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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朱熹的哲学体系,“理——气——物”结构便是其中的龙骨。
朱熹哲学体系的形成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一位博学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闽学的开创者。朱熹哲学反映了两宋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发展的时代特征:历史发展到宋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危机四伏。朱熹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竭力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方面为封建主作理论论证,并力图把封建统治秩序哲理化。在这一过程中,朱熹在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和“二程”的“有理乃有气”的基础上,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发展了“二程”的唯心主义理学,完成了理学的集大成工作,建立了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把唯心主义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后来成为封建统治的神圣武器。
朱熹的哲学由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三部分组成。本文单就理气论略述其哲学逻辑结构,并从其结构的形成以及组成元素间的关系来考察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
在朱熹的理气论中,他把理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并对理的范畴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阐述。由此,朱熹便建立起了博大精深的体系。
理是最高范畴,理派生万物
朱熹曾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则为天,地得之则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终则复始,始则复终,又未有顷刻之或停也。”朱熹的这段话清楚说明: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永恒的宇宙本体。
理是本源,又是最高原则,这最高范畴的理,本身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
可是,对于其哲学结构中诸元素的先后关系,朱熹在诸多论语中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但最终他还是认为理先于物。他说:“理存在于无物之前,又存在于有物之后,既潜藏于阴阳之间,又流行于阴阳之中。”这使其成为一个无先无后、无内无外、“通贯全体、无乎不在”的绝对体,这个绝对体就叫太极或理,就其哲学含义而论,貌似客观规律,实为精神本体。理是本,气、物为末。
虽然,理先于物而存在,朱熹又认为,理是脱离物而存在的最高范畴。为了证实这一点,朱熹曾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状是此器。”朱熹以理是无形无影,其所谓理显然不具备物质性的特征。朱熹也曾以扇子作比较,囊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都将其割裂为物、理两事。于是,一个不依赖于事物而又能派生万物,脱离自然界又比之更巨大更有力的理被编造出来了。
观念一经产生,它便有相对的独立性。
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
朱熹所捏造的“理”正是如列宁所描述的神话了的绝对体。理是“单个的存在物”,是存在于事物之上、之先的神话了的绝对。唯心主义者通过夸大这种偏面而在精神世界中寻求世界的本源。因此,它们失误的根源也就是把认识的某一部分片面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的神话了的绝对。
气是理派生万物的“挂搭”
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既然理是最高范畴,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那么这纯然绝对,空洞洁净的理又是怎么派生万物的呢？
黑格尔说:理念完全是自己与自己对立以实现自己,并且在这个对方里只是在自己本身内的活动。
朱熹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于是容纳了“气”。本体“理”借助“气”而派生万物后,又通过“格物致理”的认识方法,使本体理自己与自己结合,从而复归到理。朱熹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派生物,如果说万物都是派生的,那必然有一更巨大更有力的东西,即理。“宇宙之间,仅有一理。”
“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与前不同,朱熹所讲的精神本体既不是简单的“有”,也不是简单的“无”,而是有、无的统一体。
但是,这无情意的理却能派生出客观事物和现实世界,又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朱熹把气作为中间环节。他认为,气不同于理,在于气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能凝聚又能造作的东西。这样,气不仅把理——物联系起来,沟通起来,使理借之而派生万物,以克服其体系的矛盾,而且使理有了“挂搭”和“附着”的地方。由于理找到了气,便推演出日月星辰,山河湖泊的现实世界的动人场面。
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朱熹在哲学思想中引进了气之后,于是,“理——气”关系便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主框架。“充满天地之间莫非气,而吾所得以为形骸者,皆此气耳。”理气相连,不可分。不过,理派生万物是离不开物质的气的作用的。朱熹将精神的理作为本质来看,更见其为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本质。
朱熹并且认为,天地初而只有阴阳之气。这气运行,以清浊之分产生天地,这种宇宙生成论,不仅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材料,也用了唯心主义思想资料。如果去掉超越万物的“理”这个盖子,朱熹的哲学思想便充满了唯物主义的气味了。
既然,理“挂搭”和“依附”于气之上,理气不可分。那么,理和气,即精神和物质,谁先谁后呢？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始终动摇不定,有时他将理是“所以生万物之原理。”所讲之气是“率理而铸型”的质料。因此,人和物的产生是原理和质料同时结合的结果。朱熹的这种观点似乎是理——气平衡的二元论,表示他的哲学思想比较调和,动摇于“二程”的理一元论和张载的气一元论之间。
尽管朱熹在理、气关系上动摇不定,但他在大部分言论中体现出的仍是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打出“气”的旗号,只不过为了给理找个安顿处,最要害的还是“有此理后,方有此气”,这本是朱熹哲学的要旨。但在朱熹那里,理、气相依不相合,相分不相离。其精髓是:理在气中,但实质是外在于气中。
他认为:“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
“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则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
“太极（理）犹人,动静（气）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气五行所以妙合而凝也。”在这里,人的使命是乘马,马的义务是载人。一出一入,人马相依,但离不开人的鞭子。与此相似,理的使命是乘气,气的义务是载理。一动一静,理气相依,但都体现了理主动静的妙用。因此,气之依理是“依傍”,而理之依气不过是“挂搭”、“附着”而已。理气相依不是平行的相依,而是主从的相依。
但是,朱熹的“理气相依”、“理在气中”的观点也无法回避理、气谁为先后的基本问题。朱熹解决理、气关系问题是从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出发的,即所谓“一本体言之”。“理”作为产生万物的本体分为“未发”和“已发”两个阶段。“未发”阶段是“未有此气,岂有此理”,因此,理先气后;“已发”阶段则是“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理”,因此,理主气从;物质世界毁灭后则是“气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因此,气灭理存。
总之,朱熹在完善其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奇的言论,但他的“理——气——物”的哲学逻辑结构却依然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派别,这是朱熹没有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客观唯心主义决定了其范畴体系的特征,把物质世界当作范畴的产物和抽象。
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当代的产物,他发展了程颐的理学,改造了张载的一言论,继承了以往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地方吸收了唯物主义思想资料,把我国封建社会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封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哲学体系的形成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一位博学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闽学的开创者。朱熹哲学反映了两宋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发展的时代特征:历史发展到宋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危机四伏。朱熹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竭力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方面为封建主作理论论证,并力图把封建统治秩序哲理化。在这一过程中,朱熹在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和“二程”的“有理乃有气”的基础上,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发展了“二程”的唯心主义理学,完成了理学的集大成工作,建立了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把唯心主义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后来成为封建统治的神圣武器。
朱熹的哲学由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三部分组成。本文单就理气论略述其哲学逻辑结构,并从其结构的形成以及组成元素间的关系来考察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
在朱熹的理气论中,他把理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并对理的范畴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阐述。由此,朱熹便建立起了博大精深的体系。
理是最高范畴,理派生万物
朱熹曾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则为天,地得之则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终则复始,始则复终,又未有顷刻之或停也。”朱熹的这段话清楚说明: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永恒的宇宙本体。
理是本源,又是最高原则,这最高范畴的理,本身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
可是,对于其哲学结构中诸元素的先后关系,朱熹在诸多论语中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但最终他还是认为理先于物。他说:“理存在于无物之前,又存在于有物之后,既潜藏于阴阳之间,又流行于阴阳之中。”这使其成为一个无先无后、无内无外、“通贯全体、无乎不在”的绝对体,这个绝对体就叫太极或理,就其哲学含义而论,貌似客观规律,实为精神本体。理是本,气、物为末。
虽然,理先于物而存在,朱熹又认为,理是脱离物而存在的最高范畴。为了证实这一点,朱熹曾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状是此器。”朱熹以理是无形无影,其所谓理显然不具备物质性的特征。朱熹也曾以扇子作比较,囊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都将其割裂为物、理两事。于是,一个不依赖于事物而又能派生万物,脱离自然界又比之更巨大更有力的理被编造出来了。
观念一经产生,它便有相对的独立性。
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
朱熹所捏造的“理”正是如列宁所描述的神话了的绝对体。理是“单个的存在物”,是存在于事物之上、之先的神话了的绝对。唯心主义者通过夸大这种偏面而在精神世界中寻求世界的本源。因此,它们失误的根源也就是把认识的某一部分片面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的神话了的绝对。
气是理派生万物的“挂搭”
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既然理是最高范畴,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那么这纯然绝对,空洞洁净的理又是怎么派生万物的呢？
黑格尔说:理念完全是自己与自己对立以实现自己,并且在这个对方里只是在自己本身内的活动。
朱熹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于是容纳了“气”。本体“理”借助“气”而派生万物后,又通过“格物致理”的认识方法,使本体理自己与自己结合,从而复归到理。朱熹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派生物,如果说万物都是派生的,那必然有一更巨大更有力的东西,即理。“宇宙之间,仅有一理。”
“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与前不同,朱熹所讲的精神本体既不是简单的“有”,也不是简单的“无”,而是有、无的统一体。
但是,这无情意的理却能派生出客观事物和现实世界,又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朱熹把气作为中间环节。他认为,气不同于理,在于气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能凝聚又能造作的东西。这样,气不仅把理——物联系起来,沟通起来,使理借之而派生万物,以克服其体系的矛盾,而且使理有了“挂搭”和“附着”的地方。由于理找到了气,便推演出日月星辰,山河湖泊的现实世界的动人场面。
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朱熹在哲学思想中引进了气之后,于是,“理——气”关系便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主框架。“充满天地之间莫非气,而吾所得以为形骸者,皆此气耳。”理气相连,不可分。不过,理派生万物是离不开物质的气的作用的。朱熹将精神的理作为本质来看,更见其为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本质。
朱熹并且认为,天地初而只有阴阳之气。这气运行,以清浊之分产生天地,这种宇宙生成论,不仅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材料,也用了唯心主义思想资料。如果去掉超越万物的“理”这个盖子,朱熹的哲学思想便充满了唯物主义的气味了。
既然,理“挂搭”和“依附”于气之上,理气不可分。那么,理和气,即精神和物质,谁先谁后呢？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始终动摇不定,有时他将理是“所以生万物之原理。”所讲之气是“率理而铸型”的质料。因此,人和物的产生是原理和质料同时结合的结果。朱熹的这种观点似乎是理——气平衡的二元论,表示他的哲学思想比较调和,动摇于“二程”的理一元论和张载的气一元论之间。
尽管朱熹在理、气关系上动摇不定,但他在大部分言论中体现出的仍是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打出“气”的旗号,只不过为了给理找个安顿处,最要害的还是“有此理后,方有此气”,这本是朱熹哲学的要旨。但在朱熹那里,理、气相依不相合,相分不相离。其精髓是:理在气中,但实质是外在于气中。
他认为:“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
“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则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
“太极（理）犹人,动静（气）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气五行所以妙合而凝也。”在这里,人的使命是乘马,马的义务是载人。一出一入,人马相依,但离不开人的鞭子。与此相似,理的使命是乘气,气的义务是载理。一动一静,理气相依,但都体现了理主动静的妙用。因此,气之依理是“依傍”,而理之依气不过是“挂搭”、“附着”而已。理气相依不是平行的相依,而是主从的相依。
但是,朱熹的“理气相依”、“理在气中”的观点也无法回避理、气谁为先后的基本问题。朱熹解决理、气关系问题是从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出发的,即所谓“一本体言之”。“理”作为产生万物的本体分为“未发”和“已发”两个阶段。“未发”阶段是“未有此气,岂有此理”,因此,理先气后;“已发”阶段则是“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理”,因此,理主气从;物质世界毁灭后则是“气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因此,气灭理存。
总之,朱熹在完善其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奇的言论,但他的“理——气——物”的哲学逻辑结构却依然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派别,这是朱熹没有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客观唯心主义决定了其范畴体系的特征,把物质世界当作范畴的产物和抽象。
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当代的产物,他发展了程颐的理学,改造了张载的一言论,继承了以往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地方吸收了唯物主义思想资料,把我国封建社会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封建理学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