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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介学，源自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是最近二十年来，发展的最为迅速，最富有生机的研究领域之一。《围城》在海外的成功译介为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起到了良好的典例作用，本文将通过译介学的视角，结合《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以及其在海外文学界的推广模式，分析《围城》英语译介的特点。
【关键词】译介学 围城 英译
一、引言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近期兴起不就的新兴学科，它拓展了比较文学，翻译学甚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有着极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围城》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最开始于1946-1947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刊登，随后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本书中，钱钟书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丰富渊博的文化知识，以及对当时人文环境背景的详细描写使之一经出版就受到广大好评，在国内文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围城》的英译本由美国汉学作家翻译家珍妮凯利及美籍华人茅国权合作翻译，于1979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与一般中国文学被译为英语的方式不同，《围城》是由美国翻译家翻译，美籍华人学者经过校对，润色，批注等一同合作完成的，是中国文学走入西方文学界一个成功而特殊的典例。那么，中外学者合作方式有何优势，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以及《围城》在海外的出版以及文学评价情况将在本文中得到简要分析。
二、译介学理论基础
“译介学”一词源自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在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一书第七章中提出的“媒介”的内容，也属于早期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范畴，与一般翻译研究不同，译介学是把文学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的现象，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而这里译介的意思是指关于某个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在译入语国家的翻译与推介。因此，译介学不仅仅包括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也包括对所有作家、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推介情况的研究。
译文研究也是译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一般翻译研究中规定性方法相比不同的是，译介学视角下的译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停留在译本分析的层面，而是通过分析译本，关注“原文在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因此，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围城》英译本，实质上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译介活动，其组成成分包括原语系统的文本生产、以及目的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层面的分析。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是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新的研究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与兴趣，从而成为比较文学中热门的分支学科之一。
三、《围城》英译的翻译策略
《围城》英译本由中西学者共同合作译成，主要采取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向《围城》英文本的目标读者，即海外汉文学研究者展现原著的丰姿，以便展开更多的翻译研究。
在《围城》的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要通过撰写长篇导言、添加文化注释、再现文章中陌生化比喻以及杂合用语等具体翻译手段和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展现作者的写作风格。
译者将《围城》的主要艺术风格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相当的流浪汉历险故事的幽默。”二是“一部带有讽刺性质的，评论爱情婚姻并研究当代人的学者小说。”
关于《围城》结构布局方面，译者借用大卫·西奥多·赫特斯的“功能序列”法，将小说全九章划分为四大功能部分，依次介绍故事的情节梗概，分析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为读者提供参考背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主旨内容。
整体而言，译者导言主要着重于从文艺批判的角度，分析《围城》的主要艺术风格成就，带有较为鲜明的学术特征和导向，这与《围城》英文本在翻译出版之初主要面向海外汉学者的定位相符合。
其次，在《围城》英译本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化注释，是由于原著中包含大量的文化内涵，不便于海外读者的理解，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200多个注释，按章节排列，注于译文正文之后。
1.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化五大类别。《围城》的英译本中的文化注释主要集中于阐释原文中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信息。
物质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生产活动与物化产品的总和，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世界各族人民由于历史文化内涵不同，往往有较大差异。《围城》英译本中，使用加注方式提供背景文化的词汇有麻将、长袍、纱帽、象棋、砚台、轿子、对联、饭桶、万金油等。
例1：原文：那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着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显得愁苦可怜。
译文：The toddler’s mother， already in her thirties， was wearing an old black chiffon Chinese dress， a face marked by toil and weariness， her slanting downward eyebrows made her look even more miserable.
Note：The Chinese dress refers to ch’i-p’ao， which has a high collar that usually fits close to the neck.
分析：原文中所指的旗袍，是二十世紀上半叶民国女性的一种传统服装，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和独特的文化审美内涵。译者在文中将其译成“Chinese dress”，就整句而言，没有影响读者对文章的整体理解，但为了传递其中的物质文化内涵，作者采用了加注的方式，使得这一文化物品形象更加生动具体，读者更好地理解。 社会文化：指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人际关系、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等。《围城》英译本中具有社会文化的词汇有前清举人、八股文、陪嫁、洞房、三跪九叩、清明、端午等。译者均在文章注释中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2.“陌生化比喻”的翻译方法。《围城》的成功，离不开作者钱钟书在文中极具幽默感的文笔和文风，是其风靡海外，文学魅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贯穿全文的幽默比喻中以形象新奇巧妙，不落前任窠臼为最大特点。
“陌生化”的文学创作手法就是采取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或角度描写人们在生活中早已熟悉的事物，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陌生感”，从而达到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陌生化比喻是指通过新颖的比喻手法，打破原有的读者阅读思维，得到新的文学艺术效果。
例2：原文：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想白漫漫一片水，直像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
译文：An empty stretch of time， in which there was nothing to say， approched like a white torrent of rushing water heading toward a car driven at full throttle. He stood watching in panic with no place to escape.
分析：本句中将双方尴尬沉默的空白时间比作是“开足马达的汽车”，迎面而来，令人无可闪避，这样新奇的比喻取得了十分形象的幽默效果。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产物，西方读者可以很好地理解，因此译者保留了原文的风貌。
3.“杂合用语”的翻译方法。“杂合用语”是指“综合了多种语言特点的新语言，或是包含有多种言语成分的词汇等”，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多语现象”，“其意义在于为语言带来深刻的批判态度，在杂合的作品中，语言无不取得了一种新的质，变成完全另一种东西，使作品具有了更强的批判力和感染力。”
译者在对《围城》进行翻译时，针对所杂合的语言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原文中杂合的语言为法语、拉丁文等非英语语言时，译者一般采用保留外语原文或文内加释的方式。
例3：原文：他觉得苏小姐凉快的手指摸他的前额，又听她用法文低声自语：“Pauvre petit！”
译文：He felt Miss Su’s cool finger touch his forehead and heard her mutter in French“Pauvre petiet！”
分析：苏文纨曾在法国留学研究法国文学，因此说话时经常夹带法语。在本例中，面对方鸿渐，她之所以躲在外语下谈情，用原作者自己的话说，目的是通过这一层薄薄的遮掩，为自己壮胆，讲出真实的情感。译文中对法语进行了保留为了体现出苏小姐此时流露出的害羞之情。
四、《围城》英语的海外传播
出版概况：
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珍妮·凯利女士就曾致信钱钟书先生，表达出希望将《围城》翻译成英文的想法，但由于当时的政局动荡不安，钱钟书先生没有及时的给予答复。但在十年之后的1979年，钱钟书随同社科院访美代表团访问美国，遇到了珍妮·凯利女士，得知她已和茅国权先生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并已找到出版社。钱钟书先生遂授权该出版社将此书出版。
2004年，在杨绛女士的授权下，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再次将《围城》的英译本印刷发行，使用的仍然是珍妮·凯特和茅国权先生合作翻译的版本。
到了2005年，《围城》英译本由专收近代著名文学作品的英国企鹅现代经典文库印行收入平装本普及文库，和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等作品共同跻身英语世界的文学范本之列，成为企鹅文库首次收录的中国小说，并迅速于2006年修订再版。
文学评论：
《围城》英文本一经问世，即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评选为1980-1981年的卓越学术著作，并在英美文学评论界引起热烈反响。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se）在美国书评期刊权威《纽约书评》（1980年4月17日）上发表评论文章，盛赞《围城》“是一本极有才华、技艺精湛、非常引人入胜的小说，文笔高雅，结局带有含义深刻的悲观主义色彩”。
美国另一本主要刊物《国家评论》杂志则发表书评指出，“《围城》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深奥微妙，发人深省，显示了作者的才能。”
与此同时，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80年6月27日）则在第一版中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对《围城》进行评论，称其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中国小说之一”，是一部“朝着痛苦微笑”的作品，以戏谑幽默的笔法对人物世态予以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
五、结语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领域近年起兴不就的研究领域，它拓展了比较文学、翻译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展现出极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围城》的英文本翻译策略，为了更好地让海外汉文化研究者准确理解文章的主旨含义以及文章所包含的丰富的幽默及讽刺的深刻内涵，译者采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手法，更好地展现了原著的丰姿，使《围城》英译本在海外学者中引起共鸣与兴趣。该英文本得以在海外出版及获得好评离不开译者的正确翻译和积极推广，也为之后中国文学走出去留下了良好的典范，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錢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张帆.译介学视角下的《围城》英译[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3]谢天振.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渤海大学学报，2008.
作者简介：王纯妍（1993.8.16-），女，汉族，本科，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关键词】译介学 围城 英译
一、引言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近期兴起不就的新兴学科，它拓展了比较文学，翻译学甚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有着极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围城》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最开始于1946-1947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刊登，随后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本书中，钱钟书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丰富渊博的文化知识，以及对当时人文环境背景的详细描写使之一经出版就受到广大好评，在国内文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围城》的英译本由美国汉学作家翻译家珍妮凯利及美籍华人茅国权合作翻译，于1979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与一般中国文学被译为英语的方式不同，《围城》是由美国翻译家翻译，美籍华人学者经过校对，润色，批注等一同合作完成的，是中国文学走入西方文学界一个成功而特殊的典例。那么，中外学者合作方式有何优势，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以及《围城》在海外的出版以及文学评价情况将在本文中得到简要分析。
二、译介学理论基础
“译介学”一词源自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在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一书第七章中提出的“媒介”的内容，也属于早期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范畴，与一般翻译研究不同，译介学是把文学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的现象，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而这里译介的意思是指关于某个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在译入语国家的翻译与推介。因此，译介学不仅仅包括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也包括对所有作家、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推介情况的研究。
译文研究也是译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一般翻译研究中规定性方法相比不同的是，译介学视角下的译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停留在译本分析的层面，而是通过分析译本，关注“原文在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因此，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围城》英译本，实质上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译介活动，其组成成分包括原语系统的文本生产、以及目的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层面的分析。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是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新的研究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与兴趣，从而成为比较文学中热门的分支学科之一。
三、《围城》英译的翻译策略
《围城》英译本由中西学者共同合作译成，主要采取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向《围城》英文本的目标读者，即海外汉文学研究者展现原著的丰姿，以便展开更多的翻译研究。
在《围城》的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要通过撰写长篇导言、添加文化注释、再现文章中陌生化比喻以及杂合用语等具体翻译手段和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展现作者的写作风格。
译者将《围城》的主要艺术风格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相当的流浪汉历险故事的幽默。”二是“一部带有讽刺性质的，评论爱情婚姻并研究当代人的学者小说。”
关于《围城》结构布局方面，译者借用大卫·西奥多·赫特斯的“功能序列”法，将小说全九章划分为四大功能部分，依次介绍故事的情节梗概，分析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为读者提供参考背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主旨内容。
整体而言，译者导言主要着重于从文艺批判的角度，分析《围城》的主要艺术风格成就，带有较为鲜明的学术特征和导向，这与《围城》英文本在翻译出版之初主要面向海外汉学者的定位相符合。
其次，在《围城》英译本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化注释，是由于原著中包含大量的文化内涵，不便于海外读者的理解，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200多个注释，按章节排列，注于译文正文之后。
1.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化五大类别。《围城》的英译本中的文化注释主要集中于阐释原文中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信息。
物质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生产活动与物化产品的总和，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世界各族人民由于历史文化内涵不同，往往有较大差异。《围城》英译本中，使用加注方式提供背景文化的词汇有麻将、长袍、纱帽、象棋、砚台、轿子、对联、饭桶、万金油等。
例1：原文：那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着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显得愁苦可怜。
译文：The toddler’s mother， already in her thirties， was wearing an old black chiffon Chinese dress， a face marked by toil and weariness， her slanting downward eyebrows made her look even more miserable.
Note：The Chinese dress refers to ch’i-p’ao， which has a high collar that usually fits close to the neck.
分析：原文中所指的旗袍，是二十世紀上半叶民国女性的一种传统服装，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和独特的文化审美内涵。译者在文中将其译成“Chinese dress”，就整句而言，没有影响读者对文章的整体理解，但为了传递其中的物质文化内涵，作者采用了加注的方式，使得这一文化物品形象更加生动具体，读者更好地理解。 社会文化：指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人际关系、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等。《围城》英译本中具有社会文化的词汇有前清举人、八股文、陪嫁、洞房、三跪九叩、清明、端午等。译者均在文章注释中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2.“陌生化比喻”的翻译方法。《围城》的成功，离不开作者钱钟书在文中极具幽默感的文笔和文风，是其风靡海外，文学魅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贯穿全文的幽默比喻中以形象新奇巧妙，不落前任窠臼为最大特点。
“陌生化”的文学创作手法就是采取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或角度描写人们在生活中早已熟悉的事物，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陌生感”，从而达到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陌生化比喻是指通过新颖的比喻手法，打破原有的读者阅读思维，得到新的文学艺术效果。
例2：原文：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想白漫漫一片水，直像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
译文：An empty stretch of time， in which there was nothing to say， approched like a white torrent of rushing water heading toward a car driven at full throttle. He stood watching in panic with no place to escape.
分析：本句中将双方尴尬沉默的空白时间比作是“开足马达的汽车”，迎面而来，令人无可闪避，这样新奇的比喻取得了十分形象的幽默效果。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产物，西方读者可以很好地理解，因此译者保留了原文的风貌。
3.“杂合用语”的翻译方法。“杂合用语”是指“综合了多种语言特点的新语言，或是包含有多种言语成分的词汇等”，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多语现象”，“其意义在于为语言带来深刻的批判态度，在杂合的作品中，语言无不取得了一种新的质，变成完全另一种东西，使作品具有了更强的批判力和感染力。”
译者在对《围城》进行翻译时，针对所杂合的语言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原文中杂合的语言为法语、拉丁文等非英语语言时，译者一般采用保留外语原文或文内加释的方式。
例3：原文：他觉得苏小姐凉快的手指摸他的前额，又听她用法文低声自语：“Pauvre petit！”
译文：He felt Miss Su’s cool finger touch his forehead and heard her mutter in French“Pauvre petiet！”
分析：苏文纨曾在法国留学研究法国文学，因此说话时经常夹带法语。在本例中，面对方鸿渐，她之所以躲在外语下谈情，用原作者自己的话说，目的是通过这一层薄薄的遮掩，为自己壮胆，讲出真实的情感。译文中对法语进行了保留为了体现出苏小姐此时流露出的害羞之情。
四、《围城》英语的海外传播
出版概况：
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珍妮·凯利女士就曾致信钱钟书先生，表达出希望将《围城》翻译成英文的想法，但由于当时的政局动荡不安，钱钟书先生没有及时的给予答复。但在十年之后的1979年，钱钟书随同社科院访美代表团访问美国，遇到了珍妮·凯利女士，得知她已和茅国权先生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并已找到出版社。钱钟书先生遂授权该出版社将此书出版。
2004年，在杨绛女士的授权下，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再次将《围城》的英译本印刷发行，使用的仍然是珍妮·凯特和茅国权先生合作翻译的版本。
到了2005年，《围城》英译本由专收近代著名文学作品的英国企鹅现代经典文库印行收入平装本普及文库，和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等作品共同跻身英语世界的文学范本之列，成为企鹅文库首次收录的中国小说，并迅速于2006年修订再版。
文学评论：
《围城》英文本一经问世，即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评选为1980-1981年的卓越学术著作，并在英美文学评论界引起热烈反响。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se）在美国书评期刊权威《纽约书评》（1980年4月17日）上发表评论文章，盛赞《围城》“是一本极有才华、技艺精湛、非常引人入胜的小说，文笔高雅，结局带有含义深刻的悲观主义色彩”。
美国另一本主要刊物《国家评论》杂志则发表书评指出，“《围城》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深奥微妙，发人深省，显示了作者的才能。”
与此同时，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80年6月27日）则在第一版中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对《围城》进行评论，称其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中国小说之一”，是一部“朝着痛苦微笑”的作品，以戏谑幽默的笔法对人物世态予以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
五、结语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领域近年起兴不就的研究领域，它拓展了比较文学、翻译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展现出极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围城》的英文本翻译策略，为了更好地让海外汉文化研究者准确理解文章的主旨含义以及文章所包含的丰富的幽默及讽刺的深刻内涵，译者采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手法，更好地展现了原著的丰姿，使《围城》英译本在海外学者中引起共鸣与兴趣。该英文本得以在海外出版及获得好评离不开译者的正确翻译和积极推广，也为之后中国文学走出去留下了良好的典范，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錢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张帆.译介学视角下的《围城》英译[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3]谢天振.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渤海大学学报，2008.
作者简介：王纯妍（1993.8.16-），女，汉族，本科，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