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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余华在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对苦难的叙述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重大母题。在余华看来，苦难可以折射出人性的两面：丑恶与美善。他的八十年代的小说主要表现苦难中的人性之丑恶，而九十年代后主要表现苦难中的人性之美善，前后期的创作出现了转型。余华认为苦难永远是人类不可超越的生存状态，呼唤人性中的美善是他现在也是以后小说创作的选择。
关键词： 余华小说 苦难 “人性之丑恶” “人性之美善”
苦难是余华小说创作迷恋的重大母题，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就已执著于对苦难的追踪，以后也将追踪下去。徜徉在余华小说的海洋中，时常能感受到活着的不易，世事的艰难。甚至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苦难，“苦难”可以在最微妙的意义上象征人类存在的一种境遇，余华将这种微妙的苦难融合于历史的一幕幕场景中，溶解于具体的个人命运中，溶解于他的小说世界中。
一、“人性之丑恶”是余华在前期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八十年代的余华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先锋派作家，这时期他笔下显现出来的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丑恶的世界，人性的丑恶充斥于他的小说中，这些丑恶主要表现为暴力、血腥、欺骗、杀戮、阴谋等。因此，暴力、杀戮、血腥等这些前期小说创作中的典型内容也就共同体现为“苦难”，也可以说是一种灾难。
这时期余华小说一个让人感受最深的元素就是暴力，通过暴力展示人性之丑恶。这个时候，他钟情于描绘各种关系的人们之间的阴谋与搏杀，他们也许是关系很好的兄弟，也许是恋人，也许是……以此通过这些来否定爱情、亲情、友情，证明人与人之间自古以来的冷酷、敌视与仇恨，“温情脉脉”的面纱无声滑落，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皮皮把堂弟摔死纯属失误，那么他用手掐堂弟的脖子，扇堂弟的耳光并从中感受到无比快感的心态已隐隐述说了人性之丑恶的主题，是余华对“人性之丑恶”的独特诠释。在此，余华用一种绝对客观与居高临下的叙事角度冷冷地向我们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及自我残虐，这让我们感觉似乎在进行一场解剖实验，非常清晰，也很具体生动，这使得每一位有着常人情感的读者在目击这些文字时，有锋利的匕首刺过我们的神经，穿过我们的十指的感觉，从这极度恐惧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邪恶、恐怖、陌生，人性是如此丑陋、可恨、可惧、恶心。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绝录求生》，这里面的场景一一得以再现，苦难对于人们来说也等同于灾难。
二、余华在后期小说致力于对苦难中“人性之善美”的挖掘
进入九十年代后，余华一反八十年代的叙事主题，开始关注人温情、善美的一面，开始关注人物命运，追求价值，倾注人文关怀。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余华是反叛的，那么九十年代的余华开始了回归，回归当代、回归真情、回归理性。余华此时继续以叙述苦难为母题，反复渲染，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产生丝毫疲惫，继续迷恋且乐此不疲的加以表现。余华九十年代对苦难的继承并不是简单的、低级的重复，而是在内容上产生了新的意义：这时期“苦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必须面对的生存困境和在困境中求生存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美，这给他的小说增添了新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在此，人性开始复苏。
在《活着》中尽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苦难和生命残忍的终结，但支撑人们行动的信念是那么积极乐观与朴实。余华将福贵一家的命运放置在中国当代社会不停变动的背景上来写，但并没有对外部发生的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进行极端的诅咒，而是写了磨难中的友情和亲情，展现了人性的美善，如家珍是那样宽容丈夫，正如《活着》中的叙述：“家珍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心里对我不满，脸上不让我看出来，弄些拐弯抹角的点子来敲打我，我偏偏软硬不吃，我爹的布鞋和家珍的菜都管不住我的腿，我就爱往妓院里钻。有一次我在妓院里赌得正起劲，家珍挺着个大肚子来妓院找我，硬拉我回家，我对她拳打脚踢，叫人把她拖了出去。”［2］即使是这样，家珍也没有动摇她的信念，她依然贤惠如旧，这就是家珍。二喜对凤霞的挚爱足以感动每一个人，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当凤霞难产时，医生问二喜要大要小，二喜想也没想就说要大的。小说中的所有亲人，从爸爸、妈妈、家珍自己甚至到年幼的苦根都非常的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懂得亲情是那样的伟大，他们所有的人都支持了福贵对苦难的抗争；即使是县长春生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是如亲人一般相互宽慰，家珍在春生危难时还想用“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换吧”［3］来拯救春生的生命。这在最平凡与最普通的人性之中展示了对人性善美的验证，如果说富贵讲述自己一生时讲述的是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历程与最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与思想意识，那么作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一个到乡下的作家，一定将这个故事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下去，连接现在与未来，来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与人性美善的肯定作进一步的体现。
余华八十年代致力于展示人性之丑恶，而九十年代后开始了对人性之美善的挖掘，这种转型是由于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余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加深，他对小说和现实的关系有了不同的理解。一九八九年余华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虚伪的作品》，在这篇展现典型的先锋文学特征的论文中，他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展现了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常规的经验与现实的反叛，还原小说的“真实的本质”，表现了对现实的激烈反叛。到了九十年代，他则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并提出：“写得越来越实在，应该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有的本领，因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们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起码的一点，你首先应该把自己明白的东西送给别人。”［4］
三、余华小说转型中所展示出来的亮点
1.“人”与“生活”的重现与复活
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和所有先锋作家一样，在描述与展示这个世界时表现了一种狂妄，一种自大，而在《活着》的前言中，他却以“高尚的写作”替换了“虚伪的作品”，“对一切事物好像看得很透，站在一个圣者的角度，对善与美的崇尚，用一种慈悲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他新的人生写作信念。世界变得美好与色彩缤纷，余华认识到对当今世界是欣赏而不是去改造才是“高尚”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对世界的欣赏主要表现在“人”与“生活”上，正如此，“符号化”的人才成为血肉丰满的人。混沌的世界才具有了“生活”气息。余华塑造的许三观这个形象是他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成就。在小说中，余华让许三观平凡的人生、朴实的话语“自动”地在小说时空中呈现，但在这种呈现中，许三观的形象清晰可见。
2.“民间”的发现与重塑。
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先锋作家余华也开始注重对“民间”的表现。但那时“民间”比较模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官方”主流相对的文化立场，甚至是一些比较过激的表现，比如悍匪、黑社会等一些被社会极度边缘化的元素也一度被视作“民间性”。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诸多事物被极端化，因此“民间”也被极端化了，导致了民间百姓日常性的屏蔽及民间的“非民间化”意识形态的重现。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对民间的发现与表现，对当时所有的先锋派作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许三观卖血记》重建了一个日常的“民间”空间。小说中的情节线索与矛盾都比较温和，以日常生活为主题，对民间的温情、民间人性的美善有很到位的展现，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场景里，我们读到的是民间的善良与宽容大度；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我们目睹的是民间人性与人情的纯美；在许三观去上海的途中卖血的经历里，我们感受的是民间的温暖与善良。而在许三观应对苦难的人生历程中，我们更感动于他的乐观豁达与至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作家在其中文版《自序》中所说的：“这本书其实时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家在这里虚构的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回忆。”［5］
综上所述，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的母题，而对于苦难，作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八十年代展示人性的丑恶，到进入九十年代后挖掘人性的善美这一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对社会、对世界的不断理解，对人生的不断感悟，对理想的不断追求，有理由相信，他以后的作品将会呈现出更多美好、阳光的元素。
参考文献：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讲话［J］.作家，1996，（3）.
［2］［3］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36，194.
［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后评）［J］.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自序）［J］.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关键词： 余华小说 苦难 “人性之丑恶” “人性之美善”
苦难是余华小说创作迷恋的重大母题，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就已执著于对苦难的追踪，以后也将追踪下去。徜徉在余华小说的海洋中，时常能感受到活着的不易，世事的艰难。甚至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苦难，“苦难”可以在最微妙的意义上象征人类存在的一种境遇，余华将这种微妙的苦难融合于历史的一幕幕场景中，溶解于具体的个人命运中，溶解于他的小说世界中。
一、“人性之丑恶”是余华在前期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八十年代的余华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先锋派作家，这时期他笔下显现出来的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丑恶的世界，人性的丑恶充斥于他的小说中，这些丑恶主要表现为暴力、血腥、欺骗、杀戮、阴谋等。因此，暴力、杀戮、血腥等这些前期小说创作中的典型内容也就共同体现为“苦难”，也可以说是一种灾难。
这时期余华小说一个让人感受最深的元素就是暴力，通过暴力展示人性之丑恶。这个时候，他钟情于描绘各种关系的人们之间的阴谋与搏杀，他们也许是关系很好的兄弟，也许是恋人，也许是……以此通过这些来否定爱情、亲情、友情，证明人与人之间自古以来的冷酷、敌视与仇恨，“温情脉脉”的面纱无声滑落，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皮皮把堂弟摔死纯属失误，那么他用手掐堂弟的脖子，扇堂弟的耳光并从中感受到无比快感的心态已隐隐述说了人性之丑恶的主题，是余华对“人性之丑恶”的独特诠释。在此，余华用一种绝对客观与居高临下的叙事角度冷冷地向我们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及自我残虐，这让我们感觉似乎在进行一场解剖实验，非常清晰，也很具体生动，这使得每一位有着常人情感的读者在目击这些文字时，有锋利的匕首刺过我们的神经，穿过我们的十指的感觉，从这极度恐惧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邪恶、恐怖、陌生，人性是如此丑陋、可恨、可惧、恶心。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绝录求生》，这里面的场景一一得以再现，苦难对于人们来说也等同于灾难。
二、余华在后期小说致力于对苦难中“人性之善美”的挖掘
进入九十年代后，余华一反八十年代的叙事主题，开始关注人温情、善美的一面，开始关注人物命运，追求价值，倾注人文关怀。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余华是反叛的，那么九十年代的余华开始了回归，回归当代、回归真情、回归理性。余华此时继续以叙述苦难为母题，反复渲染，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产生丝毫疲惫，继续迷恋且乐此不疲的加以表现。余华九十年代对苦难的继承并不是简单的、低级的重复，而是在内容上产生了新的意义：这时期“苦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必须面对的生存困境和在困境中求生存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美，这给他的小说增添了新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在此，人性开始复苏。
在《活着》中尽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苦难和生命残忍的终结，但支撑人们行动的信念是那么积极乐观与朴实。余华将福贵一家的命运放置在中国当代社会不停变动的背景上来写，但并没有对外部发生的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进行极端的诅咒，而是写了磨难中的友情和亲情，展现了人性的美善，如家珍是那样宽容丈夫，正如《活着》中的叙述：“家珍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心里对我不满，脸上不让我看出来，弄些拐弯抹角的点子来敲打我，我偏偏软硬不吃，我爹的布鞋和家珍的菜都管不住我的腿，我就爱往妓院里钻。有一次我在妓院里赌得正起劲，家珍挺着个大肚子来妓院找我，硬拉我回家，我对她拳打脚踢，叫人把她拖了出去。”［2］即使是这样，家珍也没有动摇她的信念，她依然贤惠如旧，这就是家珍。二喜对凤霞的挚爱足以感动每一个人，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当凤霞难产时，医生问二喜要大要小，二喜想也没想就说要大的。小说中的所有亲人，从爸爸、妈妈、家珍自己甚至到年幼的苦根都非常的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懂得亲情是那样的伟大，他们所有的人都支持了福贵对苦难的抗争；即使是县长春生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是如亲人一般相互宽慰，家珍在春生危难时还想用“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换吧”［3］来拯救春生的生命。这在最平凡与最普通的人性之中展示了对人性善美的验证，如果说富贵讲述自己一生时讲述的是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历程与最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与思想意识，那么作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一个到乡下的作家，一定将这个故事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下去，连接现在与未来，来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与人性美善的肯定作进一步的体现。
余华八十年代致力于展示人性之丑恶，而九十年代后开始了对人性之美善的挖掘，这种转型是由于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余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加深，他对小说和现实的关系有了不同的理解。一九八九年余华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虚伪的作品》，在这篇展现典型的先锋文学特征的论文中，他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展现了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常规的经验与现实的反叛，还原小说的“真实的本质”，表现了对现实的激烈反叛。到了九十年代，他则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并提出：“写得越来越实在，应该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有的本领，因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们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起码的一点，你首先应该把自己明白的东西送给别人。”［4］
三、余华小说转型中所展示出来的亮点
1.“人”与“生活”的重现与复活
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和所有先锋作家一样，在描述与展示这个世界时表现了一种狂妄，一种自大，而在《活着》的前言中，他却以“高尚的写作”替换了“虚伪的作品”，“对一切事物好像看得很透，站在一个圣者的角度，对善与美的崇尚，用一种慈悲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他新的人生写作信念。世界变得美好与色彩缤纷，余华认识到对当今世界是欣赏而不是去改造才是“高尚”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对世界的欣赏主要表现在“人”与“生活”上，正如此，“符号化”的人才成为血肉丰满的人。混沌的世界才具有了“生活”气息。余华塑造的许三观这个形象是他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成就。在小说中，余华让许三观平凡的人生、朴实的话语“自动”地在小说时空中呈现，但在这种呈现中，许三观的形象清晰可见。
2.“民间”的发现与重塑。
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先锋作家余华也开始注重对“民间”的表现。但那时“民间”比较模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官方”主流相对的文化立场，甚至是一些比较过激的表现，比如悍匪、黑社会等一些被社会极度边缘化的元素也一度被视作“民间性”。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诸多事物被极端化，因此“民间”也被极端化了，导致了民间百姓日常性的屏蔽及民间的“非民间化”意识形态的重现。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对民间的发现与表现，对当时所有的先锋派作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许三观卖血记》重建了一个日常的“民间”空间。小说中的情节线索与矛盾都比较温和，以日常生活为主题，对民间的温情、民间人性的美善有很到位的展现，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场景里，我们读到的是民间的善良与宽容大度；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我们目睹的是民间人性与人情的纯美；在许三观去上海的途中卖血的经历里，我们感受的是民间的温暖与善良。而在许三观应对苦难的人生历程中，我们更感动于他的乐观豁达与至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作家在其中文版《自序》中所说的：“这本书其实时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家在这里虚构的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回忆。”［5］
综上所述，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的母题，而对于苦难，作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八十年代展示人性的丑恶，到进入九十年代后挖掘人性的善美这一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对社会、对世界的不断理解，对人生的不断感悟，对理想的不断追求，有理由相信，他以后的作品将会呈现出更多美好、阳光的元素。
参考文献：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讲话［J］.作家，1996，（3）.
［2］［3］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36，194.
［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后评）［J］.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自序）［J］.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