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走到哪里，星云大师总会被信徒僧众围成里三层外三层。我们问他，为什么总能吸引这么多的信徒，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都是缘分。
　　“佛走过的道路，我都不一定要走，我要走自己的道路。”虽然已经难以行走，但星云大师依然执著于“自己的道路”。这句话，是他人间佛教之路最好的注脚。
　　“佛教兴亡，僧伽有责”

　　距离宜兴大觉寺两个小时车程的江都，是星云大师的老家。如他自己所言，在北伐军与军阀的战火中，1927年8月19日，他出生了，本名李国深。
　　自小，李国深就结下了佛缘。由外婆带大的他，接受了一种朴素的佛学教育。“星云大师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不识字却能背诵《阿弥陀经》《金刚经》，于是，外婆念佛他也念佛，3岁就和姐姐比赛持斋。”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程恭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外婆虔诚的信仰，年幼的李国深常随家人到附近的寺庙参拜。“到现在闭起眼睛，外婆虔诚礼佛的身影还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星云大师说。
　　1937年，侵华日军血洗南京，千万百姓家破人亡，李国深的父亲在南京谋生，自此杳无音信。第二年，李国深前往南京寻父，却被南京栖霞寺的志开上人看中，他随即出家，为临济宗第48代弟子，也是当年栖霞律学院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其他人都来自各地寺院，只有他是在栖霞寺剃度的，这于传统的佛教丛林制度不合，所以便以师父志开上人出家的宜兴大觉寺为祖庭。”程恭让说。
　　6年后，星云进入有“佛教界的北大”之称的焦山佛学院学习，“遇到”了他此生的另一位导师太虚大师。此时，佛教正面临危急的时刻——“清代以来，除了丧葬超度，佛教和一般人并未发生太多关系。后来，军阀四起，战祸不断，政府主张‘毁庙兴学’，佛教被破坏殆尽。”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院院长楼宇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时，太虚大师喊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僧伽有责”，“他提出了人间佛教的革新理念，主张佛教要跟人间发生关系，在人生前做一些好事而非死后超度”，令青年学僧鼓舞振奋。
　　“星云在焦山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曾受教于太虚大师，他自己也读过不少太虚大师的文章。可以说，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在上世纪40年代很多青年僧人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甚至是佛教发展的方向。”楼宇烈说。“星云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在当时就意识到佛教必须观照现实社会，要懂得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要关注文化，他的志向天然地体现出现代佛教的方向，那就是人间佛教的方向。”程恭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星云很快表现出一个革新者的热情。1947年底，他奉师命回到宜兴大觉寺整顿寺务，其间担任了白塔小学的校长，教授国语、公民等课程;1948年，他创办了《怒涛》杂志;1949年，他组织了僧侣救护队，救死扶伤……“传统的佛教不会主张出家人去当校长、办杂志。星云这些行动反映出一种新僧的思想倾向，虽然他当时很年轻，却已经是走在革新潮流前列的人。”程恭让说。
　　“孤僧心情，冷暖自知”
　　1949年，为了让僧侣救护队接受专业训练，星云带领救护队70多人赴台，当时他的身上只带了12块银元。
　　刚到台湾时，星云衣食无着，政治上被怀疑为“匪谍”，多次遭遇逮捕和审讯，一时间成为茫茫水面上的浮萍，“孤僧心情，冷暖自知”。在台湾的圆光寺、灵隐寺、法云寺几经辗转后，他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终于安顿下来。

　　热爱写作的他趴在山林草地上写出了《无声息的歌唱》。这是一本佛教小故事的合集，借木鱼、钟、香炉等佛教法器的拟人自述，趣谈人世间和佛教界的情况，出版后一炮而红。此后，星云很多作品皆是沿袭这种风格。他还主编《人生》杂志，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他有效传播了佛教必须改革的观点——佛教要走出山林，走向家庭和社会。”程恭让说。
　　1952年，星云环岛布道，来到了当时经济条件较差、位置偏远的宜兰。因为穷困闭塞，当时没有法师愿意留在宜兰，但星云留了下来，并且一待就是10多年。那时宜兰的雷音寺，找不到一个茶杯，甚至难找到一间厕所。他一度在佛桌下过夜，后来好不容易有了间斗室安身，便趴在缝纫机上写出了《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通俗可读的佛教书籍。
　　“在艰苦的宜兰，星云的韧性发挥了很大作用。”楼宇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的宜兰，人们尊重宗教的意识不强。星云晚上讲经时，常有人群聚集在殿外大声谈笑、百般干扰。星云很机智，把殿内唯一的电灯一关，外面喧哗的人被突如其来的黑暗惊住，不由得停止吵闹。此时，只能依稀看见殿内星云庄严端坐，口中响起清晰响亮的弘法之音，人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开始聆听法师讲经——他用一招“静”字诀，收服了不友善的人。
　　星云还组织了念佛会，让善男信女都来念佛;同时根据年轻人爱唱歌、爱交朋友的特点，成立了全台湾第一支佛教歌咏队;为了让青年有所收获，他又开设了国文班，教授《古文观止》等文学经典。他的第一代弟子，有“佛教界才女”之称的慈庄法师就坦承：“当时是因为想学作文，才去亲近师父、亲近佛教的。” 　　星云深谙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常常利用最新科技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早在50年代，他就使用幻灯片、投影仪来讲述佛教经典，创作了很多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甚至新潮的佛曲。”他还在宜兰创办了一些佛教公益事业，如幼儿园、补习学校，请年轻人来当教师。“他特别注重年轻人，认为青年是佛教的希望，很多佛光山老一辈的法师比如慈惠、慈容、心平从那时起开始追随他，这种注重青年的传统也被佛光山沿袭。”程恭让说。
　　到20世纪60年代，星云这个身材高大、为人热忱的和尚已成为宜兰街头一景。众人对他的威仪博学十分佩服，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就称他为“北门口的师父”。当时宜兰有一条中山路，每当星云路过，很多店家都跑到店门口来看他。
　　佛光开山，不忘初心

　　佛光山的开山是必然，也是巧合。1967年，一对越南华侨夫妇辗转托人找到星云，因为有紧急情况，要把手头高雄县大树乡的一块地卖掉，请求星云接手。星云出于善念买下了。
　　这本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山。起初星云带着众人前去了解地形，众人一见，心凉了半截，竟没有一个人愿意随他下车。星云孤身上山，一个人完成了对地形的勘察，并决定开山。主意既定，资金又成了问题。负责筹建凤山讲堂的妙悟法师回忆，开始建寺的时候，一想到需要那么多钱，夜夜睡不着，只得坐在那里问佛祖怎么办。“从1967年开始奠基到1977年佛光山主体部分建成，这整整10年，都是有一点钱就做一点事。”星云带着弟子和义工，回收塑料瓶、旧报纸、铜线，每个塑料瓶能卖0.5元新台币、每公斤旧报纸能卖4元新台币、每公斤铜线能卖60元新台币……就这样一分一毫聚集起佛光山的一切。
　　今天的佛光山占地百余公顷，雄伟大气的建筑比比皆是：一流的多媒体视听中心;可供2200人集会的如来殿;设备完善的会场;爬山渴了，路边就近供应佛光茶;信徒服务中心准备了免费的书报杂志;还有法师解答日常生活或学佛信仰上的疑难。一切都是如此便捷、现代。佛教真正成了人间的去处，而不是世外的隐地，但气氛依然是庄重的。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1995年，我去佛光山，在短期出家的那段时间里，每日晨钟暮鼓，清风明月，300多位同修全部平等相待，无论身份背景和地位如何，都过着同一种庄严、朴素、守戒的清净生活，让我至今难忘。”
　　佛光山也较早开始了全球化的传教布局。“星云大师表现出了很强的超前意识，就是向全世界传播佛教。”楼宇烈说。1977年开始，星云大师筹划在洛杉矶创建西来寺，向西方世界传播佛教。“在全世界推广佛法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比如第一批到非洲弘扬佛法，在全世界比较大的城市设立佛光山的分会和佛光讲堂等机构。”潘宗光说，“星云大师的志愿是把佛法普及到全世界，这个过程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结束，这也是很多人信服他的地方。”
　　近年来，佛教界被一些贪贿丑闻困扰，佛光山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星云大师在初创佛光山时就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务制度。佛光山有一个原则就是‘非佛不做’，即佛光山不搞商业化，不是为了佛法的事都不做，星云大师称之为‘不忘初心’。第二是要求自己的信徒一直保持清贫乐道，现在佛光山的法师一个月还是只有几百块新台币。第三是用具体制度来保证，比如管钱的人与做事的人分开等。”程恭让说。
　　随着星云大师年事渐高，不少僧众信徒开始担忧佛光山的未来。“如果星云大师逝世的话，佛光山需要有一个平稳的过渡。他很有智慧，已经在为身后事做一些安排，包括对全世界的道场、学校做妥善的安置，平衡身边的弟子之间的关系，确保佛光山的未来。”楼宇烈说。
　　心系两岸，回应是非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并发展到海外时，星云大师想到了“回归”：将人间佛教回传中国大陆。
　　“回归”源自他与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的相识。两人之间的佛缘起于一颗喉糖。1987年5月，泰国普密蓬国王庆祝60岁生日，两人同时受邀祝寿，座位离得很近。观礼时，赵朴初的夫人突然咳嗽起来，星云大师随身带着喉糖，就递了一颗给她。事后，赵朴初专门致谢，两人恰好下榻在同一酒店，会面交谈，相见恨晚。
　　1989年，赵朴初得知星云大师有意访问大陆，向他发出邀请。于是，星云大师率领500多人的国际佛教促进会访问团回到了大陆。这一次大陆之行，两人有了更多交流。在多个场合，赵朴初都表达自己有个“重要心愿”，就是希望星云大师能对中国佛教事业做更多贡献，能参与到大陆佛教界的工作中。
　　自此，星云大师以佛缘促两岸缘。他参与创办世界佛教论坛、推动两岸佛教界交流;2002年，他迎请西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成就了两岸交流的一大盛事;2004年，他开始了江苏宜兴佛光祖庭大觉寺的建设工作，如今，大觉寺不仅成为大陆佛教的一块圣地，也是两岸佛教文化、民间社会交流互动的平台。
　　传统意义上的出家人以出离红尘的形象示人，但星云大师关心时局，不时投书台湾主要报纸，积极建言，消泯仇恨。最轰动的便是2006年他公开表示“无关挺扁倒扁，只为全民幸福安乐，吁请陈‘总统’下台”。他也因此被人称为“政治和尚”。
　　“‘政治和尚’一说是对星云大师的误读。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是大众的，出家人也有世俗的一面，不能说和政治全无关系。人间佛教的基本价值是不忍人间之苦，是积极的社会参与乃至政治参与，所以对于关系两岸福祉的统一，星云大师从不避讳，反而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这恰是他最可贵、最真性情的一面。”程恭让说。
　　2011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前会长陈云林到佛光山参访，受到星云大师的热烈欢迎。星云大师说：“两岸的关系，就是要来往，你来我往，我往你来，最后也难说是谁来谁往，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他亲手把一幅题有“情义人生”四字的墨宝赠予陈云林，又将一幅“共生共存”赠给陪同的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
　　此举一度引来台湾岛内一些争议。有些网站批评他“和尚穿着袈裟迎接大官”。星云大师从容不迫，发表文章反问“不谈两岸的关系，就说我们10年相交的情谊”，“和尚就不能有朋友”？
　　今年10月，《环球人物》记者与星云大师在大觉寺相见时，他闭目不谈当日最热的国民党“换柱”事件，因为“没有公平正义的事情我不想知道”，他只是反复地、真诚地说：“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两岸统一。”
　　星云大师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个平凡的出家人。他用三个词总结一生，“全面的、无我的、结缘的”。但在弟子们心中，这三个词是“幽默的、正念的、慈悲的”。他的大智慧与大功德存在人们的口中与心中。
　　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星云大师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跟他个人修养和他推广的理念都有关系。一方面，星云大师难得地兼具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这两者都是表达智慧的词，前者是‘入世’的智慧，后者是‘出世’的智慧。所以很多人向他问道求索，最终能得到自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间佛教的理念。人间佛教的关键是将佛教的基本价值与现代人类的普世价值进行互动与对接。现代人心灵迷茫，需要有所指引。两相对接，就会打动现代人的心灵。而星云大师正是自觉推动这个过程的人。”程恭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