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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因其特殊的生命经历而具备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悲凉感，内心的孤独与忧郁折射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生死场》中，萧红表现出对女性生存状况的热忱关注与同情。但是历史的局限使萧红和她笔下人女性人物都处于“失语”的状态，她们难以通过话语捍卫自己的生命权力，这是她们共同的悲剧命运内涵和根源。
关键词： 萧红 生死场 女性主义 失语
自五四以来，现代女性创作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突破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对妇女解放的要求、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追求、对新时代女性的呼唤甚至是对时代社会的独特解读，成为女性文学的主旋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一批女性作家登上文坛，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欲望与需求，同时深刻地指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痛苦和灾难，形成了女性创作的大观。有“三十年代文学洛神”之称的萧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成名作《生死场》[1]客观地展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北部农村的生活图景，塑造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王婆、金枝、麻面婆等农村妇女形象，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反思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积极探索女性追求自我解放、个体独立的道路。小说体现了萧红在创作中闪现的女性主义微光，即融入女性个体生命体验“从理性或哲学的向度，绘写现实中女性的纵生相，表现出女性生命个体的社会生活轨迹和命运”[2]，但这犹如无边黑暗中昏黄的烛光，朦胧而孱弱。萧红笔下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究其根本，是她们在女性自我价值面前的“失语”。而这种缄默既是外界的强加也是女性自身的默认。
一、“失语”的表现
《生死场》中的女性总是在荒凉闭塞的土地上艰难而沉默地挣扎着，默默地由生至死，在永劫轮回的“生死场”上盲目游走。
（一）生的艰难
在《生死场》中，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美丽的化身，而是具有动物外形特征并散发着腐臭的形象。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形象或多或少都会有以动物为喻体的形容，有的描摹了人物的外形特征，有的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有的则是通过一组比喻表现了两个人物双方的关系。
麻面婆在繁重的劳动中整日蓬头垢面，“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直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在这里，终日辛劳而备受欺凌的麻面婆是“母熊”，是“猪”，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而略具反抗精神的王婆在叙述自己无穷命运时，“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噶而没有曲折的直声。”由此，她被邻居的孩子们称为“猫头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猫头鹰被当作“不祥之鸟”，是厄运和死亡的象征。在“生死场”上苦苦挣扎的王婆是被他人排斥的“猫头鹰”，而面对这样的形容，她只能默默地激愤着。成业的婶婶在看到丈夫福发回来时，“她急旋着走回院中，假意收拾柴栏。叔叔到井边给牛喝水，他又拉着牛走了！婶婶好像小鼠一般又抬起头来，又和侄儿讲话……”通过这个比喻，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唯唯诺诺、畏惧丈夫的妻子形象，只有在远离丈夫的时候她才敢停下忙碌的手。她深刻地知道等男人把女人娶回家就不再会把她放在心上，会打骂她。她对丈夫的恐惧，不难猜测是在丈夫的“严厉”对待下形成的。
刻意丑化的描写、人物的动物化似乎在无声地述说着这些农村辛苦劳作的女性卑贱的社会地位，然而，即使她们卑微而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其生存状况也是充满了艰难与苦涩，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
（二）死的凄惨
在作品中，“惟夫是从”的麻面婆、在家庭生活中占有一定主导地位的自杀未遂的王婆、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她们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悲剧的既定轨迹。对美好事物的“无情”摧毁本就是令人郁卒的事情了，但是作者萧红并不止于此，而是用几近冷漠的语言将她们生命的终结叙述得那般司空见惯，似乎死亡是她们唯一的正途。至于还活着的金枝这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归处的女人，也注定会以悲剧结束生命。
麻面婆、月英等女性最终都死去了，活着的金枝仍然在“生死场”上迷茫着，逃命到了城市，而在那里，她依然如老鼠一般地生活着，在被男人强暴之后，她“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的迷昏，心脏落进污水沟中似地，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她在城市没有找到活下去的角落，走投无路的她想到去做尼姑，而“她想出家的庙庵早已空了”。至此，家乡、庙庵都已经不能容纳这个孱弱的生命，“大肚子的女人回家去了！金枝又走向哪里？”作者留下了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以无声的语言控诉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生活空间的压制，即使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宗教世界，仍然没有女性能够存活下去的一个角落。
二、“失语”的原因探究
（一）时代环境对女性话语权的掠夺
形成于30年代中期的“东北作家群”“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3]萧红是这个作家群的重要代表。当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作为一个备受战争之苦、民族之痛的知识分子，萧红没有办法在她的作品中脱离了时代主题。在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现实主义旗帜下，萧红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秉持尖锐批判的态度。虽然她用异于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将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与这一重大历史主题连接，在揭示国民劣根性的同时融入性别思考，“创造性地把女性意识融入了社会革命的方向”[4]。但是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盘踞在普通人心头的封建伦理的鞭挞、对在苦难中挣扎的男人和女人的同情始终占据中重要的位置。对民族矛盾的关注使她笔下的妇女在自我解放面前只能保持沉默，而将自己作为民族苦难最贴合的表现者。
（二）女性自我对“失语”的默认
导致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往往有外因和内因，而起决定性或主导型作用的通常是内因。女性悲剧命运的发生在一定程度受到女性这一特殊性别的影响，这也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在表现女性悲剧命运时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视角。 1.性的奴隶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男性有性生活，通常能与个体生存相结合：在欲望来临时，在性交时，他对物种的超越与对自身的超越的主体时刻合而为一，他是他的身体。”[5]但是“女人像男人一样，是她的身体，但是她的身体是不同于她的东西。”[6]由此可以看出，在性生活中不同的地位促使了男性和女性在对自身定位的时候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男性确认了自我的主导型，女性被迫承认了“他者”身份。对自身的无力把握、对发生性行为的后果的恐惧、对性行为中爱情缺失的无奈等使得女性在面对性的时候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男性似乎“乐在其中”。在小说第二章《菜圃》中，金枝在听到“鞭子响”“口哨响”的时候，“猛然站起来，提好她的筐子惊惊怕怕地走出菜圃”，当她见到成业时，“发育完强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象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去，……”金枝听到来自成业的鞭子声和哨声时的反应犹如受惊的小兽，虽然无比恐慌，但又不得不去见他。成业在发生了性行为以后，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他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充实着，……”此时的他得到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其他方面不能实现的满足感，而这种感受是完全建立在金枝遭难的基础上，作者在这里没有对金枝进行描写，但根据她之前的反应不能想象，在脏乱的环境中怀着恐惧情绪发生的性行为给予她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金枝怀孕了，但是“男人（成业）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他的眼光又市场了，男人仍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金枝就像“墙外青牛的角上挂着秋空的游丝”，孤立无援且完全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再后来成业为了一己之欲而使金枝早产，“受着刑罚”甚至有生命危险。
2.生育的刑罚
在《生死场》中，女性的生育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这是一份她们既不能选择又不能拒绝的痛苦，同时也是无偿的、无意义的、无目的的。
罗洛梅认为，“男女之欲后的怀孕之于男人和女人是有着根本却别的：男人能照旧他原来的样子，但女人则变成另一个。”[7]分娩的痛苦与危险使得女性自身也把生育当成是一种折磨，没有为人母的喜悦，没有丈夫的关切，有的只是无尽的痛苦。作品中与女人的生产同步的是狗、猪的生产，一如作者说的“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生产这样的过程中，生死往往在交替着，女人、新生儿都没有摆脱任其生死的命运，而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给予女性的十分狭小的生育空间，却又要求女性独立承担起分娩的痛苦和喂养的煎熬，这使得敏感的女性对生育充满了恐惧。男性享受着性行为带给他们的满足感与自我确认感，但是对于生育的痛苦往往采取无视的态度。在小说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描写了几个女人的生育场面，无一不是肮脏混乱的。女人们在承担着生育的苦痛与危险的同时，还遭受着男人的折磨。男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女性的价值，同时也是对生命必须承担苦难这一认识的回避。
3.女性的不觉悟与集体无意识
在生活中，无论是劳作或是性抑或是生育，女性的价值都被男性无情地忽略着，她们只是在盲目地过日子，被动地接受着由男性确认的社会地位。在“他者”的定位中，女性开始“安于现状”而不思个体之独立，接受一切外力强加于自己的东西成为她们的人生哲学。在麻面婆身上体现的是女性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在成业婶婶的身上体现出女性对“命运”的完全顺从，只是她们所顺从的“命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她们自己的客观的命运，而是被外界环境左右的主观的命运。女性群体内部的集体无意识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母女关系中，作者通过对金枝母女描写，成功地打碎了一幅“慈母爱女图”。在金枝家中，母亲代替父亲成为了金枝悲剧命运的合谋者，她把自身在生活中遭遇的困境无情地抛到了女儿的身上，扮演着受虐者与施虐者的双重身份。
月英死后，萧红说是“死人死了”，失语的女人们残酷纷乱的生死场上无处可归，便只能在生死之间游离，倘若妇女人们一直没有开口说出自己，那么即使社会主要矛盾得以解决，她们仍然不能摆脱“为奴隶”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全集：上册[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
[2]肖南.人与性：女性自我的真实镜照：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观照视野[J].文艺评论，2009（3）.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掖平.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专题研究十六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5][6]西蒙娜·德·伏波瓦.第二性.郑克鲁，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罗洛梅.爱与意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关键词： 萧红 生死场 女性主义 失语
自五四以来，现代女性创作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突破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对妇女解放的要求、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追求、对新时代女性的呼唤甚至是对时代社会的独特解读，成为女性文学的主旋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一批女性作家登上文坛，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欲望与需求，同时深刻地指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痛苦和灾难，形成了女性创作的大观。有“三十年代文学洛神”之称的萧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成名作《生死场》[1]客观地展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北部农村的生活图景，塑造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王婆、金枝、麻面婆等农村妇女形象，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反思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积极探索女性追求自我解放、个体独立的道路。小说体现了萧红在创作中闪现的女性主义微光，即融入女性个体生命体验“从理性或哲学的向度，绘写现实中女性的纵生相，表现出女性生命个体的社会生活轨迹和命运”[2]，但这犹如无边黑暗中昏黄的烛光，朦胧而孱弱。萧红笔下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究其根本，是她们在女性自我价值面前的“失语”。而这种缄默既是外界的强加也是女性自身的默认。
一、“失语”的表现
《生死场》中的女性总是在荒凉闭塞的土地上艰难而沉默地挣扎着，默默地由生至死，在永劫轮回的“生死场”上盲目游走。
（一）生的艰难
在《生死场》中，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美丽的化身，而是具有动物外形特征并散发着腐臭的形象。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形象或多或少都会有以动物为喻体的形容，有的描摹了人物的外形特征，有的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有的则是通过一组比喻表现了两个人物双方的关系。
麻面婆在繁重的劳动中整日蓬头垢面，“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直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在这里，终日辛劳而备受欺凌的麻面婆是“母熊”，是“猪”，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而略具反抗精神的王婆在叙述自己无穷命运时，“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噶而没有曲折的直声。”由此，她被邻居的孩子们称为“猫头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猫头鹰被当作“不祥之鸟”，是厄运和死亡的象征。在“生死场”上苦苦挣扎的王婆是被他人排斥的“猫头鹰”，而面对这样的形容，她只能默默地激愤着。成业的婶婶在看到丈夫福发回来时，“她急旋着走回院中，假意收拾柴栏。叔叔到井边给牛喝水，他又拉着牛走了！婶婶好像小鼠一般又抬起头来，又和侄儿讲话……”通过这个比喻，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唯唯诺诺、畏惧丈夫的妻子形象，只有在远离丈夫的时候她才敢停下忙碌的手。她深刻地知道等男人把女人娶回家就不再会把她放在心上，会打骂她。她对丈夫的恐惧，不难猜测是在丈夫的“严厉”对待下形成的。
刻意丑化的描写、人物的动物化似乎在无声地述说着这些农村辛苦劳作的女性卑贱的社会地位，然而，即使她们卑微而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其生存状况也是充满了艰难与苦涩，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
（二）死的凄惨
在作品中，“惟夫是从”的麻面婆、在家庭生活中占有一定主导地位的自杀未遂的王婆、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她们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悲剧的既定轨迹。对美好事物的“无情”摧毁本就是令人郁卒的事情了，但是作者萧红并不止于此，而是用几近冷漠的语言将她们生命的终结叙述得那般司空见惯，似乎死亡是她们唯一的正途。至于还活着的金枝这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归处的女人，也注定会以悲剧结束生命。
麻面婆、月英等女性最终都死去了，活着的金枝仍然在“生死场”上迷茫着，逃命到了城市，而在那里，她依然如老鼠一般地生活着，在被男人强暴之后，她“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的迷昏，心脏落进污水沟中似地，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她在城市没有找到活下去的角落，走投无路的她想到去做尼姑，而“她想出家的庙庵早已空了”。至此，家乡、庙庵都已经不能容纳这个孱弱的生命，“大肚子的女人回家去了！金枝又走向哪里？”作者留下了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以无声的语言控诉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生活空间的压制，即使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宗教世界，仍然没有女性能够存活下去的一个角落。
二、“失语”的原因探究
（一）时代环境对女性话语权的掠夺
形成于30年代中期的“东北作家群”“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3]萧红是这个作家群的重要代表。当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作为一个备受战争之苦、民族之痛的知识分子，萧红没有办法在她的作品中脱离了时代主题。在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现实主义旗帜下，萧红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秉持尖锐批判的态度。虽然她用异于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将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与这一重大历史主题连接，在揭示国民劣根性的同时融入性别思考，“创造性地把女性意识融入了社会革命的方向”[4]。但是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盘踞在普通人心头的封建伦理的鞭挞、对在苦难中挣扎的男人和女人的同情始终占据中重要的位置。对民族矛盾的关注使她笔下的妇女在自我解放面前只能保持沉默，而将自己作为民族苦难最贴合的表现者。
（二）女性自我对“失语”的默认
导致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往往有外因和内因，而起决定性或主导型作用的通常是内因。女性悲剧命运的发生在一定程度受到女性这一特殊性别的影响，这也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在表现女性悲剧命运时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视角。 1.性的奴隶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男性有性生活，通常能与个体生存相结合：在欲望来临时，在性交时，他对物种的超越与对自身的超越的主体时刻合而为一，他是他的身体。”[5]但是“女人像男人一样，是她的身体，但是她的身体是不同于她的东西。”[6]由此可以看出，在性生活中不同的地位促使了男性和女性在对自身定位的时候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男性确认了自我的主导型，女性被迫承认了“他者”身份。对自身的无力把握、对发生性行为的后果的恐惧、对性行为中爱情缺失的无奈等使得女性在面对性的时候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男性似乎“乐在其中”。在小说第二章《菜圃》中，金枝在听到“鞭子响”“口哨响”的时候，“猛然站起来，提好她的筐子惊惊怕怕地走出菜圃”，当她见到成业时，“发育完强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象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去，……”金枝听到来自成业的鞭子声和哨声时的反应犹如受惊的小兽，虽然无比恐慌，但又不得不去见他。成业在发生了性行为以后，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他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充实着，……”此时的他得到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其他方面不能实现的满足感，而这种感受是完全建立在金枝遭难的基础上，作者在这里没有对金枝进行描写，但根据她之前的反应不能想象，在脏乱的环境中怀着恐惧情绪发生的性行为给予她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金枝怀孕了，但是“男人（成业）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他的眼光又市场了，男人仍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金枝就像“墙外青牛的角上挂着秋空的游丝”，孤立无援且完全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再后来成业为了一己之欲而使金枝早产，“受着刑罚”甚至有生命危险。
2.生育的刑罚
在《生死场》中，女性的生育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这是一份她们既不能选择又不能拒绝的痛苦，同时也是无偿的、无意义的、无目的的。
罗洛梅认为，“男女之欲后的怀孕之于男人和女人是有着根本却别的：男人能照旧他原来的样子，但女人则变成另一个。”[7]分娩的痛苦与危险使得女性自身也把生育当成是一种折磨，没有为人母的喜悦，没有丈夫的关切，有的只是无尽的痛苦。作品中与女人的生产同步的是狗、猪的生产，一如作者说的“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生产这样的过程中，生死往往在交替着，女人、新生儿都没有摆脱任其生死的命运，而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给予女性的十分狭小的生育空间，却又要求女性独立承担起分娩的痛苦和喂养的煎熬，这使得敏感的女性对生育充满了恐惧。男性享受着性行为带给他们的满足感与自我确认感，但是对于生育的痛苦往往采取无视的态度。在小说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描写了几个女人的生育场面，无一不是肮脏混乱的。女人们在承担着生育的苦痛与危险的同时，还遭受着男人的折磨。男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女性的价值，同时也是对生命必须承担苦难这一认识的回避。
3.女性的不觉悟与集体无意识
在生活中，无论是劳作或是性抑或是生育，女性的价值都被男性无情地忽略着，她们只是在盲目地过日子，被动地接受着由男性确认的社会地位。在“他者”的定位中，女性开始“安于现状”而不思个体之独立，接受一切外力强加于自己的东西成为她们的人生哲学。在麻面婆身上体现的是女性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在成业婶婶的身上体现出女性对“命运”的完全顺从，只是她们所顺从的“命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她们自己的客观的命运，而是被外界环境左右的主观的命运。女性群体内部的集体无意识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母女关系中，作者通过对金枝母女描写，成功地打碎了一幅“慈母爱女图”。在金枝家中，母亲代替父亲成为了金枝悲剧命运的合谋者，她把自身在生活中遭遇的困境无情地抛到了女儿的身上，扮演着受虐者与施虐者的双重身份。
月英死后，萧红说是“死人死了”，失语的女人们残酷纷乱的生死场上无处可归，便只能在生死之间游离，倘若妇女人们一直没有开口说出自己，那么即使社会主要矛盾得以解决，她们仍然不能摆脱“为奴隶”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全集：上册[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
[2]肖南.人与性：女性自我的真实镜照：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观照视野[J].文艺评论，2009（3）.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掖平.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专题研究十六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5][6]西蒙娜·德·伏波瓦.第二性.郑克鲁，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罗洛梅.爱与意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