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享有“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太老师”等赞誉,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大师。
　　
　　没有文凭的清华导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的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又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普通教授。
　　1925年,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的吴宓和国学院刚到任的导师梁启超,分别向清华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陈寅恪任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和曹云祥之间还有这样一段戏剧性的对话:
　　曹云祥:“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他不是学士,更不是博士,他没有文凭。”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事就难了。”
　　梁启超一听这话,很不高兴地问:“那我写的书多么?”
　　曹很恭敬地说:“可谓著作等身。”
　　梁启超忿然:“可我这些书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1926年,年仅36岁的陈寅恪被破格聘为清华导师。
　　陈寅恪既然满腹经纶,为什么没有学历呢?这个问题他的侄子问过,陈寅恪是这么回答的:“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1918年,陈寅恪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主攻冷僻的梵文和巴利文。由于学业突出,他很快名噪哈佛校园,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陈寅恪在哈佛学了两年半,认为该掌握的都已掌握了,就马上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东方古文学。老师和同学都极力劝阻,要他再耐着性子等半年,等拿到学位再去。陈寅恪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完成了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可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
　　
　　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治学面广,对宗教、历史、语言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到清华不久,他就给学校出了个难题:校方开始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因为,每次陈寅恪讲课,抢先而来的教授、副教授比学生还多,比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学生无法靠前听课,甚至连座位都没有,又不敢和老师争抢,很有意见。教室一换再换,但总是满足不了要求,陈寅恪很快赢得了“教授中的教授”的美誉。
　　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乌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遍访欧洲知名学者求助,都未能解决。德国柏林大学向他推荐了陈寅恪,问题迎刃而解。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谁也看不懂,后来陈寅恪成功破解,各国学者同声叹服。
　　当时有个叫刘文典的教授,水平极高,自视更高,说“中国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周,一个是刘文典”。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陈寅恪心服口服。“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一个月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40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块钱,逢人就说:“收入极高。”
　　
　　惊人的记忆力
　　
　　普通人一生能把一门语言学好就很不容易了,能掌握两三门外语更属很有天份,而陈寅恪竟掌握了十几种语言文字,其中对梵文和巴利文尤为精通。
　　据金岳霖回忆,曾经有学生问陈寅恪一些资料,陈寅恪的回答是:你去图书馆,在某个书柜的第几本书的第几页去找,脚注上详细地列举了你需要的资料。学生瞠目结舌。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起,陈寅恪就几近失明,只能略辨光影。但从1953年末开始,只用半年,他就完成了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具体的过程是:陈寅恪开具书目,由助手去把书借来读给他听,陈寅恪边听边思考,然后将想法口述给助手记录下来。以同样的方式,煌煌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也在1965年完成。
　　(根据相关资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