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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改革要更勇敢”
《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改革内容非常多，很多方面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地方上看，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袁钢明：《决定》中体现了改革的东西非常多，而且很多问题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取心强一点，但风险可能大一点；另一种是稳一点，但是保守一点。这次大多数选择了进取，哪怕前景不太可靠、不太保险，这一点特别值得肯定。
我觉得地方上理解全会的精神，应该朝着一切有进取心的描述去理解。这方面是非常多的，比如《决定》中有一句话，“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句话其实是矛盾的。那么，我觉得地方要选择“胆子要大”。
现在很多人理解《决定》，总喜欢说我们还是要稳妥的进行，你没有推进怎么稳妥？中国还存在很多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地方，一些思想障碍和教条的东西，还在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特别是基层所受到的束缚更多。要不然《决定》中也不会说，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所以，地方上要勇敢地突破尝试，要比中央还有更大的决心和力量。
《决策》：过去地方上改革常常希望有中央顶层设计，这次三中全会作出了这样的顶层设计，那么地方上还有没有主动改革的空间？
袁钢明：《决定》中说，改革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进行，但是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妥协性。
“摸着石头过河”的提法是很有创造性的，意思是说在高层还没有提出的情况下，基层可以先行一步、先试一步，地方有这个权力。过去我们国家改革的特点，就是地方迈的步子可以比中央更大、更快。反过来如果先提出顶层设计，那么顶层设计如果更保守一点就糟糕了。
为什么地方发展形成差距呢？就是有的地方改革早于中央，有的晚于中央。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发挥我们国家改革的特点，很多方面地方上可以先行先试。《决定》中很多改革可以看出有不同的进展和力度，地方上要高度敏感，抓住一些先行的、可以突破的内容。
一些地区之所以还处在落后状态，在于政策上没有像浙江等发达地区那么灵活，改革是最重要的因素。中西部地区应该向改革开放比较活的地方学习，而不是仅仅看文件上的表述。
“政府投资过大
是最大的问题”
《决策》：具体来看，下一步，地方上在深化改革中，哪些方面可以去重点突破？
袁钢明：《决定》中关于所有制方面的表述，很多人可能并不在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方面上来。
很多关于民营经济同等同权、平等市场待遇，这些提法是以前没有的，要特别注意。
地方上要淡化，或者说不要过多地被“公有制为主体”的话所框住，对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更加大胆，比以前更加支持。
所有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哪一个经济成分表现得更有效率，我们就应该支持哪一种经济；哪一种经济成分做哪些事更合理，我们就支持哪一种成分。
公有制在承担社会责任的事情上做得更好，但它缺少活力，要靠国家支持，国家承担不了那么多，所以比重要低一点，越到基层比重就越低。所以，地方上要更加重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一定要高度明确，这样我们下一步整个经济形势才能得到改变。
如果我们以政府为主、投资过重的结构和方向不改变的话，中国经济下滑就改变不了。
《决策》：所有制的问题跟经济结构和经济下滑有关系吗？
袁钢明：当前经济下滑，而且下滑压力还没有减轻，主要原因不是国际上，是中国自己出了问题，就是结构上的问题，重工业过重、投资比重过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
大量政府出台的大投资项目，造成很多银行贷款沉淀在这些项目中，这些项目未来收益期很远，导致经济低效率、政府负债过重、金融风险等问题。
如果发展多种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话，绝不可能出现政府主导的规模过大的投资。因为民营企业一定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投资决策，不会有过大的投资，形成过重的负担。
所以，中国经济目前犯的毛病不在于市场，还是我们的政府投资权力太大，政府干预过深。政府不仅做了投资的决策者和审批者，还是投资的主要实施者，主要的组织者和承担者。
一些大型建设项目，还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或者财政资金配置，都是国有经济承担的，导致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投资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造成经济下滑，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对解决目前的困难能起到有效的作用。要把过大的摊子砍掉，重新缩小，使压死的资金重新周转起来，这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市场的力量和多种所有制的力量。
《决策》：所以，《决定》中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被看作是突破性的。
袁钢明：这是理论上的重大推进，但谈不上什么突破。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如何运用，如何落实。
“忌上‘大、长、远、重’项目”
《决策》：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地方上应该如何做？
袁钢明：我觉得地方政府尽可能的少上大项目，再好再大的项目，即使未来可以改变一个地方，也要尽可能少上。
因为一上就下不来了，上了之后后续资金就得跟上，地方发展多年都会受制于这个决策。项目越大所造成的后续拖累越大，对以后其他决策都会产生巨大的拖累影响，可能多年都翻不过身来。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比如高铁等大项目开展太快，造成大量资源都压在大项目上。从现在开始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以后很难再达到8%的增长了，就是项目太大造成的。
现在很多地方之所以还能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它没有大项目拖累。所以，地方上尤其要注意减少大项目，谨慎对待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宏伟目标。 《决策》：地方应该怎样来选择项目和产业？
袁钢明：地方要忌上“大、长、远、重”的项目，而应该上“小、轻、快、灵”的项目，干成一件就是一件。宁可不要大项目，也不要让它把地方经济拖住。
只有资金周转快，经济才有活力，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失去这个判断力了。
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短周期的，民营经济不会发生项目过大、资金周转不开的问题。而国有企业刚好相反，就喜欢选那种重工业、长周期的，未来才能见效的，它要规模大，哪怕亏损也要先把钱占过来，所以效率就低。这是中国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所在，地方政府千万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从产业选择来说，技术也不能选得过远。尤其是在经济实力比较弱的地方，注意发展一些短平快的产业。不要轻率选择看起来有远大前景的重化工，避免陷进过深的债务泥潭里头。
我们很多说法实际上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尤其是刻意支持某些大企业，过度强调某些产业的集中度，其实这种结构阻碍了经济发展，凡是越强调就越强调不起来。比如手机产业，越不强调越充分发展，如同汪洋大海一样的中小企业集群，这是我们成功的发展模式之一。
“产能过剩说法是颠倒黑白”
《决策》：《决定》中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力度也非常大，地方上应该如何理解和落实？
袁钢明：政府职能转变，《决定》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地方的投资项目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再干预。现在，中央已经把各种投资决策权审批权都下放了，有人就担心，中央不管不行吧，万一地方乱上马怎么办？出现问题怎么办？
我觉得地方一定要对中央已经确定的禁区，比如污染、安全、质量等，要非常严格的划定，投资决不能跨越，说到做到。只要把底线卡主，其他所有事情就能更加灵活地放开。
很多地方政府该管的问题没管好，而去管投资什么投资多少，这是需要转变的。一定要把该管的管好，其它的彻底放开。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放不开，什么也放不开。总是认为，如果放开的话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或者产能过剩。
《决策》：现在产能过剩的说法似乎非常流行。有人说地方政府干预导致产能过剩，也有人说治理产能过剩需要政府审批。
袁钢明：产能过剩的说法很有问题。政府现在不能放弃审批就是害怕产能过剩，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国家总的来说发展水平不高，供给能力是不足的，不存在产能多到过剩的程度。产能过剩的提法是颠倒黑白的。
产能过剩在经济学上也不合理，它可能指在一个经济波动期间，当经济下行时，原来高潮时期的产能就变得过剩了，这是阶段性现象，不是常态现象，不能把经济下行时期需求下滑的现象当做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往往是一种结构性问题。
过去压缩治理产能过剩的做法，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矛盾的。产能是否过剩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过剩了，东西都卖不出去，民营企业不会进去；如果企业有更强竞争力，即使市场饱和，仍然可以进入。
产能过剩往往成为一些没有效率企业的借口，而且一般是国有企业。它用这个借口来要求政府替它打击竞争对手，为它提供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
政府以产能过剩来执行政策，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不要以什么技术要求、产能过剩等行政标准来执行政策，真正要做到让市场中有竞争活力的企业，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
有些地方用财政资金或银行贷款去支持那些亏损的企业，或者中央红头文件中标上的某些大企业，认为它有靠山。其实这是靠不住的，最靠得住的就是效益和市场的优胜劣汰，它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我觉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真正要义就在这一点上，它决定了一个地方经济的兴衰存亡。
“GDP背后隐含各种关系的协调”
《决策》：《决定》中提出要改革考核评价体系，不唯GDP，加大一些指标的权重。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批判唯GDP论，但似乎改变很难。
袁钢明：很多人批判考核唯GDP，这个说法不成立。唯GDP的说法是强加的帽子，因为没有哪一个省市考核真的敢唯GDP。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长官，真正影响他的不是考核，而是地方本身的运行状态。比如底线管理，如果出现安全、污染，不稳定等事件，政府根本就无暇顾及经济发展。
我认为所谓的指标调整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任何经济增长本身就包含了质量，包含对各种矛盾的协调。如果对贫富差距、安全等不重视，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无法发展。没有合理的结构、协调各种矛盾，经济就上不去。所以，在高度增长的GDP的背后，就隐含各种关系的协调，你不可能在关系不协调的情况下单打一个GDP。
能不能多设计几个指标，让考核更全面科学？似乎很难。比如各种关系协调、各种结构合理，等等，指标可以多到列不完，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考核必须要量化的指标，我认为GDP考核还是一个办法。
但考核本身就是带有计划经济的做法，只要一搞考核就必然有争论。如果找不出非常合理的办法，只会越拧越多。
《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改革内容非常多，很多方面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地方上看，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袁钢明：《决定》中体现了改革的东西非常多，而且很多问题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取心强一点，但风险可能大一点；另一种是稳一点，但是保守一点。这次大多数选择了进取，哪怕前景不太可靠、不太保险，这一点特别值得肯定。
我觉得地方上理解全会的精神，应该朝着一切有进取心的描述去理解。这方面是非常多的，比如《决定》中有一句话，“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句话其实是矛盾的。那么，我觉得地方要选择“胆子要大”。
现在很多人理解《决定》，总喜欢说我们还是要稳妥的进行，你没有推进怎么稳妥？中国还存在很多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地方，一些思想障碍和教条的东西，还在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特别是基层所受到的束缚更多。要不然《决定》中也不会说，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所以，地方上要勇敢地突破尝试，要比中央还有更大的决心和力量。
《决策》：过去地方上改革常常希望有中央顶层设计，这次三中全会作出了这样的顶层设计，那么地方上还有没有主动改革的空间？
袁钢明：《决定》中说，改革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进行，但是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妥协性。
“摸着石头过河”的提法是很有创造性的，意思是说在高层还没有提出的情况下，基层可以先行一步、先试一步，地方有这个权力。过去我们国家改革的特点，就是地方迈的步子可以比中央更大、更快。反过来如果先提出顶层设计，那么顶层设计如果更保守一点就糟糕了。
为什么地方发展形成差距呢？就是有的地方改革早于中央，有的晚于中央。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发挥我们国家改革的特点，很多方面地方上可以先行先试。《决定》中很多改革可以看出有不同的进展和力度，地方上要高度敏感，抓住一些先行的、可以突破的内容。
一些地区之所以还处在落后状态，在于政策上没有像浙江等发达地区那么灵活，改革是最重要的因素。中西部地区应该向改革开放比较活的地方学习，而不是仅仅看文件上的表述。
“政府投资过大
是最大的问题”
《决策》：具体来看，下一步，地方上在深化改革中，哪些方面可以去重点突破？
袁钢明：《决定》中关于所有制方面的表述，很多人可能并不在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方面上来。
很多关于民营经济同等同权、平等市场待遇，这些提法是以前没有的，要特别注意。
地方上要淡化，或者说不要过多地被“公有制为主体”的话所框住，对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更加大胆，比以前更加支持。
所有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哪一个经济成分表现得更有效率，我们就应该支持哪一种经济；哪一种经济成分做哪些事更合理，我们就支持哪一种成分。
公有制在承担社会责任的事情上做得更好，但它缺少活力，要靠国家支持，国家承担不了那么多，所以比重要低一点，越到基层比重就越低。所以，地方上要更加重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一定要高度明确，这样我们下一步整个经济形势才能得到改变。
如果我们以政府为主、投资过重的结构和方向不改变的话，中国经济下滑就改变不了。
《决策》：所有制的问题跟经济结构和经济下滑有关系吗？
袁钢明：当前经济下滑，而且下滑压力还没有减轻，主要原因不是国际上，是中国自己出了问题，就是结构上的问题，重工业过重、投资比重过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
大量政府出台的大投资项目，造成很多银行贷款沉淀在这些项目中，这些项目未来收益期很远，导致经济低效率、政府负债过重、金融风险等问题。
如果发展多种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话，绝不可能出现政府主导的规模过大的投资。因为民营企业一定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投资决策，不会有过大的投资，形成过重的负担。
所以，中国经济目前犯的毛病不在于市场，还是我们的政府投资权力太大，政府干预过深。政府不仅做了投资的决策者和审批者，还是投资的主要实施者，主要的组织者和承担者。
一些大型建设项目，还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或者财政资金配置，都是国有经济承担的，导致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投资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造成经济下滑，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对解决目前的困难能起到有效的作用。要把过大的摊子砍掉，重新缩小，使压死的资金重新周转起来，这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市场的力量和多种所有制的力量。
《决策》：所以，《决定》中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被看作是突破性的。
袁钢明：这是理论上的重大推进，但谈不上什么突破。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如何运用，如何落实。
“忌上‘大、长、远、重’项目”
《决策》：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地方上应该如何做？
袁钢明：我觉得地方政府尽可能的少上大项目，再好再大的项目，即使未来可以改变一个地方，也要尽可能少上。
因为一上就下不来了，上了之后后续资金就得跟上，地方发展多年都会受制于这个决策。项目越大所造成的后续拖累越大，对以后其他决策都会产生巨大的拖累影响，可能多年都翻不过身来。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比如高铁等大项目开展太快，造成大量资源都压在大项目上。从现在开始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以后很难再达到8%的增长了，就是项目太大造成的。
现在很多地方之所以还能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它没有大项目拖累。所以，地方上尤其要注意减少大项目，谨慎对待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宏伟目标。 《决策》：地方应该怎样来选择项目和产业？
袁钢明：地方要忌上“大、长、远、重”的项目，而应该上“小、轻、快、灵”的项目，干成一件就是一件。宁可不要大项目，也不要让它把地方经济拖住。
只有资金周转快，经济才有活力，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失去这个判断力了。
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短周期的，民营经济不会发生项目过大、资金周转不开的问题。而国有企业刚好相反，就喜欢选那种重工业、长周期的，未来才能见效的，它要规模大，哪怕亏损也要先把钱占过来，所以效率就低。这是中国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所在，地方政府千万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从产业选择来说，技术也不能选得过远。尤其是在经济实力比较弱的地方，注意发展一些短平快的产业。不要轻率选择看起来有远大前景的重化工，避免陷进过深的债务泥潭里头。
我们很多说法实际上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尤其是刻意支持某些大企业，过度强调某些产业的集中度，其实这种结构阻碍了经济发展，凡是越强调就越强调不起来。比如手机产业，越不强调越充分发展，如同汪洋大海一样的中小企业集群，这是我们成功的发展模式之一。
“产能过剩说法是颠倒黑白”
《决策》：《决定》中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力度也非常大，地方上应该如何理解和落实？
袁钢明：政府职能转变，《决定》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地方的投资项目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再干预。现在，中央已经把各种投资决策权审批权都下放了，有人就担心，中央不管不行吧，万一地方乱上马怎么办？出现问题怎么办？
我觉得地方一定要对中央已经确定的禁区，比如污染、安全、质量等，要非常严格的划定，投资决不能跨越，说到做到。只要把底线卡主，其他所有事情就能更加灵活地放开。
很多地方政府该管的问题没管好，而去管投资什么投资多少，这是需要转变的。一定要把该管的管好，其它的彻底放开。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放不开，什么也放不开。总是认为，如果放开的话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或者产能过剩。
《决策》：现在产能过剩的说法似乎非常流行。有人说地方政府干预导致产能过剩，也有人说治理产能过剩需要政府审批。
袁钢明：产能过剩的说法很有问题。政府现在不能放弃审批就是害怕产能过剩，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国家总的来说发展水平不高，供给能力是不足的，不存在产能多到过剩的程度。产能过剩的提法是颠倒黑白的。
产能过剩在经济学上也不合理，它可能指在一个经济波动期间，当经济下行时，原来高潮时期的产能就变得过剩了，这是阶段性现象，不是常态现象，不能把经济下行时期需求下滑的现象当做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往往是一种结构性问题。
过去压缩治理产能过剩的做法，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矛盾的。产能是否过剩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过剩了，东西都卖不出去，民营企业不会进去；如果企业有更强竞争力，即使市场饱和，仍然可以进入。
产能过剩往往成为一些没有效率企业的借口，而且一般是国有企业。它用这个借口来要求政府替它打击竞争对手，为它提供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
政府以产能过剩来执行政策，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不要以什么技术要求、产能过剩等行政标准来执行政策，真正要做到让市场中有竞争活力的企业，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
有些地方用财政资金或银行贷款去支持那些亏损的企业，或者中央红头文件中标上的某些大企业，认为它有靠山。其实这是靠不住的，最靠得住的就是效益和市场的优胜劣汰，它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我觉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真正要义就在这一点上，它决定了一个地方经济的兴衰存亡。
“GDP背后隐含各种关系的协调”
《决策》：《决定》中提出要改革考核评价体系，不唯GDP，加大一些指标的权重。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批判唯GDP论，但似乎改变很难。
袁钢明：很多人批判考核唯GDP，这个说法不成立。唯GDP的说法是强加的帽子，因为没有哪一个省市考核真的敢唯GDP。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长官，真正影响他的不是考核，而是地方本身的运行状态。比如底线管理，如果出现安全、污染，不稳定等事件，政府根本就无暇顾及经济发展。
我认为所谓的指标调整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任何经济增长本身就包含了质量，包含对各种矛盾的协调。如果对贫富差距、安全等不重视，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无法发展。没有合理的结构、协调各种矛盾，经济就上不去。所以，在高度增长的GDP的背后，就隐含各种关系的协调，你不可能在关系不协调的情况下单打一个GDP。
能不能多设计几个指标，让考核更全面科学？似乎很难。比如各种关系协调、各种结构合理，等等，指标可以多到列不完，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考核必须要量化的指标，我认为GDP考核还是一个办法。
但考核本身就是带有计划经济的做法，只要一搞考核就必然有争论。如果找不出非常合理的办法，只会越拧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