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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下午,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主楼二层211病房。91岁的刘宗俊向前来探视的行政护士长董伟表达了自己对百岁“邻居”金云洞的不满。自从她发现金云洞有个人卫生方面的陋习之后,爱干净的刘宗俊就用喝牛奶剩下的纸盒围住床栏,为自己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可她最近有些感冒,夜里睡不好觉,“准是她乱弹鼻屎给我传染上的”,刘宗俊情绪激动地说。
一旁身穿玫红长袖薄袄、粉色米老鼠睡裤的金云洞则坐在床边,瞥一眼对面的“控诉者”,用冷冷的沉默表达着自己的不屑。而此时,床位靠门边,因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的王淑珍选择了侧身而卧,做远离“是非”状。
三个老人的格局逗乐了董伟,“难怪人家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董伟在这家医院工作已13年之久。这家医院创立于1987年,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这里集医院、福利院、敬老院职能为一体,有6个病区,200多位老人,如今,已送走3.2万个生命。这里的老人大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或处于生命末期,而董伟她们的工作就是24小时与老人们生活在一起,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所以,董伟早已学会扮演不同角色来平衡老人之间的纷争。
可不想今天剪了个清爽短发,却受到“失宠”待遇。年迈的金云洞无论如何也认不出董伟是谁?
之所以说 “失宠”,董伟告诉记者,据说金云洞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她的父亲与溥仪平辈,母亲属清朝八旗之一的镶红旗,“是不是‘格格’身份无从考证,但是是来自大户人家无疑,小时候家里搭过戏台,她还跟着偷学过唱戏。为了让她高兴,大家就都喊她‘格格’”。
在整个松堂医院的病区内,没人不知这位“金格格”的“厉害”:她吃饭挑剔,从不吃菜,指甲盖大小的青菜,只要被她发现,都会用筷子夹出去,“连吃个木耳还是哄着吃的”。“哪天哄高兴了,开了尊口,能给你来段《空城计》,哪天睡懒觉闹脾气不起床了,就噘着小嘴给你脸色看”。董伟基本保持早晚“请安”一次。志愿者们来了,知道“金格格”的来历,就对着她喊“格格吉祥”,金云洞听了就乐。
在董伟看来,老人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个乐园,照顾老人有时候要像照顾孩子。今年60岁的王春华,是“金格格”隔壁八人间病室里的“老宝贝”。因为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大家都喊她“花花”。 “花花”年轻时曾流产过一个女孩,又因为老伴走得早,精神上受了刺激,就住到院里来了。
拆毛线是“花花”最喜欢做的事情。她爱把毛线做的帽子、衣服、披肩拆成线,再仔细地缠成线圈。床前储物盒里五颜六色的线圈,都是“花花”的“杰作”。
“喜欢缠线圈”其实是“花花”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失去孩子的遭遇带给了她很大打击。来了医院7年,“花花”几乎天天都在“怀孕”状态中,她认定床上那只粉色的兔子是她“第五个孩子”,大家有时开她玩笑,“花花”,你们家老六呢?“花花”就用手指指自己的肚子。
74岁的张贞娥不逗“花花”,因为她们是友好的朋友。友谊源自一次病房矛盾,“花花”左侧的奶奶骂了她,张贞娥看不下去,帮了“花花”。“花花”记在了心里。
张贞娥全身瘫痪,身体散热慢,最怕夏天,“花花”会给张贞娥开窗,张贞娥渴了,“花花”就给她倒水。张贞娥说,“花花”不傻,“花花”只是在该傻的时候傻。
陈文杰的老公余海方也喜欢“花花”,他拿着手纸桶举到她嘴边让她唱一个,“花花”忙着缠毛线,白了余叔一眼,骂他“二百五”,乐得余海方哈哈笑。有了“花花”在,余海方觉得,来医院陪护的日子不再难挨。
他是这间病房公认的“模范老公”。陈文杰得了脑梗,失去说话和行走的能力,每天的状态基本就是张着嘴面向天花板,想要表达却无能为力。五年时间里,余海方没有一次想过放弃,饭照常给她做,话照样和她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忍心。”
董伟说,清华大学“秋叶静美”临终关怀组织的志愿者们曾经给余海方和陈文杰补办过一次婚礼。余海方把家里的推车推来,扶陈文杰坐上,志愿者给她抹口红,陈文杰还知道用嘴抿。婚礼那天,儿子哄陈文杰说,妈你快看,我爸穿这么好看,要去“改嫁”。陈文杰听了,急得眼睛直打转。“她心里什么都明白”。
余海方十分认可医院的“临终关怀”的理念:“很多人忌讳谈到死,排斥来到这里,但我觉得,她都这样了,我唯一就想,让她少些痛苦,有尊严地走。”
这也是87岁的邹瑛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的原因。老伴走后,她和儿子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一次外出买菜,不小心伤了腿,从此要依靠轮椅走路。她通过看报,知道北京这家临终关怀医院,没有和儿子商量,自己找了过来。对邹瑛来说,她最后的“尊严”,就是不想麻烦任何人。
邹瑛晚年的“要强”跟她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大学时主修儿童心理学,精通英语和法语。后来邹瑛调入北京,先后在纺织工业部、全国妇联工作过,曾被朱德夫人康克清赏识,还面见过周恩来总理。文革后,邹瑛失去与人交往的兴趣,进了一家图书进出口公司,一辈子与书为友。55岁退休那年,公司领导说,你不能走,培养两个科长再走吧。邹瑛就又留下,一直干到了63岁。
因此,晚年的邹瑛需要承受比常人还要大的落差感。一个曾经连续一周来医院看望邹瑛的志愿者发现,相处这么久,邹瑛几乎从没认识过他,更让他发狂的是,邹瑛每天几乎跟他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她辉煌精彩的过去。
志愿者黄磊告诉《方圆》记者:“邹奶奶好像真的不太在乎对面的聆听者是谁,她一直留在过去的世界里。”
记者注意到,邹瑛的窗台上摆着满满一排可乐,邹瑛说,她发现晚上口渴喝可乐不会起夜,为的是不麻烦护工老扶她小便。而对于孩子,邹瑛的想法也是一样,“他工作太忙,我不想待在家里给他添麻烦”。
有一次,邹瑛还说过一句让董伟十分意外的话,“上帝怎么不早些把我带走,这样就不用麻烦任何人”。
董伟意识到,邹瑛其实一直期望得到的,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回归”。于是,志愿者们来了,来到邹瑛的病房,会让邹瑛教他们英语,邹瑛会更认真起来:“学习英语,就要不停地用英文讲话,不要怕出错,也不要害羞。我当年学英语的时候……”
“其实只要耐心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很容易走进他们的世界。”就像董伟理解金云洞一样,“虽然儿子每周都来看她,但她性情敏感多疑,怕被忽视。所以做出一些举动,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尊贵,而是特别需要爱。”
一旁身穿玫红长袖薄袄、粉色米老鼠睡裤的金云洞则坐在床边,瞥一眼对面的“控诉者”,用冷冷的沉默表达着自己的不屑。而此时,床位靠门边,因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的王淑珍选择了侧身而卧,做远离“是非”状。
三个老人的格局逗乐了董伟,“难怪人家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董伟在这家医院工作已13年之久。这家医院创立于1987年,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这里集医院、福利院、敬老院职能为一体,有6个病区,200多位老人,如今,已送走3.2万个生命。这里的老人大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或处于生命末期,而董伟她们的工作就是24小时与老人们生活在一起,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所以,董伟早已学会扮演不同角色来平衡老人之间的纷争。
可不想今天剪了个清爽短发,却受到“失宠”待遇。年迈的金云洞无论如何也认不出董伟是谁?
之所以说 “失宠”,董伟告诉记者,据说金云洞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她的父亲与溥仪平辈,母亲属清朝八旗之一的镶红旗,“是不是‘格格’身份无从考证,但是是来自大户人家无疑,小时候家里搭过戏台,她还跟着偷学过唱戏。为了让她高兴,大家就都喊她‘格格’”。
在整个松堂医院的病区内,没人不知这位“金格格”的“厉害”:她吃饭挑剔,从不吃菜,指甲盖大小的青菜,只要被她发现,都会用筷子夹出去,“连吃个木耳还是哄着吃的”。“哪天哄高兴了,开了尊口,能给你来段《空城计》,哪天睡懒觉闹脾气不起床了,就噘着小嘴给你脸色看”。董伟基本保持早晚“请安”一次。志愿者们来了,知道“金格格”的来历,就对着她喊“格格吉祥”,金云洞听了就乐。
在董伟看来,老人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个乐园,照顾老人有时候要像照顾孩子。今年60岁的王春华,是“金格格”隔壁八人间病室里的“老宝贝”。因为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大家都喊她“花花”。 “花花”年轻时曾流产过一个女孩,又因为老伴走得早,精神上受了刺激,就住到院里来了。
拆毛线是“花花”最喜欢做的事情。她爱把毛线做的帽子、衣服、披肩拆成线,再仔细地缠成线圈。床前储物盒里五颜六色的线圈,都是“花花”的“杰作”。
“喜欢缠线圈”其实是“花花”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失去孩子的遭遇带给了她很大打击。来了医院7年,“花花”几乎天天都在“怀孕”状态中,她认定床上那只粉色的兔子是她“第五个孩子”,大家有时开她玩笑,“花花”,你们家老六呢?“花花”就用手指指自己的肚子。
74岁的张贞娥不逗“花花”,因为她们是友好的朋友。友谊源自一次病房矛盾,“花花”左侧的奶奶骂了她,张贞娥看不下去,帮了“花花”。“花花”记在了心里。
张贞娥全身瘫痪,身体散热慢,最怕夏天,“花花”会给张贞娥开窗,张贞娥渴了,“花花”就给她倒水。张贞娥说,“花花”不傻,“花花”只是在该傻的时候傻。
陈文杰的老公余海方也喜欢“花花”,他拿着手纸桶举到她嘴边让她唱一个,“花花”忙着缠毛线,白了余叔一眼,骂他“二百五”,乐得余海方哈哈笑。有了“花花”在,余海方觉得,来医院陪护的日子不再难挨。
他是这间病房公认的“模范老公”。陈文杰得了脑梗,失去说话和行走的能力,每天的状态基本就是张着嘴面向天花板,想要表达却无能为力。五年时间里,余海方没有一次想过放弃,饭照常给她做,话照样和她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忍心。”
董伟说,清华大学“秋叶静美”临终关怀组织的志愿者们曾经给余海方和陈文杰补办过一次婚礼。余海方把家里的推车推来,扶陈文杰坐上,志愿者给她抹口红,陈文杰还知道用嘴抿。婚礼那天,儿子哄陈文杰说,妈你快看,我爸穿这么好看,要去“改嫁”。陈文杰听了,急得眼睛直打转。“她心里什么都明白”。
余海方十分认可医院的“临终关怀”的理念:“很多人忌讳谈到死,排斥来到这里,但我觉得,她都这样了,我唯一就想,让她少些痛苦,有尊严地走。”
这也是87岁的邹瑛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的原因。老伴走后,她和儿子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一次外出买菜,不小心伤了腿,从此要依靠轮椅走路。她通过看报,知道北京这家临终关怀医院,没有和儿子商量,自己找了过来。对邹瑛来说,她最后的“尊严”,就是不想麻烦任何人。
邹瑛晚年的“要强”跟她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大学时主修儿童心理学,精通英语和法语。后来邹瑛调入北京,先后在纺织工业部、全国妇联工作过,曾被朱德夫人康克清赏识,还面见过周恩来总理。文革后,邹瑛失去与人交往的兴趣,进了一家图书进出口公司,一辈子与书为友。55岁退休那年,公司领导说,你不能走,培养两个科长再走吧。邹瑛就又留下,一直干到了63岁。
因此,晚年的邹瑛需要承受比常人还要大的落差感。一个曾经连续一周来医院看望邹瑛的志愿者发现,相处这么久,邹瑛几乎从没认识过他,更让他发狂的是,邹瑛每天几乎跟他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她辉煌精彩的过去。
志愿者黄磊告诉《方圆》记者:“邹奶奶好像真的不太在乎对面的聆听者是谁,她一直留在过去的世界里。”
记者注意到,邹瑛的窗台上摆着满满一排可乐,邹瑛说,她发现晚上口渴喝可乐不会起夜,为的是不麻烦护工老扶她小便。而对于孩子,邹瑛的想法也是一样,“他工作太忙,我不想待在家里给他添麻烦”。
有一次,邹瑛还说过一句让董伟十分意外的话,“上帝怎么不早些把我带走,这样就不用麻烦任何人”。
董伟意识到,邹瑛其实一直期望得到的,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回归”。于是,志愿者们来了,来到邹瑛的病房,会让邹瑛教他们英语,邹瑛会更认真起来:“学习英语,就要不停地用英文讲话,不要怕出错,也不要害羞。我当年学英语的时候……”
“其实只要耐心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很容易走进他们的世界。”就像董伟理解金云洞一样,“虽然儿子每周都来看她,但她性情敏感多疑,怕被忽视。所以做出一些举动,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尊贵,而是特别需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