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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剧院的落成，使扎哈·哈迪德的炫目光芒压倒性地覆盖了大量明星建筑师的工作。这位被称之为“建筑界女魔头”的建筑师，已成为继雷姆·库哈斯、矶崎新之后最受中国甲方欢迎的合作伙伴。
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1950年出生于巴格达，先于黎巴嫩攻读数学，1972年进入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学习建筑，此后加入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并任教于建筑联盟学院，直到1987年。1994年后，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执掌丹下健三教席。2004年获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
扎哈拉风
最近，当各种传媒把扎哈奉为“女王”的时候，扎哈已经被偶像化了，所谓偶像，就是大众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下的崇拜和追随。而事实是两种情况：扎哈本人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百名人物时把她放在思想领袖的栏目而感到自豪；中国大众或者说房地产商在销售层面则更喜欢用“建筑女王”来称呼这位女建筑师。
说扎哈是“建筑女王”，在中国不无道理，因为扎哈确实越来越有王者的风度了，这体现在她身上，就是一直以来不妥协的气质。
比如，前不久，扎哈从中国南方的广州上陆中国，出席迟迟才举行的广州大剧院的开幕大派对，然后北上京城，这和她七年前因为后来流产的北京物流港项目设计北上大不一样。上次只是在业界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对话中国”的活动，那时她在中国暂露风采，大多数人还是通过传媒来了解她，而这次受欢迎的程度非同以往。这是因为经过七年才盖好的广州大剧院，在亚运会之前竣工，以及在北京和上海，扎哈接受了三个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这种给城市带来巨大人气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机会，和民间房地产开发的委托设计项目，使她成为一个聚光灯下的明星，按照这样的接单速度，中国可能会成为扎哈建筑最多的国家。
不妥协
不妥协和不合作不一样，不妥协是合作而不合流。扎哈为被称之为“圆润双砾”的广州大剧院落成而来，她对那么多人喜欢她设计的大剧院而欣喜，尽管很多人都不敢恭维建筑的施工水平，但是，对扎哈来说，它就是自己的孩子，况且她自己也未婚。然而当有媒体问到，她所设计的建筑造价为什么都如此昂贵时，她的回答就显示出不妥协的气质。
正像世界上其它超级前卫的建筑设计，在建造时都会出现超预算的情况一样，投入10亿人民币，占地4万6千平方米的广州大剧院的造价，也是出乎甲方的预料，因为投标时的工程总造价(不含地价)约8．5亿元人民币。当然，超出想象的施工难度，也使得工期被迫延长，但是扎哈坚持认为，像广州大剧院这样的建筑，跟普通办公楼不一样，它将在这个城市停留更久的时间，它将给城市的文化带来冲击，因此在预算的判断标准上，不可能和办公楼一样，这就是扎哈在创意上绝不向预算妥协的态度。
但我第一次走近这座建筑时，给我的直感就是，它虽然屹立在周围都是超高层的环境中，但是，建筑所具有的气场和散发出来的气质，使它成为那个区域中的磁场，它是一个不高的、但有标志性特征的建筑。在广州的珠江新城，哪栋建筑最受欢迎，只要看看每天有多少人在它周围散步和合影——广州大剧院的设计和建造，向大家演示了一座英俊的文化建筑是怎样成为城市的风景线和新名片的。
结缘亚洲
在触及扎哈的建筑生涯时，都会提到1983年，她是因获得香港之峰俱乐部（The Peak Club）国际竞赛项目的一等奖而让世界知道有一位风格独特的女建筑师的存在。但是，建筑界看好她的人不是来自她受教育的伦敦和西方社会，而是日本的矶崎新。是他的慧眼拾起了被他人否定了的扎哈方案，从而让扎哈实现了建筑设计生涯中最重要的登龙门。
通常人们都会一笔带过扎哈1983年这段传奇的经历，可是，这一经历来自她在伦敦AA建筑学院所研究的课题，那就是在她的荷兰导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指导下完成的“向马列维奇致敬”的毕业创作。这些非建筑的抽象绘画作品，直到扎哈在香港中标之后才受到建筑界的重视，1983年扎哈开始在AA建筑学院举办大型绘画回顾展，此后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我是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看到这些作品的，从而对扎哈至今为止的发展轨迹，有了直观的了解，这些成果来自她对俄罗斯构成主义的仰慕。而她想在建筑实践中实现绘画中的梦想，香港设计的中标，就是她辉煌的第一步。
南石北蛋
“南石北蛋”不是一个固有的词组，而是为了语句的简洁和形象，我刻意造了这个词组，意思是南方的广州大剧院的灵感来自“圆润双砾”，而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则被大众取名为“水煮蛋”，中国的百姓喜欢给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取一个幽默和调侃的绰号，是很正常的事。
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其造型引来许多非议。虽然它在造型和功能上都非常显赫，但是，它的位置决定了建筑不可能是一个夸张的异形，即使是这样，相对于那些造型上夸张的设计相比，国家大剧院的造型姿态是稳定的，也许是考虑到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两侧需要对称，所以在国庆的夜晚，我们看不到大剧院有任何外观上的公共照明，因而，国家大剧院的身份是受到限制的。
而广州大剧院则完全相反。它使得这个区域拥有一种凝聚力，夜晚的照明设计非常有序和有节奏，甚至夜晚的景色比白天更有磁性。主体建筑的白光与人工丘陵上的黄色暖光带形成了美妙的流线。它正像扎哈自己所说的那样，“建筑重要的是动感”，广州大剧院的建筑造型和功能空间是有节制和充满动感的。
超级景观
扎哈设计的大剧院造型是她充分研究了广州城市的历史的结果，她比其他两位名将库哈斯和奥地利的蓝天组，更深入地考虑了这座建筑和地域人文的关系。
单从当时中标的表现图来看，扎哈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坚持自己的设计风格，尤其是我们看不到她通常那种充满激情的拖着长长尾巴的线形。但是，七年之后，当我对建筑进行360度考察时，身体和建筑有着一种强烈的对话欲望。当我走在非对称的黑色的“大石头”和白色的“小石头”之间时，就像穿越峡谷，它那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的光影，让你有一种穿越的快感，并想多次往复。
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和不同的层面接近和进入大剧院，它的便利和公共特性，增加了大剧院的透明性和民主感。环绕在建筑周围的大面积景观，衬托着主体建筑的升起。位于中心位置的三角形螺旋坡道和空间，好像一颗石头的空穴。
扎哈把建筑周围的空间和景观设计成绕在一起的流线，这些流线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磁力线，下意识地控制着接近它的人，从而增加了人们的场所感。
就像我们在写中国书法时，强调“势”一样，扎哈的建筑具有强烈的走势，这种“势”统合了很多细节，让每一个局部都服从于整体的动态线，也就是向一个总的方向倾斜。从墙到柱子，从台阶到扶手，从门窗到坡道，从入口到拐角，如此种种的设计，都可以看到扎哈是把她所独创的手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作者系独立策展人，建筑评论家）
南都周刊×扎哈·哈迪德
建筑要诠释社会的复杂性
文_记者 洪鹄
我的作品一开始就是抽象化的
南都周刊：你出生在巴格达，后来去黎巴嫩读书。在阿拉伯世界，人们对一个女孩子的期待和教导是什么？你是否顺应着这些成长，还是一直有自己的一套？
扎哈：我是一个阿拉伯人，但我接受的并不是传统的阿拉伯教育。我不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我来自伊拉克，但居住在伦敦。我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你说到的“顺应”，我认为那些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一直都在根据环境的转换而重新构建他们的世界。
我在伊拉克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成长在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我这一代的伊拉克女建筑师有很多，比我所知道的来自其他国家的都要多。我们成长的上世纪60年代，那是伊拉克发展非常蓬勃的时期，国家正处在建设阶段，社会鼓励女性从事各种职业。这个时期的发展、改革新技术的理念给我的成长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很幸运的是，由于父亲的生意，我有机会去很多地方接受教育，我至今也深受这一点影响。我认为不论在哪个国家，教育对于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和父母一起到欧洲旅行。父亲总是设法让我参观所到之处的每个博物馆、清真寺和大教堂。我印象最深的是7岁那年去科尔多瓦，那真是个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当然，世上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地方，但科尔瓦多的清真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南都周刊：1972年你进入AA建筑学院学习建筑，之前你是读数学的。为何选择了建筑作为你的表达方式？
扎哈：去伦敦之前，我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习数学，在那里我开始对几何学感兴趣，我发现数学逻辑与建筑以及抽象主义之间有所联系。几何学与建筑学有很大的关联性，而在现代，这种关联性甚至更多。
在AA学习时，我们解构工业时代的重复性和大规模生产的概念，从那时起我就对破碎而抽象的形式和爆炸的概念感兴趣。所以我的作品一开始就是抽象化的，但我的目标是创造各种层次的流动空间，希望能够改变我们从19世纪工业时代中延续下来的对建筑的旧有认识。
南都周刊：作为导师，库哈斯对你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扎哈：库哈斯和埃利亚·增西利斯（Elia Zenghelis）是我在AA学习时很重要的两位老师。他们对我作品的理解和热心教导点燃了我的建筑抱负。当时，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创造新型的、流动性的建筑语言。你要知道，在70年代，这种设计风格还是非常前卫的，但他们很鼓励我，并指导我去探索。
和谐是整个设计的关键
南都周刊：你对落成后的广州大剧院是否满意？
扎哈：我对这个工程很满意，能看到大剧院竣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经历。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找到既高瞻远瞩而又对自身城市充满着激情和自豪感的客户，他们对设计持有最高要求，同时又能创造机会让建筑师尽情发挥。
南都周刊：在设计圆润双砾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将一座大剧院安置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里？这个城市最有趣以及打动你的部分是什么？
扎哈：我们做每个项目的时候，都会彻底地研究该城市和场所的历史、地理和社会风貌。这栋建筑的设计是为中西歌剧艺术的表演提供最好的设施，我很荣幸自己可以透过我们笔下的大剧院将那些优良的文化传统延续下去。中国的蓬勃发展实在激动人心，从我的那些合作伙伴身上，我可以确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热情、雄心和无尽的能量。
南都周刊：你是否在乎作品和周围景观的和谐？
扎哈：作品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是我们的建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整个设计的关键部分。
在我们所有的设计项目中，我们都会事先对项目周围的景观、地形和人流进行调研。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调研的结果草绘一些会与周围环境产生视觉联系和动态变化的线条。
广州大剧院的设计，必须在其文化气息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中扮演独特的角色。我们当时知道，大剧院将会是一个结合人文与商业的CBD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设计了抬升的建筑物以吸引游客。同时我们使用相互呼应的“圆润双砾”设计，使它与珠江相映成趣。如今的广州大剧院，就像两块被河水冲刷得光滑的鹅卵石，它独特的双砾设计为这片区域添加了江河元素。
南都周刊：如果让你自己概括你的风格，它是什么？
扎哈：我的创作理念均来自相似的概念，然而创作也会随着建筑物的用途、重点、技术、规模而发生变化。每隔五六年，我回顾作品时，我都能找到它们的相互关联之处。而当我在看过去三十年来的作品时，我也能找到它们的相似点。每个时期的工作，都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建筑并不跟随时装趋势和经济周期发生变化，它是沿革其内在的创新逻辑。
南都周刊：你被评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且在思想而非艺术家里排名第一。你怎么看待这一荣誉？
扎哈：这是一份荣耀。建筑是一份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职业，建筑师的作品会给那些在建筑物内生活或工作的人们带来长期的影响。建筑是一种载体，它必须融入并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时代，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复杂性的出现，而建筑就是要诠释这种复杂性。我认为是时候要摆脱亨利·福特的工业社会大都市建筑风格的束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符合新数字化社会的、多中心的城市建筑格局，以应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更多复杂性，简单的公式不再奏效。
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1950年出生于巴格达，先于黎巴嫩攻读数学，1972年进入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学习建筑，此后加入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并任教于建筑联盟学院，直到1987年。1994年后，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执掌丹下健三教席。2004年获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
扎哈拉风
最近，当各种传媒把扎哈奉为“女王”的时候，扎哈已经被偶像化了，所谓偶像，就是大众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下的崇拜和追随。而事实是两种情况：扎哈本人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百名人物时把她放在思想领袖的栏目而感到自豪；中国大众或者说房地产商在销售层面则更喜欢用“建筑女王”来称呼这位女建筑师。
说扎哈是“建筑女王”，在中国不无道理，因为扎哈确实越来越有王者的风度了，这体现在她身上，就是一直以来不妥协的气质。
比如，前不久，扎哈从中国南方的广州上陆中国，出席迟迟才举行的广州大剧院的开幕大派对，然后北上京城，这和她七年前因为后来流产的北京物流港项目设计北上大不一样。上次只是在业界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对话中国”的活动，那时她在中国暂露风采，大多数人还是通过传媒来了解她，而这次受欢迎的程度非同以往。这是因为经过七年才盖好的广州大剧院，在亚运会之前竣工，以及在北京和上海，扎哈接受了三个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这种给城市带来巨大人气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机会，和民间房地产开发的委托设计项目，使她成为一个聚光灯下的明星，按照这样的接单速度，中国可能会成为扎哈建筑最多的国家。
不妥协
不妥协和不合作不一样，不妥协是合作而不合流。扎哈为被称之为“圆润双砾”的广州大剧院落成而来，她对那么多人喜欢她设计的大剧院而欣喜，尽管很多人都不敢恭维建筑的施工水平，但是，对扎哈来说，它就是自己的孩子，况且她自己也未婚。然而当有媒体问到，她所设计的建筑造价为什么都如此昂贵时，她的回答就显示出不妥协的气质。
正像世界上其它超级前卫的建筑设计，在建造时都会出现超预算的情况一样，投入10亿人民币，占地4万6千平方米的广州大剧院的造价，也是出乎甲方的预料，因为投标时的工程总造价(不含地价)约8．5亿元人民币。当然，超出想象的施工难度，也使得工期被迫延长，但是扎哈坚持认为，像广州大剧院这样的建筑，跟普通办公楼不一样，它将在这个城市停留更久的时间，它将给城市的文化带来冲击，因此在预算的判断标准上，不可能和办公楼一样，这就是扎哈在创意上绝不向预算妥协的态度。
但我第一次走近这座建筑时，给我的直感就是，它虽然屹立在周围都是超高层的环境中，但是，建筑所具有的气场和散发出来的气质，使它成为那个区域中的磁场，它是一个不高的、但有标志性特征的建筑。在广州的珠江新城，哪栋建筑最受欢迎，只要看看每天有多少人在它周围散步和合影——广州大剧院的设计和建造，向大家演示了一座英俊的文化建筑是怎样成为城市的风景线和新名片的。
结缘亚洲
在触及扎哈的建筑生涯时，都会提到1983年，她是因获得香港之峰俱乐部（The Peak Club）国际竞赛项目的一等奖而让世界知道有一位风格独特的女建筑师的存在。但是，建筑界看好她的人不是来自她受教育的伦敦和西方社会，而是日本的矶崎新。是他的慧眼拾起了被他人否定了的扎哈方案，从而让扎哈实现了建筑设计生涯中最重要的登龙门。
通常人们都会一笔带过扎哈1983年这段传奇的经历，可是，这一经历来自她在伦敦AA建筑学院所研究的课题，那就是在她的荷兰导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指导下完成的“向马列维奇致敬”的毕业创作。这些非建筑的抽象绘画作品，直到扎哈在香港中标之后才受到建筑界的重视，1983年扎哈开始在AA建筑学院举办大型绘画回顾展，此后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我是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看到这些作品的，从而对扎哈至今为止的发展轨迹，有了直观的了解，这些成果来自她对俄罗斯构成主义的仰慕。而她想在建筑实践中实现绘画中的梦想，香港设计的中标，就是她辉煌的第一步。
南石北蛋
“南石北蛋”不是一个固有的词组，而是为了语句的简洁和形象，我刻意造了这个词组，意思是南方的广州大剧院的灵感来自“圆润双砾”，而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则被大众取名为“水煮蛋”，中国的百姓喜欢给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取一个幽默和调侃的绰号，是很正常的事。
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其造型引来许多非议。虽然它在造型和功能上都非常显赫，但是，它的位置决定了建筑不可能是一个夸张的异形，即使是这样，相对于那些造型上夸张的设计相比，国家大剧院的造型姿态是稳定的，也许是考虑到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两侧需要对称，所以在国庆的夜晚，我们看不到大剧院有任何外观上的公共照明，因而，国家大剧院的身份是受到限制的。
而广州大剧院则完全相反。它使得这个区域拥有一种凝聚力，夜晚的照明设计非常有序和有节奏，甚至夜晚的景色比白天更有磁性。主体建筑的白光与人工丘陵上的黄色暖光带形成了美妙的流线。它正像扎哈自己所说的那样，“建筑重要的是动感”，广州大剧院的建筑造型和功能空间是有节制和充满动感的。
超级景观
扎哈设计的大剧院造型是她充分研究了广州城市的历史的结果，她比其他两位名将库哈斯和奥地利的蓝天组，更深入地考虑了这座建筑和地域人文的关系。
单从当时中标的表现图来看，扎哈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坚持自己的设计风格，尤其是我们看不到她通常那种充满激情的拖着长长尾巴的线形。但是，七年之后，当我对建筑进行360度考察时，身体和建筑有着一种强烈的对话欲望。当我走在非对称的黑色的“大石头”和白色的“小石头”之间时，就像穿越峡谷，它那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的光影，让你有一种穿越的快感，并想多次往复。
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和不同的层面接近和进入大剧院，它的便利和公共特性，增加了大剧院的透明性和民主感。环绕在建筑周围的大面积景观，衬托着主体建筑的升起。位于中心位置的三角形螺旋坡道和空间，好像一颗石头的空穴。
扎哈把建筑周围的空间和景观设计成绕在一起的流线，这些流线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磁力线，下意识地控制着接近它的人，从而增加了人们的场所感。
就像我们在写中国书法时，强调“势”一样，扎哈的建筑具有强烈的走势，这种“势”统合了很多细节，让每一个局部都服从于整体的动态线，也就是向一个总的方向倾斜。从墙到柱子，从台阶到扶手，从门窗到坡道，从入口到拐角，如此种种的设计，都可以看到扎哈是把她所独创的手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作者系独立策展人，建筑评论家）
南都周刊×扎哈·哈迪德
建筑要诠释社会的复杂性
文_记者 洪鹄
我的作品一开始就是抽象化的
南都周刊：你出生在巴格达，后来去黎巴嫩读书。在阿拉伯世界，人们对一个女孩子的期待和教导是什么？你是否顺应着这些成长，还是一直有自己的一套？
扎哈：我是一个阿拉伯人，但我接受的并不是传统的阿拉伯教育。我不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我来自伊拉克，但居住在伦敦。我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你说到的“顺应”，我认为那些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一直都在根据环境的转换而重新构建他们的世界。
我在伊拉克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成长在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我这一代的伊拉克女建筑师有很多，比我所知道的来自其他国家的都要多。我们成长的上世纪60年代，那是伊拉克发展非常蓬勃的时期，国家正处在建设阶段，社会鼓励女性从事各种职业。这个时期的发展、改革新技术的理念给我的成长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很幸运的是，由于父亲的生意，我有机会去很多地方接受教育，我至今也深受这一点影响。我认为不论在哪个国家，教育对于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和父母一起到欧洲旅行。父亲总是设法让我参观所到之处的每个博物馆、清真寺和大教堂。我印象最深的是7岁那年去科尔多瓦，那真是个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当然，世上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地方，但科尔瓦多的清真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南都周刊：1972年你进入AA建筑学院学习建筑，之前你是读数学的。为何选择了建筑作为你的表达方式？
扎哈：去伦敦之前，我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习数学，在那里我开始对几何学感兴趣，我发现数学逻辑与建筑以及抽象主义之间有所联系。几何学与建筑学有很大的关联性，而在现代，这种关联性甚至更多。
在AA学习时，我们解构工业时代的重复性和大规模生产的概念，从那时起我就对破碎而抽象的形式和爆炸的概念感兴趣。所以我的作品一开始就是抽象化的，但我的目标是创造各种层次的流动空间，希望能够改变我们从19世纪工业时代中延续下来的对建筑的旧有认识。
南都周刊：作为导师，库哈斯对你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扎哈：库哈斯和埃利亚·增西利斯（Elia Zenghelis）是我在AA学习时很重要的两位老师。他们对我作品的理解和热心教导点燃了我的建筑抱负。当时，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创造新型的、流动性的建筑语言。你要知道，在70年代，这种设计风格还是非常前卫的，但他们很鼓励我，并指导我去探索。
和谐是整个设计的关键
南都周刊：你对落成后的广州大剧院是否满意？
扎哈：我对这个工程很满意，能看到大剧院竣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经历。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找到既高瞻远瞩而又对自身城市充满着激情和自豪感的客户，他们对设计持有最高要求，同时又能创造机会让建筑师尽情发挥。
南都周刊：在设计圆润双砾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将一座大剧院安置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里？这个城市最有趣以及打动你的部分是什么？
扎哈：我们做每个项目的时候，都会彻底地研究该城市和场所的历史、地理和社会风貌。这栋建筑的设计是为中西歌剧艺术的表演提供最好的设施，我很荣幸自己可以透过我们笔下的大剧院将那些优良的文化传统延续下去。中国的蓬勃发展实在激动人心，从我的那些合作伙伴身上，我可以确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热情、雄心和无尽的能量。
南都周刊：你是否在乎作品和周围景观的和谐？
扎哈：作品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是我们的建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整个设计的关键部分。
在我们所有的设计项目中，我们都会事先对项目周围的景观、地形和人流进行调研。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调研的结果草绘一些会与周围环境产生视觉联系和动态变化的线条。
广州大剧院的设计，必须在其文化气息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中扮演独特的角色。我们当时知道，大剧院将会是一个结合人文与商业的CBD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设计了抬升的建筑物以吸引游客。同时我们使用相互呼应的“圆润双砾”设计，使它与珠江相映成趣。如今的广州大剧院，就像两块被河水冲刷得光滑的鹅卵石，它独特的双砾设计为这片区域添加了江河元素。
南都周刊：如果让你自己概括你的风格，它是什么？
扎哈：我的创作理念均来自相似的概念，然而创作也会随着建筑物的用途、重点、技术、规模而发生变化。每隔五六年，我回顾作品时，我都能找到它们的相互关联之处。而当我在看过去三十年来的作品时，我也能找到它们的相似点。每个时期的工作，都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建筑并不跟随时装趋势和经济周期发生变化，它是沿革其内在的创新逻辑。
南都周刊：你被评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且在思想而非艺术家里排名第一。你怎么看待这一荣誉？
扎哈：这是一份荣耀。建筑是一份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职业，建筑师的作品会给那些在建筑物内生活或工作的人们带来长期的影响。建筑是一种载体，它必须融入并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时代，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复杂性的出现，而建筑就是要诠释这种复杂性。我认为是时候要摆脱亨利·福特的工业社会大都市建筑风格的束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符合新数字化社会的、多中心的城市建筑格局，以应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更多复杂性，简单的公式不再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