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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彬/口述 刘芳/整理
三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让我接受了教训，直到现在，我还会在每年年初买齐一年的粮食——
500斤大米、100斤大豆油——
放在家里囤起来
我出生在1949年，但身份证上写的是1950年。这是因为1973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规定25岁以下的人才有资格。第一批我落选了，而那时已24岁，为了争取去读书的机会，我想办法改了年龄，尽管最终还是没能读成书。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三个读到初中，“文革”爆发后没办法继续学业，小妹妹后来通过函授读了大学，是我们之中学历最高的。父母很重视我们的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家里还很困难，父亲就主动戒烟省出我的学费。
1963年，我考上了哈尔滨十八中，父亲特别高兴。那时候有句话：“三六一十八，清华和北大。”就是说三中、六中、十八中，是哈市最好的初中。周围邻居也来道贺。
我们应该在1966年8月毕业，但6月份“文革”开始，此后两年，我都跟同学一起闹革命、串联、贴大字报。但打砸抢的事我从来没做过。记得那时我们的老师在讲台上被批斗，眼睛下面被抹了红墨水，她在台上哭，泪水混着墨水流下来，我在台下也不停掉眼泪。几个月前还是教导我们的人，怎么说批斗就批斗呢?
后来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1月3日，一天之内有8万人离开哈尔滨，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从这天起，我开始算工龄了。我和100多名同学一起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56团，在齐齐哈尔附近，相对靠近内地，不在边境。
大部分人下连队干农活，我和其他五六个人被选上做炊事员。我还记得管教当时对我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上级决定调你们到炊事班工作……”
我当时觉得也很好，那时人思想单纯，很容易接受安排，觉得自己就像种子，撒在哪儿都能发芽。
56团所在的音河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条件比较好，我们从未挨过饿。每天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米饭随便吃。相比其他下乡到艰苦地方去的同龄人，我很幸运。
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已经饿怕了。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人们都去挖野菜、剥榆树皮。哈尔滨有个用甜菜制糖的糖厂，没用的糖渣子混着浸泡的药水一起当废弃物排掉。那三年糖渣子突然成了好东西，人人去抢，拿车拉回家，有的人心急不等把药水清洗掉就往肚里塞，因此中毒的事很多。
那几年挨饿让我接受了教训，直到现在，我还会在每年年初买齐一年的粮食——
500斤大米、100斤大豆油—— 放在家里囤起来。有人说大米放久了不好吃，我不管，不好吃总比没有强。
到兵团半年后，团里组织赤脚医生培训班，我被选中。以前母亲身体不好，我就学着给她打针，多少懂一点。培训期间又学了针灸、拔罐、中草药等知识，几个月之后就回到营里卫生所工作。
从当赤脚医生那天起，我几乎从没在假期休息过。5年里，打针、换药、治疗地方病、接生，什么都干过。
我没受过专业训练，是“土八路”出身，但我也要求上进，那些年没有一天是在12点以前睡觉的，一直在学习各种知识。5年里，我从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
但是在兵团始终艰苦，工资低，离家远，我又一心想再读书，不甘心一辈子在这里。1973年，调动的机会来了。当时我父亲到了农垦总局工作，局里出台政策，同意把农垦系统的子弟调回到局里下设的香坊农场。
那年调回来300多人，其中有15个赤脚医生。我没能继续从医，倒是进了农场的工程队，负责盖房子、修房子。
我干活很卖力。1974年农场推荐工农兵学员去沈阳医药学院读书，这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我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许多在农场待了四五年的青年都已四处打点，这让老师傅们特别为难。据说推荐会上几个小时都没人提名，最终农场还是选了另外一个人去上学。
读书无望，1975年，我结婚了，两年后又有了孩子。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很想参加，但那时孩子还小，就放弃了。
农垦局正好成立印刷厂，我被调去做印刷工人，一做就是十几年。这个工作接触文件比较多，而很多先进的思想、精神都是通过文件来传达的，这让我收获很大。
但同时我也付出了很多。我们常常要印会议用的文件，跟我当年做接生一样，来了活儿就是急的，所以经常加班，我曾经八天七夜没睡觉，顶多打盹一两个小时，那一次下来我扁桃体都化脓了，生了一场大病。
80年代中期，从铅版印刷转为胶版印刷，竞争变得激烈了。我们印刷厂不仅给内部印文件，也经常出去揽活儿。当时排版和印刷技工缺乏，1985年，我被调到附近的煤矿机械研究所印刷厂，又做了十几年，后来身体不好，转到半成品库做保管员。
1995年黑龙江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事业单位的工人可以在45岁办理内退手续。当时我已经46岁，厂里人也都希望我能退，好腾出编制给他们的子女。但是我平时比较留意法律方面的规定，知道工人如果满30年工龄会享有更好的待遇，我就坚持到1998年才退休。
近年来我的身体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轻时过于劳累。我38岁就得了糖尿病，40多岁开始一直很虚弱。2004年，我得过一次严重的脑出血，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当时还以为过不了这个坎儿了，心里绝望得很。
好在这几年渐渐好转，而且儿子也成家生子，如今孙子快两岁了，能看到他我非常欣慰。我家老头儿明年也要退休了，我希望到时候能跟他去黄山转一转。人家说没到过黄山就等于没见过真正的山。我虽然身体不行爬不上去，但能到山脚下站站也算没有白活。
三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让我接受了教训，直到现在，我还会在每年年初买齐一年的粮食——
500斤大米、100斤大豆油——
放在家里囤起来
我出生在1949年，但身份证上写的是1950年。这是因为1973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规定25岁以下的人才有资格。第一批我落选了，而那时已24岁，为了争取去读书的机会，我想办法改了年龄，尽管最终还是没能读成书。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三个读到初中，“文革”爆发后没办法继续学业，小妹妹后来通过函授读了大学，是我们之中学历最高的。父母很重视我们的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家里还很困难，父亲就主动戒烟省出我的学费。
1963年，我考上了哈尔滨十八中，父亲特别高兴。那时候有句话：“三六一十八，清华和北大。”就是说三中、六中、十八中，是哈市最好的初中。周围邻居也来道贺。
我们应该在1966年8月毕业，但6月份“文革”开始，此后两年，我都跟同学一起闹革命、串联、贴大字报。但打砸抢的事我从来没做过。记得那时我们的老师在讲台上被批斗，眼睛下面被抹了红墨水，她在台上哭，泪水混着墨水流下来，我在台下也不停掉眼泪。几个月前还是教导我们的人，怎么说批斗就批斗呢?
后来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1月3日，一天之内有8万人离开哈尔滨，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从这天起，我开始算工龄了。我和100多名同学一起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56团，在齐齐哈尔附近，相对靠近内地，不在边境。
大部分人下连队干农活，我和其他五六个人被选上做炊事员。我还记得管教当时对我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上级决定调你们到炊事班工作……”
我当时觉得也很好，那时人思想单纯，很容易接受安排，觉得自己就像种子，撒在哪儿都能发芽。
56团所在的音河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条件比较好，我们从未挨过饿。每天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米饭随便吃。相比其他下乡到艰苦地方去的同龄人，我很幸运。
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已经饿怕了。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人们都去挖野菜、剥榆树皮。哈尔滨有个用甜菜制糖的糖厂，没用的糖渣子混着浸泡的药水一起当废弃物排掉。那三年糖渣子突然成了好东西，人人去抢，拿车拉回家，有的人心急不等把药水清洗掉就往肚里塞，因此中毒的事很多。
那几年挨饿让我接受了教训，直到现在，我还会在每年年初买齐一年的粮食——
500斤大米、100斤大豆油—— 放在家里囤起来。有人说大米放久了不好吃，我不管，不好吃总比没有强。
到兵团半年后，团里组织赤脚医生培训班，我被选中。以前母亲身体不好，我就学着给她打针，多少懂一点。培训期间又学了针灸、拔罐、中草药等知识，几个月之后就回到营里卫生所工作。
从当赤脚医生那天起，我几乎从没在假期休息过。5年里，打针、换药、治疗地方病、接生，什么都干过。
我没受过专业训练，是“土八路”出身，但我也要求上进，那些年没有一天是在12点以前睡觉的，一直在学习各种知识。5年里，我从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
但是在兵团始终艰苦，工资低，离家远，我又一心想再读书，不甘心一辈子在这里。1973年，调动的机会来了。当时我父亲到了农垦总局工作，局里出台政策，同意把农垦系统的子弟调回到局里下设的香坊农场。
那年调回来300多人，其中有15个赤脚医生。我没能继续从医，倒是进了农场的工程队，负责盖房子、修房子。
我干活很卖力。1974年农场推荐工农兵学员去沈阳医药学院读书，这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我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许多在农场待了四五年的青年都已四处打点，这让老师傅们特别为难。据说推荐会上几个小时都没人提名，最终农场还是选了另外一个人去上学。
读书无望，1975年，我结婚了，两年后又有了孩子。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很想参加，但那时孩子还小，就放弃了。
农垦局正好成立印刷厂，我被调去做印刷工人，一做就是十几年。这个工作接触文件比较多，而很多先进的思想、精神都是通过文件来传达的，这让我收获很大。
但同时我也付出了很多。我们常常要印会议用的文件，跟我当年做接生一样，来了活儿就是急的，所以经常加班，我曾经八天七夜没睡觉，顶多打盹一两个小时，那一次下来我扁桃体都化脓了，生了一场大病。
80年代中期，从铅版印刷转为胶版印刷，竞争变得激烈了。我们印刷厂不仅给内部印文件，也经常出去揽活儿。当时排版和印刷技工缺乏，1985年，我被调到附近的煤矿机械研究所印刷厂，又做了十几年，后来身体不好，转到半成品库做保管员。
1995年黑龙江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事业单位的工人可以在45岁办理内退手续。当时我已经46岁，厂里人也都希望我能退，好腾出编制给他们的子女。但是我平时比较留意法律方面的规定，知道工人如果满30年工龄会享有更好的待遇，我就坚持到1998年才退休。
近年来我的身体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轻时过于劳累。我38岁就得了糖尿病，40多岁开始一直很虚弱。2004年，我得过一次严重的脑出血，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当时还以为过不了这个坎儿了，心里绝望得很。
好在这几年渐渐好转，而且儿子也成家生子，如今孙子快两岁了，能看到他我非常欣慰。我家老头儿明年也要退休了，我希望到时候能跟他去黄山转一转。人家说没到过黄山就等于没见过真正的山。我虽然身体不行爬不上去，但能到山脚下站站也算没有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