸体的气息十分熟悉,甚至还产生过“咬下一块尸体并咽下去的冲动”……这是一种对身体近乎变态的心理状态。后来,徐缓像是一位长者样对不愿看父亲遗体最后一眼的斯瑶进行了谆谆教导,这种劝说带有明显的规训意味。送斯汉回家和归山无疑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一笔,一辆破旧的金杯面包车,徐缓和任敏母女坐在斯汉的身体旁,并尽量和斯汉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这具尸体被送往火化炉,埋葬在田野深处,斯汉才真正地走上了人生的归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瑶的表嫂陈思雨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可圈可点的。她是许星辉的妻子,无法逃离妻性身份的奴役,但许星辉对表妹斯瑶的身体是带有幻想和占有欲的,陈思雨与徐缓的暧昧之情,以及与多名陌生男人之间的身体纠葛,无疑是对丈夫为代表的男权思想的报复与反击。吊诡的是,徐缓给斯瑶母亲的部分丧葬费用还是找陈思雨借的,徐缓与陈思雨在斯汉葬礼后的相见,她慷慨地拒绝了徐缓的还款请求。这一行为宛若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些极具捕食性的徐缓们脸上,换句话说,男性性别角色的侵犯性与猎食性也是不牢靠的,一旦触及金钱法则,它的话语强权也会转变为卑躬屈膝。在陈思雨眼里,女性的一切是女性自己的,她们拥有处置身体、金钱的自由,这些权利不会受到男性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个层面上来看,陈思雨无疑比任敏、斯瑶等女性形象更加值得称赞,因为她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和独立意识,她的身体叙事突破了性别观念的禁锢与奴役。
在小说的最后,徐缓和斯瑶踏上了归途。他们之间的矛盾因为身体的结合短暂地和解了,“这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游戏”。游戏过后,当生活的泥淖再次攻陷他们之间脆弱的情感防线时,仅仅依靠身体的一晌贪欢究竟能够维系多久?这是一个沉重的命题,也是现实世界里饮食男女无法回避的难题。也许我们无法得知答案,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揭示的——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生的归途,却难逃永远在路上的宿命。
责任编辑 石华鹏
《归途》是从一次抢救起笔的,医院里来了一位急性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徐缓和王主任实施了抢救,徐缓以漂亮的救助手法赢得了王主任的称赞。这具病态的躯体曲折地活了下来,虽然在日后难免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王主任邀请徐缓晚上喝酒,喝酒将徐缓短暂地解脱了出来。酒后,他又独自在大桥下喝酒,但酒精无法麻醉他身体内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写到徐缓敲碎酒瓶后的身体感受:“想象著这冰冷的边缘刺入脖颈时滑动的声响和喷薄而出的血雾。瓶口倒立渗出残酒滴入袖管里,像蚂蟥一样在他手腕上划开一个冰凉的口子。”这种自戕式的身体叙事给人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充满了暴力的色彩。
身体的结合是徐缓和斯瑶情侣关系的重要润滑剂,在大学时代的中药房里,这两具身体就开始彼此迷恋着对方,不可自拔。毕业后的同居日子里,两个人有过争吵、不满、矛盾、挣扎、彷徨……这些复杂的情绪渐渐吞噬了他们的生活。一次,当斯瑶发现徐缓手机内有陌生女子露骨的内容不停传来后,她立马摔门离去。事实上,那些露骨的讯息本身也是一种描述身体的文字,斯瑶的离开,表面上是在向徐缓示威表达不满,实则是抢夺身体的拥有权。在我看来,斯瑶的身体是一种被男权压榨和奴役的身体:一方面,从小受到父亲的打骂和虐待,有来自父性身份天然的欺凌;另一方面,作为男友的徐缓,客观上背叛了斯瑶的身体,也给她带来了伤害和痛苦;再一方面,表哥许星辉对斯瑶难言之隐的情感,是一种对斯瑶身体的窥视与捕猎。三重的男性压迫让斯瑶的身体陷入困境,她在离家出走后希望
眼前的情侣“痛快地吵一架,甚至像那些野蛮的男人那样动手打了她”,无疑是这种复杂心理外化的表现——将痛苦转嫁他人,希望有人和自己处于相同的境地。
在作者的笔下,任敏是一个老实、任劳任怨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她的身体是一个长期被侮辱与损害的施暴对象。作为一个充满血性与活力的运动员,斯汉的某些身体机能被一场车祸阉割了,它的完整性不复存在,变得破碎和麻木不仁。正是这具曾经被荣誉熏染过的躯体,突然变得易怒,甚至极具攻击性和和暴力色彩。斯汉的身体像是猎人一般寻找到了弱势的任敏和斯瑶,并对她们尽情攻击和辱没。当斯汉用饭碗砸得任敏满头鲜血时,“她也不哭,也不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任敏的身体是被夫权绑架的空壳,它只是作为斯汉残缺躯体的投射而存在的。在男权的惩戒和侵犯下,这具饱受奴役的躯体逐渐变得死气沉沉,丧失自我,尽失生命的活力与质地。饶有意味的是,徐缓的上级王主任的身体也是一种非常态的,他“40多岁了,没有结婚,个人生活无人打理”,于王主任而言,作为男性身体的完整性是被社会生活给挤压并割裂了,这种非常态与斯汉有着略微的区别。但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将生活中的某些缺憾寄情于酒精的麻醉,似乎都试图在那种狂欢和短暂失去自我的语境中恢复自己身体的整体机能。
无独有偶,徐缓母亲郑小娥的身体也是病态的,只不过任敏更多的是精神上被奴役的病态,郑小娥是生理上的病态。然而,这具臃肿的身体依旧难逃男权话语的侵蚀与压迫,郑小娥来大医院看病,住在徐缓那儿,晚上和徐缓躺在一张床上,欲火藏身的徐缓居然产生了生理反应,这种违背伦理的欲望之火终究被压制下去。后来,郑小娥去附近的庙里拜菩萨,她还没到庙门,徐缓和斯瑶就在卫生间里急迫地媾和。这是颇具消解意义之笔,男性身体本身意味着一种话语强权,它的攻击性就在于,被欲望主导的身体随时随地可能冲破伦理、仪式的束缚,所谓的道德、规则在欲望降临之时早就被男性主体抛之脑后了。另两处可供佐证的细节是:见到斯汉的尸体时,徐缓还想起抚摸斯瑶乳房时的亢奋;在送斯汉归山的路上,徐缓的内心深处萌发出对多位女性身体的幻想。这两处细节无疑消解了死亡的沉重,它使颇具肃穆感和仪式感的场景欲望化了,似乎一切在徐缓那里都可能被身体的欲望瓦解。
在斯汉这具充满侵略性的身体停止运转前,蒋师傅受任敏的托付,登门劝说他不要再实施家暴,蒋师傅亲家的急病促使他匆忙离去。斯汉的去世没有亲友的陪伴,妻子任敏和女儿斯瑶都是缺席的,她们的不在场是对斯汉强悍的话语霸权的一种疏远。坦白而言,斯汉的去世于任敏而言是一种解脱,也是斯汉的自我解脱。当徐缓陪同斯瑶回家处理丧事时,在机场候机室里,他左右摇摆,心绪复杂,曾想过逃离眼前的处境。徐缓是带着恐惧和焦虑陪同斯瑶踏上归途的,他在机场梦见飞机发生故障被迫紧急降落,就是恐惧心理在作祟。到达斯瑶的家,徐缓并没有看到令他恐惧的尸体,直至在小医院那一排大冰柜面前,徐缓对尸体的“复杂的感觉”才逐渐清晰:“曾在临床医学解剖了两年尸体的他”对尸体的气息十分熟悉,甚至还产生过“咬下一块尸体并咽下去的冲动”……这是一种对身体近乎变态的心理状态。后来,徐缓像是一位长者样对不愿看父亲遗体最后一眼的斯瑶进行了谆谆教导,这种劝说带有明显的规训意味。送斯汉回家和归山无疑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一笔,一辆破旧的金杯面包车,徐缓和任敏母女坐在斯汉的身体旁,并尽量和斯汉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这具尸体被送往火化炉,埋葬在田野深处,斯汉才真正地走上了人生的归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瑶的表嫂陈思雨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可圈可点的。她是许星辉的妻子,无法逃离妻性身份的奴役,但许星辉对表妹斯瑶的身体是带有幻想和占有欲的,陈思雨与徐缓的暧昧之情,以及与多名陌生男人之间的身体纠葛,无疑是对丈夫为代表的男权思想的报复与反击。吊诡的是,徐缓给斯瑶母亲的部分丧葬费用还是找陈思雨借的,徐缓与陈思雨在斯汉葬礼后的相见,她慷慨地拒绝了徐缓的还款请求。这一行为宛若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些极具捕食性的徐缓们脸上,换句话说,男性性别角色的侵犯性与猎食性也是不牢靠的,一旦触及金钱法则,它的话语强权也会转变为卑躬屈膝。在陈思雨眼里,女性的一切是女性自己的,她们拥有处置身体、金钱的自由,这些权利不会受到男性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个层面上来看,陈思雨无疑比任敏、斯瑶等女性形象更加值得称赞,因为她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和独立意识,她的身体叙事突破了性别观念的禁锢与奴役。
在小说的最后,徐缓和斯瑶踏上了归途。他们之间的矛盾因为身体的结合短暂地和解了,“这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游戏”。游戏过后,当生活的泥淖再次攻陷他们之间脆弱的情感防线时,仅仅依靠身体的一晌贪欢究竟能够维系多久?这是一个沉重的命题,也是现实世界里饮食男女无法回避的难题。也许我们无法得知答案,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揭示的——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生的归途,却难逃永远在路上的宿命。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