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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实际上，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中国学生。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时，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
教育：什么是最好的学校和专业
我在大学教书至今26年，见过的学生也算不少，其中两个故事让我难以忘记。
张三（化名）出生于国内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易考上北大清华，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很容易。两年后的一天，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震惊之余，我问他：“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张三回答：“我可以做学术，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来自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至耶鲁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结果到耶鲁后，他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热情，我也就没有阻止他。
那一年，他把耶鲁戏剧学院的所有表演课都上完，非常兴奋。后来我问他：“很显然，你的激情在戏剧和表演。你在国内上大学、读研究生怎么没有申请艺术学院呢？”答：“我父母不让呀。他们要我学经济学，好找工作！”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让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
职业：“硬本事”和“软本事”
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人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中国人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人工作做得没有中国人精细，但也不差，最爱发问。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要他们花时间学会计。因为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而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二是为了做人，尤其是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的人。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用。
但是他们不知道，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知识的人，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而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低利润活为主，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文化：“听话不作声”的习惯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当然也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三十年里都被驯化得乖乖的，长大后也很难改变“听话不作声”的习惯。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而我在美国生活的30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孩子的，因为美国人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美国社会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所以更加促进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以理服人。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时，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的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摘自《青年博览》）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时，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
教育：什么是最好的学校和专业
我在大学教书至今26年，见过的学生也算不少，其中两个故事让我难以忘记。
张三（化名）出生于国内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易考上北大清华，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很容易。两年后的一天，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震惊之余，我问他：“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张三回答：“我可以做学术，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来自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至耶鲁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结果到耶鲁后，他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热情，我也就没有阻止他。
那一年，他把耶鲁戏剧学院的所有表演课都上完，非常兴奋。后来我问他：“很显然，你的激情在戏剧和表演。你在国内上大学、读研究生怎么没有申请艺术学院呢？”答：“我父母不让呀。他们要我学经济学，好找工作！”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让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
职业：“硬本事”和“软本事”
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人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中国人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人工作做得没有中国人精细，但也不差，最爱发问。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要他们花时间学会计。因为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而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二是为了做人，尤其是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的人。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用。
但是他们不知道，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知识的人，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而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低利润活为主，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文化：“听话不作声”的习惯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当然也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三十年里都被驯化得乖乖的，长大后也很难改变“听话不作声”的习惯。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而我在美国生活的30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孩子的，因为美国人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美国社会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所以更加促进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以理服人。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时，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的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摘自《青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