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整体政府的改革与行政主体理论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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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体理论作为行政法学体系的理论原点,自西方舶来之后,被我国行政诉讼的现实需要迅速工具化,难以发挥其理论基础的功能。革新行政主体理论需要回到其本来的世界——公共行政的场域。全面回应我国整体政府改革和社会行政扩展的趋势,按照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个层面改造行政主体理论,将国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各级政府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剥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主体资格。赋予各类从事公共行政的政府外组织“准行政主体”的公法身份。解除行政主体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连带关系,按照“谁行为谁被告(复议被申请人)”的原则简化行政救济,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走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的循环论证,将行政主体作为确定行政行为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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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研究有其独到的学科传统。自晚清、民国以降,就“中国外交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历史学界、国际法学界和外交学界曾提出过夏朝说、商朝说、春秋说与晚清说四类意见。随着现代政治学研究对“主权国家”的日渐重视,外交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活动,日益为“主权国家”观念所限制和窄化,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春秋盟会被移出了外交研究的视野。但追本溯源,外交活动的发端明显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论从历史的眼光,学科的传统,还是当下学科的发展方向上看,有关中国外交起源的研究,都不应受到“主权国家”理论的过强影响,而应依照外交学自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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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推出精品力作,推动理论和学术创新,自202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开展《中国社会科学》年度好文章评选活动。首届评选活动方案如下:一、文章遴选范围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12期刊发的全部文章。二、评选标准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通过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符号的深刻分析,可发现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是社会符号普遍的有规律性的特质,是社会符号在一定社会形态下获得的历史规定性,其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即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由实践的辩证本质即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所规定,是否定性辩证法在符号上的具体表达。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是基于实践、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是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在当代,构建科学的社会符号论,不仅可以推动符号学的发展,而且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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