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Republic（注：中华民国），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这不是哪个网友的游戏之作，而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近日发布的“中国课”视频的一部分，为了方便学生学习中国历史而特意借用《两只老虎》曲调编唱的中國朝代歌。
　　按照中国的标准，用《两只老虎》曲调编唱的中国朝代歌算不上严谨，但可以让国人从中窥见西方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一种视角。
　　“两只老虎”出世背景
　　据报道，“中国课”课程由哈佛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包弼德和哈佛历史系及商学院讲座教授柯伟林主讲，课程定位于通识教育，难度不高，只要注册edX平台就可以观摩课程视频。整个“中国课”分9部分，共53个课时。在介绍朝代时，包弼德提到，他经常教学生们唱一首歌，用以帮助学生记住主要的朝代，于是，两位教授一起唱起了这首改编自《两只老虎》的中国朝代歌。
　　为何要大范围地开讲“中国课”？哈佛给出的答案是：“现代中国展现出双重景象：一个渴望通过经济发展和基础投资成为世界领导的社会。它在文化、经济、政治上拥有很多传统。中国当代的社会和形态带有中国历史经验的不可磨灭的烙印。理解21世纪的中国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是分不开的。”
　　过去，在西方历史课堂中，关于中国历史的着墨一直都有，但不够多。现在，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很多西方学者和政要都认为，如何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哈佛中国课”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据了解，无论是在英法意德等欧洲国家，还是美国加拿大，关于古中国的历史叙述一般较为简洁明了，且很多还都是穿插在不同时期的世界文明历史发展中叙述的。因此，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他们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
　　据人民网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法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共分为六册，初中部分和高中部分各占三册。但这六册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少得可怜，且多数笔墨用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如对中国的描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竟然是“文化大革命”。而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教科书称，这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出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古中国，还是现代中国，西方历史课本上的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西方民众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的需要。
　　而正如哈佛教授所说，对于中国的解读，当然离不开现在，但更离不开历史。
　　西方眼中的天堂之国
　　目前西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历史的部分较少，并不代表西方对中国不重视。相反，至少从元代起，中国就已经成为西方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当然，西方认识中国的态度，也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总体来说，是从好变坏的：起初幻想中国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但随着接触，又把中国描述得丑陋不堪，甚至将中国人形容为魔鬼，并将之简单地符号化，先后有“黄祸”“蓝蚂蚁”“猪狗”等多个蔑视性称呼。
　　单调与符号化也使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停滞不前。据报道，194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50多年后几乎没什么变化，1997年，美国有媒体作了调查，结果表明，100个学生中只有4个知道邓小平是谁，居然没人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当然，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西方对中国膜拜与向往的顶峰，始于1298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它“打碎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令他们无比惊奇，以致不敢相信”。
　　从此，西方掀起一股东方热，引发欧洲思想大变革，也就是史称的“欧洲启蒙时代”，学者们经常会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例如，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称“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国家”；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说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并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中国成了欧洲知识界借来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当学界以中国为标杆，进行思想大启蒙的时候，底层的探险家们则早已经按捺不住去黄金之国发大财的冲动，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哥伦布就是马可波罗的老乡——这位意大利的水师提督可谓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最热心读者，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塞尔维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存放着他当年所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而且，哥伦布至死仍坚信他所发现的美洲就是亚洲的东海岸，就是中国。“这种信念在哥伦布死后二十余年仍未销声匿迹。”
　　全球化的序幕由此拉开。然而不幸的是，西方人看到的中国与其想象中的差别太大——他们真正开始广泛接触中国时，离马可波罗时代已四五百年之遥。
　　从东方睡狮到蓝蚂蚁
　　当欧洲精英们终于踏上神圣的东方土地时，他们才发现过往的中国，只是一个被他们神话了的中国——真正的中国甚至还不如几百年前黑暗时期的欧洲更开化。
　　“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甚至连面貌表情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这是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率领400多人的使团出使北京回欧洲后对中国印象的整体描述。
　　“蓝蚂蚁”一词从此成为西方对中国人最形象化的一种描述，甚至到了100多年后的1950年代，“蓝蚂蚁”还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一种看法。1955年，受邀到中国采访的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在其报道《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中这样写道：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 　　当然，也有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东方睡狮”就是最好的典型。据《环球时报》报道：1816年，嘉庆21年，英国阿美士德勋爵曾带着600人的团队出使大清，因为在磕头还是鞠躬问题上跟天朝没谈拢，最后使团被驱逐出境。大概是由于没见着皇帝，这个使团在历史上的知名度远没有之前的马戛尔尼使团高。一次不成功的外交出访，本也无甚可谈，值得一提的是阿美士德回国途中，路过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拜会了经历滑铁卢被软禁在此的拿破仑，两人就中国展开了一场对话。
　　勋爵大人认为大清是个泥足巨人，不堪一击。拿破仑却不以为然，说了一句让全体中国人兴奋至今的话：狮子睡着了，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迅速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拿破仑年轻时就已开始研究各国君主制度，对世界诸多王朝，如古罗马、古埃及、古中国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对中国的见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西方普遍认同的却不是拿破仑的“东方睡狮”，而是马戛尔尼的“蚂蚁”——中国人是未开化的、怪异的、可笑的。比如，1858年4月10日出版的英国《笨拙》杂志就在文章《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中将中国人描绘成天生的流氓和残酷、顽固的混蛋：中国人“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鼠、狗、蜗牛与蚰蜓”“中国人狡猾、撒谎而又胆小，令人作呕”……
　　因此，除了“蚂蚁”，“中国猪”“中国狗”是西方对中国人常见的另一种称呼，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之一。此外，由于不少中国人因吸食鸦片，呈现出一副病态、孱弱的面孔，又有了“东亚病夫”的蔑称。
　　“黄祸”则是西方对中国的另一种称呼，不过，与“中国猪”“中国狗”一味的蔑视不同，这个词还同时彰显出西方对中国的一种“恐惧”。
　　据报道，欧洲人眼里的第一次“黄祸”，是在大汉朝驱使下的匈奴的西迁造成的——打不过汉朝的大匈奴越过广漠大漠，几乎横扫了整个欧洲，强大的东西罗马都溃败于西迁之东方民族。蒙元帝国更是令西方恐惧——不过，所谓的“黄祸”至此也就成为了历史——几百年后，发达的欧洲开始了对东方的征讨。
　　然而，虽然历史已成为文字，但这些历史所留给西方的遐想与回味却永久难于消逝，“黄祸”和“中国威胁”论仍不时盛行，直至今天依旧不息，甚至成为一些阴谋家污蔑和遏制中国的最佳借口。
　　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不过，细细梳理，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无论褒贬，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实用主义色彩，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永远的误读”之中，在非好即坏、非爱即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应该说，西方有不少史学家写过较为杰出的中国史，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费正清、崔瑞德编写的《剑桥中国史》。
　　然而，更多的时候，在西方畅销的有关中国的书，不是历史学家著述的史書，而是那些观点鲜明的著述。比如，1933年，西方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都很畅销，一本是《消失的地平线》，一本是《人的状况》。前者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乐园，后者则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间地狱，两个“中国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对“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颇有研究建树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指出：“中国形象”时好时坏，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决定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功能。当西方确定自己的价值优越的时候，一定会贬低中国丑化中国；当西方出现问题，对自身价值不自信的时候，就美化中国，把中国乌托邦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决定于他们的文化心态，他们的自我评价。”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来到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周宁指出，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为例。1921年，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就把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的观点写进了小说，“阿Q”的种种性格特质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1988年，电视片《河殇》又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框架下，重述了中国的历史。
　　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模式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以及新殖民主义带来的种种讨论和争议，“中国形象”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国内，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