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第一天，南京微雨。60岁将至的顾肃披着一件在春寒中摇曳的雨衣，蹬着电动车，从半小时车程外赶到上了三十多年课的校园。他看起来与微博上“周游过世界的政法学者”、“天生的政治动物”等描述不太相同。
　　他不爱坐公交车，堵车让他无法控制时间。追看完《纸牌屋》第二季，顾肃开始从政治哲学学者的视角推测第三季以及可能的结局。
　　两天后，半个多小时的地铁将他载到有些偏僻的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在校园里询问哲学系，指路的学生暗自嘀咕：“一定是去听顾老师课的。”
　　这是一堂伦理学课，顾肃与十来个博士、硕士生一起，一边翻阅彼得·辛格的《实践伦理学》，一边讨论两天前的昆明暴力事件。地铁上的半小时，他在手机微信中读完了一篇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梳理文章，然后在课堂上感叹：“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周游列国

　　自小顾肃常听父亲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在一个地方就不会了解这个世界。”1983年，在获得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后，顾肃得到了“行万里路”的机会，美国哈佛燕京学院奖学金让他来到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律哲学。
　　导师带着顾肃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个法国人到美国8个月时间，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了解比美国人还透彻。他从当时法国比较专制的国度来到开放民主的环境中，耳目一新，到处访问、参观，与普通人接触，甚至还有调查建议。原本是法国赞助他去美国调查刑法制度，结果他研究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大部分同学都说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主是理想的，也有人会站出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有很多问题，托克维尔看得太乐观了。他只看到了平等的一面，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平等。”从刚刚开放的中国来到这样的课堂，一切都“太让人震撼”。
　　顾肃买了一辆二手车，也开始了学术旅程，把美国跑了个遍。“十几个州政府我都去看了，了解他们的实际运作。”
　　此后，又借到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做高级访问学者机会，把欧洲大洋洲跑了个遍。
　　所有的感受，他都只用“震撼”形容。
　　1983年“内外差别相当大”，习惯循规蹈矩的顾肃，“做什么事情都得靠组织打证明，结果到美国，一切手续办完，住在学生宿舍里，整整一年，没有人查我户口，问我是哪来的，要干什么。出去也没有任何人查我身份证，查我护照，都没有。”
　　突如其来的“自由”，竟令其有些不知所措。“老师也只在学业有问题时，让你去咨询。可以选擇的可能性太多了，没有人关注你。”
　　1995年，戴着教授头衔的顾肃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人文学者，除了听课，他去参加庭审，看他们律师制度的运作、法学院学生会的运作、辩论赛……围观那些不曾感受过的社会活动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竞选时，顾肃去围观了现场。“美国的人权进步与改善要比托克维尔的时代广泛得多、深入得多，托时代几乎还没有人权运动，主要还是白人为主流的社会，相对比较平等。”
　　一边参与，一边反观国内，“当时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完善，其中很重要的差别，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律师队伍。”
　　毕业回国后，顾肃写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等书，进一步梳理了多年学习所受的“震撼”。“加上我对罗尔斯又特别感兴趣，他是当代比较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1995年，李慎之组建自由主义学术小组，顾肃参与的结果就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出版。

夸张的“纸牌屋”

　　人物周刊：《纸牌屋》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演绎，您觉得真实吗？
　　顾肃：《纸牌屋》揭露了政治本身的勾心斗角，参与政治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达到政治目的。我自己两边跑，体会更多一点。个人觉得，美国政治的确也有纸牌屋所揭示的那一面，政治精英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手段，但还是有一些差别，一个民主监督的体制使得做这些的机会和程度广度都会受到相当限制。
　　第二季已经把一些东西揭露出来了，这个听证会就是国会，我也去旁听过一次，专家、媒体参加，公开开庭，揭露起来很厉害，因为议员都在那。还是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制约程度。只是《纸牌屋》是以夸张的方式来表演，实际上美国政治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人物周刊：从《纸牌屋》看，政治也是极少一部分人的游戏，跟老百姓关系似乎并不大？
　　顾肃：米歇尔的《寡头政治的铁律》就是认为，政治都只是少数人的，他说是政治精英，其他的人影响都是有限的。他认为寡头政治的铁律实际上都一样。我也写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少数精英在一个专制的国家，比如封建的专制制度，帝王和他下面的一些人，数千年来还是有一定的监督，科举制度、监察制度，还有翰林院写奏章弹劾官员，但为什么实际上都非常有限，就在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专制体制，对于政治的控制力要强得多。
　　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下，虽然老百姓参与政治的力量有限，但毕竟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参与舆论，这非常重要，所以报纸每天都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平民的言论，只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就会发，每天都有一些百姓专栏，各种观点都可以辩论，电视也是如此，开放程度的确要大得多。
　　一般平民一旦形成了他的舆论，就有相当影响力，最典型的是奥巴马当选。奥巴马也会有一些财团赞助，但就他的出身毕竟是平民。一个民主的建构，不能说完美的民主，但是有竞争，开放的程度要大，让老百姓参与的程度也大。
　　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但相应来说，有了开放竞争，有了舆论，反对方可以公开以和平的方式来竞争，通过言论，通过争取选民，对当权者、执政者的监督程度要大得多。 　　人物周刊：电视剧不真实在哪里？
　　顾肃：电视剧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美国政治，或者欧洲的民主制度下，这些政治精英们他们参与政治过程中那么多的勾心斗角，运用所有的智慧和资源来达到政治的目的。
　　但电视是完全戏剧化的，美国两百多年来，至今没有一个副总统敢公开挑战总统，而且能够得逞，这个概率几乎等于零。电视用很极端的方式告诉你政治的勾心斗角的程度，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看到夸张的一面我会觉得很好笑。副总统能够用这种阴谋的方式把总统干掉，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可能，只有所谓的嫌疑，但是至今没有证据，就是肯尼迪的死有人认为是约翰逊勾结了情报机构和财团把他暗杀掉，但这也没有证据。虽然美国有纪录片分析，但始终没有确凿证据。
　　美国历史上，有人想通过立法达到目的，但是通不过，通过辩论或舆论反响达到目的，达不到的比比皆是。他可以通过智慧来做，但是要达到那种极端的程度，大概也是困难的。
　　人物周刊：电视剧似乎要传递政治的本质就是阴谋，这结论成立吗？
　　顾肃：这个结论有点简单化，看你怎么来分析阴谋这个词。我用的是“政治智慧”这个相对中性的词。利用智慧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介入到民主政治当中，达到某些目的，如果说都是阴谋，似乎不妥。
　　实际上这里把“阴谋”这个词广泛化了。你可以说管理都是阴谋，只要用智慧来达到目的。如果是阴谋的话，这里有一个价值判断，就是手段是否正当，如果说政治都是阴谋，那是贬义的说法，那就可以说所有的政治智慧都是不正当的，但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用政治智慧去达到目的，有一些不是阴谋，或者不正当，但有些是正当的。最典型的就是二战，大国之间的角力，这里的政治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本国人民，为了公共事业，不能说这些都是阴谋。所以，以此来概括政治都是阴谋是以偏概全。
　　在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你是不可能永远得逞的。实际的社会监督力量在里面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以后西方的民主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有选民对领导人的监督。民主的制度，在这方面的约束还是蛮厉害的。
　　第三季估计还在拍，第三季一定会有让他们破产的时候。如果没有，就不符合美国文艺作品的逻辑，也不符合一般美国政治观念的逻辑。美国的文艺作品一定会有一个道德立场，就是两个小时的电影，一定要有这么个结局，这是美国的文化、清教徒文化必须要有的，比欧洲还强烈，欧洲有些电影是朦胧的，最后没有什么惩恶扬善，但是美国通常都会有。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是，哪怕是个人英雄，这个英雄到最后一定要成为正义的化身，坏人一定会得到报应。

知识分子与政治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自称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顾肃：你不可能脱离政治，人就是一个政治动物，想在世外桃源做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是做不到的，实际上还是会受政治的影响。人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对公共事务的责任，这又回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有局限性的，但在自由人中，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让人不要忘记公众生活，每个人都参与公众生活，才有一个好的制度。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我很受影响，即使想离开政治，也没有世外桃源，与其被动地服从，为什么不想想责任感呢？

　　很多人经常都是逃遁，有的人觉得要离远点，有的人则是暂时躲避，就像诸葛亮一样，还有一些呢，像我这种人，其实对政治无所求，但出于公共责任还得有所参与。
　　人物周刊：以研究方式参与，和进入政治体制里去还是很不一样吧？
　　顾肃：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无可厚非，恰恰是不能把政治搞得少数人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在他们自生自灭的圈子里，应该有一些志士仁人，参与这个政治过程，参与讨论，提出方案。我是鼓励参与到其中，但是有一条要解决，你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能浑水摸鱼，变成腐败的参与者。
　　人物周刊：总体来讲，还是很乐观？
　　顾肃：我不是很乐观，我是谨慎乐观。我觉得会朝前走，而且所谓民间的力量、舆论的力量，还是在不断朝前推。
　　人物周刊：您当初写《理想国之后》，有一篇是致21世纪的哲学家，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态度。您觉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状态？
　　顾肃：高校知识分子与研究机构不太一样。社会科学院毕竟还有政府的附属职能，要为政府做参谋和咨询。高校没有这样的职能，主要是培养人才，高校本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赚钱和物质利益成为了高校主要指标，用各种各样的项目套着老师，用“命题作文”的方式，你照我这么做给你钱，不照我这么做不给你钱。这一套才把老师限得死死的。这一点蛮可怕的，将来必须要改变。
　　也有一批老师不屑于做這些项目，我们学校的高华，他一个项目都没有，到死都没有拿到过项目。还有一些，我也混项目，之后还是做自己的东西，我就是。
　　人物周刊：您曾经与福山教授见过多次，也与他谈论了中西方的现状，讨论的情况如何？
　　顾肃：我在南大接待过一次福山，跟他吃过一次饭。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仍然坚持他“历史的终结”观点，认为所有的制度都归于自由民主，以后的历史只是怎么完善这一种制度。
　　后来，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当研究生院院长，他有时会来讲课。几年后他离开了，到了另一个智囊去。他的变化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加上“中国模式”崛起，那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俞可平召集的国际会议，我再一次碰到他，又跟他重新讨论他之前的观点。那时他有一些变化。
　　他认为走向民主的道路会有曲折，包括对金融危机的调整，不像原来那么乐观，甚至认为多种不同体制在这段时间会有长期竞争。所以他对“中国模式”也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中国模式也不失为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