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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謇教育文论选注》是教育史，它通过对张謇教育情怀、实践与思想的梳理、解释，呈现了南通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并且折射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情境和脉络；是教育学，它写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彰显出张謇“村落主义”理念的伟大抱负和鲜明特色，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的启迪；是教育家评传，它采用多种方式对张謇这位伟大教育家进行多视角的解读，让张謇可贵而独特的教育人格在对其文论的选注中站立起来。
【关键词】张謇；教育文论；选注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37-0069-05
“书籍是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太阳。”[1]这是法国著名学者、散文家蒙田说的。蒙田又说：“我对一切事物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意思。我所表示的，并不是指事物本身是怎么样的，而是指本人的见解如何。”[2]我以为，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解释：书籍是人类创造的太阳，是书籍中所自由表达的思想见解。用这两句十分精彩、深刻的话语来形容《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以下简称《选注》）的意义、价值是不过分的。
张謇先生的教育文论，恰如给我们创造的太阳。《选注》闪耀着张謇先生教育人生、教育理想的光彩，他真挚而坚忍的教育情怀、务实而有序的兴学实践、宏阔而深邃的教育思想犹如太阳的光芒，照亮了南通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历程，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的灵魂空间；不仅照亮了过去，照亮着现在，也将照亮未来。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该书的编著者沈行恬先生。行恬先生饱含热忱、萦思多年、倾注心血和才华，完成了《选注》这一浩大的工程。在长达十几年的构思、选编、注解过程中，行恬先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从一个教师、校长成为优秀的学者、研究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转化也是张謇先生引导他完成的。编著的过程是具体、深入地学习张謇教育思想的过程，是领会、生成的过程，它生动地证明张謇先生“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至今都在引领这位当年的师范生的成长。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张謇教育文论的意义、价值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讨论，都是重大的。由此可见，“创造的太阳”的喻义是十分深刻的。
如果对《选注》的意义、价值做一个概括的话，我以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选注》是教育史，它通过对张謇教育情怀、实践与思想的梳理、解释，呈现了南通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并且折射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情境和脉络
《选注》是一幅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灿烂画卷。该书近60万字，共选录张謇教育文论245篇，其中“选录注解”145篇，“存目导读”100篇；原文写作或发表时间从1895年7月始至1926年5月止，时间跨度为31年；选文内容丰富，从为当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起草《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首次较为完整地阐述教育救国理念，“强调了大力兴办学堂，培养储备人才对于立国自强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兴学用人问题提出了借鉴外国经验、择优派员出洋学习、重视任用留学归国人才等主张”（《选注·选录注解》003页），到为南通女师范廿周年、师范附属小学廿周年、甘肃籍毕业生回乡任教（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张謇就为西部地区培养师资了）的演说，提出“今之女教博而繁，然（古之）专而简之，固包罗在博而繁之中”的女教洞见、“小学生犹如苗蘖也，小学校犹如苗圃也”的小学教育精辟隐喻、“生为奏一曲，吾为歌一篇”的师生情谊（《选注·选录注解》387、392、394页），引领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穿行。其间，张謇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兴办各种文化事业、担任教育会会长，以及与诸多教育名家、地方贤达、政府要员对话、通信……张謇用一个又一个行动描绘了南通教育的发展蓝图，并且化为新式学堂矗立在大地上，领全国教育之先。其实质可谓一部活生生的南通教育史，看得见，摸得着，闪着光。这部教育史的主题是“教育者，万事之母”（《选注·存目导读》424页）。“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选注·选录注解》136页），其核心理念是“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选注·选录注解》381页）。
让我们把视野投向当时的中国。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猛烈变革的时期，教育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19世纪后半叶的50年，在中国，封建教育的传统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自甲午战争遭到重创，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才逐步感到国力衰竭，与教育不兴不无关系。他们开始醒悟了。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义务教育”字样；光绪三十二年，为推动地方教育发展，颁布了《强迫教育章程》；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了新学制改革运动，提出了新学制系统。在这期间，孙中山提出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教育主张，尤其是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孙中山指出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还提出“量智施教”的主张。此外，在这一时期陶行知也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3]这些思想主张都影响着、推动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教育发生变革的时期，张謇与这些历史事件，与孙中山、陶行知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1911年2月15日至3月12日，清政府学部委派张謇、张元济等人主持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张謇还派人与陶行知就“施行教育心理测验”问题进行联系（《选注·选录注解》348页）。陶行知曾前往南通考察、讲学，还说过：“我搞生活教育，他（张謇）就是我的第一个先生。”这一切，说明张謇在南通开创的新式教育事业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尽管张謇的兴学实践主要在南通地区进行，但他对于江苏乃至全国的教育发展始终密切关注，总是尽己之能提出建议，参与筹划，给予帮助。晚清民初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制订、新兴教育会社作用的发挥，以及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东南大学，上海的商船学校、复旦公学等的创办发展，都有张謇的重要贡献。他是时代转型、教育变革的亲历者、助推人，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和伟大贡献。《选注》忠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让我们仿佛触摸到这段历史的情境与脉络。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选注》的确是一部特别的教育史。 二、《选注》是教育学，它写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彰显出张謇“村落主义”理念的伟大抱负和鲜明特色，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说《选注》是教育学，其本意和实质是说张謇“写”就了这本教育学，不过编著者的工作是有贡献的。《选注》基于张謇的教育人生，对张謇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清晰的梳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并通过注解、导读进行了必要的阐述，使其体系性得以彰显，具有思想的厚重感。
行恬先生对张謇教育思想的深刻性、独特性有仔细的分析和准确的概括。首先，他对张謇的身份及教育思想有个定位。他认为：“张謇是一位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既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又躬身从事实业、教育、慈善事业且卓有建树的杰出开拓者，他的思想追求和实践活动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接着，他进入张謇教育思想的几个基本要素具体分析，从“关于教育的功能与地位”“关于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关于教育管理”“关于课程设置”等八个方面作了全面耙梳，使之结构化、体系化。他同时指出：“张謇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可贵之处，是他既有关于教育的宏观思考，也有对教育的微观研究。这源自于他既是纵横朝野的政治家，又是竭蹶经营的实业家，还是创办学校、亲自从教的教育家”（《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的高度统一、自然融合，让张謇有别于其他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更立体、更丰厚、更深沉。张謇“出身寒素人家，自幼苦读力学，终至科举登魁的家庭背景和学习经历，使他关于教与学的许多观念，既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既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又积极回应着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无疑，行恬先生对张謇教育思想的分析是深入、中肯的，值得研究者们和实践工作者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从中汲取思想的营养。
研究的角度是很多的，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可以使研究的对象显现不同的侧面，而将不同的侧面综合起来，可能会使研究的结果更为全面。对张謇教育思想的研究同样如此。我在阅读中，非常关注行恬先生关于张謇“村落主义”的命题。他是这么表述的：“张謇很早就有经营乡里、造福乡里的‘村落主义’抱负，即使活跃于全国政治舞台时也未曾须臾放弃。”（《选注·张謇生平纪略》008页）这是一个十分久远而又十分前瞻的人类学、社会学课题。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一学术视角进一步探讨张謇教育思想。
“村落主义”来自对村落的研究。我国传统村落的存在形式，自农业文明产生以后就出现了。村落，中华民族先民进化到农耕文明时期定居生活生产的重要标志，是由“聚族而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4]对中国传统的村落研究，始于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西方学者的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中国村落研究也开始进入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需要说明的是，张謇的“村落主义”，与传统的“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5]之村落不同。首先，张謇的“村落主义”不是狭隘的族群，与家族观念、宗族观念无关。他心胸更广阔，视野更开放，他不为一家一族，而“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选注·选录注解》043页）。张绪武先生在《选注》序言中也特地提及此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抱负！家国情怀、天下视野和民胞物与的情怀，早已在张謇的人生坐标中树立了起来。两个“须是”道出了责任担当的必然性、必须性，“人人胸中各自理会”“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要成为一种自觉的使命。很显然，张謇的“村落主义”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召唤性结果，其“村落”固然以南通这一区域为一“村落”，充满乡土的气息和地域的特色，但“村落主义”已超越了地理学上的乡土、区域范畴，而是一个以南通为典型的心中的“中国村”。从深层次看，张謇的“村落主义”体现了他的民生思想，成了张謇兴办教育的根本宗旨、强大动力和高远境界。从另一个角度看，张謇的“村落主义”抱负，是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通梦”“中国梦”。
其次，张謇的“村落主义”是在“村落文化”中建构的大教育的概念，描绘并突现了教育的完整图景。研究表明，对“村落”的研究，既可以运用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从文化学的宏观视角进行。从《选注》看，张謇的“村落主义”同时运用了两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村落”中经济实业与教育事业相互孳乳，同时发展，但张謇更注重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因而“村落主义”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文化的进步将促使社会迈向自由境界。张謇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视野极为广阔。他早就深知，学校是文化的存在，是文化的重要形态，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的重任，因此，他创办学校、发展教育都是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的真实体现和真诚担当，同时也表明“村落主义”是在“村落文化”的语境中展开的，所建构的教育必定是大教育的概念，是对教育的系统思考、整体规划和战略设计。张謇对师范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专门（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功能边界作了精确而独到的划分，分别揭示各级各类学校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并且在其办学进程中逐步付诸实践。对此，行恬先生引述张謇的论述并作了精当的评说：“张謇兴学既富于远见，又脚踏实地。他指出，‘欲雪其耻，而不讲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教育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他认为，‘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他主张办学次序应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在充满对新教育的热情的同时，而又保持了合理有效地发展新教育的冷静。”张謇本着“村落主义”抱负在南通建设一个“新世界雏形”，是基于南通这一“村落”又超越这一“村落”的，是“中国梦”“地球村”的早期萌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920年在考察南通后所说的“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7页）的意思。 张謇的“村落主义”是“村落文化”的跃升，是张謇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本立场和核心载体。它让当今教育的发展、改革会找到似乎失落了的精神、视野和落脚地，在我们面前展现更为广阔的希望田野，而张謇的“村落主义”仿佛就是这田野上空升起的一轮“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太阳”。
三、《选注》是教育家评传，它采用多种方式对张謇这位伟大教育家进行多视角的解读，让张謇可贵而独特的教育人格在对其文论的选注中站立起来。
张謇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步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个人的经历、修养是丰富的、不平凡的。诚如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6]行恬先生写道：“张謇是一位为了救亡强国而奋然投身政治、兴办实业、从事教育、改造社会的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教育是他毕生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家的张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1页）。与其他教育家相比，张謇除了具有教育家们的某些共同品质，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教育家有不同的类型，有理论型的、实践型的，有办学型的、管理型的、教学型的……而张謇则是不同类型教育家的集合。纵观教育史，在中国以至世界上，这样集“百家”于一身者是罕见的，他是一位持大教育观、办大教育事业、有大影响于世的大教育家。
行恬先生曾在张謇创立的师范学校求过学并长期工作，沉浸于张謇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张謇有着独特而可贵的教育人格，研究张謇教育文化，应当重视对于张謇教育人格的研究，以期对探索、推进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张謇在数十年勇毅而艰辛的办学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认真阅读张謇本人的论说、讲演、文函、日记等，是我们认识张謇教育人格的必经之路”（《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1页）。《选注》名为“选注”，实质上运用了多种方式来介绍、评论张謇。
首先，行恬先生博览张謇教育文论和学术界研究动态，精心地构建《选注》体例。书的主体部分是“选录注解”和“存目导读”，分别采用“文题 关键词 导读 原文 出处 注解”“文题 关键词 导读 出处”的结构方式；选文按成文时间为序排列，文末标注选文出处，且在目录中不仅标注页码，同时标注选文序号，便于读者多途径记忆、查阅；注解中增加释义互见参见方式，让读者能够方便地对相关内容有更充分了解。在继承中国古代学者的注疏著作尊重原作、精要释义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受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启发，提供多种检索路径，比如通过“关键词索引”“人名索引”可以十分便利地寻找到相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而这两个索引本身也从一定角度提示了张謇在教育问题上的关注点。从体例上看，这本“选注”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它追求学术研究的规范，既保留文论的本真面目，又加以导读注解。我们知道，要写出恰当的“导读”，需要反复研读、提炼，没有学术功底是写不好，甚至写不出的。从“注解”部分我们也可看出选注者文献研究的品质和功力。
其次，在选编、导读、注解之外，行恬先生还恰如其分地进行了述评。张謇人生经历复杂、教育文论丰赡，自然不宜也不必处处详述，篇篇详评。行恬先生在“选录注解”“存目导读”部分一般不作或少作评论，主要通过《张謇生平纪略》与《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两篇专文来集中述评。我读过张謇的一些材料，包括对张謇生平的一些评述，我觉得行恬先生的《张謇生平纪略》没有简单移用现成材料，而是“纪”中有“述”，“述”中有“论”。这样，张謇先生的立体形象就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利于人们在对张謇先生有比较清晰、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对他的教育文论有明确的把握。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中，行恬先生提出了张謇的“教育人格”这个重要概念，并且以张謇“生平强勉自励”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个字予以概括，从“深挚而坚忍的教育情志”“务实而创新的教育实践”“宏富而精警的教育思想”三个维度对张謇教育人格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释。我以为行恬先生对于张謇先生兴学以启民智、育人以强国家的情怀、意志的描述尤其深刻感人。他在这一部分中写道：“可以说，如果没有张謇对民智不开致使民族羸弱的痛切感受，没有他对普及教育关乎国运的清醒认识，没有他毕生办学过程中不畏艰难、克己敬业的坚强意志和不断付出，通州师范学校不可能卓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当时的南通不可能成为以教育领先、文化昌盛而享誉国中的‘模范县’，而且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整个近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也会缺失一部分有形抑或无形的重要资产……由于国内国际局势的艰难严峻和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张謇的爱国抱负屡遭扼挫，但他屡仆屡起，始终孜孜矻矻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表现出‘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人格力量。无怪乎章开沅先生会充满感佩之情地说：‘张謇感动中国，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更加使中国感动。’”（《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4页）《论纲》这样做结：“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未来的人们将会永远铭记他的不朽英名与卓越贡献，由此激发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勇气。”（《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读来，我们的心灵会激起巨大的波澜，人格受到一次春风拂过般的陶冶。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要求，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时代之潮流，发思想之先声。”我们应该说，《选注》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和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1][2]米歇尔·德·蒙田.蒙田论生活[M].龙婧，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229.
[3]吴德刚编著.中国义务教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4-27，35.
[4][5]吴灿胡彬彬.我国村落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思[J].光明日报，2016-5-18.
[6]章开沅.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A].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关键词】张謇；教育文论；选注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37-0069-05
“书籍是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太阳。”[1]这是法国著名学者、散文家蒙田说的。蒙田又说：“我对一切事物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意思。我所表示的，并不是指事物本身是怎么样的，而是指本人的见解如何。”[2]我以为，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解释：书籍是人类创造的太阳，是书籍中所自由表达的思想见解。用这两句十分精彩、深刻的话语来形容《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以下简称《选注》）的意义、价值是不过分的。
张謇先生的教育文论，恰如给我们创造的太阳。《选注》闪耀着张謇先生教育人生、教育理想的光彩，他真挚而坚忍的教育情怀、务实而有序的兴学实践、宏阔而深邃的教育思想犹如太阳的光芒，照亮了南通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历程，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的灵魂空间；不仅照亮了过去，照亮着现在，也将照亮未来。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该书的编著者沈行恬先生。行恬先生饱含热忱、萦思多年、倾注心血和才华，完成了《选注》这一浩大的工程。在长达十几年的构思、选编、注解过程中，行恬先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从一个教师、校长成为优秀的学者、研究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转化也是张謇先生引导他完成的。编著的过程是具体、深入地学习张謇教育思想的过程，是领会、生成的过程，它生动地证明张謇先生“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至今都在引领这位当年的师范生的成长。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张謇教育文论的意义、价值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讨论，都是重大的。由此可见，“创造的太阳”的喻义是十分深刻的。
如果对《选注》的意义、价值做一个概括的话，我以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选注》是教育史，它通过对张謇教育情怀、实践与思想的梳理、解释，呈现了南通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并且折射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情境和脉络
《选注》是一幅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灿烂画卷。该书近60万字，共选录张謇教育文论245篇，其中“选录注解”145篇，“存目导读”100篇；原文写作或发表时间从1895年7月始至1926年5月止，时间跨度为31年；选文内容丰富，从为当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起草《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首次较为完整地阐述教育救国理念，“强调了大力兴办学堂，培养储备人才对于立国自强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兴学用人问题提出了借鉴外国经验、择优派员出洋学习、重视任用留学归国人才等主张”（《选注·选录注解》003页），到为南通女师范廿周年、师范附属小学廿周年、甘肃籍毕业生回乡任教（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张謇就为西部地区培养师资了）的演说，提出“今之女教博而繁，然（古之）专而简之，固包罗在博而繁之中”的女教洞见、“小学生犹如苗蘖也，小学校犹如苗圃也”的小学教育精辟隐喻、“生为奏一曲，吾为歌一篇”的师生情谊（《选注·选录注解》387、392、394页），引领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穿行。其间，张謇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兴办各种文化事业、担任教育会会长，以及与诸多教育名家、地方贤达、政府要员对话、通信……张謇用一个又一个行动描绘了南通教育的发展蓝图，并且化为新式学堂矗立在大地上，领全国教育之先。其实质可谓一部活生生的南通教育史，看得见，摸得着，闪着光。这部教育史的主题是“教育者，万事之母”（《选注·存目导读》424页）。“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选注·选录注解》136页），其核心理念是“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选注·选录注解》381页）。
让我们把视野投向当时的中国。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猛烈变革的时期，教育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19世纪后半叶的50年，在中国，封建教育的传统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自甲午战争遭到重创，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才逐步感到国力衰竭，与教育不兴不无关系。他们开始醒悟了。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义务教育”字样；光绪三十二年，为推动地方教育发展，颁布了《强迫教育章程》；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了新学制改革运动，提出了新学制系统。在这期间，孙中山提出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教育主张，尤其是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孙中山指出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还提出“量智施教”的主张。此外，在这一时期陶行知也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3]这些思想主张都影响着、推动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教育发生变革的时期，张謇与这些历史事件，与孙中山、陶行知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1911年2月15日至3月12日，清政府学部委派张謇、张元济等人主持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张謇还派人与陶行知就“施行教育心理测验”问题进行联系（《选注·选录注解》348页）。陶行知曾前往南通考察、讲学，还说过：“我搞生活教育，他（张謇）就是我的第一个先生。”这一切，说明张謇在南通开创的新式教育事业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尽管张謇的兴学实践主要在南通地区进行，但他对于江苏乃至全国的教育发展始终密切关注，总是尽己之能提出建议，参与筹划，给予帮助。晚清民初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制订、新兴教育会社作用的发挥，以及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东南大学，上海的商船学校、复旦公学等的创办发展，都有张謇的重要贡献。他是时代转型、教育变革的亲历者、助推人，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和伟大贡献。《选注》忠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让我们仿佛触摸到这段历史的情境与脉络。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选注》的确是一部特别的教育史。 二、《选注》是教育学，它写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彰显出张謇“村落主义”理念的伟大抱负和鲜明特色，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说《选注》是教育学，其本意和实质是说张謇“写”就了这本教育学，不过编著者的工作是有贡献的。《选注》基于张謇的教育人生，对张謇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清晰的梳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并通过注解、导读进行了必要的阐述，使其体系性得以彰显，具有思想的厚重感。
行恬先生对张謇教育思想的深刻性、独特性有仔细的分析和准确的概括。首先，他对张謇的身份及教育思想有个定位。他认为：“张謇是一位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既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又躬身从事实业、教育、慈善事业且卓有建树的杰出开拓者，他的思想追求和实践活动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接着，他进入张謇教育思想的几个基本要素具体分析，从“关于教育的功能与地位”“关于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关于教育管理”“关于课程设置”等八个方面作了全面耙梳，使之结构化、体系化。他同时指出：“张謇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可贵之处，是他既有关于教育的宏观思考，也有对教育的微观研究。这源自于他既是纵横朝野的政治家，又是竭蹶经营的实业家，还是创办学校、亲自从教的教育家”（《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的高度统一、自然融合，让张謇有别于其他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更立体、更丰厚、更深沉。张謇“出身寒素人家，自幼苦读力学，终至科举登魁的家庭背景和学习经历，使他关于教与学的许多观念，既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既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又积极回应着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无疑，行恬先生对张謇教育思想的分析是深入、中肯的，值得研究者们和实践工作者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从中汲取思想的营养。
研究的角度是很多的，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可以使研究的对象显现不同的侧面，而将不同的侧面综合起来，可能会使研究的结果更为全面。对张謇教育思想的研究同样如此。我在阅读中，非常关注行恬先生关于张謇“村落主义”的命题。他是这么表述的：“张謇很早就有经营乡里、造福乡里的‘村落主义’抱负，即使活跃于全国政治舞台时也未曾须臾放弃。”（《选注·张謇生平纪略》008页）这是一个十分久远而又十分前瞻的人类学、社会学课题。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一学术视角进一步探讨张謇教育思想。
“村落主义”来自对村落的研究。我国传统村落的存在形式，自农业文明产生以后就出现了。村落，中华民族先民进化到农耕文明时期定居生活生产的重要标志，是由“聚族而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4]对中国传统的村落研究，始于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西方学者的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中国村落研究也开始进入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需要说明的是，张謇的“村落主义”，与传统的“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5]之村落不同。首先，张謇的“村落主义”不是狭隘的族群，与家族观念、宗族观念无关。他心胸更广阔，视野更开放，他不为一家一族，而“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选注·选录注解》043页）。张绪武先生在《选注》序言中也特地提及此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抱负！家国情怀、天下视野和民胞物与的情怀，早已在张謇的人生坐标中树立了起来。两个“须是”道出了责任担当的必然性、必须性，“人人胸中各自理会”“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要成为一种自觉的使命。很显然，张謇的“村落主义”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召唤性结果，其“村落”固然以南通这一区域为一“村落”，充满乡土的气息和地域的特色，但“村落主义”已超越了地理学上的乡土、区域范畴，而是一个以南通为典型的心中的“中国村”。从深层次看，张謇的“村落主义”体现了他的民生思想，成了张謇兴办教育的根本宗旨、强大动力和高远境界。从另一个角度看，张謇的“村落主义”抱负，是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通梦”“中国梦”。
其次，张謇的“村落主义”是在“村落文化”中建构的大教育的概念，描绘并突现了教育的完整图景。研究表明，对“村落”的研究，既可以运用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从文化学的宏观视角进行。从《选注》看，张謇的“村落主义”同时运用了两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村落”中经济实业与教育事业相互孳乳，同时发展，但张謇更注重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因而“村落主义”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文化的进步将促使社会迈向自由境界。张謇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视野极为广阔。他早就深知，学校是文化的存在，是文化的重要形态，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的重任，因此，他创办学校、发展教育都是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的真实体现和真诚担当，同时也表明“村落主义”是在“村落文化”的语境中展开的，所建构的教育必定是大教育的概念，是对教育的系统思考、整体规划和战略设计。张謇对师范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专门（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功能边界作了精确而独到的划分，分别揭示各级各类学校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并且在其办学进程中逐步付诸实践。对此，行恬先生引述张謇的论述并作了精当的评说：“张謇兴学既富于远见，又脚踏实地。他指出，‘欲雪其耻，而不讲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教育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他认为，‘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他主张办学次序应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在充满对新教育的热情的同时，而又保持了合理有效地发展新教育的冷静。”张謇本着“村落主义”抱负在南通建设一个“新世界雏形”，是基于南通这一“村落”又超越这一“村落”的，是“中国梦”“地球村”的早期萌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920年在考察南通后所说的“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7页）的意思。 张謇的“村落主义”是“村落文化”的跃升，是张謇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本立场和核心载体。它让当今教育的发展、改革会找到似乎失落了的精神、视野和落脚地，在我们面前展现更为广阔的希望田野，而张謇的“村落主义”仿佛就是这田野上空升起的一轮“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太阳”。
三、《选注》是教育家评传，它采用多种方式对张謇这位伟大教育家进行多视角的解读，让张謇可贵而独特的教育人格在对其文论的选注中站立起来。
张謇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步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个人的经历、修养是丰富的、不平凡的。诚如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6]行恬先生写道：“张謇是一位为了救亡强国而奋然投身政治、兴办实业、从事教育、改造社会的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教育是他毕生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家的张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1页）。与其他教育家相比，张謇除了具有教育家们的某些共同品质，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教育家有不同的类型，有理论型的、实践型的，有办学型的、管理型的、教学型的……而张謇则是不同类型教育家的集合。纵观教育史，在中国以至世界上，这样集“百家”于一身者是罕见的，他是一位持大教育观、办大教育事业、有大影响于世的大教育家。
行恬先生曾在张謇创立的师范学校求过学并长期工作，沉浸于张謇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张謇有着独特而可贵的教育人格，研究张謇教育文化，应当重视对于张謇教育人格的研究，以期对探索、推进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张謇在数十年勇毅而艰辛的办学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认真阅读张謇本人的论说、讲演、文函、日记等，是我们认识张謇教育人格的必经之路”（《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1页）。《选注》名为“选注”，实质上运用了多种方式来介绍、评论张謇。
首先，行恬先生博览张謇教育文论和学术界研究动态，精心地构建《选注》体例。书的主体部分是“选录注解”和“存目导读”，分别采用“文题 关键词 导读 原文 出处 注解”“文题 关键词 导读 出处”的结构方式；选文按成文时间为序排列，文末标注选文出处，且在目录中不仅标注页码，同时标注选文序号，便于读者多途径记忆、查阅；注解中增加释义互见参见方式，让读者能够方便地对相关内容有更充分了解。在继承中国古代学者的注疏著作尊重原作、精要释义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受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启发，提供多种检索路径，比如通过“关键词索引”“人名索引”可以十分便利地寻找到相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而这两个索引本身也从一定角度提示了张謇在教育问题上的关注点。从体例上看，这本“选注”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它追求学术研究的规范，既保留文论的本真面目，又加以导读注解。我们知道，要写出恰当的“导读”，需要反复研读、提炼，没有学术功底是写不好，甚至写不出的。从“注解”部分我们也可看出选注者文献研究的品质和功力。
其次，在选编、导读、注解之外，行恬先生还恰如其分地进行了述评。张謇人生经历复杂、教育文论丰赡，自然不宜也不必处处详述，篇篇详评。行恬先生在“选录注解”“存目导读”部分一般不作或少作评论，主要通过《张謇生平纪略》与《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两篇专文来集中述评。我读过张謇的一些材料，包括对张謇生平的一些评述，我觉得行恬先生的《张謇生平纪略》没有简单移用现成材料，而是“纪”中有“述”，“述”中有“论”。这样，张謇先生的立体形象就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利于人们在对张謇先生有比较清晰、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对他的教育文论有明确的把握。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中，行恬先生提出了张謇的“教育人格”这个重要概念，并且以张謇“生平强勉自励”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个字予以概括，从“深挚而坚忍的教育情志”“务实而创新的教育实践”“宏富而精警的教育思想”三个维度对张謇教育人格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释。我以为行恬先生对于张謇先生兴学以启民智、育人以强国家的情怀、意志的描述尤其深刻感人。他在这一部分中写道：“可以说，如果没有张謇对民智不开致使民族羸弱的痛切感受，没有他对普及教育关乎国运的清醒认识，没有他毕生办学过程中不畏艰难、克己敬业的坚强意志和不断付出，通州师范学校不可能卓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当时的南通不可能成为以教育领先、文化昌盛而享誉国中的‘模范县’，而且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整个近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也会缺失一部分有形抑或无形的重要资产……由于国内国际局势的艰难严峻和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张謇的爱国抱负屡遭扼挫，但他屡仆屡起，始终孜孜矻矻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表现出‘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人格力量。无怪乎章开沅先生会充满感佩之情地说：‘张謇感动中国，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更加使中国感动。’”（《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04页）《论纲》这样做结：“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未来的人们将会永远铭记他的不朽英名与卓越贡献，由此激发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勇气。”（《选注·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教育人格论纲》016页）读来，我们的心灵会激起巨大的波澜，人格受到一次春风拂过般的陶冶。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要求，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时代之潮流，发思想之先声。”我们应该说，《选注》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和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1][2]米歇尔·德·蒙田.蒙田论生活[M].龙婧，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229.
[3]吴德刚编著.中国义务教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4-27，35.
[4][5]吴灿胡彬彬.我国村落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思[J].光明日报，2016-5-18.
[6]章开沅.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A].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