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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评述的“隔离墙”
1998年5月，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面对长城感慨地说：“以色列也需要这样巨大的墙来保障它的人民的安全。”当时，站在他身旁的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回答说：“能给以色列人真正安全保障的是和平，而不是混凝土墙。”
然而，以色列的领导人却并未听取朱总理的劝告，2002年6月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内阁以25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修建“隔离墙”的计划。那投唯一的一张反对票的是工党领袖佩雷斯。其实，最早提出修建“隔离墙”方案的却是以色列工党。他们建议沿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分界线，即国际上公认的“绿线”修建一条“隔离墙”，以防止激进分子向以色列渗透，制造爆炸事件。但此建议遭到以定居者为代表的极右翼的反对，他们主张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大约150个定居点全部圈入以色列一侧，这等于将吞并几乎所有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领土。后来，由于爆炸事件屡屡发生，让以色列防不胜防，迫于压力，沙龙政府终于批准修建“隔离墙”。
记得1998年11月，我们应邀访问以色列期间，无论是在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无论是在公园门口、公共汽车站，或超市的橱窗里，到处都张贴着提醒发现可疑爆炸物时，拨打预警电话的招贴画：远看是一只美女的眼睛，走近了，便发觉那黑色的瞳孔竟是一枚柠檬状的炸弹!下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和报警电话的号码。那时，人们看见人行道边的垃圾箱，都远远地绕着走，因为好几起爆炸事件，都是恐怖分子将爆炸物放在垃圾箱中引发的。那次访问期间，我们曾经遭遇过两次爆炸事件，两次都发生在耶路撒冷。一次是中午，以色列外交部两位副总司长在一家餐馆宴请我们，宾主刚刚坐下，附近两声沉闷的爆炸震得餐馆玻璃门窗都在颤动。我们相互对看一眼，出于礼貌，谁也没有表示惊诧。主人却哈哈一笑，说：“在以色列，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只当它是摇滚乐吧!”一句幽默，打破了彼此的尴尬。另一次是在晚上，在我们旅馆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刚进门，身后便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忙闪在一边，只见几个治安警察提着冲锋枪夺门而入。后来被告知是那家餐馆接到警告电话，说餐馆里有爆炸物。我们只好乘出租车去别的餐馆就餐，路上听陪同说，那警告电话十之八九是恶作剧，但警察局接报后，又不能不派来治安警察和清除爆炸物的专家。
后来，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一方动辄动用坦克、飞机、大炮，或武装直升机“定点清除”，一方则用土制火箭、路边遥控炸弹以至“人体炸弹”还击。以暴易暴，愈演愈烈。为阻止“人体炸弹”频繁地从西岸渗入以境，沙龙政府下令加紧“隔离墙”建设。尽管沙龙一再声称：“隔离墙’的修建完全是为了安全目的，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然而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从2003年6月开始的第一期工程看，“隔离墙”并非像以色列政府声称的那样沿着“绿线”修建，而是普遍向东延伸到巴勒斯坦地区，有的地方纵深达到6～7公里，将20％左右巴勒斯坦在西岸的土地“圈”入以色列一边。而且，在修建时恣意砍伐巴勒斯担人的橄榄树，捣毁他们的住房、家禽养殖场、牲畜围栏，或截断道路、水源，甚至将一些巴勒斯坦村庄直接“圈”入以色列一方，以致使不少巴勒斯坦人处于与外界无法联系的孤立的“隔离区”内，剥夺了他们生活来源与生存权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搬迁……
巴勒斯担人把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斥之为“种族主义的隔离墙”，是以“反恐”为籍口，在未经巴方同意，也没有国际社会参与监督的情况下，以“圈地”方式大肆侵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造成既成事实，最终达到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目的。阿盟秘书长穆萨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一举措，认为它是冷战时期柏林墙的翻版，只会对巴以和平进程产生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2003年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隔离墙”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与修建“隔离墙”，拆除现已存在的建筑框架，并有义务补偿因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一切损失。
然而，对联合国的各项相关决议，以色列都不予置理，对国际法院的裁决，自然更不加理会。
又几年过去。国际上有关“隔离墙”是是非非的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次有机会应邀出访以色列，自然希望见识见识那耗费了近10亿美元修建的长达360余公里的“隔离墙”。
我们原以为“隔离墙”只是报刊上看到的8-10米高的预制水泥墙，来以色列后，才知道“隔离墙”因地域不同，也有不同的形式。在居民密集的城镇，“隔离墙”主要是8-10米高耸的水泥墙，配以壕沟、电网及电子监控设备。而在非居民区，例如我们从濒临地中海的古城凯撒尼亚经哈德拉东去，前往拿撒勒途中，从撒马尼亚山俯瞰图勒凯尔姆所看到的横穿西岸北部地区的“隔离墙”，便是一道2-3米高的电网，两侧各有近20米宽的松土地带，配备电子监控设备与巡逻直升机。这种“隔离墙”在成本上要低于水泥制式的“隔离墙”，由于它远离村镇，一旦发现非法潜入者的脚迹，立即循踪追击，潜入者同样难以逃脱。
据同我们座谈交流的以色列专家和陪同我们参观、游览的导游告诉我们，自从“隔离墙”修建后，以色列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人体炸弹”袭击已经大为减少，由多时每月十几次下降到年均2-3次的“可接受水平”。1998年我们访问时，那张几乎无处不在的提示警惕可疑爆炸物的招贴画，已经不见踪影，人们对路边的垃圾箱也不再神经过敏了。以色列政府也顿感压力骤减，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隔离墙”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危害，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拿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由电网构筑的“隔离墙”来说，它把一条由加利利地区通往图勒凯尔姆的公路完全“圈”在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无法再使用这条公路了。而地处图勒凯尔姆四周农垦区的村庄，有大片的橄榄林、果园与农田，是巴勒斯坦经济与社会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由于以色列修建“隔离墙”时，强行分割、穿越，将“隔离墙”两侧17-20米内的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果树、农田恣意捣毁、砍光、犁平，或一股脑儿“圈”入以色列一侧。致使大量巴勒斯坦成年人失业和儿童失学，甚至连生病也无处求医。许多农田、果园由于水井和水渠被“隔离”而荒废。它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后果，确是难以估量的。
连以色列的媒体与专家、学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隔离墙”显然是一道政治墙，是横亘在实现以巴人民和解道路上的新障碍。与其说是为了反恐，毋宁说是从根本上剥夺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利；耗费几十亿谢克修建和维护“隔离墙”，而让和平变得遥遥无期是得不偿失……
2006年12月15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根据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建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就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损失登记造 册的决议。
面对“隔离墙”，人们不能不问：它究竟“隔离”了什么?
两粒石子
在收到以色列前驻华大使南月明女士赠送的拉宾夫人利娅·拉宾回忆录《最后的吻》中译本时，我们正赶写散文集《走进迦南地》。我们曾准备在这本书出版后，再拜托南月明大使转赠利娅·拉宾。因为书中不仅收录了1995年拉宾逝世时，我们在开罗写的《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还收录了我在1998年再访以色列后写的纪念拉宾的《让太阳升起》……
不料就在散文集编成将行付梓时，竟传来利娅·拉宾病逝的噩耗。我们不得不怀着悲痛，补写了一篇《愿逝者永恒》。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们写道：
利娅·拉宾的回忆录《最后的吻》的封底上，有一帧彩色照片：利娅独自坐在拉宾的墓石上，背靠着黑色的碑石，就像倚着拉宾强有力的臂膀。碑石上放着一粒粒前来拜谒者祝福逝者永恒的小石子。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去以色列，一定去赫茨尔山，把两粒北京带去的小石子，轻轻地放在他们黑白两色的碑石上……
吊唁者将一粒粒小石子放在逝者墓上或碑石上，表达对逝者的缅怀与祝福，是犹太人的习俗。这源于《圣经》上的律条：不得用活物(包括鲜花)祭奠死者。我们本着“入乡随俗”的理念，用犹太人祭扫的方式，只为表达我们对逝者的敬重。
这次应邀访问以色列之前，我特意在北京我们居住的小区里，拣了一粒自的、一粒黑的两粒小石子，行前仔细地用小塑料袋装好，放在贴胸的衣袋里，带到以色列，带到赫茨尔山。
赫茨尔山在耶路撒冷西部，距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亚德瓦谢姆不远。这里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倡导、与实践者西奥多·赫茨尔的长眠之地。1896年他出版的专著《犹太国》，为后来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也被犹太人公认为以色列建国之父和“新时代的摩西”。遗憾的是，他也像摩西一样，率领百十万奴隶走出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沙漠中盘亘40年，终于将他们引领到耶和华应允给他们先祖的“迦南地”，自己却未能走进。赫茨尔抱病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苦苦探求，在终于看到一线曙光的时候，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在遗嘱中要求把他埋葬在维也纳他父亲身边，“直到犹太人民把我的遗骸送到巴勒斯坦”。1949年，犹太国——以色列建国第二年，犹太人民终于按照赫茨尔的遗愿，将他的遗骸从维也纳迁到以色列，隆重地安葬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山顶上，这座山也因之易名为赫茨尔山。
我们是在参观完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后，来赫茨尔山瞻仰拉宾夫妇陵墓的。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山顶驶去，路边是排列整齐的大片的墓地，凯姆博士介绍说，这里长眠的是历次中东战争中阵亡的官兵。车在一个小停车场下，我们步行走过以色列著名人士与政府要员的墓地，从一块块并排平躺着的墓石上镌刻的姓名，可以知道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六五战争”时的首相列维·艾希科尔，以及以色列老资格的女政治家、前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等等都长眠在这里。尽管他们生前社会地位十分显赫，但他们的墓地却都非常简朴，没有欧洲陵园里常见的华丽的雕像与装饰。这大约也缘于《圣经·创世记》所云：“你本是泥土，仍要归于泥土”。以及犹太人不得崇拜偶像，不得向偶像跪拜的宗教理念。
同以色列其他政要的陵墓相比，拉宾夫妇的陵墓便显得气派多了。它在赫茨尔山的一个小山顶上，白色玄武岩的墓石上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墓碑，是他们的朋友、以色列著名的建筑师摩西·萨法戴设计的：约一米见方的一黑一白两块厚重的玄武岩并放在一起，正面镂空的倒置的圆锥体使黑白碑石组成一个大写的V字。黑、白碑石上用希伯莱文分别镌刻着伊扎克·拉宾夫妇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圆形的燃点长明火炬的石瓮。墓碑造型简洁、凝重，肃穆、庄严，据说黑色代表刚毅，白色代表纯洁，象征着拉宾夫妇的精神与人格。
我们来到墓前，我踏着石阶，将从北京带来的两粒石子，恭恭敬敬地放在黑白两色的墓碑上。
我默默地站在墓前，望着黑白两色的碑石，百感交集。拉宾是在1995年11月4日夜晚，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后易名拉宾广场)上举行的一次有十万人参加的和平集会上，被一名极右翼的犹太青年刺杀身亡的，迄今已经整整11年了。利娅·拉宾在《最后的吻》中，面对当时的以巴和中东局势，就曾不无遗憾地说：“现状简直让伊扎克在墓中不得安生……”如今又几年过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后，无论是巴格达、加沙、约旦河西岸，或黎以边界以至整个中东，无不是冲突迭起，乱象丛生!拉宾为之付出鲜血与生命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中东和平，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更加遥不可及。谁来继承拉宾的“和平遗愿”，高擎起他的和平火炬呢?连日的研讨、座谈会上，这也是专家、学者们绞尽脑汁，也未能解答的议题。
但我听说，半个月前，拉宾遇刺11周年的晚上，十万以色列民众依旧自发地汇集在特拉维夫的拉宾广场，举着烛光，默默悼念这位高擎和平火炬的伟人。他点燃的和平之火，依旧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拉宾夫妇的墓园时，忽然来了一群以色列青年军人，他们是结束休假返回军营之前，相约来这里凭吊他们心中的这对伟人的。看着他们，我沉甸甸的心绪不禁释然了。我想，拉宾点燃的和平火炬是不会熄灭的……
1998年5月，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面对长城感慨地说：“以色列也需要这样巨大的墙来保障它的人民的安全。”当时，站在他身旁的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回答说：“能给以色列人真正安全保障的是和平，而不是混凝土墙。”
然而，以色列的领导人却并未听取朱总理的劝告，2002年6月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内阁以25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修建“隔离墙”的计划。那投唯一的一张反对票的是工党领袖佩雷斯。其实，最早提出修建“隔离墙”方案的却是以色列工党。他们建议沿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分界线，即国际上公认的“绿线”修建一条“隔离墙”，以防止激进分子向以色列渗透，制造爆炸事件。但此建议遭到以定居者为代表的极右翼的反对，他们主张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大约150个定居点全部圈入以色列一侧，这等于将吞并几乎所有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领土。后来，由于爆炸事件屡屡发生，让以色列防不胜防，迫于压力，沙龙政府终于批准修建“隔离墙”。
记得1998年11月，我们应邀访问以色列期间，无论是在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无论是在公园门口、公共汽车站，或超市的橱窗里，到处都张贴着提醒发现可疑爆炸物时，拨打预警电话的招贴画：远看是一只美女的眼睛，走近了，便发觉那黑色的瞳孔竟是一枚柠檬状的炸弹!下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和报警电话的号码。那时，人们看见人行道边的垃圾箱，都远远地绕着走，因为好几起爆炸事件，都是恐怖分子将爆炸物放在垃圾箱中引发的。那次访问期间，我们曾经遭遇过两次爆炸事件，两次都发生在耶路撒冷。一次是中午，以色列外交部两位副总司长在一家餐馆宴请我们，宾主刚刚坐下，附近两声沉闷的爆炸震得餐馆玻璃门窗都在颤动。我们相互对看一眼，出于礼貌，谁也没有表示惊诧。主人却哈哈一笑，说：“在以色列，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只当它是摇滚乐吧!”一句幽默，打破了彼此的尴尬。另一次是在晚上，在我们旅馆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刚进门，身后便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忙闪在一边，只见几个治安警察提着冲锋枪夺门而入。后来被告知是那家餐馆接到警告电话，说餐馆里有爆炸物。我们只好乘出租车去别的餐馆就餐，路上听陪同说，那警告电话十之八九是恶作剧，但警察局接报后，又不能不派来治安警察和清除爆炸物的专家。
后来，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一方动辄动用坦克、飞机、大炮，或武装直升机“定点清除”，一方则用土制火箭、路边遥控炸弹以至“人体炸弹”还击。以暴易暴，愈演愈烈。为阻止“人体炸弹”频繁地从西岸渗入以境，沙龙政府下令加紧“隔离墙”建设。尽管沙龙一再声称：“隔离墙’的修建完全是为了安全目的，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然而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从2003年6月开始的第一期工程看，“隔离墙”并非像以色列政府声称的那样沿着“绿线”修建，而是普遍向东延伸到巴勒斯坦地区，有的地方纵深达到6～7公里，将20％左右巴勒斯坦在西岸的土地“圈”入以色列一边。而且，在修建时恣意砍伐巴勒斯担人的橄榄树，捣毁他们的住房、家禽养殖场、牲畜围栏，或截断道路、水源，甚至将一些巴勒斯坦村庄直接“圈”入以色列一方，以致使不少巴勒斯坦人处于与外界无法联系的孤立的“隔离区”内，剥夺了他们生活来源与生存权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搬迁……
巴勒斯担人把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斥之为“种族主义的隔离墙”，是以“反恐”为籍口，在未经巴方同意，也没有国际社会参与监督的情况下，以“圈地”方式大肆侵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造成既成事实，最终达到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目的。阿盟秘书长穆萨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一举措，认为它是冷战时期柏林墙的翻版，只会对巴以和平进程产生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2003年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隔离墙”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与修建“隔离墙”，拆除现已存在的建筑框架，并有义务补偿因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一切损失。
然而，对联合国的各项相关决议，以色列都不予置理，对国际法院的裁决，自然更不加理会。
又几年过去。国际上有关“隔离墙”是是非非的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次有机会应邀出访以色列，自然希望见识见识那耗费了近10亿美元修建的长达360余公里的“隔离墙”。
我们原以为“隔离墙”只是报刊上看到的8-10米高的预制水泥墙，来以色列后，才知道“隔离墙”因地域不同，也有不同的形式。在居民密集的城镇，“隔离墙”主要是8-10米高耸的水泥墙，配以壕沟、电网及电子监控设备。而在非居民区，例如我们从濒临地中海的古城凯撒尼亚经哈德拉东去，前往拿撒勒途中，从撒马尼亚山俯瞰图勒凯尔姆所看到的横穿西岸北部地区的“隔离墙”，便是一道2-3米高的电网，两侧各有近20米宽的松土地带，配备电子监控设备与巡逻直升机。这种“隔离墙”在成本上要低于水泥制式的“隔离墙”，由于它远离村镇，一旦发现非法潜入者的脚迹，立即循踪追击，潜入者同样难以逃脱。
据同我们座谈交流的以色列专家和陪同我们参观、游览的导游告诉我们，自从“隔离墙”修建后，以色列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人体炸弹”袭击已经大为减少，由多时每月十几次下降到年均2-3次的“可接受水平”。1998年我们访问时，那张几乎无处不在的提示警惕可疑爆炸物的招贴画，已经不见踪影，人们对路边的垃圾箱也不再神经过敏了。以色列政府也顿感压力骤减，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隔离墙”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危害，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拿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由电网构筑的“隔离墙”来说，它把一条由加利利地区通往图勒凯尔姆的公路完全“圈”在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无法再使用这条公路了。而地处图勒凯尔姆四周农垦区的村庄，有大片的橄榄林、果园与农田，是巴勒斯坦经济与社会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由于以色列修建“隔离墙”时，强行分割、穿越，将“隔离墙”两侧17-20米内的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果树、农田恣意捣毁、砍光、犁平，或一股脑儿“圈”入以色列一侧。致使大量巴勒斯坦成年人失业和儿童失学，甚至连生病也无处求医。许多农田、果园由于水井和水渠被“隔离”而荒废。它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后果，确是难以估量的。
连以色列的媒体与专家、学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隔离墙”显然是一道政治墙，是横亘在实现以巴人民和解道路上的新障碍。与其说是为了反恐，毋宁说是从根本上剥夺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利；耗费几十亿谢克修建和维护“隔离墙”，而让和平变得遥遥无期是得不偿失……
2006年12月15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根据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建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就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损失登记造 册的决议。
面对“隔离墙”，人们不能不问：它究竟“隔离”了什么?
两粒石子
在收到以色列前驻华大使南月明女士赠送的拉宾夫人利娅·拉宾回忆录《最后的吻》中译本时，我们正赶写散文集《走进迦南地》。我们曾准备在这本书出版后，再拜托南月明大使转赠利娅·拉宾。因为书中不仅收录了1995年拉宾逝世时，我们在开罗写的《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还收录了我在1998年再访以色列后写的纪念拉宾的《让太阳升起》……
不料就在散文集编成将行付梓时，竟传来利娅·拉宾病逝的噩耗。我们不得不怀着悲痛，补写了一篇《愿逝者永恒》。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们写道：
利娅·拉宾的回忆录《最后的吻》的封底上，有一帧彩色照片：利娅独自坐在拉宾的墓石上，背靠着黑色的碑石，就像倚着拉宾强有力的臂膀。碑石上放着一粒粒前来拜谒者祝福逝者永恒的小石子。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去以色列，一定去赫茨尔山，把两粒北京带去的小石子，轻轻地放在他们黑白两色的碑石上……
吊唁者将一粒粒小石子放在逝者墓上或碑石上，表达对逝者的缅怀与祝福，是犹太人的习俗。这源于《圣经》上的律条：不得用活物(包括鲜花)祭奠死者。我们本着“入乡随俗”的理念，用犹太人祭扫的方式，只为表达我们对逝者的敬重。
这次应邀访问以色列之前，我特意在北京我们居住的小区里，拣了一粒自的、一粒黑的两粒小石子，行前仔细地用小塑料袋装好，放在贴胸的衣袋里，带到以色列，带到赫茨尔山。
赫茨尔山在耶路撒冷西部，距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亚德瓦谢姆不远。这里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倡导、与实践者西奥多·赫茨尔的长眠之地。1896年他出版的专著《犹太国》，为后来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也被犹太人公认为以色列建国之父和“新时代的摩西”。遗憾的是，他也像摩西一样，率领百十万奴隶走出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沙漠中盘亘40年，终于将他们引领到耶和华应允给他们先祖的“迦南地”，自己却未能走进。赫茨尔抱病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苦苦探求，在终于看到一线曙光的时候，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在遗嘱中要求把他埋葬在维也纳他父亲身边，“直到犹太人民把我的遗骸送到巴勒斯坦”。1949年，犹太国——以色列建国第二年，犹太人民终于按照赫茨尔的遗愿，将他的遗骸从维也纳迁到以色列，隆重地安葬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山顶上，这座山也因之易名为赫茨尔山。
我们是在参观完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后，来赫茨尔山瞻仰拉宾夫妇陵墓的。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山顶驶去，路边是排列整齐的大片的墓地，凯姆博士介绍说，这里长眠的是历次中东战争中阵亡的官兵。车在一个小停车场下，我们步行走过以色列著名人士与政府要员的墓地，从一块块并排平躺着的墓石上镌刻的姓名，可以知道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六五战争”时的首相列维·艾希科尔，以及以色列老资格的女政治家、前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等等都长眠在这里。尽管他们生前社会地位十分显赫，但他们的墓地却都非常简朴，没有欧洲陵园里常见的华丽的雕像与装饰。这大约也缘于《圣经·创世记》所云：“你本是泥土，仍要归于泥土”。以及犹太人不得崇拜偶像，不得向偶像跪拜的宗教理念。
同以色列其他政要的陵墓相比，拉宾夫妇的陵墓便显得气派多了。它在赫茨尔山的一个小山顶上，白色玄武岩的墓石上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墓碑，是他们的朋友、以色列著名的建筑师摩西·萨法戴设计的：约一米见方的一黑一白两块厚重的玄武岩并放在一起，正面镂空的倒置的圆锥体使黑白碑石组成一个大写的V字。黑、白碑石上用希伯莱文分别镌刻着伊扎克·拉宾夫妇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圆形的燃点长明火炬的石瓮。墓碑造型简洁、凝重，肃穆、庄严，据说黑色代表刚毅，白色代表纯洁，象征着拉宾夫妇的精神与人格。
我们来到墓前，我踏着石阶，将从北京带来的两粒石子，恭恭敬敬地放在黑白两色的墓碑上。
我默默地站在墓前，望着黑白两色的碑石，百感交集。拉宾是在1995年11月4日夜晚，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后易名拉宾广场)上举行的一次有十万人参加的和平集会上，被一名极右翼的犹太青年刺杀身亡的，迄今已经整整11年了。利娅·拉宾在《最后的吻》中，面对当时的以巴和中东局势，就曾不无遗憾地说：“现状简直让伊扎克在墓中不得安生……”如今又几年过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后，无论是巴格达、加沙、约旦河西岸，或黎以边界以至整个中东，无不是冲突迭起，乱象丛生!拉宾为之付出鲜血与生命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中东和平，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更加遥不可及。谁来继承拉宾的“和平遗愿”，高擎起他的和平火炬呢?连日的研讨、座谈会上，这也是专家、学者们绞尽脑汁，也未能解答的议题。
但我听说，半个月前，拉宾遇刺11周年的晚上，十万以色列民众依旧自发地汇集在特拉维夫的拉宾广场，举着烛光，默默悼念这位高擎和平火炬的伟人。他点燃的和平之火，依旧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拉宾夫妇的墓园时，忽然来了一群以色列青年军人，他们是结束休假返回军营之前，相约来这里凭吊他们心中的这对伟人的。看着他们，我沉甸甸的心绪不禁释然了。我想，拉宾点燃的和平火炬是不会熄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